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罪行
韓愛晶在文革期間參與揪斗彭德懷“文革”開始
後，韓愛晶在去國防科委“請願”靜坐的28個晝夜， 空前活躍而堅定，一躍成為名噪一時的北航“紅旗”戰鬥隊的“總勤務員”，他一夜之間成了“顯赫一時”的風雲人物。
韓愛晶“審時度勢”，把矛頭直接對準了劉少奇同志；1967年7月26日，他與北京建工學院“新八一”聯合成立了“揪劉火線總指揮部”，以召開批判會和逼劉交出第二份認罪書為名，調集了幾十個單位數千名民眾圍堵中南海各門。幸虧周總理採取了強制措施，才平息了這場軒然大波。
韓愛晶為了擴大影響，先後派出數百人，以“調查組”、“聯絡站”等名義，在全國35處插手當地運動。他還成立了專門對付部隊的“全國動態組”。1967年4月，北航“紅旗”赴武漢調查組。蒐集整理上百頁的黑材料交給當時“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為王力一夥誣陷武漢軍區，製造震動全國的特大冤案提供了炮彈。
1967年3月31日和4月初，葉群、戚本禹先後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韓愛晶，授意他‘打倒“幾位老帥。戚本禹還給了韓愛晶一首語言隱晦的反動詩，詩中有所謂：“黑魔”、“白虎”等字眼。韓愛晶自然是心領神會：“黑魔”是指譚震林，“白虎”是指陳毅。於是就開始了“打倒徐向前，炮轟陳毅、葉劍英”的反革命行動。他說：“幾個副總理問題，北航落後了，被動，在這個問題上要搶在前面。”
為此，他一方面指使北航“紅旗戰鬥隊紅一連”和專門成立的“尖刀連”，負責搜羅、編造、印製誣陷徐向前、陳毅、葉劍英的材料；一方面於4月4日、12日以“北航紅旗”名義連續發表所謂《嚴正聲明》，並大肆散發，煽動“打倒徐向前，炮轟陳毅、葉劍英。”
韓愛晶等人在文革期間揪斗彭德懷1967年
7月9日，在北航的一間教室里，韓愛晶為自己的歷史記錄下了最骯髒的一筆：在一個所謂的小型“審斗會”上，他們一夥批鬥功勳卓著、身陷囹圄的元帥彭德懷同志（1966年，彭德懷同志擔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三線副總指揮的職務，被王大賓等非法強行揪回北京）。
韓愛晶聲稱“審斗會”要“刺刀見紅”，會前，北京衛戍區的同志奉命向韓愛晶宣布了周恩來總理傳達的“不準打、不準搞噴氣式、不準掛牌子、不準游斗、不準開萬人以上鬥爭大會”的五項指示，韓愛晶卻聲稱“周總理的指示已經過時”，親自帶頭對彭德懷進行逼供和毆打！
他們逼迫彭德懷在他們寫著“反對毛主席”罪名的紙條上籤字並寫“認罪書”，剛正不阿的彭德懷據理駁斥、拒絕簽字，韓愛晶等人竟然惱羞成怒，先後7次將彭總打倒在地——使彭總前額被打破，左右兩側第5、10根肋骨骨折，肺部受嚴重內傷；一個星期後，北航又召開了數萬人的“批鬥大會”，不顧彭總的嚴重傷病，會上繼續對彭總搞“噴氣式”，會後又掛牌游斗，並再次毒打彭總，連陪斗的張聞天同志頭部也被打成血腫（1990年，韓愛晶對當年“圍攻、批鬥、毒打彭德懷元帥”的行為表示所謂“悔恨”，但他也提出“疑問”：是誰明明了解彭德懷的歷史，卻異口同聲地告訴青年們彭德懷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截至1967年8月份，“紅一連”和“尖刀連”先後羅織編造、印製了題為《打倒徐向前》、《葉劍英罪狀》、《炮轟陳毅，解放外事口》等大批傳單和文章達56萬多份，在全市、全國散發。在這些《聲明》、傳達的文章中，分別誣陷陳毅“惡毒攻擊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為復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徐向前在革命戰爭的緊急關頭當了“叛徒、逃兵”；葉劍英“是個逃兵”，是“鎮壓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劊子手”，從而把“打倒徐向前”，“炮轟陳毅、葉劍英”推向社會。
韓愛晶在文革期間參與揪斗彭德懷、張聞天1967年
10月以後，隨著“三結合”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各地紅衛兵陷於爭權奪利的派性鬥爭中。為了控制北航，韓愛晶對中共北航委員會副書記周天行進行了有預謀的誣陷和迫害。他說：“不打倒周天行，北航的歷史沒法寫”，“周天行擋不住，有大半幹部都要上來，第一把手誰當，解決不好不放心。”
為此，1967年12月16日，韓愛晶下令將周天行“隔離審查”，並由自己親自主管周天行特偵組。在“隔離審查”中，誣陷周天行是“政治騙子”、“叛徒”、“特嫌”；又罰站、毒打、“連軸審”，致使周天行身心受到嚴重折磨，與此同受誣陷的還有北航黨委副書記程九柯。
此後，在林彪、江青一夥的授意下，韓愛晶又率人誣陷和企圖打倒徐向前同志，綁架、迫害了張平化、葉飛、徐海東等領導同志；同時，他們在北航院內設立了名為“隔離室”的監獄18處，先後立案審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關押，造成20餘人非正常死亡。
逐漸失勢
隨著高校造反紅衛兵中各派別的崛起，紅衛兵組織之間開始打起了派仗，派仗發展為武鬥，許多地方發生流血事件，造成人員傷亡。高校里的正常秩序已經不復存在。這種動盪局面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他想穩定局勢，而穩定局勢，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對高校中造反的紅衛兵有所約束。
毛澤東穩定高校的辦法，是派工宣隊進駐高校，做打派仗和武鬥的紅衛兵兩派的工作。但是，毛澤東的這一決策，卻受到了紅衛兵的抵制，在清華大學甚至發生了紅衛兵開槍打死打傷工宣隊
員的事件。毛澤東十分震怒，他決定找紅衛兵五大領袖談話，對他們提出警告。韓愛晶是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一，自然是被通知參加毛澤東談話的人。
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接見了
五大金剛之一的蒯大富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這紅衛兵五大領袖。
毛澤東等同紅衛兵五大領袖談話長達五個小時之久，中心意思就是批評紅衛兵，要他們聽從指揮。
這次談話結束後，紅衛兵五大領袖都戰戰兢兢，知道自己闖禍了。
但是，當時，毛澤東對紅衛兵五大領袖還是手下留情的。特別是對於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這些20多歲的青年人，毛澤東還是十分愛護的，認為他們是年輕人，犯點錯誤難免，批評他們應該，但不必過分追究。出於這一想法，毛澤東在嚴厲批評了紅衛兵五大領袖之後，就把話題轉了。
韓愛晶是有心人，知道毛澤東、林彪等人這次談話對自己今後命運十分關鍵，因此他邊聽邊記，拼全力把談話主要內容記下來。由於韓愛晶用心最多，因此，他也是參加談話者中，記錄最多最全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自從這次談話後，包括韓愛晶在內的紅衛兵領袖開始逐漸被冷落了。毛澤東的談話通過一些渠道也在北航傳開了，與“紅旗”對立的一派趁機抓住這一點，攻擊“紅旗”派首領韓愛晶反對毛主席、反對解放軍。有人甚至提出要把韓愛晶當作反革命揪出來。原來緊跟韓愛晶“紅旗”派的一些人也作鳥獸散，有的還反戈一擊。韓愛晶的日子開始不好過了。在反對派一片“打倒”、“揪出”的鼓譟聲中，他不再多露面了
當時，打死打傷工宣隊員的蒯大富最受人注目，因此，在此時也最招風。這樣反而使韓愛晶減輕了來自各方面的壓力。盯住他的，只有北航那些同他對立的人、一些吃過他的苦頭的人。另一方面，“中央文革”對紅衛兵五大領袖還是力保的，在方方面面替他們說好話。這就使惹了大禍的他，在短時間內毫髮未傷。
但事情是變化的。就在紅衛兵五大領袖以為躲過一劫之時，在武漢發生了“七二○事件”。這個事件是在“中央文革”成員的鼓動下搞起來的，他們想借“文革”之機“揪軍內一小撮”，這引發了極大矛盾，在武漢也發生了大的動盪。這個事件引起軍隊幹部的極大不滿，毛澤東也十分震怒。他在上海否定了由“中央文革”成員起草的八一社論，提出：還我長城!毛澤東的話傳到北京，“中央文革”的人慌了。他們趕緊“丟卒保車”，把王力、關鋒、戚本禹先後拋了出來。這些人一倒，紅衛兵五大領袖自然逃不掉，於是，紅衛兵五大領袖開始被注意了。他們所在單位的造反派率先起來向他們進一步發難。這些向他們發難的造反組織又串連全國的造反組織一同發難，一時間，紅衛兵五大領袖成了“小爬蟲”的代名詞。他們所在的單位都把他們揪了出來，不光進行批鬥，還把他們關押起來。他們被勒令交待問題。好在有“中央文革”暗中保護，他們還算沒有吃多大的苦頭。
韓愛晶也被揪了出來。他多次被找去談話，要求講清問題。此後，韓愛晶被隔離審查，後被監督勞動。
生活依舊
到唐格木農場時，韓愛晶已經三十大幾歲了。由於他在“文革”的那段歷史並不光彩，加上長期處於被審查的地位，他並沒有結婚。可是，在唐格木農場，政治上已經毫無希望的韓愛晶卻收穫了愛情。在這裡，他與一個四川姑娘相識並相愛。這個四川姑娘，生長在貧困的農村，後到農場來勞動。韓愛晶與這個四川姑娘相愛不久，二人就結婚了。一年後，這個四川姑娘給韓愛晶生了一個兒子。
1987年夏天，韓愛晶的命運有了轉機。北京傳來了訊息：韓愛晶仍按大學畢業生待遇回原單位工作，政治上不要歧視，生活上妥善安排。
唐格木農場為韓愛晶舉行了簡單的歡送會。韓愛晶揮淚告別了農場領導和唐格木的朋友、難友們，與妻兒登上了東去的列車。
韓愛晶先同妻兒回江蘇老家看望了老母親和親友，然後又一人來到了北京。在北京的一些北航老同學們一起請韓愛晶吃飯。席間，大家又力所能及地為韓愛晶集了一點資，以幫他度過燃眉之急。韓愛晶在北京玩了幾天后，就南下到組織上給他安排的工作單位去了。
韓愛晶被安排到湖南株州某兵工廠。該廠的各級領導大部分是北航畢業生，對韓愛晶很照顧，將他分配到廠里技術情報室工作。不久，韓愛晶又被廠里派到深圳辦事處工作。後來，深圳有幾家大公司聘請他出任老總。韓愛晶請示了廠里後，去了一家有數千萬債務的國企參股公司當了總經理。幾年下來，在他的努力下，公司債務基本還清。
2003年，韓愛晶辦了內退，領取內退工資。內退後，他又應邀給一家公司當了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