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南[原外交部部長助理]](/img/9/c74/nBnauM3XyMjNyUTNwUjN2ADM5QTM1MTN4cTM0QTNwAzMwIzL1YzLwg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王炳南[原外交部部長助理]")
簡介
王炳南王炳南(1909-1988)，陝西乾縣人。讀中學時參加學生愛國運動，思想追求進步。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一直參與愛國運動，後付日本、德國留學，並在留學期間任德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書記，國際反帝大同盟東方部主任，旅歐華僑反帝同盟主席。在著名的西安事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王炳南成為毛澤東的秘書。解放之後，任中國駐波蘭大使，兼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文革期間遭到迫害，文革後出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中共黨組書記，後任顧問。曾被選為中共第十二大代表，第一、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外事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1988年12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生平經歷
王炳南和周恩來1925年，王炳南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9年，赴日本留學。
1931年，轉去德國，在德期間先後任德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書記，國際反帝大同盟東方部主任，旅歐華僑反帝同盟主席。
1935年，任中共旅德支部負責人。他創辦並主編《明星》雜誌，積極宣傳反蔣抗日的政治主張，參與領導旅歐華僑中的抗日救亡活動，從事國際聯絡工作。
1936年，被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回國內，到楊虎城將軍部從事統戰工作，為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震撼中外的西安事變中，王作為楊虎城、張學良的牽線人，穿梭於楊、張和周恩來之間，為這場“以突發的姿態出現，以意想不到的結果收場”的事變，出謀劃策、溝通內外。
之後，王炳南以楊虎城的代理人、宋子文的水利專員以及中共中央南方局成員、周恩來的上校秘書、重慶談判時毛澤東的秘書等頭銜，活躍在上海、武漢、重慶、南京等蔣管區和國民黨元老、國民黨上層以及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愛國人士之間。他是中國共產黨統戰工作的開拓人，是周恩來與各民主黨派密切合作的聯絡人，他還是毛澤東和蔣介石會談的見證人。
1937年，任上海文化界國際宣傳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各界救國會常務委員。
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王炳南身為毛澤東的秘書，第一個聆聽了毛主席“另起爐灶”的戰略思想。
1947年，隨代表團撤到華北解放區，擔任中共中央外事組副組長，參與對外政策的制訂。
1954年，王炳南作為第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和美國代表就雙邊問題進行正式會晤和大使級會談，達9年之久。9年的會談，王請回了錢學森；達成了一個“中美承認在中美兩國願意回國者的返回權利”的協定；在台灣問題上，王炳南堅持原則立場，寸步不讓。
1955年，任中國駐波蘭大使，兼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
1964年，回國任國務院外交部副部長。“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誣陷迫害。
1975年，出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中共黨組書記，後任顧問。
1988年12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主要功績
王炳南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向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周恩來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中央決定王稼祥、李克農、章漢夫為外交部副部長，王炳南為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組建外交部的具體任務便落在王炳南的身上。10月9日，王炳南經李克農向周總理上報了外交部機構設定和人員的配備草案。草案設辦公廳、六個地區業務司、兩個專門委員會，推薦人才包括伍修權、喬冠華、宦鄉、柯柏年、夏衍、閻寶航、董越千、賴亞力、龔澎等。這個方案經政務院第11次會議通過。1954年王炳南被晉升為外交部部長助理，仍兼辦公廳主任。
同美國談判的九年
1954年在蘇聯倡議推動下在日內瓦舉行有中國參加的五大國外長會議，討論解決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這是新中國出席的第一個國際會議。中央領導十分重視，任命周恩來為首席代表，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為代表，王炳南任代表團秘書長。
會議期間，美國通過與中國有外交關係的英國向中方表示，希望解決美國在華被拘留人員問題。當時中國也有一批有成就的科學家和留學生被扣在美國，不得回國。周恩來認為應利用時機，開闢同美國直接接觸的渠道。雙方代表王炳南與詹森的會晤進行了四次，雙方各自闡述了自己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主張和要求。在第四次會晤中，中方提出：建議雙方起草一個公報，宣布住在一方的對方合法僑民和留學生將有返回祖國的完全自由；同時建議在相互平等的基礎上由第三國代表雙方僑民和留學生的利益。美國拒絕了中方建議，會晤未能達成協定。
1955年4月，周恩來在萬隆會議期間就台灣局勢發表聲明，表示“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這個聲明引起了巨大反響。那時美國也有同中國保持接觸的需要。他們通過英國向中國建議互派大使級代表在日內瓦舉行會談。中國代表最後還是選定已出任駐波蘭大使的王炳南，而美國代表還是詹森。
在當時，中美互不承認、沒有外交關係，但又舉行大使級會談，這是外交史上的創舉。
會談於1955年8月1日在日內瓦開始舉行。中美雙方在第一次會談中輕鬆地商定了議程，一是雙方僑民遣返問題，二是有爭執的其他實際問題。關於遣返僑民問題的會談反反覆覆進行了多次，談判是艱難的。為了使會談不在一個具體問題上無限期糾纏，以便進入實質性問題的會談，即第二項議程，中國在釋放在押美國人方面作了些讓步，終於在9月10日達成了協定。這是以後持續15年的中美會談達成的唯一協定，全文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利堅合眾國）承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人願意返回美利堅合眾國者（在美利堅合眾國的中國人願意返回中華人民共和國者）享有返回的權利，並宣布已經採取、且將繼續採取適當措施，使他們能夠儘速行使返回的權利。”
這是在雙方互不承認的情況下體現雙方共同意願“各說各的”奇特檔案，叫做“協定聲明”。17年後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雙方簽署的“上海公報”就是延續了這種做法。
其後，雙方進入第二項議程即實質性問題的討論。一開始就很麻煩，關於什麼是實質性問題，雙方意見分歧。後由中方主動，建議在第二項議程中雙方自由地交換意見，不必確定詳細議題和排列議題的次序，這樣就打破了僵局。自第20次會談開始，雙方代表在歷次會議上都是各自闡述自己政府的立場觀點和政策主張。王炳南發言自然是圍繞著中國人民最為關心的台灣問題，並一再提出解決問題的協定草案；美國則堅持霸占台灣，並要求中國對台灣放棄使用武力，雙方主張距離甚遠，會談無進展。1957年，在第73次會議上美方提出改由參贊代表參加以後的會談，想使會談降級，遭中方拒絕，會談從而中斷近一年。1958年，台海局勢一度緊張，經過雙方多次磋商，中美雙方在華沙恢復大使級別會談。大使級會談卻仍是不斷交鋒，一拖數載，期間雙方具體做法曾有變化，在實質性問題上美國政策不變，會談無進展。1964年4月，王炳南奉調回國，出任外交部副部長。至此，他和美國先後三任代表談了九年，總計120次。
外交部1955年王炳南被任命為駐波蘭大使。當時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對立，波蘭是社會主義陣營重要國家，也是新中國外交的重點。
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後，波蘭國內局勢動盪，執政的波蘭統一工人黨黨內對國內形勢、過去的政策、波蘇關係等重大問題發生分歧，決定於10月召開中央全會，改組政治局，準備推舉1948年因“右傾民族主義”被罷黜後被監禁的前領導人哥穆爾卡復出以穩定局勢。蘇共領導反對哥穆爾卡重新上台執政，進行干涉，準備用武力解決問題。在此緊要關頭，王炳南發動全館人員通過各種渠道了解有關情況，爭分奪秒地向國內報告反映。這對中央領導更全面了解情況，作出決策起了好的作用。中國領導人採取了正確的立場和政策，支持波黨新領導並勸阻蘇聯動武，並派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去莫斯科做工作，避免了像匈牙利事件那樣的流血慘劇，維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
1957年1月在波蘭議會大選前夕，周恩來率政府代表團訪問波蘭，支持波蘭統一工人黨並繼續調解波蘇關係。考慮到波黨內鬥爭的複雜性和哥穆爾卡的特殊情況，經王炳南安排，除與波蘭領導人正式會談外，還前往哥穆爾卡私宅進行了兩次單獨交談，這在周恩來外交實踐中是第一次，也是以後罕見的特殊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波蘭事件以後，中波兩黨兩國關係更加密切，團結友好達到高峰。
1960年後，中蘇分歧公開化，同蘇聯關係密切的東歐國家同中國的關係逐漸惡化，駐東歐國家的大使一方面要堅持反對領導集團的“修正主義”，同時又要做爭取工作，難度之大可以想像。在大氣候十分不利的條件下，中波兩國關係保持了相對正常，除黨的政策外，與王炳南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