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雍正皇帝1724年(清雍正二年)，清朝政府大規模驅逐西洋傳教士，澳葡政府擔心清廷會進而收回澳門，就上書請求葡萄牙國王若奧五世遺使來華。1727年，葡國使臣麥德樂(AlexandreMetelodeSousaeMenezes)經澳門抵達北京，朝覲雍正皇帝，行叄跪九叩禮，呈獻大量禮物，並懇請清政府保護在澳門和中國內地的葡人。雍正允準了這一請求，同意葡人繼續居留澳門，並在麥德樂返澳時，給予了特別的優待。這次出使費用浩大，在澳葡萄牙人共拿出了3萬兩銀子，其中澳葡當局承擔了2.5萬兩。
朝覲原因
1725年（雍正三年），麥德樂攜帶國書及30箱禮物，隨張安多（Antóin de Magaihaens）等9位神父，從葡萄牙乘坐奧利維拉聖母號（Nossa Scnhora d’Oliveira）船，經巴西里約熱內盧前來中國。1726年（雍正四年）6月10日到達澳門。麥德樂及其隨從共64人，受到澳門葡萄牙當局和市民的隆重歡迎，各炮台和戰艦禮炮齊鳴，三隊官兵在門口組成儀仗隊，人們希冀著這一位大使能減輕雍正皇帝對天主教之厭惡情緒，進而改善在澳門的處境。
第一次朝覲
雍正時的建築麥德樂在澳門停留期間，同議事局舉行了會議，廣泛接觸澳門各界人士。他們請求大使“將澳門所受到的壓力和勒索全部是報給皇帝，並請求中國停止一切不公正和令人困擾的舉動”。麥德樂得知中國官吏把他當做貢使上報時，極力想維護葡萄牙國王及自身的尊嚴，表示“寧可返回歐洲，也不願以一名帝國臣服者的身份跋涉至此”，要求皇帝將他當作進賀的使節。在廣東官員許諾勘合中沒有插進“進貢”或其它侮辱性的詞語後，大使決定動身。結果麥德樂得到雍正皇帝的旅途安排。
1727年（雍正五年）5月18日，麥德樂大使正式進入北京，雍正為他安排了極為隆重的進京儀式：先是一隊200人的滿族軍隊及三隊樂手；接著是260名著紅衣的僕役抬著30個覆蓋著黃色絲綢的裝有禮物的箱子；然後是身著藍色和銀色制服的鼓號手，伴隨著舉有鑲著金邊旗幟著緑色的錦緞的葡萄牙士兵；然後是手持兵器的皇家衛士、馬夫和身著金銀衣服頭帶羽帽等候的紳士和秘書，每人有一僕役牽馬跟隨；然後是數量更多的著藍、銀色制服的皇家士兵；接下來是坐在八人大轎上的大使，轎子用藍色天鵝絨裝飾，八個轎夫均著藍衫、系紅腰帶和戴羽帽，另有一名士兵護衛轎子；澳門議事局的副官坐轎隨其後，大使的坐騎被套上精緻的馬裝。之後是隨從神父、翻譯、宮廷教士及其它使團成員，最後有一隊中國官員，全隊伍一共有800人。雍正對大使禮節的安排出乎尋常，使負責接待外使的官員陷入混亂之中，他們習慣了平常其它貢使的程式安排。大使亦命令使團成員不失時機地向人群拋撒銀幣，使人們驚異於大使的慷慨大方。
麥德樂進京以後，領班軍機大臣立即奏報皇帝，雍正隨即詢問了許多關於大使的問題，諸如其才幹、性格、身份以及其出使目的，得到的答案仍如同張安多神父之言。麥德樂大使面對在“西夷”面前趾高氣揚的中國朝廷，始終努力保持葡萄牙及整個歐洲的榮譽和尊嚴，總是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當然有些行為是要惹惱中國朝廷的。但雍正均以出乎尋常的寬廣胸懷接納了大使，他處處以隆重的禮儀對待大使，給予其極高的榮譽，其規格之高使朝廷百官和京城百姓均瞠目結舌。雍正唯一沒有給予大使的機會便是提及傳教士事務，顯示雍正在這方面持否定的態度。
5月23日，按照禮部安排，麥德樂應前往禮部演習朝觀皇帝的禮儀，但大使卻認為有損於其榮耀身份而拒絶前往。在傳教士的機智對應下，以大使已經十分熟悉中國禮儀為藉口推掉了這個安排。之後，在大使怎樣遞交葡萄牙國王信件給皇帝的方式上，雙方發生爭吵。按中國朝廷慣例，貢使應先將信件放在一張桌子上，由大臣轉呈皇帝，但麥德樂要求按葡萄牙國王的指示，親手將信件遞呈皇帝。因為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沙皇大使伊茲邁諾夫（LeoffVasilievichIsmailoff）覲見康熙時是親手遞交國書的。這件事在歐洲廣為流傳，被歐洲人認為是對中國的一大勝利。大使的堅決態度激怒了負責此事的皇太子，他向傳教士指責大使固執和不識時務：“一到這裡就挑起爭端，今天就一張桌子的問題挑起爭端，以此類推將沒完沒了”。
雍正卻極其和氣地寬容了此事。26日諭令：按照大使的要求行事。當時處在雍正禁教時期，此事在傳教士心中投下了陰影。他們不得不小心謹慎地一方面在皇帝及大臣面前忍受訓斥，使皇帝及大臣們明白大使的唯一目的是祝賀皇帝登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清醒地告訴大使，大使給朝廷留下好印象比他按預定計畫行事要好，他們要求大使不要提及傳教一事。
貢品這件事後爭端再起，麥德樂要求坐八人大轎朝見皇帝，按中國禮儀，在京城只有皇子可以坐八人大轎。大使的過分要求在當時等級森嚴的中國招致的只能是反感和拒絶。最後在傳教士的調解下，麥德樂作出讓步。儘管大使一再挑起爭端，但雍正一直不改其盛情款待的態度。
5月28日，麥德樂正式朝見皇帝。他在禮部官員的指引下，按照中國禮儀及程式，在太和殿對雍正三跪九叩首，與前兩次使節基本相同，唯一區別是他親手將葡萄牙國王的信呈給雍正，而這封信是真正來自葡萄牙國王的，前兩次均是澳門或果阿葡當局假借葡萄牙國王名儀的代筆之作。儀式完成之後，大使發表了極為禮貌得體的演講，陳述了葡萄牙國王對雍正的美好祝願，並懇求雍正如同康熙一樣與葡萄牙保持友好關係，關心和愛護居住在澳門及中國其它地方的葡萄牙人，“協調在澳門和中國土地上居住的葡萄牙人和中國臣民的關係”。隨後，雍正與大使閒聊了一陣，氣氛十分愉快，大使機智的對應與高雅的舉止使雍正十分滿意。他對大臣說：“這個人不錯，很懂禮貌”。之後，麥德樂離開宮廷，完成了第一次覲見。在整個過程中，大使牢記傳教士的忠告，沒有提及教務，一個字也沒有！這不由得讓人想起一個多世紀後，在中國和西方列強的談判桌上，西方殖民者要求種種特權時的強霸之氣焰。大使在返回駐地的路上又向人群大撒銀幣，以示闊氣。
第二次朝覲
6月7日，雍正在西山別宮第二次接見了麥德樂，大使將從葡萄牙帶來的三十箱禮物奉上，
第三次朝覲
6月13日，大使第三次朝覲雍正，此次是謝恩，隨雍正參觀各處花園。雍正依舊熱情好客，只是不給大使暢所欲言的機會。數次大使談及教務，均被雍正制止，這讓大使迷惑不解，他不時地嘆息：“如果他不讓我為基督教說好話，何必如此款待我呢？”。〔14〕大使依照傳教士的勸誡儘量地給朝廷留下好印象，同樣熱情大方地與中國官員接觸、贈送禮物，在葡萄牙國王的命名日，宴請某部大臣佟老爺及留在公館裡接待他的官員。此外，嚴格使團紀律，使團無一人因可以自由在京城走動而到處亂逛，以免影響形象。在傳教士眼中，麥德樂的確在北京留下了好印象，“他的一表人才，他的靈活技巧，他住處的井然有序，為他自己也為歐洲人在中國朝廷上下贏得高度的尊嚴”。〔15〕這已經是傳教士所希望的了，但遠沒有達到澳葡當局的要求。
最後一次朝覲
傳教士在工作麥德樂最後一次覲見雍正是在7月7日，雍正把這次見面安排在圓明園。他以隆重的禮節款待大使，親自賜酒一樽，並把自己桌上之食物賜給大使，這要是發生在五十餘前薩爾達尼亞或本托·白壘拉之時，定會讓傳教士們欣喜萬分。但此時，傳教士小心翼翼地陪著大使，只求他不要再有半點差錯就足夠了。在這次會見中，大使重新提到澳門之困境，請求雍正保護澳門及愛護居住在澳門和中國內地的葡萄牙人，並將此旨意下召給廣東官吏。雍正仍以其雍容大度的帝王氣派應允下來，並賜給大使七個小玩藝。大使在請求雍正確定回國日期後便告退了。整個會見和宴會表面上充滿著愉快的氣氛，但雙方都在掩飾著實質性的話題。雍正根本不願提及傳教事務，但只是為了顯示其繼承康熙善待外國人的傳統，和其本人雍容大度的帝王風範，而擺出種種友好姿態。麥德樂牢記傳教士的忠告，除了儘量維持葡萄牙的尊嚴及大使榮耀外，也隻字不提傳教事務，如同被薄紙隔開一樣，雙方都在極力扮演一種角色，一個不願而另一個不敢去捅破這一層薄紙。在這種情形下，薄紙會慢慢變成厚厚的牆，把雙方嚴實地隔開。雍正從維護自身統治穩固出發，剷除潛在的危險因素，使天主教在華突然中斷，也使中國失去了大批在中西文化交往中充當橋樑角色的傳教士，直接造成清前期中西文化交往的中落。究其原因雖然並不能歸於給雍正或其它某個君王的個人喜好或謀略，應該從更深層次的原因中探尋。但歷史事實至少說明，雍正一味地強調“西洋人何裨益於我中國”的態度及驅逐傳教士的行為，並沒有從根本上對中國起到保護作用，而是將中國置於與世隔絶之中。
離開京城
麥德樂在御史常保住的伴送下，離開京城，走江蘇、浙江、江西一線前往澳門，雍正此意是想讓大使親眼目睹中國經濟繁榮和人文發達的地方，並授意各地厚待大使。雍正同時也密切關注大使的行程。御史常保住在路程中為勒索地方官而故意抬高麥德樂的身份，遭到一些官員扺制，浙江李衛於雍正五年（1727）九月十九日奏報麥德樂轎橫，常保住“不原國體，但借之以作威福。”雍正很欣賞李衛，原批曰：“所奏珠屬可嘉之至，各省封疆諸臣悉能如此居心，顧惜國體，天下何愁不治”，要求李衛調查使臣離浙赴粵之情況。麥德樂扺澳門後，兩廣總督孔毓珣摺奏，稱常保住“一路廉靜，待夷人亦甚得體”，雍正朱批令其據實奏聞。孔毓珣回奏：前報常保住廉靜，是因他離廣州時拒收各官公送程儀八百兩，其實他在廣東，來回都派家人打前站，所至勒要抄填勘合銀、小包及其它費用，“在澳門收受西洋人禮物，則人皆知道，收受西洋人是何禮物，則外人不知。”，說明常保住確實不惜以傷國體撈取錢財。
麥德樂於12月8日回到澳門，受到澳葡當局和市民熱烈歡迎。為了感謝雍正的“深仁厚澤”，又恰逢其壽辰，大使便於十一月初一（12月13日）率“異官商民，排列行禮於天主堂，誦經恭祝聖壽。”
結果
西方傳教士麥德樂此次出使中國一無所獲，雍正仍繼續實行禁教政策，澳門再一次成為被驅逐的傳教士的避難所。澳門不但沒能得到預期的結果，反而因負擔大使的費用而使剛剛恢復了一點點的財政大傷元氣。澳門為此花費三萬兩白銀，其中包括：
傳教士耶穌會日本省區捐贈：1000兩
傳教士耶穌會中國省區捐贈：500兩
澳門教士捐贈：200兩
十二個市民捐贈：3000兩
城市財政收入：25500兩
澳門克服重重困難為籌得這筆資金，使剛於1720年建立起來的一家銀行倒閉，同時由於議事局因財政收入為扺押，一直到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才有足夠的資金重新恢復正常財政運轉。
麥德樂這次出使中國既沒有改善傳教士的處境，也沒有為澳門爭得更多的經濟利益。相反，1727年（雍正五年），雍正又實行了對澳門經濟影響更大的新政策。在兩廣總督孔毓珣、閩浙總督高其倬的屢次奏請下，鑒於東南沿海各省因禁止與南洋貿易而引起的各種嚴重社會問題，雍正下令陸續廢除廣東、浙江、福建等省的禁海令，中國商船重新獲準出洋貿易，再一次打破了葡萄牙人獨攬南洋貿易的局面。中國商人占有種種優勢，不僅與葡萄牙人爭奪海外市場，同時也爭奪國內貨源，對澳門葡萄牙人造成嚴重威協。中國政府開海通商的政策，客觀上卻使澳葡貿易的衰落不可逆轉。可見，澳門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中國政府政策的傾斜。為此，有些西方學者認為：“這次出使最後一個結果是讓澳門的管理者沮喪，因為沒有給他們在中國和葡印的經濟和政治地位上帶來任何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