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簡介
他20歲進京趕考，在清王朝最後一次會試中高中進士。他不按朝廷慣例接受官職，卻赴日留學，入日本中央大學，攻讀法律。1909年回國，授予郵傳部員外郎兼參議廳行走和編譯局纂修官等職。辛亥革命後投身報界。黃遠庸的記者生涯是從1912年創辦和主編《少年中國》周刊開始。最出名時，任上海《時報》、《申報》駐北京特約記者，為其撰寫北京通訊。為了躲避袁世凱的糾纏，1915年避往上海，11月到達日本，並與當月中旬在日本乘坐“佐渡號”輪船赴美，12月27日晚，在舊金山唐人街回旅館途中被革命黨人劉北海槍殺。詳細資訊
歷史的記敘往往忽略他末代進士的身份，而凸顯出一位開山記者———“中國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專職記者，因為此前的中國報人多為政論家，自他始方以新聞採訪和寫作著名於世，其“遠生通訊”被視為民國中國新聞界的一大招牌。他年少風光，時人贊為“同是記者最翩翩，脫手新聞萬口傳”，更譽之為“報界之奇才”。
他宣稱，新聞“第一義在大膽，第二義在誠實不欺”。又強調，記者當具備“腦筋能想”、“腿腳能奔走”、“耳能聽”、“手能寫”的“四能”功夫。
後人總結新聞史，“我國報紙之有通訊，實以黃遠生為始”，確定是他開創了通訊這種新聞文體。“通訊”一詞，此前已見於報刊，但僅指由外埠郵寄傳來的新聞，稱為“某地通訊”，以區別於電訊。
黃遠生在自己開始新文體嘗試的開場白中敬告讀者：“吾此後所謂新聞者，不必盡為朝章國故也。市井瑣屑，街談巷議，皆一一作新聞觀，此在日報中實為創格。”
這樣一種新聞觀的衝擊力是不言而喻的。民國初年，承襲邸報傳統、慣登“宮門抄”一類刻板文字的報紙和雜誌仍占據主流。偏偏是進士出身的黃遠生，第一個站出來革新，把原先的官樣文章變成通俗易懂、為人所喜見的純粹的新聞文體。
一時間，這種白描式刻畫、極具現場感的文字，廣受讀者追捧。在黃遠生三四年短暫的記者生涯中，他以通訊文體，對同期幾乎所有民眾矚目的重大問題都進行了報導，重要人物涉及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凱、黎元洪、唐紹儀、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唐紹儀被迫下野等。
黃遠生有一名文，題為《外交部的廚子》，從一個匪夷所思的角度切入當時中國社會之生態。此廚子在前清“聲勢浩大，家產宏富，乃至能力回西太后之意，與中外赫赫之李鴻章對抗”；民國成立，仍盤踞外交部，利用“官長之愛財物未必不同”的心理，優遊於官場；及至被開除，“猶可輦致巨金之外國銀行，遨遊青島天津上海之間也”。
黃遠生的研究者張光芒認為，新聞並非他全部的歷史貢獻之所在。“從更深層的價值與更為深遠的意義來說，他又是作為一位新文化先驅者的形象而存在的。”
張光芒在周恩來1918年的日記中曾見到這樣的記載：“……晚間觀黃遠生遺稿”，“我昨天從任白濤那裡取來黃遠生從前的通信看了一遍，覺得他所說的元、二年的光景，於我的將來政治生涯有很大關係。”
黃遠生死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其影響所及仍然遍布整個思想文化領域。僅就當時思想界影響最大的《新青年》及《新潮》而言，提到他名字或涉及他言論的文章不下30篇。甚至有人言，《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學革命、思想革命正是黃遠生的未竟事業。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把黃遠生推為新文學發“先聲”的人物。此種評價為後來的新文學史家所認同，所撰無不視他為先驅人物，甚至連周揚在延安魯藝的講義也沒有例外。正如張光芒所說：“可見，新文學史上本已有黃遠生的大名。”
然而這個名字後來被抹去了。“黃遠生為什麼在新文學史上突然消失？”張光芒對此唏噓不已。
網上有人講過一個故事：在書攤看見一本梁啓超題名的書，題的是“黃遠庸遺作”，想來梁任公為其題字，作者當非等閒之輩，但卻從沒聽說過。一問價，五元，在書攤上是高價，猶豫再三，終於沒買。沒過多久，得知黃遠庸是民初大記者，當日的風雲人物。於是趕緊再到書攤尋覓此書，已不知去向，“只有空留余恨到天明了”。
1915年12月27日，避匿於美國的著名記者黃遠生被革命黨人以袁黨人罪名槍殺於住宅內。
黃遠生，中國近代新聞記者。黃遠生，江西九江人，原名黃為基，字遠庸，遠生是他的筆名。1885年1月15日生於“文彩秀髮”的書香門第之家（一說生於1883年）。21歲時中光緒甲辰進士，成為清末最後一批進士中最年輕的一位。但他無意仕進，以新進士之資格赴日本留學，1909年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法科。回國後先在清政府郵傳部任職，辛亥革命後脫離官場，從業新聞，成為蜚成於世的著名新聞記者和政論家，是中國第一個以新聞採訪和寫作著名於世的人，時人譽之為“報界之奇才”。
黃遠生先後任《申報》、《時報》、《東方日報》、《少年中國》、《庸言》、《東方雜誌》、《論衡》、《國民公報》等報刊特派記者、主編和撰述。所寫《官迷論》、《三日觀天記》、《外交部之廚子》、《北京之新年》等通訊，對民國初年政局的黑暗和新官僚們的醜態，作了忠實的記錄和辛辣的嘲諷。袁世凱籌備稱帝期間，聘他擔任御用報紙《亞細亞日報》上海版總撰述,堅辭不就,並在上海各報刊登《黃遠生反對帝制並辭去袁系報紙聘約啟事》以示決絕。1915年冬赴美訪問。同年12月25日晚，在舊金山被中華革命黨美洲總支部負責人林森指派劉北海槍殺。
黃遠生以“能想”、“能奔走”、“能聽”、“能寫”的“四能”記者自勉，文字流利、暢達、幽默，深受讀者歡迎。是中國歷史上第1個有影響的新聞通訊記者。所寫新聞作品輯為《遠生遺著》4卷,以新聞通訊為主,兼收政論、譯文等,於1919年出版，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報刊通訊集。
陳獨秀等一輩人受黃遠生思想的影響集結起來，組成“新青年”團體，並在《新青年》及《新潮》上廣為宣傳，單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的言論的文章就不下三十篇。胡適在《五十年來之文學》一書中把黃遠生推為新文學“先聲”的人物。
黃遠生的文化活動只有辛亥革命前後短短的幾年時間，正是中國文化覺醒前最黑暗的時刻。這時比其長一代的維新派知識分子幾乎都將目光轉向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從上個世紀末活躍在時代潮頭的思想先驅變為“不進則退”的文化守成主義者；而“五四”一代徹底反傳統的文化激進主義者在此時大都尚處於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未找到中國文化覺醒的突破口，也還未形成新文化運動的龐大陣勢。舊的已去未去，新的將生未生，黃遠生在這古與今、舊與新、中與西轉折的焦點時刻，以其奔放的激情與深沉的憂患意識填補了時代的一個空白。其貢獻首先表現在首倡現代意義上的文藝啟蒙運動。在《懺悔錄》一文中他指出，“今日無論何等方面民初的名記者黃遠庸對政壇人物觀察入微，他對孫文的評價是“大言無實”四個字。 ，自以改革為第一要義”，要改革國家，則必須改造社會，而欲改造社會，最終必須“改造個人”。
報業人生
黃遠庸，中國近代新聞記者，江西九江人，名為基，筆名遠生。被稱為“報界之奇才”。在新聞業務上，以擅長寫新聞通訊而著稱於世，被譽為中國新聞通訊的奠基人。他的新聞通訊一是題材重大，記載翔實；二是針砭時弊，憂國憂民；三是細緻詳盡，幽隱畢達。四是通俗自然，不拘一格。第二，在新聞思想方面也有不少獨到的見解。其“遠生通訊”被視為民國中國新聞界的一大招牌。時人贊為“同是記者最翩翩，脫手新聞萬口傳”，更譽之為“報界之奇才”。黃遠生以“能想”、“能奔走”、“能聽”、“能寫”的“四能”記者自勉，文字流利、暢達、幽默，深受讀者歡迎。是中國歷史上第1個有影響的新聞通訊記者，先後任《申報》、《時報》、《東方日報》、《少年中國》、《庸言》、《東方雜誌》、《論衡》、《國民公報》等報刊特派記者、主編和撰述。所寫《官迷論》、《三日觀天記》、《外交部之廚子》、《北京之新年》等通訊，對民國初年政局的黑暗和新官僚們的醜態，作了忠實的記錄和辛辣的嘲諷。袁世凱籌備稱帝期間，聘他擔任御用報紙《亞細亞日報》上海版總撰述,堅辭不就,並在上海各報刊登《黃遠生反對帝制並辭去袁系報紙聘約啟事》以示決絕。
1915年冬赴美訪問。同年12月25日晚，在舊金山被中華革命黨美洲總支部負責人林森指派劉北海槍殺。所寫新聞作品輯為《遠生遺著》4卷,以新聞通訊為主,兼收政論、譯文等,於1919年出版，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報刊通訊集。
新聞事業貢獻
被稱為“報界之奇才”。在新聞業務上，以擅長寫新聞通訊而著稱於世，被譽為中國新聞通訊的奠基人。他的新聞通訊一是題材重大，記載翔實；二是針砭時弊，憂國憂民；三是細緻詳盡，幽隱畢達。四是通俗自然，不拘一格。第二，在新聞思想方面也有不少獨到的見解，提出“四能”說：腦筋能想，腿腳能走，耳能聽，手能寫。與徐彬彬、劉少少一起，被譽為“民國初三大名記者”。
人物思想
黃遠庸對自己的一生進行了回顧，作了深刻的反省，《懺悔錄》就是黃遠庸反省的記錄，是他一生心路歷程的真實寫照。“瞑目委化而後名為死者，非也。此特形死而已。近世頗有學者深信靈魂不滅之說”，在篇首，黃遠庸即提出了靈魂不滅之說。然而，既然有靈魂不滅之說，必然也會有魂死之說了。接著，黃遠庸從反面描畫了“形不死而魂先死者”的形象:“肢體動作、飲食起居，猶是常人，而塊然其精神不復寓焉者是也。……其人之身，有形而無神。有如有人白晝見鬼，見有形而不見有身。又如鏡中看花，水中看月。有花有月，實乃無花無月。奄然一息，固無真宰之用；沈溺不返，戚戚焉亦絕非超然象外者也。”這裡，黃遠庸並沒有引出社會不朽論與社會責任的概念，但是已經為之埋下了伏筆。
那么，一個人怎么才能靈魂不滅呢？黃遠庸認為，首先要不為“形役”，要自由。黃遠庸承認自己是為“形役”之人，他說:“余乃以身為形役之人也。飲則吾有時不知為飲，食則吾有時不知為食。起居坐臥，常若異人；動靜操作，身動而心不屬。塊然一身，早同異物。日出日入，一切動靜，常若冥然，無有感覺，似一身分為二截:其一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諸動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見此種種撮弄，時為作嘔。作嘔既久，不可復住，則亦聽之。”同時，“為形役”有多種，“此傀儡之名片之銜號，實乃多種:曰學生、曰官吏、曰新聞記者、曰政客、曰律師，皆其經歷中之最大者也。而此傀儡之余之於官吏、之於學生、之於政客、之於新聞記者、之於律師，亦猶其於飲食起居然，冥然罔覺。其為自身之飲食起居，蠢蠢然若不自知其自身實為學生、實為官吏、實為政客、實為新聞記者、實為律師也者”。而這樣的人，即是靈魂已死之人。所以黃遠庸說:“蓋余之魂之死，亦已久矣！”
同時，黃遠庸認為，其實人的靈魂是不可能死的，只是為“牢籠”所囚系而已。黃遠庸仍然以自己的感受為例，說明靈魂之不死。他說:“即如上述，吾之一身，有如兩截，一為傀儡，一為他人之眼。要知此他人之眼，即吾真正之靈魂。吾之靈魂，實有二象:其一，吾身如一牢獄，將此靈魂，囚置於暗室之中，不復能動，真宰之用全失；其二，方其梏置之初，猶若攔獸羈禽，騰跳奔突，必欲衝出藩籬，復其故所，歸其自由。耗矣哀哉！牢籠之力大，抵抗之力小！百端衝突，皆屬於無效，梏置既久，遂亦安之。” 所以，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人的本質是自由。但是，由於“牢籠之力大，抵抗之力小！百端衝突，皆屬於無效”，所以才被“梏置”，失去了自由。同時，黃遠庸也指出:“此所謂安，非真能安。盲不忘視，跛不忘履，則時時從獄隙之中，稍冀須臾窺見天光。慘哉天乎！不窺則已，一窺則動見吾身種種所為，皆不可耐。恨不能宰割之，棒逐之！綜之，恨不能即死！質言之，即不堪其良心之苛責而已。”
“良心之苛責”、良知，即懺悔是通向靈魂不滅的更加重要的條件。自由首先是良知的覺醒，沒有良知覺醒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不為形役”只是靈魂不滅的必要條件，良知的覺醒才是真正的靈魂不滅。所以，懺悔是絕對必要的。具有懺悔意識是知識分子之所以成為知識分子的前提，也是檢驗一個知識分子是否具有真正具有真正的知識分子情懷和節操的標準，檢驗一個知識分子是否是一個合格的知識分子的標準。
懺悔不是專門針對某個人或某些人的。黃遠庸指出:“常人一生，蓋如由平地而漸入隧道，蜿蜒曲折，漸由光明而入於黑暗。其先光明，漸漸熹微，漸漸微黑，漸漸真黑，最後墮落，達於極地。”所以，每人都應當懺悔。黃遠庸認為:“凡吾人所敬仰之青年，其靈魂必曾一度或數度被其軀殼所囚獄。若曰未曾，則其將來必入此牢獄。以次牢獄乃人生必經之階段，猶人之必入鬼門關也。” 黃遠庸自己承認自己就是這樣走過來的:“余歷數余之平生，雖泛泛一尋常之人，但少年為學生時，尚有一二事刻入於腦影之中，不能磨滅；漸漸則不能有不能磨滅之事實，而僅有不能磨滅之思想；漸漸則並此思想消歸無有。綜其所有，惟罪惡與過失。余於清醒時平旦時，常欲用大力驅除其出於腦影，而消滅其苦痛者也。”
黃遠庸列舉了三種入此牢獄之人的最終歸宿:其一，則魂以瘐死，一死不可復活。自此以後，永永墮落。凡今之種種人頭畜鳴者，皆是也；其二，則其靈魂日與軀殼奮戰，永無和議之望。吾有若干友人，皆所敬愛。磊落而英多，聰明而智慧。然憔悴憂傷，悲歌慷慨，甚乃自殺，或已早亡。若是者謂之靈魂與軀殼之戰死。其三，則破獄而出，出魔入道，出死入生。此後或為聖賢，或為仙佛。即其不然，亦得為有道之君子，模範之市民。
黃遠庸自認非盜非賊，不會瘐死；非神非聖，不會戰死，也不得破獄而出——“余之自身，既絕無能力思想足以自定其歸宿，則余亦只能聽之運命”。所以，只有“奔突叫號”、“窺獄隙而略見天日”，不堪良心苛責，只有懺悔了。同時，黃遠庸也指出，他並不承認良心絕對自由與絕對不自由論，“蓋余以為余及世間人所犯一切之罪惡與過失，其自身之原因與社會上之原因，各占若干之成分者也。”所以他的懺悔“含有自責與自恕二義”。
同時，黃遠庸認為，良知也是一個人的天性，即便在最墮落的時候也是如此。黃遠庸回憶自己在南潯公學做學生時，一次大病且死，不禁浮想聯翩，認識到“人類為物，初無價值。其稍有價值足令人深刻不忘者，即其人平日之豐功偉烈、嘉言懿行”。所以，“頃刻之間，恨無機緣得為一善事以歿……冥想中忽觸見看護余並之校役在榻旁隱臥，餘思此乃余實行善事之機會。余素未奉何教，此時忽發一種神聖卓越之宗教思想，將盡吾貧薄之腦筋所有，以改善此僕人”，云云。以致於在此“良心煥發之時”，“心中暢快無似”，“真有神遊天國之樂，可以消除病苦”。良知使他感到如此的自由！
獨立自尊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品格，獨立自尊不是良知與自由的簡單疊加，而是二者的深化。黃遠庸懺悔的第二個內容便是獨立自尊的問題。
黃遠庸渴望獨立自尊，但是，真正做到獨立自尊是不容易的。儒家文化缺乏造成獨立人格的元素。原始儒家的創立之初，即是依附於專制君主的，儘管它也有過改造君主的願望， 但結果都成為了君主專制的工具。因此，對於中國來講，知識分子的啟蒙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情。
那么，什麼是啟蒙？康德在《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運動？”》一文中指出:“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起原因不在缺乏理智，而在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和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么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敢於認識！）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是啊！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樣，我們對於下面黃遠庸正討論著關於獨立的問題，怎么忽然轉到對革命派的批判上了，就不會覺得奇怪了。
黃遠庸是反對革命的。我們這裡不探討革命的是非曲直，只是探討黃遠庸反對革命的出發點。毋庸諱言，革命需要盲從，需要愚忠。所以，革命與獨立人格的養成是相悖的。黃遠庸反對革命，因為革命不利於獨立人格的養成。並且，黃遠庸自己也現身說法，說明自己如何曾經迷信革命，為得自由而參加罷學卻落得“脫去自由之校，而欲求入專制之校且不可得”的結果的。所以，黃遠庸發現了革命的局限性，並進行了深刻的反省，說自己“無主義，無理想，無節操，自余少時蓋已然矣。”
接著，黃遠庸批判了革命派的革命活動其實與自己當年罷學沒有什麼兩樣。他說:“由今思之，革命者，亦即罷學風潮之放大影片而已。綜自革命後種種政界現象，凡系革命派所主持者，無一不與取締風潮相似。革命之後，不從政治軌道為和平進行，乃一切以罷學式的革命之精神行之，至於一敗塗地，而受此後種種惡果。余後此既悔其罷學，今日黨人，當亦自悔其革命。然於余悔其罷學之後，過惡叢集，蓋以余太無學力，只有感情而無理性，故非極端走入激狂，即極端走入腐敗。穩健和平，以謀建設作人之基礎，乃非吾所能也。吾國民無此建設性，則國家已矣！吾個人無此建設性，則吾個人已矣！”
同時，革命的結果也歷歷在目，令人無法恭維。黃遠庸指出:“革命之後，黨會紛立。余之所最感慨者，即在此時期中買賣人口之風盛行。全國之高等流氓，乃等於插標入市之豬牛，小者賣其皮肉，甚者乃至毛骨不留。女閭三百之中，姿首可人者固亦有之，乃至黃臉婆子、鳩面盤荼，亦復價值萬錢，利市三倍。譬猶肉市騰湧，雖瘟豬病牛，亦復不脛而走。蓋數年以來，人格掃地以盡矣。凡茲種種，將以入他日民國穢史，非吾作所能詳也。” 黃遠庸看到的是人格的喪盡，而不是獨立人格的養成。政治革命的結果如此！
死因爭議
1984年，黃席群寫作《追憶先父黃遠生》一文時也未能真相大白。他這樣寫道：“我父親究竟是誰殺害的，至今是個疑案，我個人的看法是，無論他是死於袁世凱派遣跟蹤的刺客之手，還是遭到在美洲的國民黨人殺害，總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離不開袁賊妄圖稱帝這個關鍵問題。如果是死於袁黨之手，正因為我父親不但不接受袁賊的籠絡收買，反而於游美之前公開在報上表示反對變更國體，卒致罹禍；如果是死於國民黨人之手，那就該怪這幫人沒有弄清事實，竟誤認為他是袁世凱的吹鼓手，糊裡糊塗地殺害一個平白無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確是冤哉枉也。”1985年9月中國大陸舉行的全國黃遠生學術討論會上，學者們認為是當年中華革命黨美洲總支部負責人林森（後曾任國民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衛劉北海開槍刺殺黃遠生。劉北海晚年臨死前說出真相。刺殺行動由林森指揮，而命令來自當時的中華革命黨黨魁、後來的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刺殺動機被指是因為孫中山不滿黃遠生對革命黨人的批評，例如揭露、批評孫以國家利益換取日本人的資金援助，影響了海外華人對孫的印象及捐獻，阻礙了孫的行動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