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繼承了傳統的史學精神，在實錄的基礎上自出機杼，從古文的末路、古文學的新變、白話小說的發達及缺點、文學革命這幾個方面來再現這五十年的文學，這既是一定程度上歷史事實的總結，也是在有意識地、有選擇地建構歷史，讓歷史說話。《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的這種建構，是想讓這五十年的文學史告訴人們當下文學要走的路，由“死文學”到“活文學”，再到文學革命，是嚴謹的邏輯，其中有歷史之客觀，也有人為之主觀，二者的合一是胡適“獨斷於一心”之處。在具體作家的論述上，胡適也多用這一邏輯。他認為，金和“確可以算是代表時代的詩人”，他的“詩很帶有革新的精神”，“正因為他深恨那些‘抱竊疾者’，正因為他要‘更從古人前，混沌辟新意’，故他能在這五十年的詩界裡占一個很高的地位”。胡適這一以革命為指導的史學著作在當時很能鼓舞人，以至於魯迅讀後大為讚嘆：“大稿已經讀訖，警辟之至，大快人心！”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大到五十年，小到一種文體或一個作家，胡適均能溯流探源，理其嬗變。他概括這個時代道：“當這個危急的過渡時期，種種的需要使語言文字不能不朝著‘套用’的方向變去。”評價譚嗣同、梁啓超散文所代表的“新文體”道：“都經過一個桐城時代，但他們後來都不滿意於桐城的古文。他們又都曾經過一個復古的時代，都曾回到秦、漢、六朝；但他們從秦、漢、六朝得來的，雖不是四六排偶的形式，卻是駢文的‘體例氣息’。所謂體例，即是譚嗣同說的‘沈博絕麗之文’；所謂氣息，即是梁啓超說的‘筆鋒常帶情感’”；“拿文學史的眼光來觀察，不能不承認這種文體雖說是得力於駢文，其實也得力於八股文。古代的駢文沒有這樣奔放的體例，只有八股文里的好‘長比’有這種氣息。故嚴格說來，這一種文體很可以說是八股文經過一種大解放，變化出來的”。八股文的特點及影響多因偏見而被忽視，或不屑於說，但胡適明言這一點，並一再強調：“說這種文體是受了八股文的影響的，這句話也許有人不願意聽。其實這句話不全是貶辭。”這可見胡適樹義衷諸實際的治學精神。
胡適雖然主張白話取代文言，但並沒有否定文言在這五十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如他評價林紓用古文翻譯小說的成績道：“古文不曾做過長篇的小說，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一百多種長篇小說”，“古文裡很少滑稽的風味，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歐文與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長於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與《迦茵小傳》等書。古文的套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種大的成績。”再如對章炳麟《國故論衡》的評價：“是古文學的上等作品。這五十年中著書的人沒有一個像他那樣精心結構的；不但這五十年，其實我們可以說這兩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結構，可以稱作‘著作’的書，——如《文心雕龍》，《史通》，《文史通義》等，——其餘的只是結集，只是語錄，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國故論衡》要算是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學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與組織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雖然胡適對待文言的態度有些極端（將其看作是“已死的文字”），但對文言局限性的評價非常客觀，也非常有見地。他說，“古文只配做一種奢侈品，只配做一種裝飾品，卻不配做套用的工具”；“古文是可以譯小說的”，但“無論你怎樣做得好，究竟只夠供少數人賞玩，不能行遠，不能普及”，“所得不償所失”。文言確如胡適所說，不適宜作大眾化的語言工具，小說這一大眾化的文學體裁使用文言，自然是“行而不遠”，得不償失。
胡適對一些作家及作品的議論往往能直抵本心。他指出金和的詩帶有“嘲諷的詼諧”特點，進而論其淵源和特點。對於章炳麟的文章之所以能自成一家，胡適明言，“並非因為他模仿魏、晉，只是因為他有學問做底子，有論理做骨格”。
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因時代的裹挾和胡適的武斷，著述中也有個別極端之語；瑕不掩瑜，其被公認是中國文學史寫作史上的力作；瑜亦不掩瑕，其中的個別話語需予以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