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強社會資本”，就是建立在人情面子（“情面”）之上的社會關係網，這種關係網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難以名狀，同時又很有約束力。實際上，人際關係網是各個國家和民族普遍存在的現象，但在中國，這種關係網通過強社會資本發揮著不同尋常的作用。
強社會資本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它的情感性，也可以稱為非制度性。一方面，從傳統上看，不同於西方的“契約”社會，中國社會自古以來都是建立在“血緣”關係基礎之上，這使得它“先天地”缺乏對於制度的敏感。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中概括了統治中國的陰性的三位一體，“它們是中國人經驗思想體系中三大不變的定律……它們實在是統治中國的三女神，權勢過於當時之爭的軍政要人以外。至於它們的名稱便是叫做：面情、命運和恩典”（林語堂，2006：185）。面子（“面情”）在這裡占據的是第一的位置。中國人常常掛在嘴邊則是“人要臉樹要皮”、“情、理、法”，習慣於凡事要先講面子、顧及情面最重要。自己不能丟了面子，更不能讓別人尤其是朋友沒面子。“情面”而非“制度”，形成了中國社會中比較獨特的一種資本。另一方面，在今天的轉軌時期，原有的制度由於難以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而失效，或者由於社會的變革而被廢除，但是，新的替代性的制度還沒有及時產生或出台。這樣，一部分社會需求無法通過正式制度來滿足，一定的社會行為無法依據相應的制度得到規範，從而形成制度系統中的“漏洞”與“灰色地帶”，這就造成了權力缺位的社會中的“非制度化生存”。所謂非制度化生存，是指人們所賴以生存的制度環境缺少確定性，在遭遇某種需要解決的問題或情況的時候，不是依據明確而確定的制度安排來解決，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體博弈。而結果，則取決於每一次具體博弈的特定結果（孫立平，2004b：36）。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資源分配的問題聽憑優階層的裁定，從而從結構上促進了個人關係網的形成，進而滋生強社會資本。
與非制度性相伴生的是強烈的禮儀性，這是強社會資本的第二個特點。五千年儒家思想所傳承的給面子的形式是禮，因為禮是敬的表現，敬則是禮的內在精神，禮節與尊敬，在維持與改善中國人的人際關係上往往能產生非常神奇的效果。在這樣的背景下，強社會資本貫穿在社會活動的整個過程之中，體現在每個人的舉手投足之間。關於這一點，從電影《刮痧》可見一斑。《刮痧》的主角許大同離開中國到美國生活、創業，他的兒子丹尼斯打了他老闆昆蘭的兒子保羅，許大同讓丹尼斯當著昆蘭的面向保羅道歉，但丹尼斯不肯道歉。許大同為了表示對保羅父母的尊敬（也就是“給面子”），當場打了丹尼斯一記耳光。許大同這么做是為了向昆蘭表示一種歉意，讓昆蘭感到自己已經讓兒子為其行為付出了一定的代價。如果昆蘭是箇中國人的話，那么此時他一定會“心領神會”地責罵保羅幾句，以保全許大同的面子，暗示小孩打架雙方都不對，保羅也為他的調皮付出了代價，這樣雙方相視一笑，矛盾也就解決了，這就叫“禮尚往來”。可昆蘭是個美國人，他站在那裡一動不動，也體會不到許大同到底為什麼要給予丹尼斯這么重的懲罰，所以後來在辦公室里與許大同就這件事起了爭執。當許大同說當面責子是為了顧全昆蘭的面子時，昆蘭驚異難解：“這是什麼混亂的中國邏輯？你打孩子是為了顧全我的面子？”從許大同和昆蘭關於“給面子”與“尊重人權”的認識衝突上，可以折射出中西文化在“社會資本”方面的差異，反映出強社會資本在中國的獨特性——雖然強社會資本的存在並非中國特有的現象。
——陳卓：《超社會資本、強社會資本與教育公平》，《青年研究》201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