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
清代宋學派的定義
清代乾嘉之際，以吳派、皖派、揚州學派為主體的純漢學研究風靡朝野，成為清代中葉學術發展的主流，與這股學術思潮互為異趣的，是所謂“宋學”派的出現。“宋學”即宋代經學的簡稱。宋學作為經學史上的重要學派，盛行於宋明時期，沿迄至清代初期。其治經特點是訓釋經典注重義理，援引天理、性命為說，兼雜佛、道思想。於諸經中，尤重《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崇尚程頤、朱熹的經注治經特點
宋學作為經學史上的重要學派，盛行於宋明時期，沿迄至清代初期。其治經特點是訓釋經典注重義理，援引天理、性命為說，兼雜佛、道思想。於諸經中，尤重《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崇尚程頤、朱熹的經注。編輯本段
宋學在清朝
清初，宋學得到官方的大力提倡，順治、康熙、雍正、乾隆不但親自纂定理學著作如《周易折中》、《周易述義》、《書經傳說彙纂》、《詩經傳說彙纂》等，而且重用理學大師。因此，宋學成為清初的官方哲學思想。清初的經學研究，一尊朱注。如當時的理學名臣熊賜履一生學術宗旨以默識為真修，以篤行為至教，由程朱之途上溯孔孟。李光地雖是《易》學名家，但學風一同於論理、道、心、性。所撰《周易通論》，雜揉象數、義理，兼收周、邵、程、朱各家，補綴連貫，並無新意。陸隴其認為“繼孔子而明六藝者，朱子也。非孔子之道皆當絕，則非朱子之道皆當絕，此今日挽回世道之要也”。呂留良篤信朱學，維護朱學不遺餘力。此外如湯斌、魏象樞、魏裔介等雖也是宋學名家，但對宋學並無系統研究，僅以朱學仰承朝廷意旨，以達通顯而已。乾隆初期，王懋竑作《朱子年譜》，江永作《近思路錄集注》，李紱作《陸子年譜》，張揚程朱、陸王之學，但學風已由空談玄理轉向考據整理。如王懋竑的《朱子年譜考異》就以考據見長。稍後有唐鑒關於“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仍朱子一人而已矣”的鼓譟，但作為清初的宋學，卻已呈頹勢。
乾嘉時的宋學
乾嘉時，儒經漢疏的研究熾盛，所謂“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漢學如日中天。對此，首先與漢學立異維護宋學的則是安徽桐城的方苞、姚鼐、翁方剛等一批從事散文創作的文士。梁啓超認為：他們誦法曾鞏、歸有光，造立所謂古文義法，號稱“桐城派”；又好述歐陽修“因文見道”之，以孔、孟、韓、歐、程、朱以來之道自任，而與當時所謂漢學者相輕《清代學術概論》十九。如翁方剛認為漢學家對儒家經典的考訂，應當為義理服務，主張“考訂之事，必以義理為主”，認為經典研究在於“欲明義理而已。”又如姚鼐認為：“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為至，以攻程朱為能；倡於一二專已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為學術之害。”《惜抱軒文集復蔣松如書》然而翁方剛、姚鼐雖以理學為學術宗旨，他們的經學研究卻漢、宋兼采。翁方剛對漢學家在語言文字方面作出的貢獻還備加推崇，說“平心而論，《說文》、《爾雅》之訓詁，《釋文》之音義，厘然具存，唯在學者善取爾。”姚鼐更主張義理、詞章、考據三者並重。他們與後來那些嚴守宋學門戶的學者有所區別。對漢學提出系統指正
直到稱為“姚門四傑”的方東樹、管同、梅曾亮、劉開才以揚宋抑漢為己任，其中對漢學提出系統批評的則是方東樹。他認為，近世崇尚經典考證，“專與宋儒為水火，而其人類皆以鴻名博學，為士林所重，馳騁筆舌，貫穿百家，遂使數十年間承學之士，耳目心思為之大障。”《漢學商兌序例》指出吳派學者惠棟等人，自囿於漢學壁壘，專與宋學對立，孜孜以訓詁考證相標榜，其結果“棄本貴末，違戾詆誣於聖人躬行求仁、修齊治平之教”，痛斥漢學為“名為治經，實則亂經；名為衛道，實則叛道”，聲稱漢學之害，甚於洪水猛獸。他曾從六個方面逐條批駁漢學之失參見本書“方東樹”條，企圖重振程朱理學的權威。方東樹之後，宋學派有當塗夏忻、夏炯、夏燮，持論大體如方東樹。曾國藩雖踵桐城學脈，而就其個人學術旨趣，已趨於漢、宋兼采。道鹹之際，宋學派遂為學界漢、宋調和兼采者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