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掘單位：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發掘領隊：謝濤
江南館街唐代街坊遺址於2007年被發現。“該遺址反映的年代從唐朝延續到南宋，並有一部分元朝痕跡。目前挖出地面的部分主要呈現的是宋朝時期的遺址。如此大規模的唐宋時期重要遺址在全國都十分罕見，填補了成都城市考古方面的空白。”成都博物院副院長江章華介紹說：“遺址有保存完好的磚鋪街道和排水溝，更有不少瓷器、佛像等漢、唐、宋時期文物。”
簡介
陝西高陵楊官寨遺址因西安市涇渭產業園北區工程建設，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自 2004 年 5 月起，在該園區的相關區域業已進行了長達 4 年多的考古工作，其中楊官寨遺址的考古取得了重大的收穫。
楊官寨遺址位於高陵縣姬家鄉楊官寨村四組東側涇河左岸的一級階地上，海拔約 498 米 。遺址北臨雷村，東接徐午村，南距涇河約 1 公里 ，面積 80 余萬平方米。涇渭兩大河流在遺址東約 4 公里 處匯合形成涇渭三角洲。 4 年來，針對楊官寨遺址的發掘面積已達 16485 平方米 ，發現各類房址 49 座、灰坑 896 個、壕溝 9 條、陶窯 26 個、瓮棺葬 33 個、墓葬 45 座、水井 5 口，出土各類可復原的器物 7000 余件。發掘區以產業園北區的東西二路為界分為南北兩區：南區發掘面積約 5615 平方米 ，發現各類房址 23 座，仰韶時期灰坑 496 個、陶窯 10 個、瓮棺葬 8 個以及漢、唐、明、清時期的墓葬 31 座、水井 5 口。出土陶器 5273 件、石器 353 件、骨器 303 件、蚌器 16 件。該區的史前堆積主要是廟底溝文化遺存和半坡四期文化遺存。其中，最重要的收穫是在發掘區南端一東西走向的斷崖上發現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房址和陶窯。房址共發現 17 座，基本是平面呈 “ 呂 ” 字形的前後室結構，前室一般是地面式，後室則為窯洞式，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窯洞式建築群。在房址和窯址附近的 H402 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僅尖底瓶可復原的就達 18 件，此外還出土了大量的陶胚殘片和一件可能是用來製作陶器的工具 --- 輪盤，說明這些由成排的房子、陶窯及儲藏陶器的窖穴等遺蹟構成的區域可能是當時的作坊區。
2007 年 ―2008 年，對長慶集團、萬方汽車配件公司等項目的建設用地範圍即楊官寨遺址北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截至目前，發掘總面積已達 10870 平方米 ，其堆積主要為廟底溝文化遺存。共發掘仰韶時代各類房址 26 座、灰坑 334 個、陶窯 16 個、瓮棺葬 24 個及一些其它遺蹟。其中，最重要的收穫是廟底溝時期聚落環壕的發現。經初步鑽探，環壕平面形狀大致呈梯形，基本為南北向布局，周長約 1945 米 ，壕內面積 24. 5 萬平方米 ，壕寬約 6 -9 米 、最寬處約 13 米 ，深 2 － 3 米 左右。環壕西部發現門址一處，寬 2.7 米 左右，在門道兩側的壕溝堆積內（原編號分別是 H776 和 G8-2 ）出土了大量陶、骨及石質文物，器物大多成層分布，保存基本完好。其中，鏤空人面覆盆形器、動物紋彩陶盆、塗硃砂的人麵塑殘陶器等均為國內同時期遺址中十分罕見的珍貴文物。為了驗證鑽探資料、進一步了解環壕特徵，對聚落西門址、環壕的東北角、西南角等部位均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發掘，其中在西南角環壕（即 G8-4 ）中發現的巨型陶祖引人注目。
發掘
目前，這些區域的考古工作還在進行中。連續數年對楊官寨遺址的考古發掘，收穫頗豐，至少可以概況為以下幾點：第一，基本搞清楚了該遺址不同時期聚落的布局。遺址北高南低，大致以南北二路，也就是廟底溝時期聚落的南環壕為界，南部多為半坡四期文化居民聚居區，而北部則是廟底溝文化的聚居區。第二，大量半坡四期文化遺存的發現，豐富了關中中部地區特別是涇渭兩大河流交匯地帶該文化的內涵，尤其是遺址南部由成排分布的房址、陶窯及儲藏窖穴等組成的制陶作坊的發現，表明當時的社會已經出現比較明顯的分工，一部分家庭專門從事陶器的製造業，專門儲藏陶器的窖穴的發現說明財產私有觀念的出現和強化通過聚落形態得到了表現。這些均對認識當時的社會結構具有重要意義。第三，遺址北部發現的廟底溝時期環壕聚落，無疑是今年考古工作最大的亮點。首先，楊官寨遺址的發現使學術界聚訟已久的廟底溝文化聚落問題可望得到解決。就現有資料看，該遺址是目前所知廟底溝時期唯一一個發現有完整環壕的聚落遺址，加上其相對完好的保存狀況等，均使它成為探索廟底溝文化聚落布局與社會結構等問題的最重要資料線索。其次，就該聚落本身而言，環壕周長達 1945 米 ，壕內面積（含壕溝） 245790 平方米 ，如此巨大的廟底溝時期環壕聚落遺址在全國實屬罕見。據初步調查，在楊官寨遺址周圍的涇、渭兩河交匯地帶，分布有韓村、上馬渡、馬南、渭橋村等仰韶時期遺址，但規模均小於楊官寨遺址，結合楊官寨特殊的地理位置等，使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一遺址也許就是關中廟底溝文化的中心聚落。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東北段環壕內側接近溝邊的位置還發現有疑似牆基的遺存，由此考慮，該聚落很有可能是一座廟底溝文化的城址。當然，這還需要進一步的考古工作去驗證。楊官寨的考古工作目前所顯示的只是該遺址豐厚內涵的冰山一角。如此巨大的環壕由誰來組織規劃和修建？環壕挖出的近 11 萬立方米的土堆在了什麼地方？環壕護衛的是什麼樣的聚落？其中的成員是怎樣的社會組織形式？他們的墓地在哪裡？為什麼要將那么多完好的器物有計畫的堆放在西門門道兩側的環壕中等等。相信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這些謎團將會被逐漸揭開。
初步認識與價值
現揭露的唐宋時期遺蹟可分為兩個階段。
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G2始於東端，由東向西流,結合1995年修築伊藤洋華堂所發現的一條東西向水溝來看，推測在兩條水道之間應該有一南北向的大型排水渠，位置大概位於現成都市紅星路步行街下。
L2大致呈南北走向（北偏東31°），根據目前的發掘情況，通過對L2多處解剖，發現其經歷了3個大的修築階段。第一階段為黏土構築，土質非常緊密堅硬，可能經過夯打，從出土的瓷片來看當在唐代末期；第二階段的路土系用碎瓦渣，瓷片和黏土夯築，出土的瓷片為北宋到南宋初；第三階段，路面用小磚鋪砌，磚有可能是修路專門燒制的，與同時期其他建築或墓葬出土磚的尺寸均不同，從出土的遺物來看，其年代為當宋早中期。L2第二、三階段路面寬度比第一階段略窄，體現了宋代以降街道向長巷制發展的過程。關於第三階段道路修築年代的判斷同樣得到了歷史文獻的印證。《全蜀藝文志》之《砌街記》：“天下郡國惟江浙甓其道，雖中原無有也。……大、少二城,坤維大都會,市區櫛比,衢遂棋布.而苦地沮洳，夏秋霖潦，人行泥淖中如膠漆，既晴,則蹄道轍跡,隱然縱橫,頗為往來之患。紹興十三年，鄱陽張公鎮蜀，始命甓之，僅二千餘丈。後三十四年，吳郡范公節制四川，為竟其役，鳩工命徒，分職授任，……率一街之首尾立兩石以識其廣狹，凡十有四街。”
從目前發現的道路、水溝、房址等建築來看，遺址所處位置應該為成都城唐宋里坊內的一部分。清光緒五年的成都地圖保留有與里坊有關的“大十字”、“小十字”等名稱；（明）天啟《成都府治圖》、（清）光緒二十八年《成都省城內外街道全圖》、（清）宣統三年的《新訂成都街道二十七區圖》和民國二十二年《成都街市圖》均可以較清晰的看到唐宋以降成都里坊布局的殘跡。至今，成都市內環路內的東部、北部依然可以隱約見到當年裡坊的方塊格局，有如棋盤。宿白先生認為唐宋成都城內為十六坊， 孫華 先生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觀點，並考訂了一些里坊的名稱和範圍，這無疑都是非常有參考價值的。利用古今地圖的對比（包括街道名稱的變遷），結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們認同唐宋時期成都羅城內為十六的里坊的觀點，而且江南館街遺址當為富春坊的一部分（見後文），只是具體的範圍與孫華先生推測的稍有差別（主要依據“大十字”、“小十字”的位置）。(宋)周�《清波雜誌》卷八：“成都富春坊，群娼所聚。”《歲華記麗譜》：“上元節放燈，舊記稱唐明皇上元京師放燈甚盛，葉法善奏曰：成都燈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於富春坊。” 王文才先生根據道葉法善從唐玄宗入蜀，大慈寺有二人畫像，大慈寺周圍多倡優，娼妓，懷疑富春坊位置與大慈寺相近，此說可從。綜上，我們認為江南館街所處的地理位置正好與富春坊所在的位置吻合，江南館街遺址當處於富春坊的東北隅“大區”內。
另外，遺蹟出土了與佛教相關的器物則可能與唐、宋時期大慈寺範圍的變遷有關。出土器物中出現較多貴重的外來瓷器可能也與這一區域較繁華有一定的關係。遺址地處唐、宋時期成都城的東部，這一時期大慈寺區域是有名的廟會和集市地，《方興勝覽》：“成都古蠶蟲之國，其民重蠶事，故一歲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蠶器、號蠶市。五月鬻香藥，號藥市。冬月鬻器用者，號本寶市。俱在大慈寺前。”
江南館街唐、宋時期街坊遺址是填補成都城市考古空白的重大考古發現，該遺址各類遺蹟極其豐富，主次街道、房屋、排水渠（城市下水道）規劃科學，布局合理，充分反映了唐宋時期成都已具有很高的城市規劃和建設管理水平。成都在唐代經濟十分發達，譽稱“揚一益二”，成都在宋代誕生了世界最早的紙幣――交子，無不昭示成都在唐宋時期中國經濟社會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是繁榮發達的唐宋成都城重要的實物見證。此外，江南館街唐宋時期街坊遺址發現縱橫交錯長達數十餘米的鋪磚街道在中國城市考古史上十分罕見，在現代化都市中心發現如此大規模的唐宋時期重要遺存堪稱獨一無二。
專家點評
自晚唐一宋以來，中國主要的地方城市都以商業繁盛而著稱。其中尤以楊、益兩州最為著名，其城市規劃代表著地方城市的典型。能在現代化都市中心發現古代城市遺蹟，而且街道、布局清楚，保存較好，實為難得的重要發現。
發掘工作本身也很仔細，對成都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是個促進。成都市政府下決心對遺址進行保護，表現了對自己家鄉城市的愛護，值得表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