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祖袁榮像睢陽尚書袁氏始遷祖袁榮,鳳陽府潁州人。明洪武二年（1369）隨明太祖征伐至睢，以軍功仕睢陽衛百戶，世襲，遂家於睢。八世孫可立，舉明萬曆十七年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加贈太子太保，為睢陽望族，世稱“睢陽尚書袁氏”。《睢陽尚書袁氏家譜》載：“吾家自勝國（明朝）以來，譜牒散天涯，約略大支凡四：一北平、一夏邑、一鄢陵，睢陽又其一也。四支之中，睢陽為盛。”天啟四年春，袁可立在山東蓬萊閣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觀海市詩》，至今為國人所重。晚年建袁家山，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九世袁樞，為明末著名書畫及收藏鑑賞大家，所藏《瀟湘圖》、《蕭翼賺蘭亭圖》等品，至今為國內外知名博物館收藏。二公風流儒雅，為黃道周、高攀龍、倪元璐、董其昌、錢謙益、王鐸、張庚等名士所推重，奠定了睢陽尚書袁氏在中原文明史上的地位。按民國《河南通志採訪稿·睢縣》所載：“睢袁氏有兩族，大司馬可立裔為‘尚書袁’，指揮裔為‘兵馬袁’（該袁源于山西洪洞縣），並非一家也！”。
袁榮，睢陽尚書袁氏之始遷祖，安徽鳳陽府潁州（今阜陽市）人。元末為陝西行樞密院知院，明洪武二年（1369）隨明太祖征伐至睢，積有戰功，仕睢陽衛百戶，後代世襲其官，遂家於睢州(今睢縣）。八世孫袁可立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保，世稱“睢陽尚書袁氏”。公元2001年，因睢州大道拓寬工程，袁榮墓被睢縣人民政府遷葬至袁家山東坡。（黃道周《節寰袁公傳》、王鐸《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湯之旭《袁僴墓志銘》）
袁可立（１５６２－１６３３），字禮卿，號節寰，又號閒閒居士，睢陽衛籍，睢州城內人。舉明萬曆十七年（1589）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保，以子袁樞官河南參政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歷明萬曆、泰昌、天啟、崇禎四朝皇帝，為“四朝元老”之臣，誥“五世恩榮”之賞。
萬曆十九年，當其初出蘇州府推官（正七品）之時，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稱，按治豪橫而忤應天巡撫李淶，巡撫反誣石太守（正四品）有罪，可立百辯雪其冤。“讞成，（袁可立）對中丞（巡撫）誦之，其聲琅琅。中丞愧甚，舉屏自障。公讀法聲益厲，中丞遂自劾去（黃道周《節寰袁公傳》）。”萬曆二十二年，太宰上其事，擢袁可立山西道監察御史，離蘇之日，吳地百姓簞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絕。一日，袁可立巡視北京西城，遇到皇帝弄臣殺人，有司不敢問，可立重捶抵罪，即有人持重金至可立門上，袁可立勃然大怒道：“殺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顧可脫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遂將弄臣正法於市，萬民呼“袁青天”，以是觸怒權貴。
萬曆時皇帝寵信後宮，弄權誤國，朝綱廢弛。二十三年九月，京師地震，景德門遭雷擊，可立上疏針砭朝政：“近年以來，議論茲多，致乾聖怒，擯斥不下百十餘人。豈言事諸臣盡不可用耶？如使諸臣為濟私，孰與緘口持祿，附會保全之為便？使諸臣為市恩，孰與將順曲從，得君固寵之為愈？使諸臣為沽忠賣直，亦必其人有懷忠慕直之心，恥為依回淟涊之態者。如概棄不用，臣恐謇諤之士不蒙甄錄，相率噤口結舌，國家大事誰復為皇上言之！(《睢州志》)”疏上，奪俸一年。可立不為動，再次上疏直指皇帝：“禮祀不親，朝講未視，章奏不以時批答，廢棄不皆錄用，傳造日增，賞罰日濫，非所以盡修省之實。(《睢州志》)”。疏上，觸怒神宗皇帝，於萬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將袁可立削職為民，沉冤達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為袁可立鳴冤者十數年不絕，帝皆不聽，史稱“震門之冤”（錢謙益《牧齋全集》）。
泰昌元年（１６２０），沉冤得以昭雪，起袁可立尚寶司司丞，歷太僕寺少卿，升左通政。泰昌皇帝嘉獎道：“一朝抗疏，二紀歸田。口不言事，恥漢人部黨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毀家之風”（錢謙益《牧齋全集•尚寶司少卿袁可立授奉直大夫》）。後來的天啟皇帝也褒獎道：“李署牽絲，冤早清於砑石；柏台焚草，直益奮於埋輪。因門震而進鯁言，糾繩切摯，觸嚴譴而同蠖伏。（《天啟誥命卷》）”
天啟二年（１６２２），封疆多事，遼陽、廣寧相繼失陷，遼東經略袁應泰自殺、熊廷弼革職，遼東巡撫王化貞逮捕論死。朝野震動，京師戒嚴，人人視關門為死地，百官噤口以圖自保。袁可立卻在此時大膽提出七項建議，大略言：“守御築墉，養馬增士卒，習騎射。至於京營老弱虛冒，不宜緩綜，復多藏糧米以備之。尤宜破格用人，圖復建驃騎之功，以佐縣官之空乏。籠天下鹽鐵之利，則軍帥無侵漁，逴行無絕餉，而中國可高枕矣……（王鐸《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所言為天啟皇帝一一嘉納。天啟二年（1622）四月十四日，加袁可立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 當遼廣繼陷之時，憂水濱之可問。值登萊匱亟之會，命飛挽，以專征。而爾振迅宏才，旌旗立為色變。……惟爾運籌師中，坐看有截海外，朕寬東顧” （《天啟誥命卷》）。 “於時毛文龍譸張於島上，劉愛塔恫疑於沓渚，熊王之案持於內，崔霍之交盤於中”（黃道周《節寰袁公傳》）。他上任後，銳意規劃，整肅軍紀，練兵用戚繼光“水軍先習陸戰”之法，士氣為之大振，數年之間，滿人不敢犯境。
天啟三年二月，袁可立設奇策反收降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女婿劉愛塔。上疏道：“今二月內，總兵沈有容執有生員金應魁奴酋偽授世襲總兵駐復州劉興祚即劉愛塔密稟一紙，內稱彼欲反正內應，以報中國，因求臣免死加銜牌票。臣念遼陽以納降陷城，廣寧以判官誘敗，興祚之言未可憑信。又思因間用間，實兵家妙用。……當此時也，乘寧前駐防之眾，朝鮮助兵之初，大兵出關東下，旅順犄角夾攻，宣川擁鮮眾而應，恢復之功似有可圖者。但謀貴萬全，兵須審勢，知彼知已，能為可勝，是又當慎圖之耳” (《明熹宗實錄》卷三十六) 。儘管後來由於閹黨迫害導致袁可立的離任而使這一誘降計畫受阻，但劉愛塔還是在崇禎初年歸順明朝並最終戰死疆場，這是明清戰爭史上明朝誘降滿清級別最高的將領，為遼東間諜戰之著名戰例，至今為研究明清戰爭史者所稱道。
撫登期間，袁可立認真總結了此前王化貞和袁應泰失敗的教訓，在戰略上表現得比較靈活。 “敵令婦女乘城，驍悍皆赴利以犯我，宜會兵搗之。（乘）其虛，可夾擊也”（王鐸《節寰袁公神道碑》）。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經略遼東軍務孫承宗與袁可立共議戰守，十分倚重。 “讀後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徹，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體，仰酬國恩” （孫承宗《高陽集•答袁節寰登撫》）
袁可立撫登三載，厲兵秣馬，積有戰船四千艘，組成了一支五萬餘人的水陸師軍隊，與樞輔孫承宗、侍郎畢自嚴戮力策應，形成“百里棋布，鼎足傳烽”的犄角之勢，確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帶的平安，並大大牽制削弱了後金對明山海關一帶的戰鬥力。袁可立拓地築城，打造戰艦，招集流民，步步向前推進海上防禦，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爾哈赤不得不就地蜷縮無以西窺。天啟皇帝嘉獎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衝於千里，文武為憲於萬邦”（《天啟誥命卷》）。
明末陸路受阻，朝鮮歸登撫節制。天啟三年，屬國朝鮮弒君篡權，袁可立力主出兵討伐，並牽及朝鮮勾通倭寇等事。五十年後倘為朝鮮君臣所忌恨，在清廷開館延修《明史》之際曾派專使來中國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狀，《永憲錄》和《池北偶談•朝鮮疏》都有記載。由於袁可立在明末抗清鬥爭的軍事統帥中是堅定的主戰派，並在其任兵部左侍郎時與袁崇煥的“議和”形成對立，而建州之事又是滿清統治者所最不願談及的事情，終清一朝整個史界對袁可立十分忌憚，所涉傳記史料均遭刪削，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因載有董其昌所撰《節寰袁公行狀》冊和《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記》冊，二文多有所謂“詆斥滿洲語句”，該書及其作者竟因此險遭毀版和殺頭之災。
當其之時，“一方豪傑皆在老公祖（袁可立）幕下”（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他運籌帷幄，指揮大將軍沈有容、節制悍將毛文龍多次挫敗後金對明朝沿海一帶的侵擾，取得了夜襲金州、智取牛毛寨等戰事的勝利。天啟三年十月，皇帝嘉獎道：“巡撫僉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勞哉，賜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帥驕愎不協，蠱於兵，滿蒲昌城襲報用敢獻功。”袁可立御文龍多得牽制之功，並受到朝廷嘉獎，是登萊十三任巡撫中最有作為的一個。但毛文龍漸漸驕縱，袁可立奉旨核查他的戰報和軍餉，由此為毛所忌恨。時朝中閹黨橫行，毛令人多方詆毀可立，袁可立七上疏辭官予告。可立去，毛文龍無人能御。沈有容是袁可立幕下總兵，曾在平倭和收復台灣及抗清戰爭中立下過赫赫戰功。此次東征為老將出山，正於國家危難之際，登萊巡撫袁可立十分倚重之。然登州總兵沈有容並不滿於東江總兵毛文龍依仗閹黨勢力的跋扈，二人矛盾日深。 “登撫（袁可立）倚重沈帥而與毛帥相左”（畢自嚴《石隱園藏稿》）。天啟四年，魏忠賢當權，葉相高、趙南星、高攀龍、左光斗等清流高官相繼遭罷，袁可立也於此時再次遭貶。袁可立去，沈大將軍無所依，決然隨去。自此，初具規模的登萊防務永不可為。
天啟四年（１６２４）五月二十一日，袁可立在登州公署中看到了數年難得一遇的海市蜃樓:“島下先涌白氣，狀如奔潮，河亭水榭，應目而具，可百餘間，文窗雕闌，無相類者。中島化為蓮座，左島立竿懸幡，右島化為平台，稍焉三島連為城堞，而幡為赤幟。睢陽袁可立為撫軍，時飲樓上。忽艨艟數十揚帆來，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顧錯愕。急罷酒料理城守，而船將抵岸，忽然不見，乃知是海市”（趙吉士《寄園寄所寄》）。遂詩興大發，在蓬萊閣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觀海市詩》，成為中國古代罕見的 “海市”實錄。字由董其昌代筆書寫，溫如玉刻石，成珠聯壁合之珍品。西元一九九四年河南睢縣圖書館館長劉學升將這一珍貴石刻複製到袁可立的別墅睢縣袁家山上，使其得以回歸故土，傳為睢陽文化佳話。袁可立善詩文，受清朝文字獄所累，多所毀失。
天啟四年五月，皇帝諭戶、兵、工三部及內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塘報，……朕思奴酋所謀其意不小，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特諭！”（《明熹宗實錄》卷四十二）
天啟四年十二月壬寅，兵部尚書趙彥言：“大將三軍司命所系甚重”， 上曰：“封疆多事，選將為急。該部務秉公會推，各官不得妄舉，還著申飭行”（《大明熹宗悊皇帝寶訓》卷四 ）。天啟五年四月丁酉，上再傳兵部：“方今邊疆多事，擇將須用謀勇兼全的好人”（《大明熹宗悊皇帝寶訓》卷四）。天啟五年十一月，邊事告急，皇上急招袁可立為兵部右侍郎，六年七月，改左侍郎。時尚書馮嘉會老庸媚黨，兵部事賴可立主理。袁可立在任上極力反對袁崇煥與後金議和，“會袁崇煥遣僧弔唁於敵，公力詆非策。公有意制敵，此辱國之命，而使敵人輕中國，敵國得志。”（王鐸《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狀》）。袁可立主張武力抗清和積極防禦，尤重海防建設，與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輕沿海”的戰略短視形成鮮明對比。三年後袁崇煥因“通款”獲罪遭殺身，然其時毛文龍已被袁崇煥擅殺，袁可立苦心經營的海上防線牽制之勢已蕩然不存，致滿人敢傾國中之力大舉犯明，至此國事日非，足見袁可立先見之明。黃道周曰：“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公一意治師，塞要害，焚盜糧，聯絡諸島，收復旅順，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餘年，而朝鮮淪陷。”（黃道周《節寰袁公傳》）
天啟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六部九卿公推袁可立為南京戶部尚書，再改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袁可立在朝廷為閹黨所不容，每議事“數有所牴牾，欲自請外”（黃道周《節寰袁公傳》）。東林黨領袖人物高攀龍在被魏忠賢迫害致死前曾遺言摯友袁可立道：“弟腐儒一，無以報國，近風波生於講會，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高攀龍《高子文集·答袁節寰中丞》）”。其言猶未盡之厚望可見於筆墨間，從此袁可立與閹黨勢成水火，對立成公開化。 天啟六年（1626）十一月，袁可立當庭抗疏：“此非掛冠神武門時呼？”（《睢州志·袁可立傳》），遂被迫致仕歸里。魏忠賢欲加害，賴袁可立在朝中素享清望而未果。袁可立“歸而魏焰益肆”（黃道周《節寰袁公傳》）。吏部考功郎蘇繼歐上疏為袁可立鳴不平，被魏忠賢迫害致死。皇帝念可立登萊功，特授兵部尚書，詔加太子少保，特準馳驛乘傳歸。“天子猶念公海上勞，予加銜致仕去。”（黃道周《節寰袁公傳》）“熹朝上賓，以殿工加太子少保，懇辭不受，時論韙之。”（黃道周《節寰袁公傳》）誥封三世，父如子官。黃道周說：“當魏崔時，蓋無復然明義、真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黃道周《節寰袁公傳》）
袁可立做事幹練果斷，是晚明少見的既清廉又能幹的官員。並儘量遠離黨爭多做實事，為清流官員在晚明閹黨亂政的朝堂上爭得一席之地，能在群閹環伺的情況下主持遼務多年，成效頗豐，十分難能可貴。董其昌說：“公護名節，勝於功名”（董其昌《節寰袁公行狀》）。其時朝野為魏忠賢頌功建祠者不可勝數，就連遼東巡撫袁崇煥也積極參與到建祠的行列，烈皇帝欽定逆案，據檔案查實“贊導、詞訟”過魏忠賢的大小官員數以千計，獨可立不與。黃道周說：“夷考當年，與公先後秉機佐鉞者，名在刑書，歷歷可數，然後知公之完譽所得遠矣” （黃道周《節寰袁公傳》）。
其門生故吏節烈者獨多，即在朝亦為清流。黃道周撰有《節寰袁公傳》，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倪元璐官至戶部尚書，曾作有《袁節寰大司馬像贊》。劉理順為崇禎七年狀元，曾督理睢州“袁尚書大石坊”敕建工程。崇禎死煤山，倪劉二公雙雙殉國，並僕從十數人，壯烈為亘古少見。高攀龍為東林黨首，與袁可立交從過密。袁可立是孫承宗的積極支持者，共同主遼，滿人蜷伏。董其昌為袁可立同年至交，曾題《袁可立像》曰“忠誠乾國，正直立朝”，所留書畫碑刻為海內外所重。
崇禎六年（１６３３）十月十一日，袁可立薨，大宗伯董其昌言於帝，帝譴使至睢州祭葬，崇祀名宦、鄉賢二祠，並在袁尚書府第（清為睢州公署借居）前街衢之中修東西過街二石坊，左曰“三世司馬”，右曰“宮保尚書”，二石坊“規模高大，雕工精巧，額字亦佳，分列縣公署兩旁”（《河南通志•睢縣採訪稿•坊珉》、《睢州志•公署》），可謂盛典。袁尚書墓在州城東南，載《河南通志》、《睢州志》。著作有《弗過堂集》、《撫登疏稿》、《評選古唐詩》。於其別墅“陸園”中仿蓬萊閣體制建袁家山，又稱“小蓬萊”， 為全國罕見之明代船形建築群，公元2000年公布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子袁樞（1600-1645），字伯應，號環中，又號石寓，官至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大梁兵巡道。善騎射，有邊才，曾於明崇禎十一年以戶部郎中文職冒死督餉於遼左軍前。工詩賦，為明末書畫及收藏鑑賞大家，曾藏有董源《瀟湘圖》、《夏山圖》、巨然《蕭翼賺蘭亭圖》、《層岩叢樹圖》、《秋山圖》、王維《山陰圖》及宋《淳化閣帖》、《松桂堂帖》。董其昌《疏林遠岫圖》、《袁節寰大司馬像》，及王鐸《贈袁樞詩冊》、《雪景竹石圖》等名畫珍品都在海內外流傳有序，其他流散天涯不為世所知者殊多。張庚《國朝畫征錄》卷首為之列傳。
（參見黃道周《節寰袁公傳》、孫承宗《高陽集•答袁節寰登撫》、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董其昌《兵部左侍郎節寰袁公行狀》、倪元璐《袁節寰大司馬像贊》（《四庫全書》）、錢謙益《袁可立誥命五道》、王鐸《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狀》、《遼海丹忠錄》、《明實錄》、《國榷》、《歸德府志》、《睢州志》、《蓬萊閣志》、《河南通志睢縣採訪稿》、《睢陽尚書袁氏家譜》、《睢州佳話》等）
袁樞 （1600～1645）
中國明代書畫家、收藏鑑賞家、詩人。字伯應，號環中，又號石寓，河南睢州（今睢縣）人。以父兵部尚書袁可立蔭官戶部郎中，官至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大梁兵巡道，崇禎末於其故袁尚書府第開府治事，向黨以為榮。
崇禎乙亥（1635），袁樞為父在家裡守孝，遇流民攻城，睢陽衛不堪一擊而敗。袁樞破家散財兩千金募勇殺敵，擐甲登陴，倡先固守，力戰七晝夜，至目生瘡，睢州城得以保全。五十二年後的康熙三十六年春天，應睢州全城父老所請，由河南巡撫李國亮報呈清朝庭，特批明袁樞崇祀清朝鄉賢祠。
袁樞貌俊偉，多大略。善騎射，有邊才。明崇禎十一年，清軍大舉侵明，明將多畏縮，袁樞不避死，以戶部郎中文職督餉於遼左軍前，解朝廷庚癸之憂。“寬空一禦寇，再御邊”（王鐸《袁石寓詩序》），秉父志一生抗清。清兵渡江陷金陵，袁樞絕食數日憂憤而死。“公聞國變，眥裂發怒，竭蹶中原，以需生聚，歸節金陵。”（明趙震元《松青堂文選》）
其詩文韻致甚高，與錢謙益、劉理順、方以智、王時敏、王鐸等名士相唱和。錢謙益曾盛讚其“負文武大略，博雅好古，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著有《袁伯應詩集》，清興文字獄，詩稿遭禁毀。
山水畫工巧，家富收藏。為華亭董其昌、孟津王鐸所推重。所臨僧巨然《蕭翼賺蘭亭圖》氣韻沖膽，卓有古趣。張庚《國朝畫征錄》卷首為之列傳。品絲彈竹，藝靡不工。趙震元稱其為“一代巨公，三吳妙品”（《松青堂文選·為袁石愚復開封太府》）。書法出入楮遂良、米芾之間。
袁樞為明末書畫及收藏鑑賞大家，曾藏有董源《瀟湘圖》，上有袁樞跋一，鈐“袁樞私印”、“袁樞之印”、“睢陽袁氏家藏圖書記”、“明袁樞鑑賞書畫印”等，自跋“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得於董思白年伯家，原值加四帑焉”（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南宋拓本《松桂堂帖》，為宋刻法帖精品，鈐“明□台袁伯應家藏圖書”，1995年經日本人捐獻，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夏山圖》中縫鈐“袁樞收藏印記”（今藏上海博物館）；巨然《蕭翼賺蘭亭圖》鈐“袁樞之印”（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層岩叢樹圖》鈐“袁樞收藏印記”，上有王鐸為袁樞所作跋語（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秋山圖》上有王鐸跋語，鈐“袁樞明印”、“石寓收藏印信”等（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王維《山陰圖》上有王鐸為袁樞所作跋語(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及宋《淳化閣帖》（2003年上海博物館以450萬美元從美國回購收藏，見王鐸《跋淳化閣帖》）。董其昌為袁樞之父袁可立所繪《疏林遠岫圖》（今藏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袁節寰大司馬像》（今藏商丘），及王鐸為其所寫《贈袁樞詩冊》（今藏美國楊思勝處）；王鐸為袁樞所繪《雪景竹石圖》已收錄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中，成為山東濟南市博物館的收藏精品。這些名畫珍品都在海內外流傳有序，其他流散天涯不為世所知者殊多。
袁樞與明末大家多有交往，與年伯董其昌的關係更是不同尋常。董其昌卒後，一生最喜愛的“四源堂”四幅名畫多歸袁樞。至今尚藏於安徽省博物館的16幅《董其昌紀游冊》，為董其昌早年作品，世所罕見，也是睢陽尚書袁氏家藏舊物。董其昌在《袁伯應詩集序》中寫道：“余與伯應尊公少司馬（即袁可立）同舉於蘭陽陸先生之門”，袁樞與董其昌的關係源於董與其父是同年。
崇禎十六年（1643），袁樞奉旨榷滸墅關，“榷政告竣，頌聲塞途。（錢謙益《牧齋全集》）”。其間王鐸曾在蘇州袁樞家裡避難數月，二人關係尤為密切，合作之筆為世人所重，流入海外者尤多。在蘇州西部山區的摩崖石刻上，至今保留有“明崇禎十六年三月河南王鐸書、袁樞題”的“仙砰”兩個大字，是重要的旅遊資源和書法珍品。查《王鐸年譜》得知，是年“三月某夜，於江蘇滸墅關同故友袁樞（寰中）相聚，為袁樞藏巨然《層巒叢樹圖》、董源《瀟湘圖》等圖題跋。”王鐸《擬山園選集》有《滸墅北發石寓舟中遠送因以寄懷》等數首詩為睢陽袁樞而作。王鐸為明天啟二年進士，是年春天袁樞之父袁可立正任考官，當對王鐸有提攜師座之恩，袁可立的神道碑文就是王鐸撰文書丹的，所以兩人的交往當至少開始於這一時期。
袁樞有三子，賦誠、賦諶、賦諴。長子袁賦誠官廣西南寧府新寧州知州，次子袁賦諶亦善藏，精鑑賞，安徽省博物館的16幅《董其昌紀游冊》上都留有其鑑賞印記。（
袁賦誠（1617—1680），字一倩，一字與參，號楚雄，小字東居。明書畫鑑賞家袁樞長子，兵部尚書袁可立孫。崇禎十七年（1644）拔貢，授融縣知縣。明弘光元年（1645）任吳縣教諭，丁父喪去官。清順治六年（1649）補確山縣教諭，期間變賣家產修葺學舍，以治行優異遷山西沁源縣令。在沁七年，用家資代民完逋賦，其祖大司馬袁可立產業為之盡。招集流民還鄉，鼓勵農耕生產，所至以清約勤敏著稱。順治十七年（1660）升廣西南寧府新寧州知州，康熙二年（1671）補雲南楚雄府通判。康熙十二年（1681），袁賦誠進京師朝覲，值平西王吳三桂起兵反清於雲南。袁賦誠因是前明大臣子，終為清庭所不容，遂投牒歸里睢州。居家“論古今，商詩文或品評書畫”。其長女嫁同里戶部侍郎王紳。著有《袁賦誠詩集》。（《河南歷代名人辭典》471頁、田蘭芳《逸德軒文集·袁賦誠墓志銘》）
袁賦諶（chen）（1633—1689）字仲方，號信庵，明河南睢州（今睢縣）人。書畫鑑賞家袁樞次子，兵部尚書袁可立孫，國子監生。袁賦諶尤蘊籍，為詩徹夜不眠，與同里田蘭芳、孫坊談詩論畫相唱和。康熙三十二年（1684年），其祖宅袁尚書府第借為洛學書院，名儒田蘭芳講學於內。湯斌《睢州志·袁樞傳》稱“袁氏自司馬至賦誠、賦諶三世矣，詩學盡其家傳雲”。著有《理齊詩》數卷。由於長兄袁賦誠長期為官在外，賦諶實際上留守了司馬家的傳世文物。“性高簡，罕與人接。垂簾一室，雜陳鼎彝、書畫。……余為仲方友，蓋二十餘年矣。每一見之，則浮鄙為之俱盡，謂可想見先輩風流焉”（田蘭芳《袁太學傳》）。其富有的家藏，吸引著南北各地的收藏大家，商丘宋犖得之者多。至今尚藏於安徽省博物館的16幅《董其昌紀游冊》，為董其昌早年作品，世所罕見，每幅都鈐有“袁賦諶印”、“袁賦諶鑑賞印”，足可見睢陽尚書袁氏家藏舊品之精良。（田蘭芳《袁賦諶墓志銘》、《睢州志》）
袁家山又稱小蓬萊、呂祖廟，在河南省歷史文化名城睢縣城東南隅，是一處全國罕見的明代船形建築群。袁家山建成後，數百年來都是以本名袁家山相沿襲的，歷代的府州縣地圖也均以此名登入。但河南省在2000年公布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時，沿用睢縣地方部門擅自更改的別稱“呂祖廟”，引起了當地民眾的不滿，同時與相關文物法規的內容不相符合，破壞了睢州古老文化和歷史地名的傳承性。
袁家山的歷史名稱沿襲過程是這樣的：清代康熙年間，狀元彭定求蒐集後來成書的道教經典著作《道藏輯要》中稱為“袁家山”，這是到目前為止見諸史料的最早記載。清乾隆十九年（1754）的《歸德府志·睢州城池圖》中稱“袁家山”，清鹹豐三年（1853）睢州正堂在《袁家山地契碑》中，用作捐地契約的法定名稱為“袁家山”，是為當時官府所認定。清光緒十八年《睢州志·新城圖》中稱“袁家山”。民國二十二年《河南通志·睢縣採訪稿》稱“袁家山”。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袁家山作為地、縣兩級文物保護單位也是一直沿用的歷史名稱袁家山。1994年《河南省志》、1996年《商丘地區志》、1989年《睢縣誌·古建築》、《睢縣地名志》等書都以袁家山為法定名稱入書。1981年出版的《中國名勝詞典》、1987年出版的《中國名勝索引》、1990年出版的《商丘地區建築志》等權威性書籍俱以“袁家山”為名列條入書。2002年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編寫的《河南歷代名人史跡》也是沿用的本名袁家山。“呂祖廟”只是袁家山別業建築群中的一個單體，這個名詞也只在清代道光二十九年《重修袁家山碑記》中出現過，這個碑記的內容也只能證明當時重修了袁家山建築群中的呂祖廟，並不能說袁家山就是呂祖廟，袁家山這個名詞的外延要遠大於呂祖廟。
關於袁家山的建造相關記載如下：按清初《道藏輯要·在陸肇祥》所載：“襄邑（睢縣）有袁家山，明兵部尚書袁可立在陸園（袁可立的別墅）地也。四圍林樹高聳，岩壑水水，木清華景逾濯錦。額曰：‘夢覺迷津’。設丹爐，最後高亭四敞，豁達清虛。上供長生大帝及八洞仙祖聖像，皆飛現雲中。前後壁之間，留題聖跡頗多。……而晚尤愛道，故於在陸園崇建殿宇數重，位置悉系夢中指點。皆隱寓丹訣之秘，至今靈應昭然焉。”
民國二十二年《河南通志·睢縣採訪稿》：“今睢縣行政公署為清之洛學書院，然本明袁尚書可立故宅也，至宅向南恰與南坡之袁家山脈絡聯貫。”
1989年《睢縣誌·古建築》：“袁家山，在縣城南門裡，建於明天啟年間。……周圍湖水環抱，形似小山。”
袁家山的建造者為明代兵部尚書袁可立（1562-1633），建於明代崇禎初年（1627—1633）袁可立致仕（退休）之後。“當司馬公（袁可立）在前明時，宦歷中外，逮乞休歸田，築別墅、池林、山榭，逶迤十餘里，不絕名花美石，極一時之勝”（袁可立四世孫《袁任墓志銘》）。袁可立為明萬曆十七年己丑科河南籍進士中品級最高的官吏，曾以敢言直諫著稱於時，晚年又因忤魏忠賢遭罷官，所作《觀海市詩》至今尚存於有人間仙景美稱的山東蓬萊閣上，為海天增色。史載袁可立任登州巡撫期間曾“造艅艎為海防”，他致仕歸里睢州後懷念軍旅生涯便仿照這種大型船艦形狀在睢州南城一汪碧水自己的別墅“陸園”中設計建造了袁家山，後來在袁家山上設立道場供奉呂洞賓等八仙眾神，隨後幾百年間在睢州形成了帶有強烈地方色彩和民俗文化性質的“袁山”文化現象。袁家山的建造還有這樣一個傳說： 明天啟二年（1622），明皇帝派袁可立以右僉都御使巡撫山東登萊一帶，招募水師“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明代抗倭名將沈有容和悍將毛文龍都在其手下聽命。一次袁可立乘艦船出海指揮將士與後金軍作戰，戰船行至大海中間，忽然狂風大作，惡浪掀天，兵船險有傾覆之危，昏暗中恍惚呂洞賓現身於袁尚書面前，袁尚書急忙禱告保佑，煞時風平浪靜，一仗取勝，歸朝後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保。袁尚書以為是呂祖顯靈相助，歸里後在睢州大興土木，仿照自己所乘坐的船艦形制建呂祖廟以還原，以後世代香火不絕，明清兩代成為睢州遠近聞名的大道場。由於建在水中，地勢頗高，因稱袁家山。又仿山東蓬萊閣體制而建，依山傍水，就高臨下，稱“小蓬萊”。遠遠望去，袁家山恰似一艘戰船蕩漾水中，與周圍碧水構成一派山水園林景象，列為睢州八景之一，曰“仙峰滴翠”。
商丘市原文物處處長閻根齊《歷史名城話商丘》和商丘市原旅遊局局長尚起興《商丘史話》所載，袁家山為袁可立出海平倭途中受呂祖保佑為還願而建，河南省文物局編寫的《河南歷代名人史跡》則認為是袁可立東征出海平遼途中受呂洞賓保佑還願而建。
從清代《睢州城池圖》上看，袁家山建於袁可立尚書府第以南，與明崇禎帝賜修的東西兩座袁尚書大石坊恰對峙在一條中軸線上，十分威嚴壯觀。袁家山的建造很有氣勢，前有山門，中有大殿，後建望月台，台上有八仙亭，台下有純陽洞，洞中置呂洞賓木雕臥像，形象栩栩如生。山上蒼松翠柏，茂林修竹，山下水波浩淼，楊柳依依，數百年不減雄偉壯美之色，只是近幾年人為的違章建築破壞了原有的園林布局才大殺其風景。明代的董其昌、王鐸、錢謙益、孫承澤、方以智、侯方域，清代的湯斌、宋犖、田蘭芳等名人學士都曾在此把酒待月，登高作賦。有詩讚曰：“金縷歌終撒瑟期，露盤丹爐幾遷移；蓬萊盛事原難紀，但錄當年待月詩。”王鐸於崇禎六年曾在此作《甘露台》詩一首而為此山增色。清代著名書畫鑑賞家張庚在《偶成》一詩中寫道：“袁家山頭晴靄暖，大佛寺前春流淙”，可見袁家山在清代早期就是睢州城內著名的勝跡。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睢州知州范陽洵率幕僚大修袁家山，事成後，州中名士各撰聯題額，有詩賦曰：“花明柳暗兮恍是仙源，吹笛鳴劍兮鶴唳青天；神其醉止兮洞中高眠，佑我蒼生兮億萬斯年”，由此可想見袁家山當年之盛。袁家山建築古樸典雅，氣勢雄偉，已歷滄桑四百載，雖歷遭地震水火，數劫不毀，為考證睢州古城史提供了原始參照點。
這個歷明、清、中華民國乃至新中國近四個世紀之久的古老地名“袁家山”，一直被穩定的傳襲了下來，他背負著幾個朝代的印跡和文化。袁家山的文化內涵已經在當地百姓中生根發芽，形成了一個特殊的“袁山”文化現象。袁家山西側的市場被稱為“袁山市場”，袁家山東邊的大路被稱為“袁山路”，袁家山後邊的胡同被稱為“袁山胡同”，袁家山所在地的居委會被稱為“袁山居委會”……。袁家山數百年來一直作為一個固定的名稱代代傳承，深入人心，在當地有著很深的地域感情和歷史淵源，他昭示著睢州人民對一代直臣廉吏精神的寄託和傳承，更承載著古老睢州的人傑地靈和豐富的文化底蘊。 據考證，袁家山是睢州史志資料建置和圖考中唯一倖存下來的明代古地名實物，是睢縣這個省級歷史文化名城作為明清兩代古城的標誌性參照物，是不可再生的建築地名文化資源。
新中國成立後，經過歷時十年的文化大浩劫，袁家山成為睢州古城碩果僅存的歷史建築，在道界名重日高，從此名聞海內外，至今每年不斷有大量海內外同胞來此進香祭拜。
近年來，河南省人民政府曾投入巨資對袁家山進行維修，公元2001年，睢縣人民政府將董其昌書丹的“袁尚書大石坊”復修於袁家山山門之前，成為袁家山一道新的風景線。
然而，當地一些人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不顧文物保護法的三令五申，在袁家山重點保護範圍內竟劈去山基的後半部，構建大量違法房產謀取商業利益，使袁家山主體建築暴露無疑，已嚴重危及到袁家山古建築的安全，不能不是游山拜道者的一大遺憾。
袁尚書府第，《河南通志採訪稿》稱“袁尚書可立故宅”，鄭廉《豫變紀略》稱“袁園”。清代，“舊洛學書院”與“睢州公署”先後居於其內，直到民國“睢縣行政公署”仍相沿襲。原睢縣人民政府住地，為其故址。民國以前，歷為袁氏家祠住地。為明兵部尚書袁可立所建，始建於明萬曆間。原為三進院落，後經改建、擴建，達房屋數百間。與南部之袁家山及東西對峙之雙牌坊恰在一條中軸線上，十分威嚴壯觀，成為睢州城最輝煌豪華的宅第。中有“弗過堂”、“石仙堂”、“藏書樓”等著名建築。“弗過堂”之名是有其深意的，袁可立因建言被貶官回籍，並不認為自己有什麼過錯，寓此名以自勵，堂額為華亭董其昌所書。“石仙堂”為袁氏堂號，堂額為“孟津尚書”王鐸書，匾額高六尺，闊殺其二。田蘭芳《逸德軒文集·兩堂問答》記：“袁司馬石仙堂、李當陽秋堂為吾州二勝，遠邇婦孺皆知之”。其中後院“藏書樓”為河南總兵刺殺南明大將高傑處，史可法聞訊長嘆曰：“中原事不可圖矣”，直到民國年間樓上仍不設棚板，以紀念這一著名歷史事件。（鄭廉《豫變紀略》卷八、《河南通志·睢縣採訪稿》）
袁尚書大石坊，又稱袁氏雙牌坊。在《睢州志》、《河南通志採訪稿》等文獻中都有明確記載。崇禎皇帝御旨建造，為表彰睢州兵部大司馬袁可立“三世尚書”封典而建。明崇禎七年（1634）春天，袁可立卒，帝令戶部“致水衡錢”，御祭葬並修“袁尚書大石坊”。工程由京營總督李襄城、杞縣狀元劉理順監工營制，著名書法家禮部尚書董其昌書丹而成，有“四朝元老、五世恩榮”等字樣。袁氏牌坊分列故睢州公署（本為明袁尚書可立府第）兩旁，左曰“三世司馬”，右曰“宮保尚書”。雙牌坊過街而立，為三間四柱五樓式建築，規模宏大，雕工精巧，樓檐下獸斗花拱，獅子云龍，其造形之精美，為明清兩代睢州城牌坊之冠，有“一兩清石一兩銀之說”。清光緒十七年，知州王玫謬信袁氏牌坊擋了他的官運風水之說，藉故將袁氏牌坊強行拆毀，袁氏後人上控京師數年，有《王玫砸牌》一戲流傳於世。王玫在自己主修的《睢州志》中特列“袁尚書大石坊”一條進行自辯。睢縣文物部門在文物普查中發現由董其昌書丹的坊額為袁氏後人保存完好，睢縣政府暨袁氏家族遂於2001年將這一藝術珍品復修於袁家山山門之前。（《河南通志·睢縣採訪稿·袁尚書大石坊》、王玫《睢州志·公署·袁尚書大石坊》）
袁尚書墓，在睢州城（今睢縣）東南五里袁墳村南。崇禎六年（1633）十月十一日，袁可立以病薨於睢州。明年（1634）春，大宗伯董其昌言於帝：“故尚書可立勤於砥身，不衍不渝，以畀祭葬。”崇禎帝曰：“俞哉！”遂令戶部“致水衡錢”撥款祭葬。墓前原有高大建築及石祭台，石牌坊、石望柱、石人、石馬、石獅、石羊等。鬱郁的松柏掩映著長長的墓道，有御祭碑、誥命碑數通。碑刊“明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書袁節寰墓”，碑高丈余，上蛟龍，下龜趺。行狀碑為董其昌所書，神道碑為王鐸所書。（董其昌《節寰袁公行狀》、王鐸《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國榷》卷九十三、《河南通志睢縣採訪稿·陵墓》、雍正《河南通志·陵墓》、《睢州志·袁尚書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