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經歷
胥治中同志1917年10月27日出生於湖北省石首市，父親為僱農，家境貧寒；在紅二方面軍革命根據地的影響下，他自7歲起就隨父親接受黨的教育，參加兒童團和少先隊的革命活動。
1930年7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5年初轉入中國共產黨；歷任紅二軍團通訊員、宣傳員、偵察員、衛生員，湘鄂川黔邊區保衛局保訓隊學員，二方面軍衛生部特派員，五師15團特派員，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參加和指揮了保衛蘇區的數十次戰鬥。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二方面軍團獨立團、第四師、第七師宣傳員、偵察員，紅二軍團衛生部特派員，第五師十五團特派員，參加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胥治中同志歷任陝甘寧邊區警衛四團特派員，中央社會部三邊情報站站長，鄂中區黨委社會部兼鄂豫縱隊社會保衛部部長，中原三地委社會部部長兼三專署公安局局長，中原三地委常委等職。
解放戰爭時期，胥冶中同志歷任江漢軍區政治部主任、鄂西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十一軍政治部副主任等職。他參與指揮了我中原軍區江漢部隊突圍，衝破國民黨三十萬軍隊的層層包圍，在鄂西與一縱會合，為保存我軍有生力量做出了重要貢獻。他與劉昌毅司令員一起率一支隊積極開展游擊戰爭，牽制蔣介石嫡系整編六十六軍和兩個整編師及當地保全團全部，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區和正面戰場，支援了我軍兄弟部隊粉碎國民黨部隊的進攻。為了保存我軍實力轉移，開闢新區繼續堅持鬥爭，經過—千多里的緊急行軍，勝利地抵達鄂東皖西。在當地黨組織和游擊隊的配合下，消滅不少保全團並開闢出一個包括黃山、岳西、霍山等七個縣在內的游擊根據地，並在鬥爭中不斷使自己的隊伍得到補充和發展，建立起我軍較穩定的被服廠和醫院，為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實施全國大反攻奠定了堅實的民眾基礎，建立了牢固的游擊根據地。1949年初，胥治中同志參與解放重慶戰役的指揮，在成都附近配合一野消滅了胡宗南的南逃部隊。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誕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胥治中同志歷任海軍青島基地政治部副主任、海軍炮兵學校政治委員、中共煙臺市委委員。1961年調任國防部第七研究院副院長，1965年任六機部第七研究院黨委書記、六機部黨委委員。他按照中央部署，協助院長劉華清同志進行國防部第七研究院的組建工作。在當時國內遇到嚴重困難，蘇聯撤走專家，停止一切技術援助的情況下，他同組建七院的領導同志一道，組織大力協作，狠攻科技難關，為發展海軍的裝備技術、為七院的發展規劃、基礎設施建設、隊伍建設和一批重點工程科技項目的建設傾注了大量心血。
“文革”期間，胥治中同志遭到打擊迫害，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但他仍堅持真理，同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文革後恢復工作，曾任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子女現狀
胥曉琦的父親是新中國第一批被授予少將軍銜的高級將領。父親去世後，她做夢都沒想到，自己和80多歲的老母親會淪落為訪民，為那間住了40多年老房子的所有權走上漫漫的抗爭之路。
胥曉琦的家，在北京市朝陽區雙泉堡甲2號院，中國船舶重工集團第七研究院家屬院。1994年，胥治中去世後，胥曉琦和年邁的母親李靜，就一起住在這個大院的9號樓，一棟獨門獨戶的雙拼小樓里。
“雙拼”的意思就是兩家一棟樓，你在東邊，我在西邊，各自有門。這棟樓是國防部1962年成立國防部第七研究院時所建，當時胥治中為現役軍人，按職務分配，分到了這座小樓的東半邊。而另外半邊，一直由兩個職務級別較低的家庭合住，此後這兩戶人家搬走，現在改成了臨時工宿舍。
儘管，胥治中給李靜、胥曉琦母女倆留下的住房，年久失修，到處破舊漏雨。不過好歹這個房子也讓母女倆有了棲身之所。但是，一切從中國船舶重工集團第七研究院決定在9號樓前修建21號樓開始，就變得不一樣了。
2000年，國家啟動了部級幹部的房改，國務院辦公廳發布《在京中央和國家機關部級幹部住房制度改革實施意見》，規定對於享受部級待遇的幹部現住房，“可租可買”，“除四合院、獨立小樓、按照規定規劃近期需要拆除的住房、國管局和中直管理局認為不宜出售的住房外，原則上均可出售。”
已經租住在這棟雙拼小樓里將近40年的李靜，覺得自己應該有購房的權利，向第七研究院提出購買現住房的要求。2001年7月9日，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以下簡稱國管局)回復第七研究院說，“9號樓等屬於二層獨立小樓，且住房面積、占地面積超大，按照房改政策，屬不可售公有住房。但考慮到住房在你院職工住房集中區中，如你院認為可以出售，請在考慮同意規劃的情況下按有關規定執行。”
對於“獨立小樓”這個說法，李靜和胥曉琦並不認同，自家的房子只是占了東邊的半邊房，並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獨立小樓。於是她們多次向研究院要求購買現住房。
2002年9月，政策出現了鬆動。國管局印發《關於發放購房補貼中幾個具體問題的處理意見》，在“不可售公房”的定義中，去掉了“獨立小樓”。於是，母女倆再次向第七研究院提出購買現住房的念想，但是3年過去，第七研究院依舊答覆說不可售。
從2002年到2005年，北京的房價已經處於攀升階段，商品住宅每平方米平均單價從4066.7元漲到了6725元。
2005年，第七研究院決定在9號樓旁邊，建造一座高35.4米的21號樓。
施工隊在21號樓的施工現場，貼出了一張局部施工圖。胥曉琦才發現，自己家所在的位置，居然是一片空白。空白是什麼意思？如果是保留建築，那應該是一個方框；如果是擬拆除建築，應該是方塊邊上打叉，如果是空白，那只有一個可能，這裡本來就什麼都沒有，竣工後也將什麼都沒有。
這讓胥曉琦感到奇怪。2006年，她去北京市規劃委申訴，表示擬建21號樓的北牆，距離北邊永久性建築即20號和20B號樓，分別為52米和48米，這中間事實上並不是空地，而是位於此地面的9號和8號樓。當年5月，北京市規劃委回覆說，“現您所反映的問題為拆遷問題，您所居住的9號樓為擬拆除建築，故許可證規劃總圖中未進行標註。建設單位應按規定予以拆除。”
但既然是拆遷問題，按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房屋拆遷管理辦法》，胥曉琦認為，規劃拆遷前，公有住房應賣給個人，再進行拆遷。胥曉琦想不通，既沒有賣，也沒有拆，怎么能開工呢？她開始採取行動阻止蓋樓，要求先拆遷，後施工。2006年11月，施工隊終於寫下保證書，答應在胥與甲方達成協定前，不會動工。這個保證很快被單方撕毀。2006年11月18日，施工隊突然來了上百名工人，將9號樓圍住，強行開工。
胥曉琦說，當時近80歲的母親和她，還有鄰居家的老人及子女一起，連夜去中國船舶重工集團上訪，要求與第七研究院談判，說，“你們蓋樓可以，要先拆遷我們。”但結果，被信訪辦的人攔在大門外的傳達室內。胥曉琦的母親跪在地上哭著求信訪辦的人，不要把他們從這個家趕出去時，信訪辦的人大聲叫喊：“我管不著，你們愛上哪兒告就上哪兒告去！滾出去！”並帶著保全在寒冷的冬夜，從零點開始，大開門窗凍兩位老人。胥曉琦的母親在那裡呆了一天一夜，連氣帶餓、連凍帶無法休息，突然抽搐、昏迷，被送到醫院急救。
交涉無果的情況下，2007年年初，與胥家有相同遭遇的鄰居，向北京市政府提出行政複議。胥曉琦說，政府的回覆是，“規劃沒有問題，竣工的同時拆遷。”
但2007年21號樓竣工後，第七研究院並沒有提竣工後拆遷的事，而是一再發出選房通知，以“房改”為名，要求胥家搬到旁邊的安置房。
胥曉琦去看了安置房。“我家的面積是297平方米加上20平方米自建，安置房的套內僅209平方米，相差100多平方米，安置房還得公攤面積，這太離譜了。”2007年1月北京商品房銷售均價為每平方米10563元，到了當年12月則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該月北京商品房銷售均價達每平方米15454元。
胥曉琦認為，按照國管局2006年9月的《住房制度改革政策解答》，安置房應該不低於原住房使用面積，拒絕搬遷。“再說了，那個樓明顯一看質量就達不到部級幹部樓的標準，牆皮手指一碰就掉了。”
於是，胥曉琦再去規劃局上訪。規劃局回覆說，院方一直沒有報竣工驗收。這與“竣工同時拆遷”，形成了一個死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