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三代以上，無經之名，經始於周公、孔子。樂正崇四術[2]。春、秋教以《禮》、《樂》[3]，冬、夏教以《詩》、《書》。及至春秋，舊法已亡[4]，舊俗已熄，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孔子懼，乃修明文、武、周公之道，以制義法而作《春秋》[5]。《春秋》亦經也。孔子雖未嘗以是教人，然其平日所雅言於人者[6]，莫非《春秋》之義也。衛君待子為政，子曰：“必也正名乎”[7]；陳恆弒其君，請討之[8]，季氏伐顓臾、旅泰山，則使欲止之[9]。此皆《春秋》之義也。至於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10]《論語》卒篇，載“堯曰”一章[11]，柳宗元曰：“是乃夫子所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12]，“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13]義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14]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15]又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16]故莊周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17]六經之為道不同，而其以致用則一也。此周公、孔子之教也。
及秦兼天下，席狙詐之俗[18]，肆暴虐之威，遂乃盪滅先王之典法，焚燒《詩》、《書》，於時不特經之用不興[19]，並其文字而殄滅之矣[20]。漢興，購求遺經，於是群經始稍稍復出。或得之屋壁[21]，或得之淹中[22]，或得之宿儒之口授，而固已殘缺失次，斷爛不全，賴其時一二老師大儒[23]，辛勤補綴，修明而葺治之。於是《易》有四家，《書》與《詩》三家，《禮》、《春秋》兩家，號為十四博士[24]。則章句所由興[25]，家法所由異[26]，漢儒之功，萬世不可沒矣。自是而至東京[27]、魏、晉，以逮於南北朝，累代諸儒，遞相衍說，辨益以詳[28]，義益以明，而其為說亦益以多矣。及至唐人，乃為之定本定注，作為“釋文”[29]，舉八代數百年之紛壇，一朝而大定焉。天下學者，耳目心志，斬然一齊，兼綜條貫，垂範百代，庶乎天下為公，而可謂之大當也。然其於周公、孔子之用，猶未有以明之也。
及至宋代，程、朱諸子出，始因其文字以求聖人之心，而有以得於其精微之際，語之無疵，行之無弊，然後周公、孔子之真體大用，如撥雲霧而睹日月。由今而論，漢儒、宋儒之功，並為先聖所攸賴[30]，有精粗而無軒輊[31]，蓋時代使然也。道隱於小成[32]，辨生於末學[33]，惑中於狂疾[34]，誕起於妄庸。自南宋慶元以來[35]，朱子既沒之後，微言未絕，復有鉅子數輩[36]，蠭起於世，奮其私智，尚其邊見[37]，逞其駁雜，新慧小辨，各私意見，務反朱子。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38]。其於道，概乎未嘗有聞焉者也。逮於近世，為漢學者，其蔽益甚，其識益陋，其所挾惟取漢儒破碎，穿鑿謬說，揚其波而汩其流[39]，抵掌攘袂[40]，明目張胆，惟以詆宋儒、攻朱子為急務。要之，不知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聊相與逞志快意以鶩名而已[41]。
吾嘗譬之：經者，良苗也；漢儒者，農夫之勤菑畲者也[42]，耕而耘之，以殖其禾稼；宋儒者，獲而舂之，蒸而食之，以資其性命，養其軀體，益其精神也。非漢儒耕之，則宋儒不得食；宋儒不舂而食，則禾稼蔽畝[43]，棄而無用，而群生無以資其性命。今之為漢學者，則取其遺秉滯穗而復殖之[44]，因以笑舂食者之非，日夜不息，曰：吾將以助農夫之耕耘也。卒其所殖，不能用以置五升之飯，先生不得飽，弟子長飢。以此教人，導之為愚；以此自力，固不獲益。畢世治經，無一言幾於道，無一念及於用，以為經之事盡於此耳矣，經之意盡於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虛，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盪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雖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離於周公、孔於[45]！其去經也遠矣。嘗觀莊周之陳道術，若世無孔子，天下將安所止[46]？觀漢唐儒者之治經，若無程朱，天下亦安所止[47]?或曰：天下之治方術多矣，百家往而不返，小大精粗，六通四辟[48]，一曲之士各有所明[49]，雖不能無失，然大而典章制度，小而訓詁名物，往往亦有補前儒所未及者，何子罪之深也？曰：昔者，周嘗封建諸侯矣，諸侯而下為卿、大夫，卿、大夫而下為士，士之下為庶人。周固天下之共主也，及至末孫王赧[50]，不幸貧弱，負責無以歸之，逃之洛陽南宮謻台[51]。當是時，士庶人有十金之產者，因自豪，遂欲以問周京之鼎[52]，十金之產，非不有挾也，其罪在於問鼎[53]。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今之大，全賴程朱出而明之，乃復以其謏聞駁辨[54]，出死力以詆而毀訾之，是何異匹夫負十金之產而欲問周鼎者也？是惡知此天下諸侯所莫敢犯也哉？故余既明漢儒之有功若彼，而復辨諸妄者之失若此。後有作者，亦足以明余非樂為是譊譊也，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也。
作品注釋
[1]《漢學商兌》：方東樹著，是一部批評漢學，維護宋學的專著。[2]樂正崇四術：語出《禮記王制》。樂正：《禮記》鄭玄註：“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四術：指《禮》、《樂》、《詩》、《書》。古時以此“四術”教育貴族子弟成士。 [3]春、秋：指春季和秋季。[4]“及至”二句：到了春秋時代，三代盛世的典章制度已經消亡了。 5]“以制義法”句：見前方苞《又書貨殖傳後》注。[6]雅言：雅正之言。《論語述而》：“子之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當時誦讀論、書，執行典禮，都用所謂“雅正”之言。[7]“衛君”二句：《論語子路》：“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指辨正名分、名稱。孔子認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因此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個人都要嚴格遵守應有的名分，以維持統治秩序。[8]“陳恆”二句：《論語憲問》：“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陳恆，即陳成子，齊國大夫，於公元前481年殺齊簡公。 [9]“季氏”二句：春秋後期魯國貴族季氏專權，貪魯屬臣顓臾之地，欲伐之，當時孔子弟子冉求為季氏相，孔子曾讓冉求勸阻。事見《論語季氏》。又，季氏曾到泰山祭山，泰山不在季氏封地之內，這種舉動違反古禮，孔子也曾讓冉求加以阻上。事見《淪語•八佾》。[10]“哀公問政”三句：語出《禮記•中庸》。哀公：魯哀公。“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孔穎達疏：“言文王、武王為政之道，皆布列在方牘、簡策也。” [11]“堯曰”：《論語》最末一章，主要內容是記述“二帝三王”及孔子的言論。[12]道：同“導”。齊：整治。以上二句見《論話為政》。[13]“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語出《論語裡仁》。何有：何難。[14]小子：孔於對弟子的稱呼。何莫：何不。詩可以興：邢昺琉：“詩可以令人能引譬連類，以為比興也。”觀：觀察風俗之盛哀。群：群居互相切磋。怨：責怪。以上見《論語陽貨》。[15]立：成就，成：完善。語出《論語泰伯》。[16]假：給與。《論語述而》作“加”。《易》舊時被看做是窮理盡性之書，所以孔於說“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17]引語見《莊子天下》。[18]席：憑藉，倚仗。狙（jū居）詐：狡猾奸詐。[19]不特：不只，不僅。[20]殄（tiǎn舔）滅，絕滅。[21]或得之屋壁：漢代曾在孔於舊宅壁中發現藏書。據《漢書藝文志》載：“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 [22]或得之淹中：《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蘇林註：“淹中，里名也。” [23]老師：年輩最尊的學者。[24]“於是”四句：《後漢書•徐防傳》：“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土十有四家。”注云：“《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轅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勝。凡十四博士。”博士：古代學官。[25]章句：漢代注釋家用分章析句的方法解釋古書意義，這種辦法叫“章句”。所由興：由此而興。[26]家法：五經博士及其所傳弟子以“師法”（漢代某一經的大師被立為博士後，他的經說叫師法）。說經，並各自名家，叫“家法”。[27]東京：東漢。古人常以建都地點表示兩漢，稱西漢為“西京”，東漢為“東京”。[28]辨：辨別。[29]“及至唐人”三句：唐代重視經籍的蒐求整理，《舊唐書經籍志》載：“貞觀中，令狐德棻、魏徵相次為秘書監，上言經籍亡逸，請行購募，並奏引學士校定，群書大備。”開元年間唐玄宗又命褚無量、馬懷素等整理，校勘。這些舉措對保存古籍很有貢獻。“釋文”：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三十卷，解釋儒家經典文義，兼及道家。
作者簡介
方東樹（1772至1851），字植之，其居室名“儀衛軒”，學者因稱儀衛先生；安徽桐城人，諸生，文學家兼學者。青年時期從姚鼐學古文，為姚鼐著名弟子之一。中年以後專攻學術，以治經史著稱，於文論亦有研討。曾主講廬州、亳州、宿松、廉州、韶州等書院。所著《漢學商兌》一書，從批判漢學家的立場出發，指出了漢學考據的不少錯誤，有一定學術價值；所著《昭昧詹言》為清代著名詩話之一。鴉片戰爭時期在廣東，著《化民正俗對》，陳禁菸之道；著《病榻罪言》，論禦敵之策，表現了一定的反帝愛國思想。
著作除《昭昧詹言》外，有《儀衛軒義集》及詩集、《老子章義》、《書林揚觶》等共十餘種。《清史稿》有傳。 漢學指漢儒所創的考據訓詁之學，又稱“樸學”。明清之際，學者顧炎武等主張“通經致用”，推重漢儒樸實學風，反對宋儒空談義理。清初閻若璩、胡渭等用訓詁考據方法治經，有所創穫。至乾、嘉年間，惠棟、戴震等進一步繼承和發展了漢儒的訓詁方法，漢學的旗幟從而張揚開來。漢學對於整理古籍、辨別真偽，有過不少貢獻，但同時也逐漸形成了一種煩瑣的、為考據而考據的學風。方東樹站在宋學（即程朱理學）立場寫了《漢學商兌》，指摘漢學煩瑣考據的弊端，在學術上有所貢獻，但對漢學持全盤否定態度，則表現了桐城派維護宋儒理學的門戶之見。通過此文，可以看出桐城派對於漢學和宋學的基本態度。
方東樹作為桐城派的理論家，更多的是從思想上維護其文派的地位，而對於桐城派寫作上簡潔雅馴的要求，則不拘泥。其所作文章，常不顧文重義復，盡情發揮，故集中多長文。此文及下面的《答葉溥求論古文書》，即屬於此類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