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家世為邊戶，年年常備胡。兒僮習鞍馬，婦女能彎弧。
胡塵朝夕起，虜騎蔑如無。
邂逅輒相射，殺傷兩常俱。
自從澶州盟，南北結歡娛。
雖雲免戰鬥，兩地供賦租。
將吏戒生事，廟堂為遠圖。
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漁。
作品賞析
“邊戶”，邊境地區的住戶，此指與遼（契丹）交界處的居民。此詩為作者於1055年（至和二年）冬充任賀契丹國母生辰使（後改賀登位國信使）出使契丹途經邊界時有感而作，揭露了屈辱的澶淵之盟給國家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抨擊朝廷的腐敗無能，對邊戶的不幸遭遇表達了深厚的同情。此詩通篇都是採用邊民敘述的口吻。全詩分為兩部分。前八句敘說澶淵之盟以前邊民對契丹的抵抗和鬥爭。北宋從建國開始，就受到契丹的嚴重威脅。從太宗（趙光義）以來，契丹就不斷南攻，特別是澶淵之盟前一個時期，進攻更加頻繁。開頭兩句，正是這種形勢的真實寫照。“家世”句是說家裡世世代代都在邊地居住，可見時間之久。而在這很長時期中，不僅年年都要防備契丹的侵擾，而且一年之中，時時刻刻都處在戰備狀態。“胡”是古代對北方少數民族的稱呼，這裡即指契丹。正是這種長期的戰鬥生活，培養了邊民健壯的體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還沒有長大就已開始練習騎馬，婦女們都能彎弓射箭。“兒童”包括男女而言，並非單指男孩。邊民的英武表現在各個方面，作者也會從邊民那裡聽到或看到許多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羅列出來，就會拖沓冗長，沒有重點，難以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詩中只寫兒童婦女的“習鞍馬”、“能彎弧”，取材很精。兒童習馬，婦女射箭，這在別處是很難見到的，最能體現邊民的尚武特點。這個富有典型意義的細節，不僅有著現實的依據，還同悠久的歷史傳統有關。河北地方，從春秋戰國以來，一直是經常征戰之地，當地人民，歷來就有尚武之風，加之宋朝建國以來與遼國長期對峙，使尚武之風更加發展。孩提婦女都能彎弓射箭，青壯年男子更加驍勇善戰。
這樣英武的人民，絕不會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寫邊民對契丹的英勇鬥爭。“胡塵”謂胡騎踐踏揚起的塵土，指契丹來犯。“朝夕”是早晚、時時之意，表明遼軍不僅攻擾須繁，而且出沒無常，威脅極大。“虜騎”即指遼軍。“蔑如”是輕視之意，是說邊民對契丹毫不畏懼，根本沒有把他們放在眼中，表現了邊民的英雄氣概。因為契丹經常來犯，邊民常常同他們不期而遇，一見之後即互相射殺，雙方死傷常常相當。“俱”是相等、一樣之意，表明遼軍異常兇悍，也體現了邊民為保衛國土、保衛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戰鬥的精神。
上面雖然講到殘酷的戰鬥，巨大的傷亡，情調卻是高昂的，下面轉到澶淵之盟以後，情調就不同了。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閏九月，遼主蕭太后和聖宗（耶律隆緒）親率大軍南攻，直抵澶州（今河南濮陽縣南），威脅汴京（今河南開封）。真宗本想聽從王欽若、陳堯叟之計遷都南逃，－因宰相寇準力排眾議，堅持抵抗，只得勉強去澶州督戰。由於部署得當，加之宋軍士氣高漲，在澶州大敗遼軍，並殺其大將蕭撻凜（凜一作覽），遼軍被迫請和。結果戰敗的遼國，不但沒有退還半寸幽燕的土地；打了勝仗的宋朝反而同意每年贈遼國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同遼國簽定和約，史稱“澶淵之盟”。這次議和是宋遼關係的一個轉折點，從此以後，宋朝對遼即完全採取妥協屈服的方針了。詩中的“結歡娛”，即指這次議和，這本是統治者的語言，邊民引述，是對最高統治者和那幫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諷刺。據和約，以後遼帝稱宋帝為兄，宋帝稱遼帝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歡娛”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絹、銀買得了“和平”，以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統治者打了敗仗，還得到這樣豐厚的貢獻，是真正得到了“歡娛”；而受苦的卻是宋朝勞動人民，這大量的絹銀，全都將從他們身上榨取出來。而對於邊民說來，他們更要同時向宋、遼兩方交納賦稅，遭遇更加悲慘。朝廷既然對遼採取妥協屈服的方針，邊境上的將吏就害怕同遼發生糾紛，便約束邊民，不準他們“生事”，實際上就是要邊民服服帖帖聽憑契丹騷擾，不得反抗。朝廷為了欺騙民眾，便把這種妥協求和以求苟安一時的行徑，說成是深謀遠慮。“廟堂”本指太廟的明堂（天子宣明政教和舉行重大典禮的地方），詩中用來代指朝廷。“遠圖”本是統治者欺騙人民的話頭，詩中用作反話，加以諷刺。詩的最後兩句就是“遠圖”的具體說明。“界河”在今河北中部，上游叫巨馬河，下游叫白溝河，故道流經淶縣、新城、霸縣、天津等地入海，宋遼以此為界，故稱“界河”。這裡本來是中原故土，此時卻成了宋遼邊界，而且由於朝廷的妥協退讓，住在界河上的邊民，甚至連去界河打魚的權利也被剝奪了。“不敢”，不僅是說要遭到遼軍的橫蠻幹涉，還包括宋朝將吏的制止，因為他們害怕得罪遼軍。澶淵之盟以後邊民長期蒙受著這樣的屈辱。到了1042年（慶曆二年），宋在遼的武力威脅下，又對遼每年增絹十萬匹，銀十萬兩，並改“贈”為“納”，屈辱就更甚了。末兩句極為悲憤沉痛，是對朝廷的尖銳譴責。
此詩寫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別”相同，都是採用詩中人自敘的口吻。這樣寫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強作品的感染力。詩中把澶淵之盟的前後作為對照，也使得對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歐陽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為代表為改革派一邊，對遼和西夏主張堅決抵抗，反對妥協。他在1043年（慶曆三年）寫的《論西賊議和利害狀》，就主張對西夏採取強硬態度。《邊戶》一詩，正是這種政治主張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