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
山西
鄉村國小減員潮距前所中心國小僅幾分鐘的車程，是右所中心國小。跟前所中心國小一樣，右所中心國小也只好“幼兒化”。因為這所村小“更徹底”，乾脆就連一個小學生也沒有。但是，依然沒有多少幼兒來上學。小班、中班、大班、學前班，每班學生基本上掰手指頭就能數清。“鼎盛”的時候，前所中心國小有160多名小學生，右所中心國小也有70名小學生。如今熱鬧不再，中心國小變成了“空心”國小。
山西五寨縣教育局普教科科長徐建忠表示，“梁家坪一貫制學校33名學生，韓家樓一貫制學校14名國中生，前所中心國小1名小學生，右所中心國小沒有小學生……有的情況沒這么嚴重，但也好不了多少。”
寧夏
新華社記者調研了解到，寧夏某地級市全市學生人數在10人以下的學校有120多所，占全市農村國小總數的15％以上。福建永泰全縣有農村學校78所，其中只有一名學生的“單人校”就有19所。城鎮化像勢不可擋的洪流，將鄉村孩子從鄉村國小推搡出來，湧進城裡的各所學校。
重慶
重慶雲陽縣對部分鄉鎮5年內中小學生源流向初步統計顯示，15％左右的學生隨父母轉移到大城市讀書，30％的學生轉移到縣城就學，而轉移到相對較近、花費較少的鄉鎮中國小就讀的學生超過了一半。
湖南
位於京廣線上、《三國演義》里龐統當過縣令的湖南耒陽，由於本地農民等外來人口進城迅猛，如今已成湖南城區人口最多的縣級市，城區學校也跟著膨脹，蔡子池中學因學生眾多，一度被當地人稱為“亞洲最大的國中”。
原因
在“世界是平的”的網際網路時代，新一代農民已不再是“臉朝黃土背朝天”，他們的眼界、見識和追求，與老輩已迥然不同。即使是在偏僻閉塞的大山深處，年輕一代大多也不願再守著幾畝薄田，不願意後代永遠被困在大地的褶皺之中。除了自己“走出去”，這一代年輕人的普遍做法是砸鍋賣鐵也要讓孩子上個好學校。
“農村變了，年輕人都外出打工，村里留不住娃。”前莊村支部書記程潤珍表示，村里現在一共有七八十個小孩子，除了4個在村里、十幾個在鎮裡上學外，其餘五六十個都在縣城讀書，由家長陪讀。
移民搬遷進城、育齡人口減少等，也是農村生源銳減的原因。少數還在本地上學的，基本上都是大人沒能力接送的留守兒童。隨著農村中國小學生數量大量減少，如今農村的不完全國小、複式班，正在由過去的偏遠山區向城區附近遞進。
影響
城鎮大班額
鄉村國小減員潮國小標準班額為45人，國中標準班額為50人。重慶奉節縣公平鎮公平國小一年級招生的時候尚能嚴把標準班額關，但越往高年級，轉校插班生越來越多，六年級學生最多的班能達到70多人，學生課桌間隔不足60厘米。湖南耒陽城區公辦學校國小平均班額72人，多的達83人；國中平均班額71人，有的甚至達78人。
湖南省婁底市城區一所國小，前些年甚至不可思議地出現過“百人班”。
不利於推行教改
相對於城裡廣受追捧的“一對一”教學，一些農村國小、教學點的學生遠比城裡孩子“奢侈”——由於學生數量銳減，像前所中心國小，甚至已是“幾對一”。從表面上看，這更有利於老師根據學生的個性特點因材施教，提高教學質量。但基層教師卻普遍反映，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雖然教學的針對性有所提高，但推行課程改革的難度卻加大了，無法滿足素質教育的需要。
學生缺乏交流
在五寨縣梁家坪一貫制學校，這裡每個年級都只有一個班，裡面稀稀拉拉坐著幾個學生，六年級更是只有一名叫宇慧的女學生，五六個老師教她一個人。雖然是一對一授課，但12歲的宇慧告訴記者，她並不喜歡這樣的課堂，覺得上課一點兒意思也沒有，連個同學也沒有，下課也沒人和她一起玩，她大多數時間只能一個人坐在教室里。“因為缺少同學圈、朋友圈，有些孩子性格變得比較內向，不太願意主動與人交流，長期下去會嚴重影響他們的性格養成，也會導致課程改革難以推行，因為課改需要學生之間的交流與合作，這一點老師無法代替。”該校教師梁瑞卿說。
教學方式單一
走訪多所生源流失的農村中國小，記者普遍感到教學氛圍比較沉悶，學生和老師之間缺乏互動，教學方式也很單一，讓人感受不到課程改革帶來的變化。新課改倡導學生主動參與、交流與合作等能力的培養，但一個班就那么幾個學生，連分組討論的人都不夠，學生怎么積極得起來。體育課、美術課、音樂課等，也被“省略”了，豐富多彩的集體活動更是這些孩子遙不可及的“夢想”。
教學資源浪費
鄉村國小減員潮坐落在呂梁山區的臨縣白家坪國小有一座二層教學樓，是村里最漂亮、最現代的房子。如今，這裡已經沒有了學生，課桌椅都堆在院子裡，教室內晾曬著玉米等糧食，整個學校成了留守老人的家。
這種人去樓空的情況在呂梁、太行山區普遍存在，大量校舍被閒置，得不到有效利用。記者調研發現，儘管國家對貧困地區的農村教育很重視，資金投入也很大，但也遭遇低效，甚至無效的尷尬，浪費十分嚴重。不少貧困縣沒有及時考慮實際需求的變化，大量新建校舍，等校舍建好了，學生卻走光了，投入的資金白白打了“水漂”。
此前，新華社記者在寧夏調研發現，一些農村“麻雀”國小，學生越來越少，但各類投入卻越來越多。在一所農村國小，政府財政投資65萬元新建了4棟整齊的校舍，共24間教室。但僅僅一年後這個學校就只剩下4名學生。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後續加蓋保溫層等基礎設施投入仍在進行。
“鴕鳥的裝備套在麻雀身上”，這種資源浪費目前仍在持續。一些農村鄉鎮中國小明明只有十幾個、幾十個學生，也要占用一座龐大的校舍。山西忻州市五寨縣梁家坪一貫制學校副校長王子明表示，他們學校現在只有32個學生、39名教師，一年運行下來，僅供暖費等開支就要花費近10萬元。
教師缺乏存在感
幾名甚至幾十名老師圍著一個學生轉，面對講台下屈指可數的學生，“沒人可教”的農村教師也越來越缺乏“存在感”。
在呂梁山區的五寨縣明德中學，1990年出生的特崗教師王俊麗大學畢業後曾在一所縣高中當過臨聘教師，班裡五六十個學生，有問有答，氣氛活躍，而在這裡只教3個學生，沒有存在感。
位於太行山區的平順縣芣蘭岩中學，原有10名從高校畢業生中招聘到西部農村任教的特崗教師，現在走得只剩下5名。“有的來時高高興興，一接觸落差很大，哭哭啼啼，感覺沒有希望，乾脆辭職。”該校校長傅進紅說。
“完全是大材小用，而且也用不好！”右所中心國小校長楊海清，因為“沒有小學生”，已經成為實際上的“園長”，國小老師則當起幼兒小朋友們的“阿姨”。國小老師就地轉型當起幼兒教師，不僅存在資質問題，老師們普遍有一種乏力感。“雖然教幼兒不需要太高深的知識，但小朋友也不是那么好‘哄’的，也需要專業知識。”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還效果不好。手下教師多達26名，學校設施齊全，卻無生可教，資源嚴重浪費讓楊校長既可惜又尷尬。
應對
“其實，如果能有校車把這些‘零散’孩子接到附近條件好的學校上學，學生‘落單’、教育資源浪費、老師‘缺乏存在感’這幾個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一些基層教育工作者為解難題支招。而這不僅需要“搬動”沿襲多年的老辦法，還將面臨校車投入、管理等新問題，非改革不可為。
“民間自發的力量擋不住，‘教育城鎮化’實際上已經走在城鎮化的前面，教育成了推進城鎮化的‘驅動器’。”根據多年的觀察，“老教育”山西省嵐縣教育局郭局長有自己的見解。自2001年提出農村“撤點並校”，一批弱小的農村校、教學點紛紛成為歷史。儘管由於一些地方撤點速度過快引起爭議甚至批評，但即使是那些苛刻的評論員，也不得不承認“撤點並校”總體上有利於農村教育質量的提升。
這一階段，主要是農村校之間教育資源的調整。隨著城鎮化車輪的滾滾向前，隨著大批農村人拖家帶口義無反顧地進城，在不少地方，出現了“城擁擠、鄉薄弱、村空殼”的校園新現象。調研發現，新一輪中國小布局調整，“主戰場”已經從以前的鄉鎮間轉移到城鄉間。
城鄉教育布局要因時而變，道理淺顯，但真動起來，攔路虎卻不少。從道理上講，教師資源應該最最佳化，教師富餘的學校應該勻一些老師到師資匱乏的學校。但現在每個學校都有具體編制，你動一個人，涉及編辦、人事局、財政局等部門，哪一方不點頭都不好辦。需要“跨越”的，不僅是讓人撓頭的編制，還有教育體制機制改革、鄉鎮區劃調整等。
教育局唯一能比較方便使用的手段是借調。而借調，也只是權宜之計，牽扯到工資、考核、管理，也不好弄。而且借調個別人可以，大規模借調就不現實了。另外也擔心村民反對。因為歷史上村里一直就有國小，有村民說，萬一明年後年有人在外面過不下去孩子回村里上學呢，你把學校撤了他們上哪兒上學。
對冗餘教師的調配問題，山西省嵐縣教育局郭局長表示，嵐縣倒是沒有“幾十老師圍著一名小學生轉”這種極端狀況，但近些年同樣也面臨一些國小和教學點生源嚴重流失、教師冗餘的情況。大家笑稱，能否合理調配教師資源，某種程度上是在考驗教育局長的“公關能力”。郭局長坦言自己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全縣教師基本調配妥當，“有時是拍了桌子的！”
要解決這個問題，教育部此前提出的縣管校聘是一個好辦法。縣管校聘使教師由學校人變為系統人，縣級教育局科學合理統籌調配教師的自主權大大增加了，不再受制於學校編制，在管理上不會再出現‘動’不了一個人的尷尬，對於目前處於急劇變動的生源增減，能快速反應，不至於再出現那邊教師沒活乾、這邊有活沒教師的困境，優勢非常明顯。“縣管校聘”模式在全國各個改革示範區試點。基層教師、教育部門希望這一政策能儘快完善，早日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