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全國文物考古及相關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從25個入圍項目中評選出了2008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它們是:陝西高陵楊官寨遺址、甘肅臨潭磨溝齊家文化墓地、山東壽光雙王城鹽業遺址群、陝西岐山周公廟遺址、雲南劍川海門口遺址、河南滎陽娘娘寨遺址、江蘇無錫闔閭城遺址、安徽蚌埠雙墩一號春秋墓、河南新鄭胡莊墓地、四川成都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入選的項目都具有重要的考古價值,具有特別的學科意義。
2008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排名
1、陝西高陵楊官寨遺址
2、甘肅臨潭磨溝齊家文化墓地
3、山東壽光雙王城鹽業遺址群
4、陝西岐山周公廟遺址
5、雲南劍川海門口遺址
6、河南滎陽娘娘寨遺址
7、江蘇無錫闔閭城遺址
8、安徽蚌埠雙墩一號春秋墓
9、河南新鄭胡莊墓地
10、四川成都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
2008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分述
第1位陝西高陵縣楊官寨新石器時代遺址該遺址距今6000年左右,最重要的收穫之一是在發掘區南端發現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房址和陶窯。尤其重要的收穫是在遺址北區發現的廟底溝文化遺存,這也是第一次發現的6000年前關中廟底溝文化的中心聚落和聚落環壕,為探討廟底溝文化的聚落布局與社會結構等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資料。2008年在楊官寨遺址考古發掘中,最大的亮點就是發現了廟底溝文化時期(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500年)一處大型環壕聚落,這是目前所知廟底溝時期唯一一個發現有完整環壕的聚落遺址。
所謂的環壕聚落,就是大型人類聚居地,被一道長約1945米的壕溝圍繞著,面積達24.579萬平方米,大約相當於40個標準足球場。有考古專家推測,這裡可能為當時的一處中心聚落,可能為5500年前原始城市,人們由此可以看見“城鎮”的雛形。
除了環壕聚落外,考古專家還在遺址南部發現一組窯洞式建築群遺址,距今5000餘年,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窯洞式民居建築群,這證明5000年前人類就開始居住窯洞了。
出土的珍貴文物中,有極為罕見的“鏤空人面深腹盆”,上面有一個人面的模樣,眼睛、嘴巴中空,中間有突出的鼻子,酷似現在流行的QQ頭像。這種“鏤空人面形”的器物在全國僅發現了兩件,另外一件是出土于山西吉縣溝堡遺址的“人面形筒狀器”。還有蜥蜴紋彩陶盆上面清晰地印著蜥蜴爬行的模樣,以及塗硃砂的人面殘片等器物,都十分罕見。
考古點評:可能是一座廟底溝文化的城址第2位甘肅臨潭磨溝齊家文化墓地該遺址大致為黃河上游的一處距今三千五六百年前後的齊家文化墓地,這個年代大致相當於中原地區夏王朝的後代,但當時甘肅地帶還沒進入夏王朝的版圖。在此處遺址最重要的發現,是發現了從沒見過的埋葬習俗——多人多次多批合葬。
考古點評:首次發現多人多次多批合葬第3位山東壽光雙王城鹽業遺址群雙王城一帶屬於古巨淀湖東北邊緣,古代曾稱霜王城,也稱鹽城。遺址群面積達30平方公里,共發現古遺址83處。其中,龍山文化時期遺址2處,商代至西周初期76處,東周時期3處,漢及宋元時期4處。
雙王城一帶屬於古巨淀湖東北邊緣,古代曾稱霜王城,也稱鹽城。遺址群面積達30平方公里,共發現古遺址83處。其中,龍山文化時期遺址2處,商代至西周初期76處,東周時期3處,漢及宋元時期4處。
自2003年夏發現製鹽遺址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壽光市博物館考古專家曾連續多次對雙王城鹽業遺址群的規模、分布範圍、遺址數量及時代進行徒步考察。經反覆討論、論證,專家一致認為在山東壽光雙王城水庫周圍30平方公里範圍內發現的80餘處文物點出土的遺物絕大部分為盔形陶器,時代大多為商周時期,這些文物點是與古代鹽業有關的。
在這么大範圍內發現如此密集的與製鹽有關的古代遺址,在我國考古史上尚屬首次。同時,雙王城遺址發掘發現了商代晚期遺存,說明該地區至少在商代就是重要的製鹽地點,這為研究中國古代製鹽業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料。
考古點評:首次發現大範圍內高密度製鹽遺址第4位陝西岐山周公廟遺址考古工作者日前在對陝西岐山周公廟遺址進行發掘時,出土了大量甲骨,其中十一片上帶有文字,這是繼二00四年之後再次在周公廟遺址區發現甲骨文字。迄今為止該遺址共發現甲骨文五百二十三個。
周公廟在去年共出土了7651片卜甲,可辨識文字1600多字,新字形屢見,內容豐富。迄今為止,該遺址共發現西周甲骨文達2200多字,是目前發現西周甲骨文最多的遺址。
周公廟遺址自2003年發現周人刻辭卜甲骨以來,一直備受社會關注,在“200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周公廟因為發掘剛剛開始,許多重要文物尚未發掘而遺憾落選。
歷時多年的發掘,周公廟考古迄今為止已經發現了7處近千座先周、西周時期不同等級的墓葬,考古專家大致探明了遺址的規模和布局。在去年出土的甲骨文中,發現了“王季”、“文王”等周王稱謂,還有“畢公”、“叔鄭”、“周公”、“召公”等重要歷史人物以及數字卦辭等內容。其中“王季”是首次發現,“王季”為文王的父親季歷,對進一步完善西周諸王年表有重要意義。
考古點評:規模宏大、內涵豐富的大型商周時代遺址第5位雲南劍川海門口遺址該遺址位於雲南劍川縣甸南鎮海門口村,揭露面積達1395平方米。三次挖掘共出土各類遺物約3000餘件,包括陶器、石器、骨角牙器、木器、銅器、鐵器、動物骨骼和農作物遺骸等。
簡單來說,這是位於沼澤地區的一個村落遺址,是距今3500年-2500年的史前村落,是滇西北地區最重要的史前遺址。通過對該遺址文化內涵的研究,確立了劍湖周邊地區考古學文化的年代序列。該遺址的史前時期遺存是連續發展的,大致可分為三期。第一期不出銅器,屬新石器時代晚期,年代大致為距今4000年-3500年。第二期和第三期伴出銅器,分別屬銅器時代的早期和中期,第二期的年代大致為距今3400年-3100年,第三期的年代大致為距今3000年-2500年。該遺址的青銅時代遺存與大理銀棱島遺址的時代基本同時,建立了滇西蒼洱地區史前文化的編年,將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後這一序列基本建立起來。這在高原的滇西地區還是第一次,為該地區文化譜系的建立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礎。但文化面貌兩地卻有很大差異,說明滇西地區的青銅文化具有多樣性和複雜性,這對認識青藏高原東部地區史前的文化交流和族群遷徙具有重要價值。
特別是在這一遺址,我們發現了大量的木樁,可以判斷是建在沼澤地區的“乾欄式”建築。這種建築以前也發現過,如浙江餘姚的河姆渡遺址,是發現的最早的“乾欄式”建築,但此處發現的史前時期水濱木構“乾欄式”建築有兩萬平方米,保存之好,規模之大,在目前國內的考古發現中是罕見的,這是它最突出的特點。
該遺址還出土了大量的人骨和動物骨骼,其中人骨為研究人的來源提供了線索,它很有可能與古羌族系統有關。這些資料的系統整理和研究,將為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等方面提供更多的信息。
考古點評:史前“乾欄式”建築為考古史上罕見第6位河南滎陽娘娘寨遺址娘娘寨這個遺址,考古界多年來一直在苦苦尋覓,但一直沒有發現,此次挖掘,將有助於揭開東虢國的神秘面紗,對西周的考古、封國制度研究以及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意義重大。年代如此久遠、保存如此完整的城址實數罕見,它的出現讓考古界人士欣喜不已。
遠處望去,用土夯築的城牆上零零散散長著幾顆小樹,風雨侵蝕過後城牆上明顯鬆動的夯土、不同程度的滑坡,見證了它經歷過的近三千年風雨。
沿城牆環行,讓人驚奇的是土城牆沒有一處斷開,依然圍攏成環,除了寨門,你從哪兒也進不去寨子。城牆腳下被人踩出一條清晰的小道,看來喜歡圍著娘娘寨環行的人為數不少。
娘娘寨寨門位於正東,其實所謂的寨門只是城牆的豁口,入寨門緩緩上行三十米,方達寨內土地的平面,西北方向數十名當地村民正在考古人員的指揮下清理探方(成規格用來考古挖掘的土坑),幾個探方內的泥土已清理完畢,寨子西城牆下一段深五六米的護城河也顯露出來。
考古點評:有助於揭開東虢國的神秘面紗第7位江蘇無錫闔閭城遺址闔閭城遺址考古複查最重要的收穫是發現並確認了闔閭大城,根據考古調查和鑽探,闔閭城的築城年代晚於春秋中期,早於漢代,大致為春秋晚期,與吳王闔閭的年代相當,即公元前515年~前496年之間。
闔閭城是無錫與常州交界處的一處春秋時代古城遺址,東部為無錫市胡埭鎮東城村,西部為常州市雪堰橋鎮城中村。從泰伯奔吳到吳越爭霸,歷時400多年,期間經考古調查或考古發掘的吳國古城有安徽南陵縣牯牛嶺城、蕪湖縣鳩茲城、江蘇高淳固城、溧陽平陵城、丹陽葛城、武進淹城、無錫闔閭城(吳城)、蘇州木瀆姑蘇城(吳大城),此外還有文獻記載但至今尚未發現的鎮江朱方城。由於吳國都城王陵沒有確認,近十多年來,各地紛紛開展吳文化探源考古研究,專家們對闔閭城的規模、性質都十分關注。
2004年因為無錫胡埭鎮當地農民挖溝,南京博物院在農民挖溝的西北角進行過小規模的試掘,出土了馬家浜文化、馬橋文化和春秋時期的陶片以及青銅鏃1件。2007年,無錫市抓住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的契機,聘請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張敏帶隊,於當年3月至2008年4月對闔閭城遺址勘探複查,以確認50年來闔閭城遺址的規模和身份。
考古點評:第一次確認了春秋時期的吳國長第8位安徽蚌埠雙墩一號春秋墓墓的結構非常特殊,墓葬封呈饅頭狀,特別是墓葬堆築封土和填埋墓坑均使用五色混合土。而且在墓口之下0.7米深的填土中,發現深淺不同的五色填土構成的“放射線型”跡象,共有20條,角度有一定規律,有意區分不同顏色的土,這是原來沒有發現過的。
在0.7米-1.4米深的填土中,沿墓坑一周還構築有18個呈饅頭狀的“土丘”,這層填土中還放置有1000多個未經火燒的,尖頂圓體或方體的泥質“土偶”。更奇怪的是,它的墓形是一圓形墓,有別於一般長方形的墓坑,其結構也非常特殊,埋葬布局呈十字形,以主槨室為中心,東、西、北側各殉葬三個人,南側殉葬一個人,南面還有一個兩箱大槨室。這也是原來沒有發現過的。
此次出土的遺物也非常豐富,包括青銅編鐘,鼎、盤、豆、兵器、車馬器等青銅器,彩繪陶器和幾何硬紋陶器,大量殘朽的漆木器,以及一級龍首石磬和各類精美玉器。這說明墓主身份極高,但這墓主是誰呢?我們在部分銅器上發現“童麗君柏”銘文,這表明墓葬主人應是“鍾離(國)君柏”。“鍾離”是淮河中游地區的古國,文獻中有零星記載。根據隨葬器物的形制推斷,墓葬的時代大致屬於春秋中晚期。
這座墓葬為圓形墓坑,發現了迄今為止從沒發現過的,許多獨特而複雜的埋葬遺蹟現象。它的發掘,進一步證明距今兩千五六百年前,淮河中游地區鍾離古國存在的歷史事實,為研究鍾離國的歷史和王室世系,及目前幾乎一無所知的淮夷文化的地域特徵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此墓揭示了鍾離國墓葬獨特而神秘的文化現象,其內涵豐富,寓意深刻,為研究古代墓葬形制及埋葬制度、埋葬習俗等提供了全新的材料。
考古點評:圓形墓坑為研究古代墓葬提供了新材料第9位河南新鄭胡莊墓地胡莊墓地位於新鄭市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鄭韓故城”之西,是鄭韓故城外圍的重要墓地之一。南水北調中線乾渠從墓地的中西部穿過,涵蓋了兩座大墓及附屬建築和陪葬坑墓。200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始發掘,至目前共揭露面積12000多平方米。
發掘已證實胡莊墓地是以兩座帶封土的戰國晚期韓國王陵級大墓為主的大片墓地,其規模之宏大、形制之特殊國內罕見。
目前,1號墓已開始解剖填土,2號墓已發掘墓室深近3米,在其墓室壁和墓道底部發現大面積的白灰和硃砂裝飾痕,填土中發現版築痕、木網木棍灰痕和疑似房頂的木板灰層等,可知這是兩座裝飾豪華、結構極為複雜的大墓。
2號墓封土上的陵寢建築保存較好,由散水、壁洞、柱石和部分屋頂瓦礫層等組成。馬俊才說,這種建築形態是此前商周時期高級貴族墓上的平地建築轉變到秦始皇陵封土以外設便殿的過渡形態。
大墓周圍還發現3條近長方形環壕,壕內面積達5萬平方米,由2座“中”字形大墓、“中”字形封土、“中”字形封土上建築、1座拐角形墓旁建築和3條環壕組成了面積宏大的陵園形態,以及陵區排水和防禦體系。
“這種布局國內只在東周時期陝西秦公陵園有所發現,不僅填補了韓國陵園形態空白,也填補了東周列國王侯陵墓的發現空白。”
考古人員還在西北發掘區的北端發現1條東西向的戰國道路,寬7米左右,由路面和路邊溝組成,路面上有多道車轍痕跡,這是鄭韓故城外圍發現的首條大道,為研究韓國都城的交通提供了罕見的新材料。
此外,還發掘清理中小型東周墓葬300多座,共出土青銅、鐵、玉、骨、陶等各種文物500餘件,其中有鼎、敦、舟、盤、匜等青銅禮器9件,戈、矛、玉鞘短劍、簇等青銅兵器8件。
考古點評:填補了東周列國王侯陵墓的發現空白第10位四川成都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是成都商業街船棺遺址、十二橋文化遺址、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水井街酒坊遺址、金沙遺址之外的第六處年度全國考古新發現。在總面積近5000平方米的發掘區域內,共發現唐宋時期16條大小排水渠、4條鋪磚道路、4條泥土支路、22處房址,3口古井。
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出土的鋪磚道路,類似現在鋪設著彩磚的步行街廣場。據負責遺址發掘的考古工作人員謝濤介紹,中國古時城市道路,在南宋以前全是土路,這4條鋪磚古街建造時期就是南宋,可見古成都當時的城市經濟實力。
這處遺址填補了成都城市考古一大空白。這些主次街道、房屋、排水渠(城市下水道)規劃科學,布局合理,充分反映了唐宋時期成都已具有很高的城市規劃和建設管理水平。唐代末期高駢擴築羅城,使成都城從原來東西(大城、少城)並列的“日”字形向內城外郭的“回”字形轉變,江南館街遺址唐代晚期街坊正是這一時期規劃設計的體現,縱橫交錯長達數十餘米的鋪磚街道在中國城市考古史上十分罕見,為研究中國古代建築、城市規劃等方面提供了寶貴材料。
遺址出土的大量唐宋時期瓷器是其另一大亮點。瓷器以本地的青羊宮窯、邛窯為主,也有龍泉窯、定窯系等外地產品,其外來品的數量和質量明顯多於成都其它同時期的遺址,器形以一般生活用具碗、盤、盞等為主。從目前發現的道路、水溝、房址等建築來看,遺址所處位置應該為成都城唐宋里坊內的一部分。經過考證,江南館街遺址應屬唐宋時期成都羅城內富春坊的東北隅“大區”內。
一併出土的唐代晚期佛教造像頭部和一些佛經石刻的殘片表明,唐、宋時期大慈寺範圍有所變遷。江南館街遺址位於當時大慈寺的西側,無疑是集市的重要地區,商業發達。
考古點評:唐宋時期古城街道、房址和完備地下排水系統國內鮮見
應對歷史文化名城遺址有效保護
南水北調、三峽工程等國家大規模的基建工程的開展,不斷推動我國考古的重要發現。近年來,我國90%以上的考古發現多與此相關,這次入圍的25個考古項目也不例外。在實施城市重大工程建設時發現的成都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在中國城市考古史上十分罕見,具有重大的研究價值;文物部門及當地政府所採取的有效保護措施有力地促進了對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有利於提高全民的大遺址保護意識,其經驗值得借鑑和提倡。
國家文物局將一如既往地重視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活動,規範管理,加強協調,突出評選活動的學術性和導向性,積極促成考古成果向社會轉化,使其在現有基礎上得到更廣泛的認知和推廣。通過這樣的評選活動,能夠引發更多的關注和思考,為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創造更加良好的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