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紅衛兵都是回響 毛澤東的號召參加 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各類紅衛兵對運動的理解、他們攻擊的主要目標卻不完全相同，這種差異有著不容忽視的社會根源。
紅衛兵運動老紅衛兵
老紅衛兵的造反活動主要有“教育 革命”、“ 破四舊”運動以及在學生中鼓吹“階級路線”；老紅衛兵的教育革命主要打擊教師和學校的領導，“破四舊”主要殘害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已經被打倒的“ 階級敵人”，或者正在接受改造的社會成員，如 地主、 富農、反革命分子、壞份子、 右派、 資本家，以及其他被認為與舊社會的統治階級關係密切的人。老紅衛兵也批判“ 黑幫”，即被打倒的 中共北京市委和 文化教育界的領導幹部，但是一般地說不是重點。實際上，很多“黑幫”是由 黨內鬥爭，經過 黨的組織被打倒，而不是首先由紅衛兵發難的，例如北京市主要領導人。在老紅衛兵看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主要來自 舊中國的統治階級、剝削階級及其知識分子，“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一般說來，老紅衛兵鬥爭的方向更多地不是指向黨內，而是指向黨外。
老紅衛兵鼓吹的“階級路線”，如風靡一時的一幅對聯所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實際上是一種血統論。它赤裸裸地顯示出幹部子女的強烈優越感和一股追求政治和社會特權的思潮。
老紅衛兵雖然打著“ 紅五類”子女的旗子，但是其領袖和骨幹是領導幹部的子女。他們深受父輩革命信念、英雄業績的薰陶，也從父輩崇高的 政治 威望和 權力中得到實際的好處，享有比其他社會成員子女優越的待遇。老紅衛兵的政治思潮和行為特點與他們的社會存在直接相關。他們往往具有早熟的政治意識、強烈的社會的責任感、歷史使命感，他們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經熱切地期待“ 革命”，期待著像長輩一樣在疾風暴雨般的革命中建立功業。然而問題在於，他們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是壟斷的、排他的，不願承認一切同齡人都具有同樣的機會和權利。無怪乎造反派譏笑他們是不準 阿Q革命的“假 洋鬼子”。老紅衛兵強調 歧視性的階級路線，將紅衛兵看作“紅五類”的階級隊伍，實際上是以青少年的幼稚，不加掩飾地在同代人中追求 特權。 理想主義的旗幟包藏著小群體的私利。後來，他們從文革的“闖將”變為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抗爭者，原因很簡單也很現實，這場革命越來越與他們的期待 背道而馳，打擊到了他們引以為自豪和依靠的父輩—— 黨政領導幹部以及他們自己，危及了他們的切身利益。老紅衛兵的抗爭在反對迫害領導幹部的問題上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帶著強烈的幹部子女情結，很少在領導幹部和幹部子女以外得到同情。由於老紅衛兵曾經傷害過許多人，因此，他們的失勢在當時被很多學生看作反對 迫害、反對特權的勝利成果。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政治態度，因為切身利益受到損害而從文革的擁護者變為 逍遙派或者 反對派，是一個可以理解的普遍現象。在老紅衛兵之後，這一代青年，包括造反派，大多經歷了這樣的過程，雖然促使人們轉變的具體問題各不相同。
保守派紅衛兵
保守派紅衛兵以維護黨組織的領導為特徵，但是也有組織有領導地參與了運動初期的批判以及整人，與老紅衛兵一起參加了“紅色恐怖”的“ 破四舊”活動。這些鬥爭的鋒芒基本指向黨外，但同樣傷害了很多民眾。保守派的骨幹多為受黨委或者工作組器重、信任的學生，通常出身好的比較多，團員黨員的比例比其他派別高。保守派也強調階級路線，他們讚賞或者理解老紅衛兵提出血統論的願望，但是認為那幅“對聯”的提法不策略，不利於團結家庭出身一般和出身不好的學生。顯然，這些人懂得，能夠團結別人才是保持領導地位的良方。 北京工業大學學生 譚力夫1966年8月關於“對聯”的大字報和講話，既維護工作組又策略地讚賞血統論的精神，在保守派中頗有市場，階級路線和階級隊伍問題上的既得利益，是老紅衛兵與保守派合流的一個重要基礎。
造反派紅衛兵
造反派紅衛兵的主要攻擊目標是黨政領導幹部。原則上，造反派也批判“ 資產階級 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是他們在這方面的積極性遠不及老紅衛兵和保守派。事實上，造反派紅衛兵興起以後，曾鼓動和支持青年、中年教師起來造反，擺脫運動初期工作組的壓抑，並且與教師以及知識界的造反派聯成一體。
造反派和老紅衛兵都宣稱“造反有理”，但是他們的造反目標有很大不同，前者主要指向黨內，後者主要指向黨外。
造反派在獲得平反以後，有兩個值得一提的傾向。一個是熱心於黨內鬥爭。造反派批判工作組，進而追究上級黨委，直至中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制定者 劉少奇、 鄧小平。他們熱衷於揪“ 走資派”、“ 叛徒”，區別 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修正主義路線，爭論誰是無產階級 司令部的人，誰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等等。這是造反派中一股主要的傾向，著名的大學紅衛兵多屬於這種情況。這種傾向得到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肯定和支持。
另一些造反派學生首先關心的是與他們息息相關的帶有社會性的家庭出身問題，即對血統論的批判，而不是黨內鬥爭，劃分兩條路線的問題。他們從批判老紅衛兵的血統論、特權思想，進而觸及到對官僚特權的批判。這種傾向並不那么受文革領導者的鼓勵，卻在深受血統論之害的中學生當中基礎廣泛。與這種經歷相關，紅衛兵運動退潮以後，一批學歷較低的“ 老三屆”中學畢業生，表現出比“ 老五屆” 大學畢業生還要強烈的理論興趣和對社會政治問題的關注。
造反派紅衛兵強調政治觀點而不怎么看重家庭出身，其成員的家庭背景十分廣泛，但是以不當權的社會階層為主，從工農到知識分子，甚至有“剝削階級”。造反派紅衛兵能夠回響文革領導者的號召，積極投入批判黨政領導幹部的活動，不能不說與這樣的社會背景有關。
在合法性上，如果說老紅衛兵依仗其與領導層的“紅色”的血緣關係，保守派紅衛兵依賴黨政組織，那么造反派則只有依靠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領導者，以最高領導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特別是中央文革小組。
在意識形態方面，造反派追隨 毛澤東的 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思想，他們更偏愛其中大 民主、 民眾運動、 反對黨內資產階級等內容。他們相信，社會的弊病和不公正是因為有些領導幹部變質，黨內出現了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主要來自黨內，黨的領導幹部由人民的公僕蛻變為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相信人民民眾與黨內走資派的矛盾是 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文化大革命和民眾性的大民主是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腐化變質和官僚特權的有效武器等等。他們崇拜毛澤東，把希望寄托在毛澤東的路線的勝利。他們的思考很少超越毛澤東的理論框架，他們習慣於從毛澤東和中央的指示中找思想，找方向。這後一點是他們與極左派的重要區別。
極左派紅衛兵
極左派的批判鋒芒對著整個現存制度和領導階層，同時又運用毛澤東的理論概念表達思想，因此仍然應當視為毛澤東晚年思想影響下的異端思潮。 極左派基本上由激進學生的小團體構成，他們的思想大於行動。尚缺乏關於這些學生家庭出身的詳細資訊，從現有材料看，至少一些人的家庭按照當時的標準是有“問題”的，如楊曦光的父親是1959年因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被錯誤地批判和貶職的領導幹部。
紅衛兵各種流派的特質不僅具有政治原因，而且具有社會根源，因此通過思想灌輸是不容易改變的，即使是具有無上權威的毛澤東也很難用 誘導、 教育、 命令的方法完全改變某一類紅衛兵的基本方向，而不得不在對這一派失望後，轉而支持另一派。
總結
綜上所述，在紅衛兵的四個主要 政治流派當中，老紅衛兵和造反派先後充當了紅衛兵運動的主導流派。 二者尖銳對立，但都具有鮮明的政治個性、突出的思想特徵，都對社會造成過劇烈的衝擊。與此相比，依賴基層黨政領導的保守派紅衛兵色彩平淡，而極左派提出的問題超越了文化大革命的範疇，在 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忽視的印記。
起源
1966年5月29日， 清華大學附中的一群中學生在 圓明園聚會，決定成立秘密的學生組織——紅衛兵。他們聲稱自己是保衛 毛主席的“紅色衛兵”，毛主席是他們的“紅司令”。這一天成為紅衛兵的誕生日。6月2日，清華附中貼出了署名為“紅衛兵” 的大字報，紅衛兵組織第一次公開亮相。1966年8月5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點名地指責 劉少奇，明確地提出黨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萬民眾在 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文化大革命”的大會，毛澤東首次接見來京進行大串連的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打鬼借用鍾馗” ﹐紅衛兵被賦予了至高無上的批判﹑鬥爭﹑奪權的話語及行動權力﹐紅衛兵運動進入高潮。破“四舊”立“四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在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狂潮，矛頭直指劉少奇、 鄧小平。紅衛兵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串連”，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帶到各地，帶動了各地的動亂，使地方黨組織陷於癱瘓。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除野戰部隊外，各級黨委陷入癱瘓，基層黨組織停止活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的國家機器及一切傳統終於被紅衛兵運動所衝擊破壞。直至1968年10月，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作了完全的肯定。全會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
在毛澤東推翻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目的達到以後﹐以“從大亂達到大治”奪回紅衛兵過度膨脹的權力為目的﹐紅衛兵運動終於被新的“知識青年 上山下鄉”運動所取代﹐1968年底﹐紅衛兵運動壽終正寢。
流派
紅衛兵運動是 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代表性事物之一。認真考察紅衛兵運動就會發現，它既具有共同的時代特徵，又充滿了內部的矛盾和衝突。
文化大革命是 中國青年思想和政治活動異常活躍的時期。整整一代學生青年在真誠地投入紅衛兵運動的同時，也帶進了他們之間在政治、社會以及思想意識方面形形色色的差異和分歧，從而使運動呈現出複雜的多樣性。
在紅衛兵運動的派別分歧中，具有政治和社會意義的主要流派有四個：老紅衛兵、保守派、造反派 和極左派，並且嘗試指出它們各自的政治特點及社會背景。
老紅衛兵
率先打破常規的幹部子女“階級隊伍”
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在1966年8月18日以前，即毛澤東接見之前成立的紅衛兵稱自己為“老紅衛兵”，意在標榜自己是隊伍純潔的、受到毛澤東親自支持的、紅衛兵運動的創始者，並以此與後來成立的紅衛兵，特別是家庭出身混雜的造反派紅衛兵相區別。今天從學術上來看，這仍然不失為一種有意義的劃分。
1966年5月底6月初，清華大學附屬中學、 北京大學附中的一些學生自發成立了名為“紅衛兵”、“紅旗戰鬥小組”的組織。不久，北京 海淀區的其它一些中學也先後成立了類似的學生組織，這是第一批紅衛兵。紅衛兵的成立是為了回響毛澤東的號召，進行文化大革命。這些學生批判學校的老師和領導，也不信任學校的共青團組織，他們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了全新的革命的“階級隊伍”——紅衛兵。
紅衛兵最初贏得了左派學生的聲譽，卻很快因其自主性受到工作組的批判。紅衛兵是自發成立的、自主性很強的學生組織。他們宣稱：“我們的領導是黨中央和毛主席！” 但是他們不僅抨擊學校領導，而且不願聽從工作組的指揮。他們自行決定自己組織的綱領、成員、行動等，換句話說，他們對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忠誠和服從是基於他們自己的政治理解，而不是簡單地服從科層制的地方和基層的共產黨的組織機構。紅衛兵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的這種自主程度違背了共產黨對一切民眾組織的基本要求。因而，1966年6至7月，按照常規方式領導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中共中央和基層組織的一些 領導人，雖然支持紅衛兵對原學校領導的批判，肯定他們是左派學生，卻不能容忍紅衛兵組織長期存在。
紅衛兵最先在 民眾運動中鼓吹“造反精神”，造反意味著反叛政治權威，在共產黨領導下，造誰的反？怎樣造反？這是按照常規思路思考問題的工作組和一般學生提出的詰問。此外，紅衛兵還提出很多工作組不能接受的非常激進的主張。
對此，當時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指示工作組採取用共青團“消化紅衛兵，溶化紅衛兵”的政策，即逐步恢復共青團組織，承認紅衛兵的左派學生地位，扶植其中願意服從領導的人成為工作組領導下的學生領袖，同時要求紅衛兵解散他們的組織，放棄過激的口號和行動，和其他學生一道，在工作組領導下，通過班級和共青團組織參加運動。 但是紅衛兵依然我行我素。他們接受了工作組提供的共青團分團委委員、文化革命委員會委員、核心領導小組組員等職務，卻堅持自行其是的組織和活動。工作組政策的關鍵是要求所有的學生服從共產黨的組織體系的領導，而紅衛兵執意保持自己的階級隊伍，期待以非同尋常的革命舉動建功立業，在學生當中樹立權威，他們不那么把工作組放在眼裡，不願意按部就班地聽從工作組安排，因而與工作組的矛盾和摩擦日益尖銳。
紅衛兵的這些違反常規的行為，遭到工作組的批評，卻符合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需要。這種不受基層黨組織控制的左派學生組織，提供了自下而上發動民眾衝破黨政領導阻力的組織形式。而“造反精神”正是來源於毛澤東的內部講話，傳達了毛澤東鼓動民眾衝破常規的組織紀律、規章制度，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起進攻的意圖。
進一步說，壓制紅衛兵的方針是劉少奇主持制定的，肯定紅衛兵即意味著對劉少奇的否定，這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政治需要。毛澤東得知紅衛兵的情況並看過紅衛兵鼓吹“革命造反精神”的文章後，於1966年8月1日，給紅衛兵寫信，對他們表示“熱烈的支持”，繼而於8月18日在 天安門接見了紅衛兵的代表。
從8月1日毛澤東給紅衛兵寫信至8月18日新聞媒介公開報導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有半個多月。在此期間，民眾中只有少數紅衛兵和高級幹部子女通過父母的內部信息渠道得知毛澤東對紅衛兵的支持。為了緊跟毛澤東，也為了保持左派的地位，北京和個別大城市的一批高幹子女在自己所在中學成立了紅衛兵。其中某些深受工作組信任的幹部子女，也突然翻臉，搶先對工作組進行批判，這曾使一般民眾感到莫名其妙。 這些學生的政治表現與紅衛兵發動者存在差距，但是他們在把紅衛兵當作“ 紅五類”，實際是幹部子女“階級隊伍”的問題上高度認同。直到8月18日以前，紅衛兵運動是以幹部子女為核心的老紅衛兵的一統天下。
保守派
依靠黨組織的學生“積極分子”
1966年8月18日公開報導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以後，千千萬萬學生起而仿效老紅衛兵的榜樣，進而不可避免地修正、篡改了紅衛兵創始者遵循的信條，使紅衛兵運動呈現出多樣性。
緊跟老紅衛兵出場的，是1966年8月，特別是8月18日以後大批出現的“ 保守派”紅衛兵，例如 北京清華大學紅衛兵、紅衛兵 上海市大專院校總部及上海市中等學校紅衛兵總部聯繫的紅衛兵、 武漢市中學生的“三字兵”等。“保守”在當時是貶義詞，他們所以被對立派稱為保守派，是因為他們維護文化大革命最初一兩個月的基層和地方領導。在黨委或者工作組領導運動的時候，這些學生是受信任器重的左派，不曾組織紅衛兵，工作組撤出學校以後，他們大多數是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掌權者。只是因為毛澤東支持了紅衛兵，他們才組織了以自己為核心的紅衛兵，這既是為了回響毛澤東的號召，也是為了保住學生領袖的地位。
在紅衛兵當中，保守與否的關鍵是對 文化大革命最初一兩個月學校和地方的黨政領導的態度，而不是簡單地以是否保護學校領導劃線。在學校 黨委（或黨支部）領導運動，以及黨委和工作組一道領導運動的地方，維護校領導的人即是保守派。而在另外一些學校，黨委全體或者部分主要成員在運動開始就被打倒或者“靠邊站”，工作組領導一切，因而批判本校領導、受到工作組支持並且維護工作組的人也被視為保守派，例如在清華大學。 保守派一般習慣於依靠地方和基層黨的組織體系，不論是黨委還是工作組；而文化大革命卻是一反常規，由黨的最高領袖發動和領導，拋開基層黨政領導體系，用大民主的方法鼓動民眾把批判的鋒芒指向基層黨政領導，向來天經地義的依靠黨組織和緊跟偉大領袖兩條原則突然變得不那么一致了。這些黨委、工作組培養的左派、積極分子在困惑中常常習慣地偏向前者，因而總是被動，總是“保守”。
應當指出的是，保守派紅衛兵也不是維護一切原有秩序。他們往往不僅積極地批判“ 三家村”、“反動學術權威”，而且和老紅衛兵一道參與“ 破四舊”等野蠻暴力活動，其中一些人還批判學校的行政或黨委的次要或主要領導人，這些活動在當時是本校或上級黨組織領導的或者認可的。
保守派紅衛兵和老紅衛兵的政治態度十分相似，但是仍有如下差異：
1、保守派紅衛兵偏重依靠和維護黨的地方和基層組織，包括工作組的領導；而老紅衛兵不僅批判學校領導而且不願接受工作組的管束。
2、保守派成員的社會色彩與老紅衛兵有所不同。保守派往往以黨員、團員、黨的積極分子為主幹，雖然也許不乏幹部子女；而老紅衛兵則具有引人注目的幹部子女色彩。
3、老紅衛兵是紅衛兵運動的發起者；而保守派只是老紅衛兵的效仿者。
4、保守派紅衛兵普遍存在於全國的大學和中學；而老紅衛兵實際上只在北京，並且主要在北京的中學，形成強大的派別。因為首先，只有在北京，才集中了大批黨政中央機關和軍隊高級指揮機關，居住著這樣多的高級領導幹部，生活著足以構成強大政治勢力的眾多幹部子女；其次， 北京市委在紅衛兵出世之前已經被中央改組，北京市的地方黨政領導體系的權威動搖了；再次，老紅衛兵的家庭背景基本上是 黨政軍中央領導機關的領導人，他們並不傾向於依靠地方和基層黨委，紅衛兵的活動甚至得到了某些高層領導人的理解或賞識。 這與其他大城市，如 瀋陽的紅衛兵——“紅後代”面臨的情況不盡相同。在那些地方，1966年8月18日以前成立的以幹部子女為核心的紅衛兵，沒有形成強大的派別，並且始終處於省市黨委的保護下，同時維護省市領導，被作為保守派的一部分。
在海內外的文革研究中，很少有人區別保守派和老紅衛兵，但是這種區別對於準確把握紅衛兵的歷史，理解毛澤東為什麼支持紅衛兵具有重要意義。毛澤東讚賞老紅衛兵，因為他們打破現存秩序的造反精神和違拗工作組的行動，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如果老紅衛兵象保守派學生那樣依靠地方黨組織和工作組，毛澤東是不會支持他們的。
造反派
最高領袖指揮的平民子女造反者
造反派紅衛兵最突出的特徵是衝擊黨政領導和批判血統論。造反派紅衛兵多出現於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以後， 興起於同年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到1966年底，在大多數城市，造反派已經發展為學生中的多數派，取代老紅衛兵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派別。
造反派紅衛兵的領袖和核心人物多為在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受過打擊、排斥或者自認為政治境遇不佳的學生，大致是具有這樣兩種經歷的人。
1、在運動的最初兩個月，被領導運動的黨委或工作組批判、冷落，特別是被當作“反革命”、“右派”、“假左派、真右派”的學生。這些學生被批判的具體原因不盡相同，後來成為造反派紅衛兵著名領袖的，多曾經冒犯黨委和工作組的領導權威，他們或者批評學校領導的某些方針政策，或者認為黨委、工作組的領導人有政治問題，他們受宣傳媒介的影響，常常崇尚民眾的自發性，主張比工作組更激進的作法，如清華大學的學生 蒯大富。同樣被工作組批評，但是他們的處境與老紅衛兵迥然不同。老紅衛兵被認為是不聽指揮的左派。而他們則被認為是“假左派、真右派”、“反黨分子”。這些敢於向黨委和工作組挑戰的學生，一般有“好”的家庭出身背景。此外，也有一些學生因為“白專”、“思想反動”被批判，或者因為“思想落後”、出身問題、表現不積極而受冷落。
2、另一類學生加入造反派是因為受到血統論的歧視和壓抑，或者僅僅因為反對血統論。在北京多數中學，造反派起源於對老紅衛兵血統論的反抗。在其他地區，如上海、 廣州，批判血統論也是中學生造反派的最主要的活動之一。
在毛澤東發動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中，這些學生得到平反，他們組成造反派，攻擊那些曾經傷害過他們，壓制過他們的黨委、工作組、老紅衛兵或保守派。在他們的帶動下，民眾運動的鋒芒真正指向了黨內當權派。
極左派
基本政治和社會制度的批判者
學生中的另一個重要流派——極左派，出現於1967年至1968年。鑒於學生組織當時被泛稱為紅衛兵，這裡姑且將極左派列入紅衛兵運動。造反派形成強大的政治勢力以後，它的最激進的一翼對文化大革命的意義進行了進一步的思考和探索，出現了一些標新立異的觀點，號稱“新思潮”。 新思潮逐漸發展，超越了一般的造反派，形成了具有新的思想和政治特徵的流派，當時被稱為“極左派”。大致相似的觀點和活動在北京、上海、長沙和 武漢都出現過。這一思潮的基本傾向是在總體上批判和否定中國的基本政治和社會制度。這樣的觀點不僅根本違背傳統的指導性意識形態，也越出了以中央文革小組為代表的黨內極左派劃定的思想界限。因此，他們大多沒有來得及發展成可觀的政治派別，就被鎮壓了。但是，它在紅衛兵運動中有過一定的影響，不可不予以注意。
湖南長沙第一中學 高中學生楊曦光的文章《 中國向何處去？》（1968年1月6日），無疑是極左派思潮的代表作和集大成者。文章提出：新中國建立17年以來，百分之九十的高級幹部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特的階級——“官僚主義者階級”，或者“新的官僚資產階級”；引起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會矛盾是這個“新的官僚階級的統治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應當是砸爛舊的國家機器，進行社會革命，推翻新生的資產階級，建立類似巴黎公社的“沒有官僚的新社會——中華人民公社”。在現實政治問題方面，文章攻擊 周恩來是“紅色資本家階級”的總代表；指責革命委員會是妥協的產物，聽命于軍隊和地方官僚；鼓吹造反派向軍內走資派奪權，奪取武裝等等。 極左派的其它文獻資料部分地、或多或少地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不難看出，這些文章中稱作“極左”的政治觀點在一個重要方面與公認的1957年右派觀點相似，即對整個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合理性予以否定，就這一點而論，它的本質應當是右，文革時譴責極左派是“形左實右”，倒是有幾分道理。 文化大革命中，“左”和“右”的標籤出現了錯位。錯位的關鍵是運動的動力和對象的變化，以往運動的領導者——黨內“當權派”淪為當時運動的對象，而不受當權派信任的民眾成了運動的動力。革命與保守，左派與右派的基準也隨之倒置。周恩來嚴厲地批判了極左思潮代表作《中國向何處去》的主要觀點，把它比作 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說它“反動到了極點。” 極左派還遭到當時幾乎所有自稱左派的政治勢力的批判。從無產階級司令部的 康生，到潰不成軍的老紅衛兵、地方軍區支持的保守派，穩健的或激進的造反派，都紛紛出面譴責，雖然各自的立場並非一致。
海外文革研究中，常常見到把造反派和極左派混同，將極左派的言論，如湖南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當作造反派的典型，這至少在學理上是不準確的。極左派從造反派脫胎而來，與造反派比較接近，但是仍然有明顯的區別：極左派認為或者傾向認為幾乎整個領導階層構成了官僚特權階級，而造反派只提出反對某些特權現象、特權人物，觀念上只否定走資派，即領導層的少部分人，雖然事實上他們衝擊了一大批；極左派反對周恩來，而造反派尊敬周恩來，雖然不是無條件地崇拜，甚至多少有所非議；極左派抨擊革命委員會，而當時造反派正為進入革委會而明爭暗鬥，甚至打得不可開交；極左派公然不顧中央報刊社論的指導精神，依據自己的理解去解釋，去闡發毛澤東的晚年思想，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利用毛澤東的觀念闡述自己的觀點，而造反派的總體傾向是追隨並努力理解毛澤東的思想，盡力通過緊跟中央的部署，保持自己的利益。文革領導者的政策也說明極左派與造反派的不同。對極左派，無產階級司令部進行了批判和鎮壓，而對造反派，則是支持並努力保持對它的控制。極左派從造反派的極端派別中衍生出來，並且能夠得到某些造反派激進分子的同情，但是二者的基本傾向不同。造反派的主流是由蒯大富等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各地紅衛兵代表大會所代表的潮流，他們在政治上保持與極左派的距離，並對其持批判態度。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是極左派的代表作，而不是造反派的典型言論，這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很清楚，文革研究中也不應混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