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安娜利澤，因嫁給中國丈夫王炳南改姓王。1907年生於德國，曾在柏林大學學習歷史和語言，獲哲學博士學位。從1931年起積極參加反對法西斯的鬥爭，兩次被捕入獄。1935年同留德的中國共產黨員王炳南結婚。翌年，隨丈夫來華到西安、上海，協助進行了爭取楊虎城的工作。1937年春去延安，結識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全面抗戰爆發後，隨夫到上海、香港和重慶等地，參加八路軍辦事處做聯絡及統戰工作。1945年作為宋慶齡的助手去上海，繼續在“保衛中國同盟”中工作。1955年離華返回東德。1961年移居西德。回德後曾一再重返中國訪問並探望兒子、前夫及老友們。1990年在德國病逝。
從1931年起即參加反法西斯的鬥爭，兩次被捕入獄。1937年，正值中國人民浴血抗戰的時候，她隨同丈夫來到中國，參加到了抗日戰爭的行列。她不顧個人安危，多次深入抗日根據地實地採訪，向國外宣傳中國抗日戰爭的實際狀況，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戰略方針。
重要事件
保衛中國同盟
1938年，她受宋慶齡的委託，以“保衛中國同盟”代表的身份，負責援華物資的運輸工作，將抗戰物資、藥品運送到抗日前線，為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1939年4月，王安娜在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晉見周恩來，接受去貴陽接收紅十字會配給八路軍野戰醫院 藥品的任務。為了途中行動和執行任務方便，周恩來發給她一張八路軍軍用 通行證，並任命她為八路軍少校軍官。1955年，王安娜離開中國回到法國。 1979年，她又作為中國人民的朋友再度來華參觀訪問，受到鄧穎超和康克清的親切接見。
達到中國
王炳南之父與西北軍界首領楊虎城是結拜的異姓兄弟，他本人留德五年便是靠楊家資助。1926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王炳南此次回國，正值中共中央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他奉命通過世交關係做楊虎城的工作。作為古城內首位洋媳婦，王安娜到西安當夜便去楊宅，楊虎城見面就說：“一個外國婦女在中國舊式宅第中不能生活，還是住旅館吧，費用我承擔。”王安娜馬上表示，早就對中國的生活不抱幻想，應該住在公公家。不久，王安娜帶著身孕隨丈夫陪楊虎城到上海，會見了魯迅和救國會領袖，這更促進了那位西北軍首領下決心發動西安事變。
抗日戰爭前
抗日戰爭初期，八路軍對外聯絡人員曾臨時授予過軍銜，一個生活在中國革命隊伍里的德國婦女曾被授過少校軍銜，她就是著名的國際友人王安娜。她在華20年間，參加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新中國的初期建設，其非凡的經歷構成了那個火熱年代的一個特殊畫面。
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結識了丈夫，靠拿中國護照才從德國法西斯魔爪下脫險，來到古城西安居住。
陪丈夫做楊虎城的工作，走訪魯迅，穿著中國旗袍的洋女人宣傳抗日，格外引人敬重。
1931年，24歲的安娜利澤在柏林大學讀書時，認識了年長自己一歲的中國留學生王炳南，兩人在參加反法西斯活動時密切交往並產生愛情。1933年德國法西斯執政，安娜利澤兩次被捕，出獄後仍隨時可能再進集中營。王炳南於1933年同她結婚，讓她改姓王並拿到中國護照。此時，蔣介石政權與希特勒臭味相投關係密切，王安娜以中國人身份才脫險出境。
抗日戰爭中
1932年，中國共產黨人王炳南在德國留學時認識了安娜·利澤。安娜一身正義，是德國著名的反法西斯女戰士，兩人志同道和，結為伴侶。婚後安娜隨丈夫姓王，人們親切地稱之為王安娜。1936年初，王安娜毅然離開家鄉，跟隨王炳南來到中國，投身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行列中。
1938年10月，日軍攻占武漢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和行政院等中央機關全部遷到重慶，蔣介石等中央要員均移住於此。重慶成為國民政府的戰時首都，各國使館匯聚，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也在重慶辦公。與此同時，上海、南京、長沙、武漢等地的金融、財貿、商業、機械、軍工、造船、紡織等企業也遷移重慶，全國許多高校、文化、科研、新聞出版和文藝團體以及學者、詩人、記者、科學家、藝術家和學生紛紛匯聚於此，重慶成為戰時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中心。
作為戰時首都，重慶成為日寇政略和戰略轟炸的重要目標，遭受日機長達近6年、218次大轟炸。特別是1939年震驚中外的“五三”“五四”大轟炸；1940年5月至10月重慶遭受連續6個月的狂轟濫炸；1941年6月5日，日機夜襲造成重慶防空大隧道慘案，以及8月日機以6小時為間隔的、持續不斷的“疲勞轟炸”，重慶遭受了有史以來最為慘重的毀壞和損失。
針對日本的轟炸策略，國民政府建立了防空領導機構和一整套防護體系。為了解決市民緊急避難所需的安全設施，成立了隧道工程處、擴大建築防空洞委員會等機構，在臨江門、石灰市、十八梯等處分段修建了防空隧道和防空洞。成立了重慶市疏建委員會等組織，專門進行疏散、安置等一系列實際工作，並發放“防空洞出入證”。我們眼前的這張“防空洞出入證”，就是當年王安娜在重慶工作時，為躲避日機轟炸而辦理的。
1938年底，王安娜跟隨丈夫經武漢來到重慶，居住於“良莊”馬鞍山28號，在此居住的還有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沈鈞儒等人。沈鈞儒和王炳南夫婦合租這幢樓的二、三層，沈鈞儒和子女在二樓西南角，王炳南夫婦帶著兒子王黎明住其對面。當時王炳南擔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國際宣傳組負責人、外事組組長、南方局候補委員、重慶局委員，王安娜則多次深入抗日根據地實地採訪，向國外宣傳中國抗日戰爭的實際情況，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戰略方針。她還經常到八路軍辦事處與周恩來聯繫，協助周恩來、王炳南進行聯絡工作。
1939年4月，王炳南回到家對王安娜說，“周恩來有事情請你辦，聽說是緊急事情。”安娜緊隨丈夫來到八路軍辦事處見到周恩來，接受了去貴陽接收紅十字會配給八路軍野戰醫院藥品的任務。為了執行任務方便，周恩來發給她一張八路軍軍用通行證，任命她為八路軍少校軍官，王安娜因此成為第一位獲得八路軍軍銜的外國女性。帶著通行證，她順利地完成了任務。
在上海和西安的社交場合，一個高大的洋女人穿著中國服裝，以英語宣傳抗日救亡的必要，既引人注目又令人敬重。王安娜剛踏入中國，便由革命者家屬進而成為革命參加者。
到延安訪問紅軍並希望留下來，毛澤東曾就她的混血兒子更送給白求恩。她一路也治療了幾百個傷病員，解放後衛生部長曾笑稱她是中國最有名的外行大夫之一 。
在華北敵後根據地千里行軍，堅持不騎騾子；長了滿身虱子，便想起毛澤東對她說的：“只有長過虱子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中國人” 。
1939年初，周恩來派王安娜去香港找宋慶齡聯繫，設法把買到的包括X光機等珍貴醫療器材運回來。王安娜從廣西出境到越南，又轉往香港、上海，完成任務後回重慶。接著，她又奉命進入晉察冀根據地了解當地醫療情況。在八路軍掩護下，她和幾個女護士通過日軍封鎖線進入華北敵後，途中見到著名女作家丁玲。千里行軍中，戰士們為照顧“外國同志”要她騎騾子，王安娜卻堅持步行不搞特殊。一路上她生了滿身虱子，便想起毛澤東對她說的話：“只有長過虱子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中國人。”於是自豪地說：“我現在屬於中國人了！”
靠著在德國學過的簡單救護知識和“小長征”中積累的搶救經驗，王安娜一路上還給部隊和老鄉治病療傷。解放後，衛生部長李德全（馮玉祥夫人）對她還能行醫大感奇怪，曾開玩笑說她是中國最有名的外行大夫之一。王安娜則回答：“至少我有資格說，我受過數百病人的感謝！”
到達五台山根據地後，王安娜見到白求恩大夫，聽他訴說了藥品奇缺的困難，答應回去報告孫夫人（宋慶齡）並設法解決。王安娜剛回到大後方，就得知白求恩不幸去世的訊息，而且因國民黨封鎖也難再向解放區送藥品。此後，她在重慶住了六年，陪同周恩來、王炳南進行聯絡工作。她利用結識許多外國使節、來訪者和記者的條件，向他們介紹解放區實況，揭露國民黨的歪曲宣傳。王安娜身後總跟著特務，當其他八路軍辦事處成員都當面罵這些傢伙是“狗”時，她卻出於憐憫心有時回頭找這些“尾巴”談話，詢問其為何幹這種卑鄙行當而不謀正當職業，使有的特務面對這個洋女人的善意勸說羞愧得低頭而去。
抗日戰爭後
1945年抗戰勝利，王安娜離了婚，作為宋慶齡的助手去上海，重新編組“保衛中國同盟”。此後，她們的主要任務是反對美國援蔣，並利用各種機會向解放區運送緊缺物資。新中國成立後，王安娜又在華工作了六年，終於告別了接近成年的兒子返回了德國。
在中國生活的20年，正值社會制度出現根本性變革的火熱鬥爭的時代，她由一個外國來的同情者變為革命的參加者，將中國視為自己的第二故鄉。
王安娜回德國後三十多年間，始終牽念著在中國的親人，並把這種思念同緬懷自己親歷的那場偉大革命聯繫在一起。她一直宣傳中國天翻地復的變化，所寫的回憶錄《中國──我的第二故鄉》也翻譯成多種文字，成為在國際範圍內介紹中國社會偉大變革的生動記錄。
闊別中國多年又回來了，王安娜在德國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無論遇到什麼困難和委屈，她從來沒有埋怨過任何人，她靜靜地等著。雖然有一些事情對她不公平，比如當時她想到中國來，都拒簽。當時文化大革命的時期，也有很多人說王安娜是特務，各種各樣的罪名都有，兒子王黎明也因此受牽連坐了牛棚。作為兒子，當時王黎明的罪狀有兩條，一個是“黑高幹子弟，沾了父親王炳南的光”；一個是“裡通外國，沾母親王安娜的光”。王安娜經常關心當時中國國內的情況和兒子的近況，但是她始終相信，總會有一天烏煙瘴氣會消下去的，中國會好起來的。
在王安娜人生的最後歲月里，她依然還是做著關於中國的事情。王安娜到了西德以後，她收集很多材料寫書。她在序言裡寫道，想讓普通的德國人，不了解中國歷史的人，也能懂得這段歷史。因為是學歷史的出身，王安娜幾筆勾劃，用很淺顯的語言，講述她在中國的這段故事。她經常接受德國電台、電視台的採訪，兒子王黎明以及王黎明的女兒都會陪伴著她。她就講述中國的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她那個年代，一個外國人是怎么在那兒生活的。兒子王黎明在整理她遺物的時候，發現了那個時候很多讀者的來信。
社會評價
來自法西斯戰爭策源地德國的著名反法西斯女戰士。第一位獲得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銜的外國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