![王振[明朝專權宦官]](/img/8/a31/nBnauM3X3gDNyETOxUDMzYjMzQTM4gzN1UjMzQTNwAzMwIzL1AzL1Q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王振[明朝專權宦官]")
人物生平
明英宗侍奉皇子
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病死，英宗即位，次年改元正統。這時，英宗年僅9歲，不能親自處理國家大事，太皇太后張氏（英宗祖母）垂簾聽政。張太后雖然秉政，並不處理國家政務，而是把國家一切政務交給內閣大臣“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處理，這也是明朝的一個好傳統，只有明朝沒有太后專權外戚亂政的事。英宗即位後，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愛的人，王振便越過原司禮太監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權力最大的司禮太監。這倒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一朝天子一朝臣，宦官也不例外。
司禮監是明代宮廷里24個宦官衙門中最重要的一個，它總管宮中宦官事務，提督東廠等特務機構，替皇帝掌管內外一切章奏和檔案，代傳皇帝諭旨等，由於此職事關機要，歷來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擔任。後來，隨著“票擬”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後的裁決意見，要由司禮監秉筆太監用紅筆批寫在奏章上，稱為“批紅”。奏章經過“批紅”以後，再交內閣撰擬詔諭頒發。宦官掌握了“批紅”大權，實際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這些宦官成天在皇帝旁邊，善於察言觀色以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簡出、和外廷官接觸少的弱點，欺上瞞下，假傳諭旨或歪曲篡改諭旨，以售其奸。英宗把這樣一個重要官職交給王振，為他日後擅權開闢了道路。
但是張太后垂拱而治，三楊忠心秉政。由於他們都是前朝元老，威望很高，王振自知難與匹敵，還不敢放肆，只好採取兩面派手法，等待時機，再行竊權。為此，他對張太后和三楊百般殷勤，畢恭畢敬，極盡諂媚之能事，以討得他（她）們的好感。一次，英宗朱祁鎮與小宦官在宮廷內擊球玩耍，被王振看見了。第二天，王振故意當著三楊等人的面，向英宗跪奏說：“先皇帝為了球子，差點誤了天下，陛下今天復踵其好，是想把國家社稷引到哪裡去！”裝出一副忠心耿耿、十分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樣子。三楊聽了，深受感動，慨嘆地說：“宦官當中也有這樣的人啊！”王振每次到內閣去傳達皇帝的旨意，都裝得十分恭敬和小心的樣子，總是站在門外，不入閣內，深深感動了三楊，後來，王振再來傳旨時，三楊打破慣例，特把王振請到屋內就坐。三楊中楊榮謀略最高，他知道自己三人已老，便和楊溥、楊士奇商量，預先把一些正直有才幹的人引入內閣，培植外臣勢力，一旦自己三人退位，這些人可以有能力對付王振的勢力。只是這一步想到的晚了一些。
王振表面上討好三楊，事事順從，裝成不干預政事的樣子，但內心仍然按耐不住攫取權利的慾火，一有機會，就想法抓權，乾一些干預朝政的勾當。他常趁無人在英宗旁邊時，勸英宗用重典制御臣下，反對開“經筵”、倡導文治，建議英宗發展軍事、以武治理國家等等。因此，英宗曾讓他帶領朝中文武大臣到朝陽門外閱兵，王振則利用這個機會，壓制真正有才能的人，把他的私黨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報為騎射第一，一下子提升為都督僉事。
太皇太后張氏賢明有德，她見王振逐漸有抓權、逐漸朝政的跡象，心中十分不安。她害怕前朝宦官專政的歷史重演而斷送大明江山，決心進一步提醒英宗嚴防宦官專政，並準備嚴懲王振，以打消王振妄圖干預朝政的念頭。一天，張太后讓宮中女官穿上戎裝，佩好刀劍，守衛在便殿旁邊，肅穆凜然。接著，太后把英宗和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以及尚書胡煥等召到便殿。英宗和五大臣見狀，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兒，英宗急忙按規定站立東邊，五大臣站立西邊。
太后看了看五大臣，又看了看英宗，然後指著五大臣對英宗說：“這五位大臣是先朝元老，受先皇之命輔佐你治理國家，你有什麼事情，必須與他們商量，如果他們不贊成，切不可去做。”接著張太后又把王振找來，喝令跪在地上，聲色俱厲地說：“太祖以來就立下了規矩，宦官不得干預政事，違犯者定斬不饒。現在，你侍奉皇帝不守規矩，按照我大明法律，應當賜你一死。”太后的話剛一說完，事先安排好的幾個女官應聲而上，把刀擱在王振的脖子上。王振頓時嚇得面如土色，渾身直打哆嗦。英宗見狀也大吃一驚，急忙跪下替王振求情。五大臣也跪下請求太后免王振一死。張太后見狀，怒氣稍息，改變顏色說：“皇帝年幼，豈知此等宦官自古禍人家國，我看在你們的面上，饒了王振，但是此後不許他干預國政，如有違犯，定斬不饒。”王振聽後，連連點頭稱“是”，不斷磕頭謝恩。此後，張太后每隔幾天就派人到內閣去查問王振辦了什麼事情，有沒有未通過內閣而由王振自己決定的事情。王振受此教訓，還真的老實了一段時間。
王振不惜低聲下氣，小心謹慎地侍奉宮中的皇親國戚，好不容易當上了司禮太監，在一個時期內，他心花怒放，不知所已。哪知，“三楊”等元老重臣德高望重，張太后對他管制又特別嚴格，他想控制朝政的願望難以實現，心中著實不快。但也毫無辦法，只好在干預朝政的道路上停一下腳步，採取以屈求伸的辦法，等待時機，以求一逞。王振知道，要達到自己的目的，緊緊抓住英宗和培植黨羽十分重要。為此，他改變策略，先不去乾那些直接干預朝政的事，而去進一步討好英宗，並在暗地裡廣交朋友，大量培植私黨，為以後專權培養基礎。很快就取得了一些大臣的讚譽，也進一步得到了英宗的寵信。
正統六年（1441年）十月，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重建竣工，英宗在皇宮大擺筵宴，進行慶賀。按照明朝宮中制度規定，宦官無論如何也沒有資格參加宮宴。可這時的王振已深得英宗寵信，英宗在宴會上見不到王振，就象少了點什麼似的，急忙派人前去看望。王振見了來人，自比周公，大發牢騷說：“周公輔助成王，為什麼惟獨我不可以到宴會上去坐一坐呢？”使者將王振的話報告了英宗，英宗不但不怪罪，反倒覺得王振受了委屈，下令打開東華門的中間大門，讓王振進入宮中參加宴會。王振剛剛來到門外，宮中百官即向他羅拜，表示歡迎。這件事充分說明，王振雖然受到張太后和三楊的限制，但他勢力仍然逐步強大起來。
大權獨攬
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張氏病逝，失去了對王振最有控制能力的人。而此時三楊中楊榮在正統五年病死，楊士奇因為兒子殺人而引咎辭職，只有楊溥在朝，而楊溥也老了，心計又沒有楊榮多，而楊榮引入內閣的大學士馬愉、曹鼐資歷太淺，威望不夠，王振擅權的一切條件都成熟了。英宗是一個常常發昏的皇帝，他並不是貪求淫樂不理朝政，而是過於相信王振，凡是王振說的，他馬上就相信，而且認為是最好聽、最正確的。而在他後來復位後，他重用大學士李賢，朝政也是井井有條。是一個有時昏、有時明的皇帝。
王振見阻攔自己掌權的所有障礙都已經被自然規律掃除了，當然輕而易舉的就盡攬明王朝的政權。他早就看明太祖掛在宮門上那塊禁止宦官干預政事的鐵牌不順眼，第一件事就是把這塊牌子摘下來。隨後又在京城內大興土木，為自己修建府邸。他還修建智化寺，為自己求福。
王振曾經勸英宗以重典治御臣下，他自己更是如此。誰若順從和巴吉他，就會立即得到提拔和晉升；誰若違背了他，立即受到處罰和貶黜。一些官僚見到王振權勢日重，紛紛前來巴結賄賂，以求高升。有位工部郎中，名叫王佑，最會阿諛逢迎。一天，王振問王佑說：“王侍郎你為什麼沒有鬍子？”王佑無恥地回答說：“老爺你沒有鬍子，兒子我怎么敢有。”一句話說得王振心裡甜滋滋的，立即提拔他為工部侍郎。徐希和王文亦因善於諂媚，被王振提拔為兵部尚書和都御使。王振還把他的兩個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為錦衣衛指揮同知和指揮僉事。又把死心塌地依附於自己的心腹馬順、郭敬、陳官、唐童等，安插在各個重要部門。福建有位參政宋彰將貪污的數以萬計的官銀送給王振，立即被提拔為布政使。這樣，從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個以王振為核心的朋黨集團。
對於那些稍有不服、甚至要和自己分庭抗禮的朝臣，王振的霹靂手段便立即使用上，決不留情。正統八年（1443年）的一天，炸雷擊壞奉天殿一角，英宗因遭此天災，特下求言詔，要求群臣極言得失。翰林侍講劉球上疏提出“皇帝應親自處理政務，不可使權力下移”等項建議。王振看到劉球的建議有侵己之處，大怒，立即下令逮捕劉球入獄。這時，正值編修官董磷因自己要求任太常卿一事而被王振關進獄中之時，王振便想通過董鱗之事置劉球於死地。立即指使其黨徒馬順用毒刑拷打、逼迫董磷承認他自己所請太常卿之事是受劉球所指使。劉球被逼不過，只好屈服。王振便以此下令處死劉球，並把劉球的屍體支解。朝野大臣聽說此事，皆不敢上疏言事了。還有駙馬都尉石碌，一天在家裡責罵傭人太監員寶。王振又有了兔死狐悲的感覺，把石碌投入錦衣衛大牢。英宗對王振的所作所為全部贊同，他還總是稱王振為先生不稱他的名字，以示尊重。朝臣見皇帝猶如此，只有等而下之，連王侯公主都稱王振為翁父，大臣們只能望風便拜，更有無恥者紛紛認王振作乾爹。
不過也有寧死不屈服權勢的。一次，御史李鐸碰到王振沒有跪拜，就被逮捕，關進監獄，後被貶官流放到遼東鐵嶺衛服役。還有，大理寺少卿薛是王振的同鄉，但他痛恨王振擅權專恣，不和他來往。一次，王振會議東閣，眾公卿見王振來到，都俯首揖拜，唯獨薛一人不拜。這下可惹惱了王振，遂懷恨在心。後來，北京有位指揮病死，王振的侄子王山欲將其妾岳氏據為已有，但這個指揮的妻子不同意，王山就與岳氏密謀，誣告該妻毒死了自己的丈夫，並逮捕該妻交給都察院審訊。薛在審理這一案件時，發現所告與事實不符，即主持公道，為該妻辨冤，又一次觸犯了王振。王振聽說這件事以後，大怒，立即指使他的黨羽控告薛受了被告賄賂，並將薛問成死罪。臨刑時，他的幾個兒子爭著代父受刑，王振的僕人和侍郎王偉也出來為薛申辯。王振一看眾怒難犯，只好免去薛的死罪，但仍罷官削職，放回鄉里。
王振不僅喜歡權，更喜歡錢與武功，一些人為了升官發財，每次朝會都向王振送禮。更有一些無恥之徒，為了討好王振，極力幫助王振收禮，並當眾公布禮物數目。比如，王佑就曾在眾人面前說，某人以某物送給王振，某人沒有送禮等。結果送禮者得到提拔，沒有送禮者受到處罰。於是，人們紛紛向王振送禮，多至千金，少亦百金左右。時間一久，向王振送禮成了宮中一項不成文的規定，如果有人不送禮，也要受到懲罰。比如，國子監祭酒李時勉，曾建議改建國子監以發展教育事業。但他比較正直，不向王振獻媚，不賄賂不送禮，只是依制接待，引起王振不滿。後來，王振便以李時勉砍掉國子監前古樹的一些樹枝為藉口，罰李時勉身帶重枷在國子監門前示眾，李時勉身頂烈日，堅持3天，他的學生一千多人伏闕上書，請求釋放李時勉。有個學生石大用上書皇帝，願意自己代替老師受刑。王振看到奏章後，也感到很慚愧。正好國子監助教李繼通過太后的父親孫忠向太后求情，孫太后便告訴了英宗，英宗根本不知道這件事，王振見壓力太大，便放了李時勉。還有那位錚錚鐵骨的于謙，正統十一年（1446年）準備進京見皇帝，朋友們都勸他給王振帶上一點兒禮物，他堅決不同意，兩袖清風，來到京城，結果被王振暗地指使其黨羽李錫給他加上對皇帝不滿的罪名而關進監獄，並判處死刑。後來在山西、河南兩省官民進京伏闕請願的壓力下，王振才免了于謙的死罪。王振依仗英宗的寵信，大煽淫威，虐焰之熾烈已達頂點。
王振就是這樣，利用手中權力，一面結黨營私，大力提拔那些溜須拍馬、諂媚逢迎之徒；一面大打出手，殘酷地鎮壓那些反對自己專權和對自己不恭不敬之人。王振則遍受賄賂，又大肆貪污，家中財富越來越多。後來王振敗績，籍沒其家產時，僅金銀就有60餘庫，玉盤100多個，珊瑚樹高六七尺者20餘株，其它珍玩則不計其數，足見其貪污受賄的程度，王振控制朝政以後，不僅對內黨同伐異，大耍淫威，對外也投機取巧，破壞邊防，終於招致了瓦剌貴族的進犯。
土木之變
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領也先遣使2000餘人貢馬，向明朝政府邀賞，由於宦官王振不肯多給賞賜，並減去馬價的五分之四，沒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就製造釁端。遂於這年七月，統率各部，分四路大舉向內地騷擾。東路，由脫脫不花與兀良哈部攻遼東；西路，派別將進攻甘州（甘肅張掖）；中路為進攻的重點，又分為兩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統率，直攻宣府圍赤城，另一支由也先親率進攻大同。也先進攻大同的一路。”
瓦剌是蒙古中的一部。元朝滅亡以後，一部分蒙古族退回蒙古草原和東北等地。後經朱元璋派兵數次打擊，內部發生混亂，逐步分裂為韃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分。在明朝初期，三部分別臣服於明朝，每年都要向明朝獻馬朝貢。
永樂以後，在蒙古三部之中，瓦剌部日益強大，宣德時，瓦剌逐步控制了韃靼，正統初年，又征服了兀良哈，統一了蒙古三部。瓦剌統一蒙古以後，對明朝不斷騷擾，成為明朝北方的嚴重邊患。
王振擅權，不但不布置加強北方邊防，反而接受瓦剌賄賂，與瓦剌貴族進行走私交易。為了獲利，王振讓他的死黨、鎮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每年私造大量箭支，送給瓦剌，瓦剌則以良馬還贈王振作為報答。為了討好瓦刺，王振還對其貢使加禮款待，賞賜增厚。瓦剌自從與明朝建立“通貢”關係以來，每年都派出貢使攜帶著良馬等貨物到明朝朝貢，明朝政府則根據其朝貢物品的多少，相應地給予回賜。一般情況下，回賜物品的價值要稍稍超過朝貢物品的價值，同時，也要給對方貢使一定賞賜。因此，瓦剌為了獲取中原財富，非常願意到明朝來朝貢。按照原來規定，瓦剌每年到明朝的貢使不得超過50人。後來，瓦剌貪圖明朝回賜的欲望越來越大，貢使人數日益增加。到正統初年，瓦剌貢使的人數經常增加到2000餘人。王振對瓦刺增加貢使，絲毫不加以限制按數給予賞賜，至使瓦剌的胃口越來越大。
正統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領也先竟然派出2500多人的貢使集團，為了多領賞物，又虛報為3000人。瓦剌貢使冒領賞物，原是習以為常的事情，因王振與瓦刺有勾結，接受也先的賄賂，所以，瓦刺貢使冒領賞物，他都裝作不知道。這次，王振卻一反常態，叫禮部按實際人數發給賞賜，又輕率地將瓦剌貢馬削價五分之四，僅付給瓦剌索求諸物的五分之一。瓦剌貢使沒有得到滿足，憤怒而歸，並添油加醋地向也先作了匯報。也先於是以明朝減少賞賜為藉口，兵分4路，大舉攻明，並親率一支大軍進攻大同。
瓦剌軍來勢兇猛，迅速向南推進。明朝守衛西北的將士，幾次交戰失利，急忙向京師請兵救援。根本不懂軍事的王振，對瓦剌的軍事進攻沒有足夠的認識，以為讓英宗親征，就能把瓦刺兵嚇跑。所以，他為了僥倖取勝，冒濫邊功，便在明朝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慫恿英宗親征，讓英宗效仿宋真宗親征的榜樣，以便青史留下美名。英宗平日裡對王振言聽計從，同時也幻想著像其曾祖父成祖那樣數入漠北建立赫赫軍功，所以這次聽了王振的話，也認為親征是他大顯身手的好機會，便不與大臣們商議，做出親征的決定，並宣布兩天后立即出發。
英宗下詔旨後，兵部尚書鄺埜和侍郎于謙，力言明軍準備不夠，皇帝不宜輕率親征。吏部尚書王直亦率群臣上疏說：“如今秋暑末退，天氣炎熱，旱氣末回，青草不豐，水泉猶塞，士馬之用不甚充足。況且車駕既行，四方若有急奏，哪能儘快抵達。其他不測之禍，難保必無。萬望皇帝取消親征之令，另行選將前往征討。”可英宗聽信了王振的話，對眾大臣的諫阻，一句也聽不進去，非要親征不可。
王振和英宗在兩天之內湊合了20萬大軍，號稱50萬，胡亂配些糧草和武器，就匆匆出發了。當時，與英宗和王振同行的還有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及內閣大學士曹鼐、張益等100多名文武官員，但英宗不讓他們參預軍政事務，把一切軍政大權都交給王振一人專斷。此次出征，準備倉促，組織不當，大軍出發不久，軍內自相驚亂，未到大同，軍中已經乏糧。不斷有人死亡，殭屍鋪滿了道路。再加上連日風雨，人情洶洶，還未到達前線，軍心已經不穩。一些隨駕官員，見到此種情景，再次請求英宗回軍。王振一聽，大為惱怒，為了殺一做儆百，特罰諫阻最力的兵部尚書鄺埜和戶部尚書王佐跪於草地之中，直到天黑才準起來。後來，王振的同黨彭德清以天象諫阻，王振也不聽，仍然逼著大家繼續前進。
也先聽說英宗御駕親征，佯裝退卻，引誘明軍進入大同及其以北地區。8月1日，王振和英宗順利進入大同，他們看到瓦剌軍隊北撤，以為瓦剌害怕英宗親征，堅持繼續北進。鄺埜等人深感途中未見瓦刺一兵一卒，未損一矢，並不是什麼好兆頭，恐怕瓦刺兵有詭計。因此，他再次上章請求回軍，提醒王振不要中瓦刺埋伏。王振仍然不聽。第二天，王振的同黨、鎮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把前幾天前線慘敗的情況密告王振，並說，如果繼續北進，“正中瓦剌之計”。王振聽了郭敬的話，才害怕起來，急忙傳令，第二天撤出大同。
最初，王振想從紫荊關（今河北易縣西北)退兵，以便途經他的家鄉蔚州，讓英宗駕幸他的府第，向家鄉父老顯示自己的威風。於是。王振下令取道紫荊關回京。王振未與瓦剌接戰，即倉惶退兵，軍紀更加混亂。走了40里以後，王振忽然想起，大隊人馬經過蔚州，一定會損壞他家鄉的田園莊稼，於是，又改變主意，火速傳令改道東行，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進。這時，瓦剌已知明軍不戰而逃，急忙整軍來追，形勢十分緊張。大同參將郭登和大學士曹鼐等向王振建議說：“自此趨紫荊關，只有40里，大人應該從紫荊關回京，不應再取道宣府，以免被瓦剌大軍追及”。王振不聽，一意孤行，堅持折向宣府。
明軍迂迴奔走，8月10日才退到宣府。這時，瓦剌大軍已經追襲而來。英宗急忙派恭順伯吳克忠、都督吳克勤率兵斷後，以掩護英宗撤退。結果，他們都戰死沙場。英宗又派成國公朱勇等率騎三萬前去阻擊，朱勇等冒險進軍至鷂兒嶺，陷入瓦剌重圍，雖然英勇奮戰，但寡不敵眾，3萬軍隊全部覆沒。
王振在朱勇率軍阻擊瓦刺之時，加緊撤退。13日，退到土木堡(今河北懷來東南)。這裡離懷來城僅20里，隨行的文武官員都主張進入懷來城宿營。可王振以為1000餘輛輜重軍車沒能到達，害怕自己搜刮來的東西受損失，便不顧英宗和數十萬軍隊的安全，傳令在土木堡宿營。鄺埜一再上章要求英宗先行馳入居庸關，以保證安全，同時組織精銳部隊斷後拒敵。王振皆置之不理。沒有辦法，鄺埜單身闖入英宗行殿，請求英宗速行。王振見狀，怒不可遏，罵道：“你這個腐儒，怎么會知道用兵之事，再胡說八道，必死無疑！”即刻命令武土強行把鄺埜拖了出去。
第二天，英宗想繼續行進，但為時已晚，瓦刺軍隊已經包圍了土木堡。土木堡地勢較高，旁無泉水，南面15里處有條河流，也被瓦刺軍隊占領。明朝數十萬軍隊被圍兩天，取不到水喝，渴得嗓子直冒煙。沒有辦法，王振只好讓士兵就地挖井，可挖了二丈多深，也不見一個水滴。士兵們急得象熱鍋上的螞蟻，怨聲載道，罵不絕口，軍心進一步渙散了。
包圍土木堡的瓦刺軍知道明軍找不到水喝，饑渴難忍，便準備把他們引出堡壘，一舉殲滅。15日，也先派遣使者到明軍處假裝與王振談和，以麻痹明軍。王振見也先派人來談判，喜出望外，便不辨真假，滿口答應，並通過英宗讓曹鼐起草詔書，派兩人去也先軍營談判具體議和事宜。
也先為了迷惑明軍，假裝撤退，故意將土木堡南面河水讓出，暗地裡則作好埋伏，只等明軍爭水大亂之機，出兵全殲。王振看到瓦刺軍向後撤退，以為瓦刺軍真的要議和，遂不加分析，輕易地下令移營就水。饑渴難忍的軍士得令後，一哄而起，紛紛奔向河邊，正在明軍爭相亂跑之機，瓦刺伏兵四起，明軍潰敗。英宗突圍無望，索性跳下馬來，面向南方，盤膝而坐，等待就縛。不一會兒，瓦刺兵衝上來，一個士兵上前要剝取英宗的衣甲，一看他的衣甲與眾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擁著他去見也先之弟賽刊王。賽刊王在盤問英宗時，英宗反問道：“你是誰？是也先，還是伯顏帖木兒，或者是賽刊王。”賽刊王感到英宗說話的口氣很大，立即報告也先，也先派遣留在瓦刺軍中的明朝使者去辨認，才知道他就是英宗。
英宗被俘，英宗的護衛將軍樊忠萬分憤怒，掄起鐵錘對準王振的腦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這個禍國殃民的惡宦，終於落得個罪有應得的可恥下場。
土木堡之變，英宗被俘，20萬軍隊被擊潰，從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將幾乎全部戰死沙場。訊息傳到北京，百官在殿廷上號啕大哭。後來，皇太后忍住眼淚，命令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鈺監國。都御使陳鑒面奏郕王，歷數王振之罪，他們滿懷悲憤地說：“王振罪不容誅，死有餘辜。殿下如不即正典刑滅其家族，臣等今日皆死在這裡。”說罷，跪地不起。這時，王振的死黨馬順還為王振遮護，喝逐群臣。給事中王竑見馬順還在裝腔作勢，怒不可遏，上前一把抓住馬順，拳打腳踢，當場結果了他的性命。憤怒的人們又當場打死了王振的另外兩個死黨宦官毛貴和王長隨。接著，朱祁鈺下令殺死王振的侄子王山並族誅王振之黨，把馬順的屍首拖到街頭示眾，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處斬，並籍沒王振家產。
後來英宗認為王振畢竟是為國殉死，其精神不死。就在重新登基的這年（1457年）10月，在北京城祿米倉胡同的智化寺為王振立了一個彩色泥像，還樹了一塊碑為他立了傳。智化寺的香火非常旺盛，朝廷對它也很重視，明萬曆五年（公元1577年）整修過一次，清朝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還增修了一座極樂殿。智化寺今仍存在於原址，其中保存下來的一些神像的服裝樣式具有明朝的風格。
史書記載
馮夢龍《智囊全集》：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極工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常幸此，三宿而返。英廟尚幼，從之游。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為，后妃游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英廟進言於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以酬厚德。”太后大喜，許之，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太后以佛、經在，不可就寢，不復出幸。
【譯文】：
北京城的功德寺，後宮供奉著一座極其巍峨華麗的佛像。和尚說，明英宗正統年間，張太后常游幸功德寺。有次曾在寺中住了三夜才回宮。當時英宗年紀還小，隨太后游寺，並把游寺之事告訴太監王振。王振認為后妃常游幸佛寺不合朝廷禮制，於是暗中命人打佛像，佛像完成後，王振請英宗呈給太后，說：“母后大德，兒臣無以為報，特命人打造一尊佛像，請母后恩準將佛像安置於功德寺後宮，以酬謝母后厚德。”太后聽了非常高興，立即答應，並且命中書舍人抄寫經書放在東西兩側廂房。從此太后因廂房供有佛經，不適合住宿，所以不再留宿宮外。
馮夢龍評價王振：君子之智，亦有一短。小人之智，亦有一長。小人每拾君子之短，所以為小人；君子不棄小人之長，所以為君子。
人物軼事
昏君立碑千載留罵名
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景泰帝朱祁鈺臥病在床，大將石亨、大臣徐有貞和宦官曹吉祥等乘機發動政變，攻入南宮，擁朱祁鎮直入奉天殿，命鳴鐘擂鼓，召見百官，宣布復位。史稱為“奪門之變”。朱祁鎮復辟後不是以“土木之變”的慘敗為戒，勵精圖治，而是繼續任用宦官，殺害胞弟，戮殺功臣，為“土木之變”的罪魁王振平反，變得更加昏庸，更加倒行逆施。
其一，在降旨削去其弟朱祁鈺的帝號後，又派宦官蔣安將其勒死。其二，以“意欲迎立外藩”的謀逆罪名殺害了功臣于謙和在保衛北京戰役中卓有戰功的副總兵范廣。更令人髮指的是，在殺害於謙時，競讓人先斷其手足。其三，下詔為王振正名，並以香木為王振雕像，祭葬招魂。天順元年(公元1457年)，英宗開祖宗之先例，在京城智化寺北院為王振建立旌忠祠，以祭祀亡靈。
英宗朱祁鎮的倒行逆施，並未能持久。天順八年(1464年)朱祁鎮去世，其子朱見深即位，是為明憲宗。憲宗即位後，立即恢復了景泰帝朱祁鈺的尊號，為于謙等冤死的大臣昭雪。同時，以英宗過失為鑑，昭示王振的罪惡，又命懷來守官重修土木之祠時，立碑紀其事，將英宗遠賢臣，用奸佞，導致喪師辱國的慘痛教訓，形諸文字以警後世。令於土木之祠內塑立於謙之像，立碑撰文，褒揚其功。祠成之日，憲宗還親自撰寫碑文，題寫祠匾。
清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七月，山東道監察御史沈廷芳因公進京，途經祿米倉時，發現智化寺古蹟完好，便進寺觀光。當進入後院旌忠祠內，見王振雕像仍在，而且祠外還保存著英宗褒其忠義、李賢贊其賢良的祭碑時，不禁怒氣難平。回山東後，他給乾隆奏書，歷數王振罪惡，請求拆毀王振像，推倒祭文石碑。乾隆準旨，派人砸塑像，斷石碑。不過，明英宗所立的那座祭碑只是被刮掉了文字，並未損毀。
宦官制度
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是個很善於借鑑前朝失敗教訓的人，他建國以後，鑒於以前歷朝歷代因宦官而亡國滅家的經驗教訓，對宦官限制極嚴，曾立下規章制度，不許宦官讀書識字，不許宦官兼任外臣文武銜，不許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級不得超過四品等。還在官門掛一塊高3尺的鐵牌，上面刻有“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幾個大字。朱元璋確實對宦官管制很嚴，曾有一位作鑷工的老宦官，服事朱元璋幾十年了，有一次說話時沒有注意，談到了朝廷政務，朱元璋立即把他打發回家了。
建文帝
建文帝即位後，盡革太祖時的虐政，一時民心歡悅。卻對宦官的管制更為嚴格，左右內侍常常因小過而被誅殺，這些宦官心裡都怨恨不已，紛紛逃到燕王朱棣也就是明成祖的軍中，或者給他暗通訊息，朱棣能攻入南京，奪走侄兒的江山，宦官也立了大功。朱棣稱帝後，這些宦官都向他邀功請賞，朱棣沒辦法，又不願意他們在朝中干擾國家政務，便讓他們到各地去監軍、鎮守以及徵稅、採辦。至於鄭和下西洋以及幾個親信宦官出使異國，倒也是這些人確實有這方面的才幹。鄭和七下西洋，遠振國威，便是當時明朝的文臣武將也無人能做到。但是明朝宦官得到重用是從明成祖開始卻是無可辯駁的，至於他創辦東廠更為後人所詬病。但總體來說，明成祖對宦官的控制還算不錯，至少宦官在這段時期還沒對國家造成大的危害。宦官開始讀書識字是從明成祖的孫子明宣宗時開始的，宣宗是明初很有作為的皇帝，卻也是喜歡玩樂的皇帝，不僅喜歡琴棋書畫之類翰墨藝術，還被稱為“蟋蟀”皇帝，因為他願意鬥蟋蟀。宣宗也並不重用宦官，而是重用當時的賢臣“三楊”。但宣宗對宦官的待遇很優厚，他甚至給自己寵愛的幾個太監頒發免死敕書，文辭褒美和開國功臣的鐵券差不多。他還在宮內設立內書堂，讓大學士陳山教宦官讀書。宦官雖未到達擅權亂政的程度，但條件已經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