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念
稅收痛苦指數，福布斯公布的這個指數全稱為“福布斯全球稅收痛苦和改革指數”，簡稱“全球稅收痛苦指數”，是公司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僱主和雇員的社會保險稅（費）、商品稅以及財產稅等六大稅種的最高一檔名義稅率加總得出的。
痛苦指數是由不同稅種的最高邊際稅率加總得到的，在圖中用不同顏色的方塊表示。痛苦指數的變化可以衡量一個國家對資本和人才吸引能力的變化。處於表格頂端的國家和地區稅負最重，處於最低端的則是稅負最輕的國家。“改革”一欄反映了過去一年中該國家或地區的痛苦指數下降（用紅色標出的負數）或者增加量。許多地方政府徵收的財產稅（不動產稅），不計入痛苦指數的測算範圍。計算方法
《福布斯》的稅收痛苦指數是根據各地的公司稅率、個人所得稅率、富人稅率、銷售稅率／增值稅率，以及僱主和雇員的社會保障貢獻等計算而得，指數越高意味痛苦程度越高。各國情況
《福布斯》發表的2009年最新數據顯示，新加坡的稅收痛苦指數是七十九點五，是全球稅負最低地區的第五位。全球指數最低的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指數是十八、亞洲指數最低的香港是四十三點五。各國稅收痛苦指數圖
紐西蘭正在做最大努力減輕賦稅，比如通過降低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障稅來刺激個人消費。雖然相對他國，韓國仍然賦稅沉重，但也在研究等領域努力提供稅收優惠。
卡達、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中國香港地區則分列全球稅負最輕地區的一、二、三位。其中卡達只徵收公司所得稅，而阿聯沒有公司稅但徵收社會保障稅。這三個地區有一個共同點即都不徵收增值稅。
雖然新加坡的稅負痛苦指數保持在低水平，但是新加坡將從今年七月起，把消費稅率從百分之五調高到百分之七，並把僱主的公積金繳交率從百分之十三調高到百分之十四點五，因此今年的稅收痛苦指數增加了三點五。除了新加坡之外，菲律賓是稅負痛苦指數增加的唯一亞洲國家，指數增加兩點。
福布斯公布的2009年稅負痛苦指數排名中，中國得分159。其中企業所得稅25%，個人所得稅收45%，同時個人收入中的23%作為社保基金上繳，而企業則配套上繳員工個人收入的49%作為社保基金，增值稅率為17%。與2008年相比，由於社保基金方面稅負的增加，中國的稅收痛苦指數上升了7點，排名從去年的第五名上升至第二名，僅次於法國。
2009年,相比其他地區來說,多數亞洲地區正在努力使稅負環境變得具有吸引力。福布斯顯示,除去中國和日本,其他亞洲地區都正在充分利用穩定和低稅收的優勢。面對金融危機引起的經濟衰退,中國政府大力發展基礎建設,並且加大了僱主和受僱者的社會保障稅負,希望以此保護最受經濟不景氣影響的工人利益，而這些措施無疑加重了稅負。
稅收痛苦指數中國高的原因
作為納稅人的企業或居民為什麼咬定中國的稅負重呢？支撐這種說法的論據是，現行稅制的規定如何如何。比如，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45％，企業所得稅的稅率33％，增值稅的稅率17％等等。以這些稅種的稅負水平同其他國家的相關稅制規定比起來，中國的稅負確實不能說是輕的，甚至有些偏重了。福布斯雜誌的“全球稅收痛苦指數排行榜”，也正是基於同樣的思維而把中國排在第二的。作為徵稅人和用稅人的政府部門為什麼認定中國的稅負輕呢？支撐這種說法的論據是，實際稅收收入額占GDP的多少多少。比如，在2005年，將全國稅收收入加總求和並同當年的GDP求比，只不過為15．8％。以這樣的巨觀稅負水平同其他國家的情形比起來，中國的稅負絕對不能說是重的，甚至有些偏輕了。
在稅負水平問題上的認識矛盾之所以會產生並長期存在，其根本的原因在於，現實中國的名義和實際稅負水平之間的距離甚遠。
名義稅負，就是現行稅制所規定的、理論上應當達到的稅負水平。實際稅負，則是稅務部門的征管能力能夠實現的、實際達到的稅負水平。名義和實際稅負之間存有距離，並非中國獨有。在當今的世界上，還找不到能夠把兩者拉在一起、不存在任何距離的國度。納稅人拿名義稅負作為判定稅負水平的參照系，並非不正常。政府部門以實際稅負作為論證稅負水平的參照系，也並非新鮮事。但是，像中國這樣的兩者距離甚遠、以至於在稅負水平問題的判斷呈現如此之大反差的情形，可能是一個罕見的特例。
中國稅務機關曾經發布過這樣一個報告，1994年，中國稅收的實際徵收率只有50％多一點。到2003年，實際徵收率已提升至70％以上。也就是講，在10年間，中國稅收的實際徵收率提升了20個百分點。問題是，中國稅收何以有如此之大的拓展空間？
追溯一下現行稅制的出生背景，便可發現，在1993年後期，中國政府亟待解決的矛盾主要有二。一是嚴峻的通貨膨脹。為應對當時高達20％以上的通脹率，要調動包括稅制設計在內的幾乎所有可能的手段。“抑熱”便成了現行稅制設計的一個重要著眼點。另一是嚴峻的財政拮据。為扭轉當時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持續下滑勢頭，要在稅制設計中滲入增收的因子。“增收”也就成了現行稅制設計的一個重要著眼點。這兩個重要著眼點，同當時只有50％上下的稅收實際徵收率相遇，“寬打窄用”的理念也就作為一種自然選擇，進入稅制設計過程。中國的現行稅制在其出生之時，預留了很大的拓展空間，從而也就為名義稅負和實際稅負水平之間的巨大反差埋下了伏筆。
進一步的問題在於，隨著稅務部門加強征管和稅收實際徵收率的穩步提升，不僅稅收收入呈現了持續高速增長的勢頭，而且，名義稅負和實際稅負之間的差距已經在一步步拉近。由此，企業和居民實際感受到的稅負水平也在一步步加重中。如果說，現行稅制誕生之時“寬打”的名義稅負雖然偏高，但“窄用”的實際稅負是一種比較適當的稅負水平，那么，在13年後的今天，企業和居民所承受的實際稅負還仍是一種比較適當的稅負水平嗎？
說到這裡，我們得到的一個重要啟示是：在經濟社會環境已經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稅收實際徵收水平已經獲得極大提升的今天，全面啟動新一輪稅制改革已經變得極其緊迫。
降低稅收痛苦指數
其實，稅收痛苦指數高，反映的關鍵問題不是納稅主體（包括個人和法人單位）對名義稅負過高的抱怨，更主要的是在消極攀比心態下對稅收征管的不滿，是對公平稅負的一種強烈期盼。內資企業會和外資企業比，中低收入階層會和高收入階層尤其是明星富商比，依法納稅者會和合理避稅、享受稅收優惠甚至偷稅漏稅者作比，依此類推，大家都會產生一種同等情況下比別人納稅多的印象，由此產生對稅收的負面判斷，稅收痛苦指數自然居高不下。納稅主體之間對比的參照肯定是同等條件下比自己稅負輕的一方，這種消極攀比從社會心理學來說是無可厚非的。
這就要求政府要按照公平稅負的原則進一步修訂完善稅制，稅務機關則需進一步提高依法徵稅水平，在稅收征管中進一步落實公平、公正、公開原則，切實消除各種失職瀆職和貪賄等違法犯罪行為，制定並落實更嚴密科學的反避稅措施，有效打擊偷稅漏稅等涉稅違法行為，為公平稅負提供良好的管理保障。這才是降低納稅主體消極攀比後果，從而降低稅收痛苦指數的關鍵所在，僅僅開展“納稅光榮”等宣傳是遠遠不夠的。
稅收痛苦指數高，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納稅主體在心理上覺得自己的稅負與獲得的相應公共服務不對等。
無論是公民個人還是各類單位，在依法納稅之後，對於政府公共服務的心理預期都會提高。對個人或個體工商戶來說，繳納個稅、營業稅後，在教育、公共醫療、社會保障以及公共基礎設施等方面，得不到相應的服務，自然會產生不滿情緒。
對於企業和其他單位來說，繳納了各種稅收後，如果不能在發展軟環境的多方面得到應有的公共服務，當然也會造成高稅收痛苦指數。
要降低我國的稅收痛苦指數，還需要所有政府部門齊心協力，在打擊防控腐敗的同時，還要切實降低行政成本，努力為納稅主體提供更加廉價、高效、及時的公共服務。
減稅並非降低稅收痛苦指數的唯一途徑
兩會剛拉開帷幕，降低稅負已成熱議的焦點話題之一。在減輕巨觀稅負方面，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認為當前中國稅負仍然偏重，建議制定一個繼續減稅的中長期規劃，最終實現主要稅種的稅負和市場經濟要求相吻合。就具體稅種而言，不少人建議上調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比如全國政協委員、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就建議將現行的個稅起征點2000元調整為個稅起征參考點5000元。各省市在這個參考點上下可有1000元的調整幅度，參考點依據巨觀經濟形勢、物價水平、居民收入變動等情況每兩年調整一次。
減稅能夠最佳化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改善稅負分布，顯然是值得倡導的。從稅收痛苦指數這個國際指標看，中國通常排在各國前列。稅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干預經濟的程度，如果稅負過重，將限制市場經濟體制的真正建立。
後危機的大經濟環境，還提供了更多支持減稅的理由。在危機救助行動中，中國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體現在4萬億一攬子計畫中，減稅力度很小。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成功地完成徵稅目標，全年財政收入與2008年相比增加11.7％。可以說，財政收入的增加部分抵消了財政刺激的力度。相比之下，在美國近8000億美元的財政刺激方案中，減稅占到了將近四成的比重，而只有不到1/5的資金被用於基礎設施投資。這與中國“鐵公基”為主的財政支出結構明顯不同。
提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不僅能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稅負，還能增加居民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這對於改善收入分配和調整經濟結構都有積極意義。當前的收入分配有向政府、資方、壟斷“三集中”的趨勢。所得稅設定調整有助於緩解這些不良特徵。
除上述措施之外，減輕企業、家庭等經濟主體的稅收負擔還有很多地方有待討論。
國際比較顯示，儘管中國的稅收痛苦指數很高，但單就稅收/GDP比重來說，中國並不算高，明顯低於成熟經濟體國家，也低於許多開發中國家。稅收/GDP比重和稅收痛苦指數不能簡單地等價起來。除了正規的稅收收入外，中國還存在大量的預算外收入甚至制度外收入。這些財政收入在成熟國家比例很小。預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包括行政性收費、罰沒收入以及土地轉讓收入等，類似收費在中國屢禁不止，也恰恰是稅收痛苦指數較高的一個重要因素。
顯然，若要減稅的話，更應從預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減起，至少應該將許多預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納入到預算內管理，以增加其透明度。相比之下，稅收收入的徵收和使用具有更嚴格的預決算制度安排，透明度較高。
從國際稅制設定看，所得稅（包括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通常是最重要的稅種，與此不同，中國則主要是流轉過程中的增值稅和營業稅。所得稅又被稱為直接稅，因為稅收負擔直接落在納稅主體上，無法轉嫁，因而具有較小的稅收扭曲效應。而流轉稅尤其是增值稅則通常會部分地被轉嫁到最終消費者身上，最終的稅收負擔難以準確評估。
由此來看，儘管提升所得稅起征點有很多合理之處，但也可能不利於我國稅收結構的調整。因此，我們更傾向於認為，在提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同時，加強高收入階層的所得稅征管力度。金融危機過後，已經有包括倫敦在內的許多地方提升高收入者的稅率。提高稅率雖不一定適合中國當前國情，但減少所得稅征管過程中的“跑冒滴漏”應是嚴肅稅制的題中之義。在這方面，完善財產申報制度仍將任重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