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熙修

浦熙修

浦熙修(1910-1970),女。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1933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系。曾任北京志成中學教師,《新民報》記者、採訪部主任,香港《文匯報》南京特約記者。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建國後,歷任上海《文匯報》副總編輯兼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全國政協文中資料研究委員會文教組副組長,民盟第二、三屆中央候補委員和北京市委常委兼副秘書長。是第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委員。著有《新疆紀行》等。

基本信息

簡介

浦熙修1936年起在南京《新民報》當記者。她之所以成為一名有名的女記者,是她認定“一個記者的條件,除了基本的知識外,需要有熱情、良心、正義感,並且要有吃苦耐勞為社會服務的精神”,後來在戰後的政協會議期間她聲名鵲起,那時她寫了許多漂亮的人物訪談記,並被稱為是後方新聞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所謂“四大名旦”,就是四位“女記”——彭子岡、浦熙修、楊剛、戈揚(前三人還曾被稱為是“三劍客”)。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浦熙修重新投入新聞工作,那時《文匯報》又一次獲得復刊,她由中共黨員欽本立推薦,擔任《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的記者,後來則是“北辦”的主任。此外,她還曾是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委員、全國婦聯委員等。這期間,她還曾三次赴朝鮮前線採訪。

浦熙修死於1970年4月,她的追悼會在1981年8月補開。

生平

1910年10月29日,浦熙修出生在江蘇省嘉定縣南門永康橋(今屬上海市)的一個小吏家庭。

浦熙修 浦熙修

浦友梧——這個家庭的當家人,在苦苦地支撐著這個家庭那么多年後,已經有些力不從心了。可是,當看著自己的兒女來到這個世上的時候,他覺得自己的責任感又油然而生。於是,1912年,也就是民國元年,他獨自一人來到北平,希望可以憑自己還算壯實的身板為全家操持一份簡單的家業。他在當時的北洋政府交通部找到了一份會計科員的工作,作為一個讀書人,在外邊做個小官吏養家,對他而言,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已經別無所求了。

黃庵岫是這個家庭當家人的另一半,是一位勤儉刻苦的家庭婦女。她的存在,似乎就只為了家庭。她不識字,也不懂任何的繁文縟節,她的心思都只在操持家務上。拮据的家庭,讓她為了積攢幾個零用錢而不得不常常在油燈下做針線直到深夜。浦熙修的到來,對於一個本來就拮据的家庭而言,是一種負擔,但是對於一個安於貧困且從不失望的家庭而言,又是一種家庭的溫馨。

1917年,已經7歲的浦熙修在母親黃庵岫的陪伴下和姐姐潔修一起到了北平。那時的北平,正是各種勢力反覆爭奪的地方。開始的時候,父親的薪水還可以維持一個小家庭的正常開支。但是到了後來,又添了弟弟通修和妹妹安修之後,一個小職員的薪水要養活一個六口之家就顯得不容易了。為了多賺點錢維持生計,父親一度又舍妻離子,到唐山和友人合股開礦。但是一介書生的他畢竟不是生意場上的“狀元”,不久就以失敗收場,還背上了一身的債務。不得已,他只好把家鄉的地產典押出去以填補虧空。

到了北平,對於從小就聰明的浦熙修而言,倒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畢竟,北平有著當時最好的教育條件。到北平不久,她就考進了北平女子師範大學附屬國小(簡稱女附小)讀書。那時學校在西單南的東鐵匠胡同,距她家住的西長安街六部口不算很遠,每天上學放學的時光里,她喜歡左看看,右看看,對所有的事情充滿了新鮮感。她喜歡上前去問人家很多奇怪的問題。在同班同學中,她跟蘇州來的一個比她大一歲的老鄉成了好朋友,這對於在北平人生地不熟的浦熙修來講是一種很大的鼓勵。這份友情一直持續到她們的老年。國小畢業後,國中和高中她們又在女子師範大學的附屬中學(簡稱女附中)同學。高中文理分科,她們進了理科班。

1933年,浦熙修大學畢業了。後來幾經奔波,她終於在北平私立的志成中學找到了一份教書的工作,當了一名國文教員,從此結束了她求學的歷程,開始走向她人生的另外一個起點。浦熙修原先在南京《新民報》當記者(1936年加入)。她之所以成為一名有名的女記者,是她認定“一個記者的條件,除了基本的知識外,需要有熱情、良心、正義感,並且要有吃苦耐勞為社會服務的精神”,後來在戰後的政協會議期間她聲名鵲起,那時她寫了許多漂亮的人物訪談記,並被稱為是後方新聞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所謂“四大名旦”,就是四位“女記”——彭子岡、浦熙修、楊剛、戈揚(前三人還曾被稱為是“三劍客”)。當年浦熙修一紙揭發國民黨高層腐敗的報導,如黨國要人的眷屬帶著洋狗從香港飛渝的報導,讓標榜“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大跌顏面,丟臉後的國民黨索性用拳頭去對付那些所謂的“無冕之王”,就在“下關事件”中,浦熙修被飽以老拳。雷潔瓊回憶說:當時“為了想保護我,她全身趴在我的身上”,結果她“受到打擊更大,幾乎暈過去了”。繼之,《新民報》也被查封了。但浦熙修卻有了一番新的認識:“這次挨打,提高了我的政治認識,我認識了共產黨不能放下武器的道理,我也認識了武裝革命的意義”。此後,徐鑄成在香港創辦《文匯報》,浦熙修開始作為南京特約記者為之撰稿,不想又被國民黨當局所逮捕,鋃鐺入獄。浦熙修被捕前所寫的文章的標題是“南京政府的最後掙扎”,她的光榮入獄正是“南京政府的最後掙扎”的一個節目。當“掙扎”告盡,浦熙修在周恩來關懷下和羅隆基全力營救下光榮出獄,坐了整整七十天班房。隨後,她出現在新中國的開國大典上,在周恩來介紹之後,毛澤東親切地對她說:“你是坐過班房的記者”,那無疑是最高的稱讚了。與她相識的人們親切地稱她為“浦二姐”。

浦熙修與袁子英是在大學裡認識的。不過當時前者還是學生,而後者已是一名中學教員。經過朋友的介紹,她同當中學教員的袁子英談起戀愛來了。1932年,大學還差一年畢業,他們就結婚了。浦熙修之所以這么早結婚,據她自己和好友後來的回憶,是因為她希望早點有個自己的家庭和事業,這樣既可以減輕家庭的負擔,又可以多一個人來照應本來就不太穩定的家庭。或許也正是這種沒有太多感情基礎的原因,導致了這段婚姻的失敗。

也就是在這前後,袁子英到神州國光社工作了。

神州國光社原是一家以影印、發行歷代碑版書畫真跡為主的老出版社,因受到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這一類書籍滯銷,漸漸無法維持。1930年由陳銘樞出資40萬元接辦,托他的“莫逆之交”(陳銘樞語)王禮錫主持。王提出:“接辦後的‘神州’須要翻譯共產主義典籍、印行世界進步文學作品、創辦各種定期刊物、大量採用左翼作家作品,從經濟上來支援作家。”陳銘樞完全接受了。從此,“神州”面目一新。魯迅所譯雅各武萊夫反映俄國十月革命的小說《十月》就是這時在神州國光社出版的。

王禮錫到“神州”後,開始大刀闊斧地對原來的出版社進行改革,並“招兵買馬”,聚集了在北平、上海、日本的許多友人以及各方面的人士到出版社擔任一些職務,並做一些具體的工作,尤其是羅致了上海各方面文化人士,到出版社擔任特約編輯。袁子英或許就是因為同王禮錫直接或間接的關係,進入了神州國光社並就近擔任了北平分社的經理。

當時的神州國光社雖然是由陳銘樞個人投資所辦,但它始終屬於十九路軍集體事業的一部分,所以,當1933年11月22日十九路軍在福建宣布成立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的時候,神州國光社立刻受到了打擊。11月30日,上海租界裡的總發行所被當地的一些暴徒搗毀,外地分社也紛紛被查封,所有存書被沒收焚毀。袁子英也因為是出版社的成員而遭到通緝。他匆忙出走,來不及拖家帶口,逃亡到濟南,當了個代課教員。後來由他父親介紹,到南京參謀本部陸地測量局工作。

浦熙修是一個堅強的人,她希望自己可以支撐這個大家庭。而且,要帶著自己的弟弟妹妹離開已經有些家底的北平到南京去,還真的有點捨不得。但是,她又不能讓丈夫一個人在南京過著艱難的生活。她不希望做一個依靠丈夫為生的家庭婦女,可是想要在完全陌生的南京找個職業,卻又真的是毫無門路。再三思量下,她決定留在北平。1935年秋天,她的兒子士傑出世了。她獨自帶著兩個孩子,還有她的弟弟妹妹,在北平艱難地生活。

然而人的精力畢竟是有限的,一方面要教書持家,另一方面還要照顧那么一大幫孩子,她漸漸感到體力不支。所以1936年,袁子英堅持地把她和孩子接到了南京。浦熙修的妹妹安修此時已考上了師範大學,因此不得不與浦熙修分開,留在北平念書。而弟弟通修則一同到了南京,回到在南京工作的父親浦友梧身邊去了。這樣,一起生活了數年的三姐弟終於因生活的緣故分開了。

但是,生性好強又希望學有所用的浦熙修不能習慣家庭婦女的生活,她在南京四處托自己認識的人幫忙找工作,卻沒有結果。一天,她在《新民報》的廣告欄中看到某地產公司招考女職員的訊息,她趕緊去應試。更巧的是考題正是她日夜都在思考著的婦女職業問題,這個問題她已經思考了很久了,而且有很多的思路可以解答。她覺得自己應該考得不壞,結果卻沒有被錄取。地產公司的老闆對她說:“我們這裡不用結過婚的女職員,你的文章寫得很好,我願意介紹你到《新民報》去。”就這樣,浦熙修進了陳銘德創辦和主持的《新民報》。

當時首都女子學術研究會決定要在中山陵旁邊舉行周年紀念大會。《新民報》臨時才知道有這么一件事,可是記者都出去了,派不出人來。情急之下,浦熙修被派去“救場”。不料她寫的報導卻遠遠超出了上司的想像,成為當期報紙上的一篇精品,受到各位編輯和讀者的一致認可。以至於在多年之後,當時的報紙編輯們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還提到這次報導,說是“文筆流暢洗鍊,吸引了讀者,博得同行的讚許”,可見印象之深了。這一次成功,使她從廣告科調到了編輯部,成了《新民報》第一位女記者。正像毛遂對平原君說的,“錐處囊中,乃穎脫而出”。浦熙修就這樣脫穎而出了。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8月13日上海也成了戰場。接著南京也遭到了敵機的大轟炸。戰火已經越燒越近,越燒越大。11月27日,《新民報》在南京出完最後一張報紙,就把機器設備和紙張全部運到了重慶。

此時的浦熙修沒有隨同報社西遷。她有兩個孩子拖累著,走不開。她希望通過自己的些許努力為抗日做些具體的事情。她瞞著家人報考了紅十字會救護訓練班,接受了兩個星期的救護訓練,但結果還是沒有能夠上前線。最後,眼看著兵荒馬亂,她無所適從,終於決定離開南京。先後在杭州和武漢住過一段時間以後,她於1938年夏天帶著兩個孩子到了重慶。隨後,袁子英和他的父母也到重慶來了。熙修把孩子交給他們的祖母,1939年1月就回《新民報》上班去了,並擔任了採訪部主任。袁子英也在經濟部工礦調整處找到了一個秘書的職務。就這樣,他們在經歷了戰爭的洗禮和亂世的隔離之後,終於在重慶營造起了一個相對安定的家。

這時,全國的形勢已經很明顯,必須聯合所有國內的力量,才能共同抵禦日本的侵略。報紙的報導也主要集中在戰爭方面,比如怎樣振奮人心、動員人力,去爭取勝利。重慶雖在後方,但不論政治經濟、學術文化,還是社會生活,無不處處聯繫著戰爭。浦熙修這時也參與其中,先後報導了國民外交協會的幾次座談會以及一些抗日戲劇的演出。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重慶的政治空氣也緊張起來了。鄧穎超要浦熙修離開重慶躲避一時,並送了她一筆路費。她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有了一個工作,離開了再找工作就困難了,同時剛建立起來的一個家,她也不捨得離開。她沒有接受鄧穎超的錢,卻用這錢去幫助更需要的人。她積極地幫助那些需要離開重慶的同志,幫他們買車票等。在她做這些事的時候,袁子英也利用他自己的條件盡力幫忙。正是因為她堅持留在了重慶,使她不僅見證了重慶人民在日本投降後的狂歡,也為她日後採訪國共談判並寫出精彩報導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真正讓浦熙修這位名記的名字在媒介中開始產生重大影響的是她在1945年國共談判及政治協商會議中的出色表現。她對於整個過程的分階段的採訪和報導,真正體現了一個職業記者的水平。

當時還身處重慶的浦熙修在得知即將在重慶舉行這樣一次會議後,立即意識到,國統區的很多人其實對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不是很了解,如果能夠對他們進行一次集中的報導,對於談判的進程以及成功率豈不是有很大的幫助,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她策劃了一個在會議期間採訪38位出席代表的專題,並發表在《新民報》晚刊的頭版上。在每篇不長的訪問文章中,都客觀地反映了被訪者對時局的看法和對前途的主張,並深刻而含蓄地刻畫了一些人物形象。後來,這些對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舉足輕重的人物的真實素描,不僅成為歷史的重要記錄,也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的一次成功的個案。

在整個會議進行的20多天時間裡,浦熙修一邊寫人物專訪,一邊參加會議寫新聞,忙得不亦樂乎。後來她回到南京後,又積極參與了很多重大歷史事件的報導工作。轟動全國的“較場口事件”以及“下關事件”的真實報導成為當時這些政治事件的歷史文獻,深刻地反映出時局的艱難和新聞記者彼時的艱辛。在“下關事件”中,柔弱的浦熙修遭到了參與事件的暴徒的毆打。各界人士聽說後,紛紛去探望她,給她以莫大的支持。用她自己的話說,“被打後眼睛更亮了,更加清晰地認識到了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所應有的覺悟和信念。”

國共談判失敗後,許多與會人士都建議浦熙修離開南京,因為以她在各個派別之間的表現,當局肯定是不會放過她的。但她在考慮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以後,覺得留在南京應該會發揮出更大的作用。於是,她繼續留在了南京,並成了國共新聞問題的專家。然而當局竟然嚴格控制新聞稿的發稿,使得浦熙修的很多時論文章不能及時發出。為讓更多的人了解當時的形勢,她將自己剖析時政的“南京通訊”寄往上海的一些雜誌發表。這些雜誌很快因為刊登“南京通訊”而熱銷國內外,由此也可見當時浦熙修的影響確實不是常人可比。

新聞界“四大名旦”之一浦熙修

浦熙修原先在南京《新民報》當記者(1936年加入)。她之所以成為一名有名的女記者,是她認定“一個記者的條件,除了基本的知識外,需要有熱情、良心、正義感,並且要有吃苦耐勞為社會服務的精神”,後來在戰後的政協會議期間她聲名鵲起,那時她寫了許多漂亮的人物訪談記,並被稱為是後方新聞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所謂“四大名旦”,就是四位“女記”——彭子岡、浦熙修、楊剛、戈揚(前三人還曾被稱為是“三劍客”)。當年浦熙修一紙揭發國民黨高層腐敗的報導,如黨國要人的眷屬帶著洋狗從香港飛渝的報導,讓標榜“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大跌顏面,丟臉後的國民黨索性用拳頭去對付那些所謂的“無冕之王”,就在“下關事件”中,浦熙修被飽以老拳。雷潔瓊回憶說:當時“為了想保護我,她全身趴在我的身上”,結果她“受到打擊更大,幾乎暈過去了”。繼之,《新民報》也被查封了。但浦熙修卻有了一番新的認識:“這次挨打,提高了我的政治認識,我認識了共產黨不能放下武器的道理,我也認識了武裝革命的意義”。此後,徐鑄成在香港創辦《文匯報》,浦熙修開始作為南京特約記者為之撰稿,不想又被國民黨當局所逮捕,鋃鐺入獄。浦熙修被捕前所寫的文章的標題是“南京政府的最後掙扎”,她的光榮入獄正是“南京政府的最後掙扎”的一個節目。當“掙扎”告盡,浦熙修在周恩來關懷下和羅隆基全力營救下光榮出獄,坐了整整七十天班房。隨後,她出現在新中國的開國大典上,在周恩來介紹之後,毛澤東親切地對她說:“你是坐過班房的記者”,那無疑是最高的稱讚了。與她相識的人們親切地稱她為“浦二姐”。

婚姻

袁子英其實是個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他不滿國民黨的貪污腐敗。比如在皖南事變後,他和浦熙修曾經幫助需要疏散的共產黨員拿到離開重慶的證件和車票。甚至在解放前夕,他也曾冒險保護了正處於複雜社會關係下的很多關鍵人物。但是,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不喜歡參與政治,願意過太平的日子,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希望可以換得一個安定的生活。但是當他所做的並沒有換得他所想要的生活的時候,他開始有些失望了。而浦熙修不同,她是將為民主、為社會服務的志向,貫穿在全部工作和生活中。她更注重精神生活,她熱愛、信仰自己所追求的東西到了痴迷的程度。她是事業型的女性,這在她進入新聞行業那一天開始就已經注定,而不是袁子英所希望的賢妻良母,因此,他們因志趣的不同而分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為什麼這種志趣的不同會在這個時候才體現出來,那是因為當初結婚時的倉促所造成的。

家庭

父親:浦友梧

母親:黃庵岫

姐姐:浦潔修

弟弟:浦通修

妹妹:浦安修

第一任丈夫:袁子英

女兒:袁冬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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