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中國大多數產業集聚還是靠低成本來獲取競爭優勢，這種低成本一方面是通過集聚本身的規模經濟、範圍經濟及外部經濟獲得，另一方面，亦是通過廉價勞動力、便宜土地供給、寬鬆稅收政策及低環境保護成本等因素形成，但是靠消耗廉價要素和環境謀求經濟發展並不是長遠政策。從國際貿易環境看，新貿易保護主義主要體現在環境保護、勞工標準、技術壁壘等方面，由於相當多的產品是主要面向國際市場，這些新的政策貿易環境給中國的產業集聚帶來挑戰，本文試圖對中國產業集聚的發展模式進行梳理，通過對其發展特徵、效應及存在問題的分析，提出今後發展的政策建議。
二、產業集聚發展模式
一、成本追逐型、外源型集聚模式外源型產業集聚主要是抓住國際產業轉移機遇，利用政策和區位優勢，引進三資企業而形成，廣東的產業集聚展便是其中的例子。
(一)外源型產業集群的特徵和效應
外源型產業集群具有“兩頭在外”的特徵，產品銷售基本以國際市場為主，例如石碣生產的110種電子產品中，有8種產量居世界第一位。東莞大嶺山鎮台商家具業集群號稱亞太地區最大家具生產基地，但國內知名度卻不高，主要是因為該集群產品基本出口，不在內地銷售。外源型產業集聚由境外企業轉移加工製造環節而形成，以OEM為主要業務，企業的研發、銷售等戰略環節基本留在境外，產業鏈並不完整，產業價值鏈缺乏戰略環節，整體處於低端層次。例如，東莞電子信息產業集群擁有3000多家相關企業，但擁有研發機構的卻鳳毛麟角，東莞能夠生產一台計算機95%的配件，卻無法生產具有核心技術的關鍵組件CPU。規模生產並沒有帶來高額利潤，如東莞電子信息產業集群，一般只賺取5%的加工費。產品品牌基本屬於外資企業，難以形成自主品牌。
外源型集群雖然屬於嵌入式集群，但嵌入行為主要是基於降低成本和獲取資源，與當地經濟、社會、文化網路的聯繫相對鬆散，嵌入程度有限，產業關聯度較低，企業間缺乏緊密的分工協作體系，相互依賴程度小，台商、港商、日商等各自形成自己的社會協作網路和人際交往圈子，彼此間及與當地社會之間存在一定的文化隔閡，集群內的龍頭企業向外轉移，往往也會導致為其配套生產的一批中小企業隨之遷走。
外源型企業雖然地區根植性不及內源型產業集聚強，但卻起了母細胞效應，其效應便像矽谷的仙童半導體公司，矽谷之內的七十餘家專門從事半導體技術的企業中，約有一半是從仙童直接或間接衍生出來的，母細胞效應對區域經濟的起飛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一是快速帶動當地經濟。對於經濟基礎薄弱的地區，自髮式的產業集群發展進程往往非常緩慢，而引進外源型產業集群，尋求嵌入式發展是可供選擇的一條重要捷徑；二是促進技術進步及轉變觀念。藉助外部力量，擴大利用外資，不僅解決資本不足的問題，同時促進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升級和出口擴大，對於轉變觀念和企業經營機制，對於管理體制創新和制度現代化建設，都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三是在地理區位上，集群多產生於城市邊緣地區或鄉鎮，在城市化過程中，很多產業集群所在地成為城市中心區的重要組成部份；四是在經濟上，產業集群現已成為很多地區加快經濟發展、解決就業、增加稅收和財政收入的重要載體。
在市場競爭上，產業集群已成為當地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重要力量，雖然在產業單項競爭上，廣東與歐美等已開發國家相比尚有較大的差距，但憑藉產業集群帶來的整體競爭優勢，廣東電子信息、紡織服裝、工藝陶瓷等產業正逐漸成為國際市場的重要力量。美國《紐約時報》在深入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區傳統產業在生產成本上漲後，為何產品還能統治國際市場時，曾指出，這些地區的制勝之道在於強大的配套優勢，這是越南、印度等更低成本國家目前難以達到的。
(二)外源型產業集聚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外源型產業集聚的發展主要是靠台灣及港商企業，雖然有親緣、鄉緣等社會關係網路，但不同的制度環境及技術水平往往妨礙了企業家之間的溝通以及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一是外商製造業採購非本地化，大部分原料仍然靠進口，外源型集群與當地相關產業前向、後向關聯效應不太強，例如台商到大陸投資後，仍然與台灣的原材料、設備供貨商等上下游企業以及其他支撐體系保持著相當緊密的供貨商――生產――貿易商的網路聯繫；二是外源型集群很多時是所謂“複製群居鏈”，一些有著產業聯繫的上下游生產企業一窩蜂地相繼前來辦廠，以維持原來的生產聯繫。如製鞋業，台灣的製鞋商、原材料供貨商、包裝商、機器維修店以及外包廠商在廣東形成了一個新的企業網路。“群居鏈”複製過來後，與當地的交流就少了，因為它們可以不依賴當地的供貨商網路。而這種“群居鏈”又是可以到處流動的，這容易造成當地經濟的空洞化；三是外源型集聚的技術溢出不明顯，港資及台資企業在大陸多以獨資形式出現，為保護先進技術，外資企業往往竭力避免核心技術過快外溢，例如一般情況下核心技術是在台灣研究開發，然後直接移植到大陸進行生產，它們的技術創新與改造僅與台灣母公司發生縱向聯繫，而不與當地同行發生橫向聯繫，僅僅將部分技術單項、分散地傳給中方技術人員。因此外源型集聚比較難植根於當地。
地區自髮型產業集聚，可以說是自發形成的一種產業集聚，這在浙江一帶的產業模組最為常見。
(一)自發產業集聚模式形成過程
浙江歷史上是一個商業較為發達的城市，唐朝便開始與日本通商，北宋時被闢為對外貿易口岸，因此在商業發展的歷史上形成了一種有別於傳統儒家文化的商業文化，構成特有的文化遺傳基因。對外貿易口岸及航海的傳統，不僅有利於發展工商實業、海外貿易和運輪業，更重要是孕育了浙江人敢於冒險和善於應變的企業家精神特徵，這是農民的創業精神和初期資本積累轉化為發展產業集群的動力。
浙江傳統上是一個手工業發達地區，由於可耕種土地不多，為了生存，當地手工業得到發展，編織、彈棉、刺繡、雕刻等工藝發達，出現了一代代能工巧匠，產業集群就是在這種富含工商素養的歷史和文化土壤中萌生髮展的，利用製造小商品的工藝技巧，發揮會經商、肯鑽研、善模仿的優勢，逐步形成了有鮮明區域特色的產業集群。早期的工業大多孵化於家庭，工人或小業主分散在自己的家裡，按照中間商的定貨要求生產所需產品，漸漸由分散的手工工場，孕育出集中的手工工場，之後形成集體企業。
促成工業化快速起步的因素，一是大量勞動力的出現，這些農村勞動力必須離開土地從事非農產業，例如溫州“人耕三分地”意味著鄉村存在大量過剩的勞動力，因而大批勞動力成為家庭工業的支柱；二是龐大銷售網路的形成，將日用小商品與全國市場聯結起來，溫州大批勞動力出外經商，迅速形成一個銷售大軍，將溫州農村的勞動力與國內市場聯繫起來便是一個例子。
(二)自髮型產業集聚的特色
首先，自髮型產業集聚模式一般是由高度專業化分工的中小企業集聚而成，集群中的企業通過高度專業化分工或轉包結成一種長期的穩定生產關係；其次，大部分企業都是本地自發產生的企業，地區植根性強，人們雖然在不同企業里工作，但都具有相同的價值觀和行為規範，各企業不論其規模大小，不論處在哪個生產環節，都相對獨立，沒有支配與依附的關係，都以平等的地位參與區域性生產體系；第三，自髮型的產業集群，主要是生產小商品，小商品生產成本低，經營風險相對較少，適合中小企業，而且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技術要求不高，工序相對簡單，適合個體私營生產，最重要是小商品都是日用消費品，市場大，利潤高，如一個紐扣，成本2分，可賣1毛，正是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小商品，匯集成高額產出，支撐起整個地區經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自發性產業集群都是在家族團體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基本上是沿著血緣、親緣、地緣關係向外擴散的。以血緣、親緣為紐帶的人文網路是產業集群的無形精神脈絡，尤其在產業群落成初期，這種以血緣和親緣關係為紐帶的產業擴散現象更是屢見不鮮，有的集群幾乎百分之百是同一家族，因而使企業間的協作及信任得以加強，促使中小企業有效掌握商機、降低風險，遇到困難時能共度難關，在生產、技術及市場三種結構都不太穩定的大環境裡，這種家族團體的產業集群更具靈活應變能力，往往既具彈性又富效率，使小企業擁有頑強的競爭能力。
(三)自髮型產業集群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自髮型產業集群由於是地區自身發展而成，因此開闢了一條促進農民迅速脫貧的道路。由1978年至2000年，溫州市的GDP從13.21億元增至825億元，工業總產值從11.12億元增至1807億元，財政收入由1.35億元增至73.9億元，外貿出口由無到有，1999年出口總額達到8.23億元。改革以前，溫州經濟發展緩慢，人民生活比較困難，11個縣(市、區)中就有3個貧困縣，人均收入水平低於全省平均水平。通過發展特色產業集群，各縣、鄉、鎮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由1981年的423元和270元提高到2000年的12051元和4298元，超過了全省的平均水平。
自髮型產業集群的另一個作用是促進農村工業化進程。浙江特色產業集群的發展，以小企業、家庭工業為主，技術含量不高，吸納了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促進了由傳統農業向現代工業的轉變。一村一品、一鎮一品的特色產業，帶動了相關產業及交通、服務等設施的發展，促進了人口、資金、技術、信息等生產要素向農村小城鎮集聚，促進社會全面進步，蒼南縣龍港從一個小漁村崛起成為一個擁用15萬人口的中國第一座農民城，便是一個例子。
但自髮型產業集群的主要缺點在於它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來發展，較難推動產業升級，創新力不強、國際視野不足，面對日新月異的國際市場環境很不利，像這一次的金融海嘯，如果本地企業缺乏國際觸角、缺乏對國際市場的認識、缺乏應變能力，便很容易使區域經濟毀於一旦。
工業園區(開發區)，是一種由政府為實現工業發展目標而創立的有地理界限的特殊環境，由政府主導，給予包括用地、稅收、金融、財政、海關、外經貿、人才等優惠政策。往往形成一種快速吸引外資或建立地區龍頭產業的政策工具，在區域發展的過程中，建立開發區的做法被廣泛採用。工業園區的產業形態與內源型和外源型的產業集聚很大不同。
(一)工業園區的特點/優勢
內源型的產業集聚帶有很大的偶然性，某一地區能否發展成為一定規模的產業群落，有很多因素，即使具備了所需要的生產要素和條件，其發展歷程一般也比較曲折和漫長，特別是經歷一些產品質量及企業行為規範過程。但政府主導的園區，能很快建立產業集聚，且具有規範作用。由於園區由政府主導，由相關政府部門規劃管理，在資金、政策、人才、信息等方面都具有較大的優勢，也較容易整合地區資源。另外政府是站在地區發展的戰略高度來建設園區，這有助於最佳化整個地區的產業結構，並對區域經濟發展起到戰略性帶動作用，政府的參與能夠減少集群內企業發展中的一些盲目性。
首先，工業園區一般強調土地、水、電力、能源等生產要素的集約利用程度，使區內的單位面積土地利用效率、萬元產值耗水和電力能源達到最大效率，同時亦可以統一綜合處理污水等“三廢”問題，降低治理成本，促進對環境的保護。以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為例，工業用地容積率從0.6-1.2提高到0.8―1.5以上，可建設用地的建築密度從45%提高到55%。蘇州工業園區亦積極探索“清淤、治水、取土、擴地”相結合的土地綜合開發利用新模式，並注重生態環境保護，確立“綠色招商”理念，堅持環保部門“一票否決”制，從源頭控制污染項目的進入。
第二，工業園區具有高效的管理模式。以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為例，它用跨國公司的視角來審視政府行為，用小政府來營造大市場環境，率先推行市政基礎設施的社會融資，打破壟斷，弱化傳統的政府行為，精減機構，簡化辦事程式，設立招投標中心、政府項目評審中心、採購中心、結算中心，實現統一財務監管，避免政府經濟行為暗箱操作，推進體制創新。現在企業進入開發區的平均周期由一個月縮減到10個工作日，最快可以5個工作日領到批准證書，7個工作日領到營業執照，在審批制度改革方面，取消了所有行政性收費項目，只保留14項資源性收費項目。蘇州工業園區在物流通關方面亦建有全國現代物流試點地區、首家電子報關區，擁有十分完善的物流配送體系，入區的企業可以享受與國際接軌的海關、物流服務。
第三，具有城市化經營模式。雖然是工業園區，但大部分園區走的是城市化規劃思路，比如將公共區放在園區中部，住宅和工業區放在兩側，在道路建設上借鑑國外的400米×400米的網路式設計，以國際化宜工作、宜居住城市的標準來塑造。
第四，集群內的創新優勢比內源型和外源型集聚強，由於園區的產業大部分以高新產業為主，高學歷及高技術人員含量高，研發及創新氣氛濃厚，園區一般設有企業孵化器，鼓勵高科技產業的創業，並舉行各種討論會、講座等正式和非正式的活動，有效擴散知識和技術，更有利於創新。
(二)開發區模式的制約及發展障礙1 開發區一般是集合型產業集群，有多種主導產業，因而使主導產業集群缺乏區域特色，主導作用被淡化，不利於形成區域競爭力。
各開發區之間存在著與其他地區的同構現象，例如北京開發區目前發展的汽車產業、移動通信、微電子等產業集群，明顯與相鄰136公里的天津開發區相似。在江蘇，除了蘇州工業園區外，既有浦東新區，又有南京高新區、無錫新區及滬寧地區國家級高新區。據統計，53個國家高新區中，近30個高新區發展重點是電子信息，近20個高新區發展重點是生物工程，25個是光機電一體化，24個是新材料。產業結構趨同導致產業發展資源(包括人才及資金)分散度趨大，不能有效發揮，反而形成競爭。經濟技術起點不同，資源環境工業基礎各異的工業園區，如果生產相同產品，彼此間欠缺合理分工與合作，便會造成低水平的重複生產。
2 各集群產業關聯度不高。
產業集群之間的聯繫不強，例如汽車製造、生物技術、裝備製造等產業之間沒有形成產業相關性，產業群之間難以在合作中尋求共同發展的力量，很多園區的企業關係如同現代高樓公寓裡的鄰居，即使在同一工業園內，亦未建成一批高新技術產業群，像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形成諾基亞星網企業模式的不多。
3 企業根植性不高。
政府主導的園區發展，具有開放及外向的特徵，一般以引進外資為主，這些企業的地區根植性不高，一旦成本上升，或優惠政策到期，較容易出現“飛地”或“分廠經濟”現象，用建立分廠或代工生產方式轉移加工基地，離開園區尋求更低生產成本的地區，對當地帶來產業轉移或產業空洞化威脅。
4 後續力不足。
由於園區的建設與發展過於依賴地方政府，缺乏自主發展能力，在政府支持乏力或規劃出現失誤時，園區發展可能停滯或者衰落。另外，過度依賴土地經營和優惠措施，使園區缺乏產業特色，也缺乏專業化生產性服務，無法形成有效的持續發展力。目前很多園區的規劃用地已基本用完，大部分園區己完成了90%的用地，能再開發的土地不足，更由於中國國土資源緊缺，工業園區擴大土地使用面積的審批條件越來越嚴格，且在不惡化農業基礎和兼顧農民利益的前提下，土地開發成本越來越高，因此工業園區的後續開發得不到保障，陷入難以進一步發展的困境。
三、對不同產業集聚模式的政策建議
一、外源型產業集聚模式一是要促進和輔助外源型產業集聚的轉型，協助其演化為植根於本地的獨立工業企業，使其投資於比較長期的內部資源，鞏固與跨國企業或海外企業的戰略關係，即強化它們在產業鏈中的長期競爭力。
二是增加社會資本和地方公共資源的投資和增強企業使用地方公共資源的機會。一方面可協助企業進行企業內部資源的長期投資，例如人才、知識、技術、設備等，減輕它們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促使它們在產業鏈上延伸至加工以外的環節，包括質量改善、新產品開發，或在產品結構方面有所提升。
由於這樣的重心轉移，政府政策便不應再局限於一般的投資優惠或基礎建設硬體的投資，而是有所針對，例如對企業投資於人才、研發、設備等，政府提供免息貸款以至直接的財政補貼。
三是在增強社會資本與公共資源投資方面，投資同樣要有針對性，應建立地區學習機制，例如由政府直接或間接建立中專以上的職業學校、技能培訓中心、科研機構、產業技術與市場情治單位，鼓勵成立行業協會、專門技術學會或專業人員協會等，以及增強城市服務功能，鞏固地方社會或社區的發展，成為社會資本和地方公共資源的載體和投資者。
這些政策措施的目的實際上是把外源的產業集聚植根於地方，一是扭轉它們原來的短期經營傾向，使其長期化，把它們變為真正的本土企業，與本地的社會資本與地方公共資源，以至地方的公共利益緊密結合，二是從投資社會資本、公共資源方面協助企業發展出創新和升級轉型的競爭能力。
由於自髮型產業集聚已形成一定的企業網路和根植性，形成了社會資本和地方公共資源互相促進的基本機制，進一步改善將產業升級和轉型的關鍵不是重新創建這個機制，而是在這個機制內納入新的知識，打破原有的路徑依賴。
一個方法是由政府引進新的知識體系，衝擊原有的地方公共資源的知識基礎，以及與此相連的產業集聚和所屬企業的運作模式。新的知識體系仍然可以由原來的地方公共資源的體制作為載體，但不能單純依靠這個體制自我更新，而需由政府超越這個體制，強制引入新的人才、教育、培訓、課程和機構，更重要是引入新的技術知識，包括生產工藝、科研設計、管理、市場等。這同時要求政府從本地或上級政府層次籌集動員資金來支付新知識投入的費用和成本。
另一方法是引進新的相關企業，特別是在生產經營、技術管理、科技等各方面都比原有企業優越的企業，從而產生衝擊，促使原有的產業集聚調節適應。新的企業可以屬於產業集聚的地方生產體系的不同環節，由於生產體系的完整性，某一環節的轉變會促進整個體系其他環節的調整及適應，這個方法同樣決定於政府的能力，但更重要是如何挑選適合引進的企業，以及在引進之後怎樣協助它們進入產業集聚的地方生產體系之內，使其產生母細胞效果。
克服上文所述工業園區的先天性限制，從國內外經驗看有兩個方法：
一是採取企業工業園區，讓一個企業或企業集團壟斷整個園區，如美國底特律那樣，形成企業鎮(company town)。二是工業園區的企業引進標準依據產業鏈，形成完整的生產體系，由園區選擇企業，而不是企業選擇園區。
特別是高新科技產業，由於其高新因素，在中國內地除了個別科研水平較高的城市外，地方的公共資源未必能與之適應，由於對人才、技術、知識等要求較高，高新科技園區需要科研教育機構的支持。在考慮建立高新科技園區時，需要考慮設在科研教育機構集中的大城市附近，國際上成功的高新科技園區都是位於重要科研教育的城市附近，例如矽谷附近有史丹福大學、國家級研究院和大企業的科研基地；英國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美國波士頓附近等國際級大學集中地亦成功地發展出高新科技的產業集聚。此外，高新科技園區的引進政策，可在引進生產企業的同時，引進科研為主的企業和機構，把園區的產業鏈延伸至科研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