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疏林遠岫圖》紙本墨筆，縱98.7厘米，橫38.6厘米，明董其昌為同年袁可立而作。此圖為近景畫，坡石錯落，勾勒圓渾。坡上疏林，用筆雖簡而各蘊姿態。
中景水面空曠，一山聳峙，在平遠的構圖上頗見險勢。整幅畫簡潔樸拙，蕭散
空靈。款云：“年家（侄）袁伯應（袁可立子袁樞）司農上疏歸省尊人大司馬
節寰（袁可立）年兄，贈以詩畫，癸酉十月之望。”癸酉為公元1633年，作者
時年79歲，而其時遠在河南72歲的“大司馬節寰年兄”袁可立則已於四天前病
逝於河南睢州（今商丘市睢縣）。明崇禎癸酉冬，致仕在家的袁可立病重，其
子戶部主事袁樞上疏請假回鄉探望老父，順路探望年伯董其昌，董其昌為故友
袁可立作此詩畫一幅，並通過年侄袁樞帶給其父。該畫原藏於河南睢州袁尚書
府第後院“藏書樓”，清後期外流，今為天津市藝術博物館收藏。2012年4月
19日中央電視台《國寶檔案》欄目對此做了專題報導。
董其昌在畫的頂端賦詩題贈老友袁可立道：“掛冠神武覲庭闈，得奉朝恩
意氣歸 ：聖主似頒靈壽杖，仙郎耐著老萊衣。”意思是說：袁可立晚年在朝堂
上因為頂撞忤逆了魏忠賢而被罷官致仕，但仍然被天啟皇帝眷顧著意氣風發地
回家了。正好像是崇禎皇帝賜予了老臣一個長生不老的壽杖，其子袁樞也經常
扮作“老萊子”的模樣哄其開心盡心盡孝。
清著名書畫鑑賞家張庚曾為此畫作跋：“文沈沒浚畫學藝華亭，振筆勤鋤，
早歲
益入神妙，元化俱。爾時共業有趙左流傳之跡，半所臨左也，形貌頗好，所
惜氣格甜以腴，何如文敏出雋爽珊珊玉立，清光敷。吾觀是圖又一變，木石己
趂，雲林迂近，藝苑逸品，倪、黃合人，事才知此體自出，稱宗稱祖，寧為誣。
蔣君愛畫，入骨膏髓，寶之不異寶此軀。嗚呼！公書此稀觀，莫嘆蔣君所好拘。
乾隆五年秋八月秀水張庚題”。（資料參考《睢陽尚書袁氏家譜》）
袁可立和董其昌的曠世奇緣
睢陽（河南睢縣）的袁可立比雲間（上海松江）的董其昌小七歲，但董其昌總是對袁可立謙稱為“弟”，兩者的家鄉相距千里，卻能同窗共讀成為同年知交，這個故事在袁可立的家鄉睢縣一帶至今盛傳不衰，成為千古美談。而他們在少年時代讖語成真的奇緣傳說數百年來也一直成為中國命相和陰陽五行學家們所樂道的話題。
王溢嘉先生在《中國人的心靈圖譜》一書中引述清代王椷的《秋燈叢話·夢與袁可立同科》時有一段精彩的描述：“睢州（應為華亭）有一位老儒生（董其昌）屢試不第，心情十分鬱悶。有一天晚上，忽然夢見神人前來告訴他說：‘你要等待袁可立和你同考，才有希望上榜’。他夢醒後覺得非常奇怪，於是到各地學堂逐一查訪，但都沒有找到叫袁可立的人。有一天，他來到睢州（今河南睢縣）閒遊，走累了在一個村塾里休息，忽然看到一個少年容貌頗為奇特，他猛一驚，便好奇地向塾師請教這位少年的名字。塾師先生說：‘他是袁家的孩子，名叫可立’。董其昌聽了，又驚又喜。在知道袁可立家中貧窮恐無力上進後，就將袁可立帶回自己也並不富裕的家中親自課讀。到袁可立二十多歲時，兩人一起參加考試，結果在鄉試和會試中都果然中榜。”
明著名學者黃道周《節寰袁公傳》中記載道：“安夫人（袁可立母親）妊時，數盥水，見金鯉蕩漾盎中。及長，數有異兆，（袁可立）自知其名位所屆。” 今天的民權縣花園鄉吳老家村屬古睢州地，袁可立的第十世孫媳董氏（1928—2012.2.17）老太太講述了這樣一個從袁家祖上世代相傳下來的故事：袁可立幼年時，一天夜裡，漆黑異常，袁可立秉燈入廁，卻沒有放燈的地方。忽然身後有聲音說：“尚書爺尚書爺（明天啟中袁可立官至兵部尚書），請你把燈放到這裡吧”。袁可立好生奇怪，昏暗的燈光下卻看到了一個光頭的小鬼。他拍拍小鬼的頭就把燈盞放了上去，隨口說道：“小鬼小鬼你好大的頭呀”。小鬼答：“侍郎爺侍郎爺你好大的膽”。幼年的袁可立感到很是詫異，就問：“小鬼小鬼你為什麼這樣稱呼我？”小鬼說：“我是受人之託告訴您，有一位姓董的文曲星老爺轉世，正等著您前去同讀共考呢，來日當有尚書爺的名位等著您呀”。袁可立起身取過燈盞，那小鬼便消失在漆黑中。董氏老太太還說，當年與袁家結親時，父母親就是衝著董袁兩家祖上世交的關係來的。
這兩則故事出處不同，一個記載於清代筆記小說，一個出自民間口碑，但二者異曲同工，胡為印證。而且袁可立和董其昌在知道這是神明向他們泄露天機後，並沒有消極等待，而是都不辭辛苦地去努力奮鬥，最後皇天不負苦心人，讓他們都能如願以償，先後在鄉試和會試中同科考取了舉人和進士，成功的兌現了兩個年輕人各自所窺見的“天機”。
透過董其昌和袁可立的事業勛名及個人交往，相關的史書記載也從不同角度為上述兩則故事留下了很好的註腳，這反而更增加了故事的神秘性。
董其昌在《袁伯應詩集序》中寫道：“余與伯應（袁可立子袁樞字伯應）尊公少司馬（即袁可立）同舉於蘭陽陸先生之門”。“陸先生”即陸樹聲，華亭(今上海松江)人，與董其昌同鄉，官至禮部尚書。這個記載說明袁可立確實去上海和董其昌師從陸樹聲學習過，故事中董其昌“將袁可立帶回家，親自課讀”的事實的確存在。
中國道教經典著作《道藏輯要·在陸肇祥》在記述袁可立的別墅建築群袁家山時這樣寫道：“淮（袁可立父名淮）甫晤而立生一生（袁可立）。文章事業董宗伯，其昌志（董其昌曾為袁可立作有《節寰袁公行狀》四冊）載甚詳。”董其昌官至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袁可立官至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也與董其昌官階相當。
在今天的山東蓬萊閣避風亭內袁可立的《海市詩》刻石上，仍然留下了二人在事業頂峰時期的合作之筆“睢陽袁可立題、雲間董其昌書”的字樣。董在尾跋中稱頌袁可立的“大作雄奇”、“弟以米家法書之”等語，世人將此稱為珠聯壁合之珍品，至今為海內外所重。
崇禎六年十月，袁可立的兒子袁樞去北京上疏申請休假回鄉省親，順路探望了年伯董其昌，董其昌觸景生情，想其退休在家多年的故友袁可立，隨作山水畫《疏林遠岫圖》相寄贈，該圖現藏於天津市博物館。題曰“癸酉十月之望，年家袁伯應司農上疏歸省尊人大司馬節寰（袁可立號節寰）年兄”。張庚《國朝畫征錄》：“樞博學好古，精鑑賞，家富收藏，工書畫，為華亭董宗伯，孟津王覺斯所推許”。袁樞能成為明末著名書畫及收藏家，與年伯董其昌的提攜有很大關係。董其昌卒後，一生最喜愛的“四源堂”四幅名畫歸袁樞所有，至今尚藏於安徽省博物館的16幅《董其昌紀游冊》，為董其昌早年作品，世所罕見，也是睢陽尚書袁氏家藏舊物，每幅都鈐有“袁賦諶印”（袁可立仲孫名袁賦諶），由此足見董、袁二人關係絕非一般同年，當是深交摯友，也與傳說中的袁董奇緣不應而合。
崇禎六年（1633年）冬，袁可立病逝於睢州，八十一歲高齡的董其昌親自將這一噩耗告訴崇禎皇帝，並以悲壯的心情為故友寫下了《兵部左侍郎節寰袁公行狀四冊》。款云：“明崇禎八年六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特準致仕馳驛歸里鄰治弟華亭董其昌頓首撰並書。”
二人在仕途上同樣坎坷多艱，幾起幾落，休戚共生。明萬曆中都遭貶回籍，後來又都是泰昌皇帝同時啟用的舊臣賢能。在魏忠賢橫行的天啟年間，兩人都受到閹黨的排擠和迫害，董其昌是“深自引遠，請告歸”（《明史》），袁可立是“當魏崔時，蓋無復然明義、真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黃道周《節寰袁公傳》）。兩人一個成為曠代書畫大家，一個成為一代廉吏和歷史名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