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詩歌
正文
西漢至東漢 400年間的詩歌創作，包括文人創作和民間歌謠。漢代詩歌是在《詩經》、《楚辭》和秦、漢民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大致經歷了從民間歌謠到文人創作、從樂府歌辭到文人徒詩即“古詩”、從四言體到五言體、從騷體到七言體，從敘事詩到抒情詩的發展過程。其中以兩漢樂府民歌和東漢後期無名氏文人五言古詩的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秦末漢初，以項羽《垓下歌》、劉邦《大風歌》為代表的楚聲短歌,最為盛行。由於“高祖樂楚聲”(《漢書·禮樂志》),使這一楚地民歌體裁進入宮廷，登上廟堂。到文帝、景帝年代,《大風歌》奉作宗廟頌歌,劉邦歌姬唐山夫人的《房中歌十七章》也被整理列入郊廟雅章。武帝作《秋風辭》、《瓠子歌》及《天馬歌》，都是楚歌；江都王劉建之女細君出嫁烏孫，作《烏孫公主歌》，也是楚歌。實際上，漢初以來，楚歌已成為帝王貴族及文士述志抒懷、歌頌聖明的一種流行詩體，今存作品較多。其時民歌謠辭留存很少，《劃一歌》、《淮南王歌》等表達了人民要求安定統一的意願。文人四言詩僅存韋孟《諷諫詩》、《在鄒詩》，摹仿《詩經·大雅》，語言古奧，流傳不廣。
漢武帝正式建立樂府官署，由精通音樂的李延年充任協律都尉，廣泛收集、整理民間歌謠，吸收文士創作廟堂頌辭,教習女樂歌舞演奏,以致朝廷“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社會流行俗曲。這對於漢代民歌的流傳保存起了重大作用。今存郊廟歌辭中的《漢郊祀歌十九首》，傳有司馬相如等的作品,多屬歌頌武帝功德之辭,形式有四言、楚歌及雜言。其朝廷軍樂凱歌《漢鐃歌十八曲》，取民間鐃歌樂曲而成，歌辭則有戰歌《戰城南》，也有諫歌《朱鷺》，戀歌《有所思》、《上邪》，遊子之歌《巫山高》等。至於采自各地的民歌謠辭，如《薤露》、《蒿里》、《江南》、《東光》、《公無渡河》及《衛皇后歌》等，當為武帝在位時或稍早時期的產品。這些民歌謠辭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社會矛盾的不同側面，形式活潑多樣。
西漢文人詩壇寂寞。傳統典雅的四首詩，繼韋孟後，僅存其6世孫韋玄成《自劾詩》等2首，已趨末路。隨著漢宮楚歌的盛行，樂府官署的建立,俗曲新聲的傳播,今存幾首西漢文人詩歌，也多為楚歌及雜言。西漢樂府多為黃門倡家掌管,俗曲新聲供貴族豪門享樂,文士形同倡優，五、七言及雜言體多用於“俳諧倡樂”（摯虞《文章流別論》），因而西漢著名作家“王（褒）、揚(雄)、枚（乘）、馬（司馬相如）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詩品序》），有楚歌而無五言，漢成帝時著錄“歌詩28家314篇”(《漢書·藝文志》),並無五言詩作品。傳為蘇武、李陵、枚乘及班婕妤所作的五言詩，在六朝已都疑為後人偽托或擬作。到哀帝時，雖因厭惡俗曲而下令罷樂府官，但“百姓漸漬日久”，民歌俗曲依然在豪富吏民的私家演唱流傳，以五言為主的新體詩漸居詩歌創作的主流。
東漢樂府建置,史志不載。從今存作品情況推測,其樂府規模和廟堂樂章，略承西漢。由於外戚宦官、官僚豪強勢力的發展，私家女樂歌舞之風更盛，俗曲新聲流傳更廣。存錄也多。今存東漢樂府歌辭，除《宋書·樂志》所錄官家保存者外，還有私家存留下來的。如《隴西行》古辭,《樂府詩集》引《樂府解題》說:“此篇出諸集，不入《樂志》。”便是存於私家撰集。又如《孔雀東南飛》長期在民間口頭傳唱，而為後世所編錄。同時，由於東漢迷信讖緯術數，加之光武帝“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後漢書·循吏傳序》），形成觀謠察官的政策，導致文人方士利用兒歌民謠敷衍天命，製造輿論。到順帝、桓帝以後，官僚士大夫集團與外戚、宦官集團鬥爭激烈，士人清議，針砭時政，也用歌謠作為一種輿論手段。因此東漢民間徒歌謠辭異常活躍。
今存漢代樂府民歌及謠辭，多數是東漢作品。其顯著特點是,題材比較廣泛,思想內容比較豐富複雜。它們多採用敘事的形式，揭露現實生活中的苦難、抨擊社會黑暗，也夾雜一些人生無常、及時行樂、神仙長生的消極思想情緒。其優秀作品如《孤兒行》寫孤兒慘遭兄嫂虐待剝削,《東門行》寫貧夫被迫走向反抗道路,《十五從軍征》寫老兵退役回家後的孤苦，《艷歌行》寫遊子在異鄉的畏懼,《艷歌何嘗行》寫夫妻悲慘離別,《上山采蘼蕪》寫男子喜新厭舊，都生動而深刻地表現了下層人民的痛苦和反抗。而《陌上桑》正面歌頌羅敷對太守調戲的反抗,揭露諷刺了統治者的醜惡;《雞鳴》、《相逢行》等則直接寫統治者的驕奢淫佚生活。此外還有不少歌頌清官賢良或抨擊官吏污濁的民歌謠辭。東漢樂府最傑出的作品便是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它通過封建家庭中一對恩愛夫妻的婚姻悲劇，有力地控訴了封建禮教的罪惡，在思想、藝術上都足以代表東漢樂府民歌的成就和特點，同時標誌著民歌藝術已發展到高度成熟的五言詩的階段。
東漢文人詩歌也逐漸朝著五言詩方向發展。梁鴻《五噫歌》是四言加上嘆詞；張衡《怨篇》“清典可味”(《文心雕龍·明詩》);都顯示著四言詩努力擺脫古奧的困境。馬援《武溪深行》和張衡《四愁詩》則顯示著向七言演變的軌跡。而發展最顯著的就是五言體。班固《詠史》、應亨《贈四王冠詩》雖然“質木無文”（《詩品序》），卻表明東漢前期文士開始採用俗曲五言體作詩。其後，張衡《同聲歌》已具情采。到桓帝、靈帝之後，出現了秦嘉、徐淑夫婦的《贈答詩》,蔡邕《翠鳥》,酈炎《見志詩》，趙壹《疾邪詩》，以及孔融《臨終詩》，這些作品都是較好的五言抒情詩。此外，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嬈》，明顯表現出下層文士的五言詩從樂府歌辭脫胎而來。大約與此同時，以《古詩十九首》及所謂“蘇、李詩”為代表的一大批無名氏文人所作的五言詩,在民間廣為流傳,抒發下層文士失志傷時、離愁別怨、譏世刺俗以及人生無常的不滿情緒，表達他們嚮往仕進、渴望完聚、要求愛情忠貞和友誼誠摯的正常願望。它們的藝術性很高。劉勰說：“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文心雕龍·明詩》）六朝人統稱之為“古詩”，奉為典範，其後便相沿成為這一種詩體的專稱。無名氏古詩的湧現，表明文人五言抒情詩達到高度成熟階段。從此到建安時代，“五言騰踴”，脫離樂府而獨立發展，取代四言體而成為文人詩歌創作的主要形式。
漢代詩歌繼承、發展了《詩經》、《楚辭》的優良傳統，反映了兩漢社會生活和矛盾，表達了人民的思想、情緒和願望，奠定了五言詩體蓬勃興起的基礎，促使七言及雜言體的產生，開拓了一片沃美的藝術土壤。在藝術表現上，“樂府往往敘事，故與詩殊”（徐禎卿《談藝錄》）。漢代樂府敘事詩開創了古代敘事詩的優良傳統。從建安時代以樂府舊題敘時事，到唐代杜甫“即事名篇”的擬樂府，以及白居易、元稹的“新樂府運動”，都在思想上、藝術上得到漢代樂府的滋養。兩漢文人詩則以抒情詩為主，言志述懷，富於個性；多用比興，委婉含蓄。多數作品的結構猶存樂府敘事的痕跡，其語言質樸平易如話家常。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的漢代文人抒情詩，因其風格獨創而成為一種專門詩體，便可見其藝術影響的深遠。
漢代詩歌作品主要保存於《史記》、《漢書》、《後漢書》等史書及梁代蕭統《文選》、陳代徐陵《玉台新詠》等總集中。其樂府歌辭大多見於《宋書·樂志》和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此外，唐、宋人所編《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類書中也有輯存。其後，元代左克明《古樂府》、明代馮惟訥《詩紀》等樂府古詩總集輯錄頗富。近人丁福保編《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輯《全漢詩》5卷,收錄較全。今人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輯《漢詩》12卷，為輯錄漢詩最全的資料匯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