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美之的小說《烽火儷人》的封面來源：鳳凰網
1950年，年輕貌美的黃美之(原名黃正)在孫立人二夫人張晶英的安排下，以私人秘書之名，來到孫立人身邊。
在台灣屏東的孫宅，50歲的孫立人對黃美之展開狂熱的愛情攻勢，兩人很快同居。
這段戀情，直到2010年7月，才由一本名為《烽火儷人》的書披露真相。
黃美之出獄後不久拍攝的照片。
該書的作者，正是黃美之。不過，黃美之後來因“間諜案”入獄10年，因篇幅有限，文中只是一筆帶過。
很少有人知道，這次涉案的關鍵人物，是一個蘇聯“匪諜”李朋。
堪稱小生的人物
在台灣，李朋是第一個以“國際間諜”罪名被槍斃的人。
現有的資料表明：李朋1919年出生於天津，西南聯大歷史系畢業，抗日時期擔任美軍翻譯，同時擔任紐約時報記者，解放戰爭時期擔任國民黨中央社記者，曾任職中央社採訪部主任，後轉為蘇聯塔斯社的記者。
1949年，國民黨從大陸撤退到台灣，李朋重新回到中央社台北總社工作，曾任台灣省政府新聞處秘書。
據台灣名記者龔選舞回憶，李朋“身材頎長，表現靈活，堪稱小生的人物，穿上一套貼身西裝，著實有幾分大使氣概”。
黃美之和姐姐黃珏。
黃美之在接受採訪時曾回憶：當時李朋正對她姐姐黃珏展開追求，李朋被抓後，被打得難以忍受，就亂咬出黃珏也是間諜。
不過，據黃珏丈夫徐嗣興透露：早在1949年前，黃珏就和李朋認識。黃珏在南京金陵女大讀書時，風頭較健，一次金陵女大的活動上，李朋前去採訪，兩人開始相識。後來去台灣後，在女青年大隊的黃珏再次遇到前來採訪的李朋。
徐嗣興否認李朋是衝著黃珏去的，因為“新聞記者總是到處跑，東問問、西問問，也沒人懷疑什麼”。
但李朋前來參觀，不管其目的如何，是要經過孫立人將軍同意的。
事後不久，李朋因“間諜案”被捕。
黃美之相信，孫立人此前得罪“太子”蔣經國，蔣經國為了報復他，才將黃珏和黃美之也拉進李朋的“間諜案”。姐妹倆因“過失泄露軍機”罪，入獄10年。
李朋的“間諜案”，全稱為“李朋、汪聲和為首的蘇聯間諜案”，“案犯”共16人。
擴大國際宣傳
李朋案發，和汪聲和的暴露有關。
汪聲和(1920-1950)畢業照片
汪聲和比李朋小一歲，1920年生於北京，1943年加入共產黨，從事地下工作，擔任國民黨民航局的電台台長。1949年應黨組織的要求，偕同夫人裴俊一起去了台灣。
汪聲和的暴露，在魏大銘回憶錄《無形戰爭》中，有詳細的記載。魏是戴笠手下的紅人，掌控電訊情報部門。1949年國民黨撤到台灣後，魏大銘為“國防部”技術實驗室主任，是蔣經國麾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委員。
在書中，魏大銘寫道：
1950年2月，他的部門從電訊監察上發現，台北廈門街133巷9號附近，有一電波很強的秘密電台。遂下令日夜埋伏監控，終於以電訊測向法鎖定二、三戶日式住宅為目標。他們以分區停電、查戶口、修理水電、防空演習等藉口入室查看，並無所獲。
最後，魏大銘親自出馬，重點搜查其中一戶。他們從天花板、牆壁、地板，一一搜查，竟沒看出半點疑竇。就在要走出大門時，魏大銘再回頭掃視，突然發覺小客廳中一小圓桌的柱腳特別粗大，與一般家具不成比例。當即下令打開，一套強力收發報機就此現形。
該處住宅，正是汪聲和的家。
書上稱，汪聲和直接受命蘇聯海參崴第三國際(事實上，該組織已於1943年解散，疑指其後繼機構蘇共情報局)。那時，“第三國際”類似全世界共產黨的總指揮部，各方情報匯集，直接供給莫斯科中心。史達林對美國在遠東的軍事力量疑懼極深，深恐與美國直接衝突，引起大戰，所以任何有關台灣的情報都極有價值。
這一電台被破獲，頓時切斷了“第三國際”在台灣惟一的情報來源。
隨後，李朋作為聯絡員落網，黃珏等涉案人員被捕。
1950年9月6日，汪聲和及妻裴俊、李朋及妻(一說女朋友)廖鳳娥4人被公開槍決，潘申慶、廖乾元、李光國、黃珏、黃正(美之)等5人分別判刑10年。
據說，廖鳳娥的家中也發現有電台一部。廖鳳娥死前只有27歲，是台北省立醫院的護士。 “案犯”中還有3位是廖鳳娥朋友，因為和廖鳳娥通過信被捕。
讓人覺得很搞的是，承辦該案的保全司令部人員告訴他們：“為了擴大向國際宣傳破獲了蘇俄電台，所以將你們也算了進去。”而他們3人在監獄中很受優待，起先坐辦公室，後來派他們管理福利社(如洗衣部等)及紗廠，經常可以出來辦事。
而關於黃美之等人的被牽連，台灣版《孫立人傳》說：李朋在南京工作時是黃珏眾多追慕者之一。1950年初到台北中央社總社工作，獲悉黃珏也來到台灣，並在屏東女青年大隊服務，就以採訪鳳山新軍訓練為名，持中央社社長蕭同茲的介紹函，去見孫立人將軍，要求參觀新軍訓練及女青年大隊。孫將軍派隨從秘書潘申慶陪同，不久，李朋即因“匪諜”案被捕，黃氏姐妹及潘秘書三人，受此牽連而失去自由達10年之久。
黃美之相信她們姐妹倆蒙冤是因為蔣經國報復孫立人，有台灣孫立人研究專家也認為，在當年那種防共、恐共的極端氛圍下，“株連”是尋常事，如果李朋是真“匪諜”，為何當年中央社社長蕭同茲會沒事，反倒是因為配合中央社而安排接待採訪事宜的人員潘申慶，硬被無端牽扯?合理的解釋，就是孤立孫立人，讓人不敢幫孫立人做事，否則有遭禍之慮，進而達到整肅的目的。
得罪李宗仁
事實上，關於李朋是否為“間諜”，不少人存有疑慮。
在台灣，黃美之曾接待過李朋，她回憶：“李朋有個壞習慣，開口就罵人，就批評人。後來我曉得，李朋不是匪諜，因為我坐牢時看到真正的匪諜，人家好穩重喔，不像李朋，開口就罵人，就批評人，哪裡是個匪諜!後來有人說，他有個發報機，(其實)不是發報機，是他同學的電動打字機。”
李朋一案，事後有人分析：近因是認識了不該認識的人——汪聲和，遠因是得罪了不該得罪的軍政大員——李宗仁。
龔選舞對李朋印象深刻：
我從張家口回來，路過北平，禮貌上去拜訪北平行轅主任(代表蔣介石管整個北方)李宗仁，當時李宗仁的聲勢僅次於蔣，是全中國的第二號人物。李宗仁說他眼睛生病，不能見我們，和我在傅作義那裡同坐上席的中央社記者李朋脾氣壞透了，李朋說，哼!擺什麼架子!我們走!李朋帶我們十幾個記者就走。
我當時就覺得此舉絕對不對，李宗仁是有義務見記者，我們記者只是禮貌性拜訪，當時記者氣焰太盛，我心裡大不以為然，但是我是小記者，大家都說要走，我不能不走。
後來，李宗仁的參謀長和秘書長準備請我們吃飯，要解釋一下，李朋當著送請帖來的人面，撕掉請柬。
有論者說，或許，得罪李宗仁，這也是李朋罪該至死的一個原因。
這一點，沒有足夠的證據。
不過，我們也可以推斷，當時李朋的知名度和心氣該有多高，竟可以對國家二號人物拂袖而去，甚至撕掉請柬。
李朋死後，有人曾作詩悼念他，題為《偽證》，詩曰：
折獄明刑貴得均，胡為奸宄妄前陳。
李朋孰識真君子，牛黨誰知偽小人。
戰塞勳勞虧大將，朝廷賞罰誤權臣。
可憐證據多虛假，埋沒英雄志莫伸。
棋子
1990年代初，台灣的部分檔案開始解密，李朋間諜案的真相逐漸浮出。
在台灣公布的情治單位編印的《歷年破獲匪黨組織叛亂案編錄》、李敖審定的台灣當局《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王歡結集的《烈火的青春——50年代白色恐怖證言》等書中，都記載了“蘇俄國家政治保全部潛台間諜汪聲和李朋等外患叛亂”案及其歷史背景。
還是和當時的政治大環境有關。
1950年2月14日，新中國和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兩國結盟後被認為將在“國際上有更大的政治資本去對付帝國主義國家”。
面對中蘇結盟，美國總統杜魯門開始重新審視台灣的戰略地位。這年6月2日，國務卿艾奇遜提出定要防止共產主義在國際上的擴張時，強調美國有必要確保台灣。杜魯門改變對台政策，為防止中共的進攻而決定加強台灣防衛。
這種背景下，台灣當局於1950年9月在聯合國會議上公布了所謂“蘇俄間諜汪聲和李朋案”，並由此拋出“控蘇案”。
此案演變成了國民黨政權投報美國、打壓蘇聯的武器。
令人唏噓的是，現在看，李朋等人只是政治的棋子。
值得一提的是，汪聲和後來被中共追認為烈士。一些媒體撰文，稱他為“紅色特工”。
但對於李朋，至今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他是哪邊人，是不是特工，依舊是謎。
50年後，2000年，台灣首度發生政黨輪替，政治犯翻案成功的機會大增。台灣民進黨前“立委”謝聰敏說：“我在‘立法院’曾經接到李朋的兒子從北京來函，請求洗雪父親冤獄。我的《國安法》第九條修正案沒有通過，戒嚴時期案件不準抗訴，我無能為力。”
何時沉冤得雪，看來漫漫無期。
1993年，“李朋案”一系列涉案人員的墓地被發現。一起發現的，還有163座政治犯的墳墓，以及201個當年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墓碑。
2002年12月，由台北市政府出資，該片墓園被建成“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
間諜 蘇聯 孫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