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行為與制度——制度經濟學譯叢
作 者：[冰島]思拉恩·埃格特森 著
出 版 社： 商務印書館
I S B N： 7100040795
出版時間：2004-10第1版
印刷時間： 2004-10第1次印刷
定 價： 20 返20積分
內容簡介
矛盾無處不在，理性的個人追逐自身利益的強大衝動力，既是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也是經濟成長和繁榮的主要源泉。無論這種結果是好是壞，均依賴於人為的社會制度結構，這種制度結構指限制人類行為並將他們的努力導入特定渠道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規則(包括法律和各種社會規範)及其實施效果。個人並非像魯賓遜那樣孤立存在，經濟成果和社會結果依賴人們的相互作用，微觀的行為常常引出不盡人意的巨觀結果。以看足球賽為例，當視線部分受到阻礙後，一些人為了自己的利益便會站起來觀看，他們的這種行為會將成本強加給坐在身後的觀眾，因為後者被迫也要站起來。可以構想，最終的結果是，所有觀眾都站立起來觀看，但所看的總體效果比坐著欣賞非但沒有改善，而且會變差。
上述困境的出現是由於，首先站起來的人們對於強加在別人身上的成本不承擔責任，而且他們很有可能相信，如果他們不站起來，別人也會站起來。用新制度經濟學的術語解釋，困境的產生是因為協商和實施禁止站立會遇到交易成本，所以當前述成本不太高或小於交易成本時，人們對協定有一種投機傾向。由此可見，正式和非正式的規則構成的制度，既能減少也能增大這類成本。
在本世紀，為了協調微觀行為和巨觀結果，曾經採用過中央計畫經濟和分權市場經濟這兩種極端的解決方法，使用更多的是介乎於二者之間的混合辦法。不過，無論是市場經濟理論(新古典經濟理論)還是中央計畫理論，都忽視能控制交易成本的制度的作用。因此，它們均隱含地假定，現存的制度是理想和合適的制度，集中精力研究這種理想世界中的協調問題。在現實世界中，中央計畫管理的經濟無法控制主要代理人，受到代理問題以及各種各樣的信息和激勵問題的折磨；與此同時，企圖使用市場體制的許多國家也並未取得好的成就，相對成功的市場經濟國家也遭受到各種各樣的危害。比如，微觀代理人不願考慮他們行動的所有成本和利得而引來的環境污染問題。
在20世紀最後10年，人們對改革和改變經濟制度的興趣日益高漲，但是以新古典為首的傳統經濟理論束手無策，默認現存制度為理想制度的理論局限性突出地表現在以下低素質的經濟見解上：國際社會應當給予東歐國家和前蘇聯援助，以便使它們從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經濟。
本書的素材取自經濟和社會各種邊緣學科對經濟行為和制度的探索性理論研究成果，作者試圖將這些零碎的精華綜合成一種首尾一貫的制度經濟學。考慮到不能中斷與基本經濟研究綱領的紐帶聯繫，我將所取素材限定在研究人們行為的基礎之上，對那些描述人們受到限制的行為最佳化理論給予特別的關注，因為這是新古典經濟學最精闢的理論研究方法。
在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裡，到處可以看到制度、交易成本和經濟成果之間的相互作用。羅納德·科斯是新制度經濟學舉世無雙的理論巨匠和創始人，而道格拉斯·諾斯則開拓性地使用新制度經濟研究方法解釋了經濟制度的演變過程。在本書中文譯本出版之際，介紹一位在新制度經濟學早期形成過程中做出許多最重要和最基礎貢獻的華人經濟學家是適宜的，他就是現在擔任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的張五常教授。
本書所陳述的新制度經濟學並不會開出醫治經濟弊病的靈丹妙藥，但是能提供分析經濟行為和制度之間相互作用的一種獨特的經濟思考方法和研究工具。經濟制度涉及正式或非正式規則的建立和實施效果兩個方面。因為這些規則的建立和實施是政治和社會進程的結果，所以研究制度的變化顯然必須打破法律和經濟史以及政治學、社會學和人類學自成體系的研究領域，儘管必須承認，我們對制度變化的理解還很不夠，但是上述學術領域近年來採用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一直得到讚譽和肯定，並且已經提出一些十分有價值的見解。
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將交易成本看作在自願和非自願交易中保持控制有價資產的成本。當這類成本很高時，意味著資源遭到浪費，由於它們未能被轉入最有價值的用途，或者因為對控制它們的爭奪戰純屬一種非生產性的行動。在分權市場體制內，控制資產的不確定性將會阻礙人們進行生產財富的投資活動。雖然對資產的控制離不開有關個體的參與，但是由於建立和執行規則有十分顯著的規模經濟效果，所以政府在這方面可以發揮極大的作用。最優的制度安排需要一種協調政府和個體作用的精巧平衡機制。進一步講，無論從哪個時點看，這種平衡機制總是特定文化的產物，因為規則和契約條款的實施依賴特定社會的倫理規範，依賴在這種倫理規範基礎之上建立的商業道德。雖然我們對於倫理規範和商業道德的形成、保持和衰落至今所知甚少，但是可以肯定地講，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
我不是一個中國問題專家，但在1992年秋季到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院訪問期間，獲得了一些有關中國情況的知識，並對中國文化十分喜愛。中國最近的經濟成功對於新制度經濟學是一個最重要的事件。我非常感謝廣州中山大學管理學院的吳經邦副教授及其同仁將我的這本著作翻譯成中文，並衷心希望中國學者在他們的研究工作中發現這種研究方法是有用的，相信他們會從自己國家引人矚目的經濟發展中總結出經驗和教訓，為增強和發展新制度經濟學做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