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大串連同年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規定來京人員在北京逗留的時間為四天，主要活動是：參觀、學習和支持北京各學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接受中央負責同志接見。來京參觀一律免費乘坐火車，生活補助費和交通費由國家財政開支。到京後的一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負責安排。
此後，不僅外地學生來京，北京學生到外地造反，揪斗“走資派”，各地方也互相串連，後來發展到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也進行串連。大串連使地方各級黨政機構逐漸陷入癱瘓狀態，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妨礙了正常的生產和交通運輸。
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出通知，決定從11月21日起到次年春暖季節，一律暫停來北京和到各地進行串連。並說毛澤東支持步行串連，先進行試點，取得經驗，為來年徒步大串連作好準備。
12月1日又發出補充通知，重申暫停乘坐交通工具進行串連，12月20日以前返回原地，12月21日起，不再實行免費。
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再次發出通知，要求外出步行串連的應當回到本地本學校去，全國停止長途步行串連。同年3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停止全國大串連的通知》，取消原定的當年春暖後進行大串連的計畫。由於大串連是為了發動“文化大革命”而進行的，1967年春決定不再進行串連，其後的一些運動中，也曾規定不準串連。大串連便成為一個特定時期的歷史名詞。
源起
“紅衛兵”原本是一張小字報的署名。1966年5月下旬，清華附中的幾個學生寫了一張小字報，署名為“紅衛兵”。6月2日在清華附中的校園裡正式貼出了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100多個學生在上面簽了名，高中學生卜大華名列其首。接著，卜大華等幾個學生又貼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小字報，爾後又寫了《二論》、《三論》。7月28日，他們把大字報和前《兩論》交給了江青，要她轉給毛主席。
這些娃娃們，做夢也未想到毛主席會給他們寫信。8月1日開幕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第二個檔案，就是《毛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信後還附著他們的《兩論》。毛主席在7月30日寫的這封信中，有三處“熱烈支持”他們的話。
毛澤東的這封信，把紅衛兵推上了政治舞台。毛主席寫這封信的信息立即傳遍全國，學生們把“紅衛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稱，各種紅衛兵紛紛組織起來，紅衛兵運動立即風靡全國，震驚世界。
高潮
紅衛兵運動的高潮，始於1966年“8.18”。8月18日這天，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極為不尋常的日子。這一天，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慶祝“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大會，北京和外地的百萬紅衛兵、師生（以下同稱紅衛兵）參加了大會。這也是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的大會。
“8·18”之後，毛澤東又分別於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7次接見紅衛兵，共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1300多萬。紅衛兵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到處串連、煽風點火、亂揪亂鬥，搞亂了各級黨政領導機關，是“文化大革命”中造成全國大動亂的重要因素。如果說在“8·18”之前，“文化大革命”還只是中國大地上滾動的、令人驚駭的陣陣悶雷，那么在“8·18”以後，它就成了把整個民族衝擊得暈頭轉向的狂風暴雨了。
“大串連”開始只是少數紅衛兵的自發行為，隨著毛澤東的不斷接見而成為紅衛兵運動的重要內容。紅衛兵的“大串連”起初主要是乘車串連，車船票一律免費，而且各地遍設“聯絡站”、“接待站”，以招待串連的紅衛兵。之後由於交通擁擠，車船超負荷運行，中央號召徒步串連。《人民日報》發表《紅衛兵不怕遠征難》的社論，讚揚“不坐火車、汽車，徒步行軍進行大串連，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創舉”，在中央的倡導下，徒步串連成了一時的風尚。
紅衛兵參加大串連的動機儘管千差萬別，但相當多的人帶著濃厚的政治目的。到北京串聯的紅衛兵，除了“想見毛澤東”的樸素情感之外，不少人是為了上訪和尋求支持。運動初期，各省市領導大多對紅衛兵持抵制態度，受到壓制的紅衛兵不服氣，借大串連之機，便高唱著“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的悲壯歌曲，紛紛上京告狀，控訴“受壓”之苦。這些上京告狀的紅衛兵大多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他們在幸福感激之餘，也在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回到原單位後更加狂熱地投入運動。從北京殺向各地的紅衛兵則憑藉優越的身份，儼然以“欽差大臣”自居，四處煽風點火，傳經送寶，或挑動支持紅衛兵起來造反，鼓動他們衝擊黨政機關，或衝擊工廠、農村，挑動工農造反。正是在此過程中，紅衛兵成為“闖將”和運動的突擊力量。
從1966年11月起，鑒於“大串連”給各方面帶來的壓力和困難，中央開始勸止紅衛兵不要再到北京去。12月中旬，周恩來在講話中宣布停止紅衛兵免費乘坐車船的待遇。但紅衛兵的“大串連”並未就此終止，只是規模越來越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