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簡介
1935年9月27日晚，毛澤東在原榜羅國小校長室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史稱“榜羅鎮會議”。會議按照毛澤東在哈達鋪提出的到陝去的行動計畫，在分析了國內國際形勢，進一步研究紅軍落腳點問題之後，正式決定並宣布改變俄界會議關於到鄰近蘇聯邊界的地方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把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放到陝北，到陝北去會合紅二十五軍、二十六軍，鞏固和發展陝北革命根據地，把陝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榜羅鎮會議徹底結束了紅軍長征長期沒有落腳點而四處轉戰的局面，從而為紅軍長征勝利完成和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找到了理想的落腳點。榜羅鎮會議是紅軍長征和中國革命繼遵義會議以來的第二次具有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因而彪炳史冊，功垂千秋。
會議背景
會議舊址俄界會議後，黨中央率領一、三軍團，突破天險臘子口，然後翻越岷山，於1935年9月19日占領甘肅哈達鋪。黨中央在哈達鋪利用3天時間對部隊進行了休息整編，使紅軍的物質生活有所改善，體力逐漸恢復，同時正式宣布組成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共約7000多人，下轄3個縱隊：原紅軍一軍團編為第一縱隊，縱隊長林彪(兼)，政委聶榮臻；原三軍團編為第二縱隊，縱隊長彭德懷(兼)，政委李富春，軍委直屬縱隊編為第三縱隊，縱隊長葉劍英，政委鄧發。
陝甘支隊於1935年9月27日占領通渭縣的榜羅鎮。紅軍在榜羅鎮休整兩天。黨中央和毛澤東從國民黨《大公報》等報紙上，了解到日本侵略我國北方的形勢以及紅二十五軍與陝北紅軍會合的訊息。《大公報》上刊載：“陝北則有廣大之區域，與較久根據地”，還報導，陝北的延安、延長、保全、安塞、靖江5座縣城為紅軍所占領，“現在陝北的狀況正與民國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從報紙上了解到陝北有一個大的蘇區根據地，有一支活躍的紅軍，還有游擊隊和很好的民眾基礎。於是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羅鎮召開會議。會議討論研究了當前的形勢和陝北的軍事、政治、經濟狀況，認為陝甘支隊應迅速到陝北同那裡的紅軍會合。會議決定改變俄界會議關於首先打到甘東北或陝北，以游擊戰爭與蘇聯發生聯繫，取得國際幫助，創建根據地的原定戰略方針，作出了把紅軍長征落腳點放在陝北的正確決策，提出保衛與擴大陝北蘇區的新的戰略方針。會議還決定派一支部隊，與國際聯繫，取得國際的技術幫助。後來因為條件不具備，主觀力量達不到而未能實現。
9月28日晨，黨中央召開了陝甘支隊連以上幹部會議。支隊政委毛澤東在會上傳達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新決策，進行了政治動員，提出：“1．日本侵略北方的嚴重性；2．陝北根據地和紅軍狀況；3．北方可成為抗日新陣地的經濟、政治條件；4．要避免同國民黨軍作戰，要迅速到達陝北集中；5．嚴格整頓紀律，充分注意民眾工作，解釋我軍北上抗日的意義，注意擴大新戰士等。”
支隊司令員彭德懷，黨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和支隊副司令員林彪先後講了話。賈拓夫還向大家介紹了陝北根據地和劉志丹的情況。會後，各部隊立即進行政治動員和物質準備，提出整頓軍隊風紀，做民眾工作，擴大新戰士，進行宣傳等具體要求。
榜羅鎮會議解決了俄界會議所未能解決的在陝甘建立根據地的具體目的地問題，確定了保衛與擴大陝北蘇區根據地的重大戰略決策，這對於黨中央把陝北作為抗日的前進陣地和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會後，毛澤東、彭德懷於9月29日率第一縱隊先行出發，抵達通渭城，邁出了向陝北前進的第一步。
會議內容
榜羅鎮會議1937年9月27日，召開了由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秦邦憲五名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最高領導人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在毛澤東主持下，分析研究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日益加劇、民族矛盾不斷上升的國內外形勢，以及陝北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狀況，認為陝甘支隊應迅速到陝北同陝北紅軍和紅二十五軍會合，決定改變俄界會議上制定的在接近蘇聯的地區創建根據地的方針，作出了把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放到陝北去，以陝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大本營的戰略決策。28日清晨，在濛濛細雨中，黨中央在榜羅國小旁邊的打麥場上召開連以上軍政幹部大會，毛澤東、張聞天等領導同志講了話。毛澤東傳達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新決策，進行了政治動員，向全體官兵正式宣布：“陝甘革命根據地是抗日前線，我們要到抗日前線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紅軍去抗日！”
根據榜羅鎮會議作出的保衛與擴大陝北蘇區新的戰略決策，黨中央率陝甘支隊七千餘人，分左、中、右三路縱隊北上，翻越六盤山，衝破紅軍長征的最後一個關口——敵人在固原和平涼間的封鎖線，從甘肅進人陝北，於10月19日抵達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吳起鎮，同陝北紅軍勝利會師。至此，中央紅軍勝利完成了歷時1年、縱橫11個省、行程二萬五千里的長征。黨中央和中國工農紅軍主力終於找到了立足點，抵達最後的目的地，勝利實現了歷史性的戰略大轉移。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吳起鎮舉行會議，會議批准了榜羅鎮會議把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放到陝北的戰略決策，決定黨和紅軍今後的戰略任務是建立西北蘇區以領導全國革命，從而宣告了中央紅軍長征的完結，開始了以陝北為革命大本營，領導全國革命鬥爭的歷史新時期。
會議重申了我黨北上抗日的總方針。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次偉大的歷史性壯舉，是世界軍事史上的奇蹟。從中央紅軍戰略轉移開始到最終立足陝北，北上抗日是中國共產黨早已明確了的既定方針和最終目的。在中央紅軍長征前夕，即1934年7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出《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中指出：“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不辭一切艱難，以最大決心派遣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開展民眾的民族革命鬥爭，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長征路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同張國燾違抗中央北上方針、堅持南下的嚴重錯誤作了堅決的鬥爭。1935年9月22日，毛澤東在一次講活中指出，民族危機在一天天加深，我們必須繼續行動，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計畫。榜羅鎮會議分析了日本侵略我國北方的嚴重性，北方可成為抗日新陣地的軍事、經濟、政治條件，及時作出了到陝北去的決策，發出了“我們要到抗日的前線上去”的偉大號召，從而使黨和紅軍北上抗日的方針得以最終實現。
會議確定了紅軍長征最終的落腳點，選擇了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在榜羅鎮會議最終決定到陝北落腳之前，紅軍的戰略目的地曾經過七次大的抉擇和變更。特別是黨中央同張國燾分道揚鑣，率一、三軍團單獨北上後，一個緊迫的問題提到了決策者的面前：張國燾南下是逃跑，我們北上是為了抗日，那么到哪裡去實現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呢?陝北紅軍的訊息，使苦苦探索長征去向的中央領導人眼前豁然開朗。榜羅鎮會議在俄界會議所確立的向甘東北和陝北前進方針的基礎上，決定將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放在陝北。另一方面，紅軍在長征途中被敵分割，獨立作戰。為了統一思想，達到黨和紅軍的團結與鞏固，形成對日作戰的力量，紅軍不能不尋找適合的集結地點，匯合兵力，以求發展。因此，把陝甘根據地作為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是紅軍長征走向最後勝利的一個關鍵轉折點，也是紅軍指戰員當時的迫切願望，是黨中央毛澤東從實際出發的正確選擇和英明決策。榜羅鎮會議把陝北確定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保存了紅軍的基幹力量，使中共中央和紅軍主力轉移到了抗日戰爭的前沿陣地，獲得了戰略轉移的立足點和開創新局面的出發點。紅軍長徵到達陝甘根據地時，正是日本加快侵略步伐、華北危機，中華民族危亡之秋。中共中央將革命大本營奠基於西北，在接近抗日前線的中國西北部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抗日運動的中心，極大地推動了抗日民族解放運動的迅速到來，推動了全民族抗戰的爆發，中國革命從此又轉入了抗日戰爭的新階段，從而開創了中國革命勝利發展的新局面。
歷史意義
舊址中共中央政治局榜羅鎮會議，是黨中央和紅軍在長征途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也是我黨歷史上由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失敗到抗日戰爭興起的偉大歷史性轉折的過程中召開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這次會議對黨的建設、紅軍的發展乃至中國革命的前途，都有著重大的作用和影響。
如果沒有榜羅鎮會議的正確決策，就很難有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沒有陝甘根據地作為紅軍長征的落腳點，中國革命就不可能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轉變到抗日戰爭的興起，更不會有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革命力量的空前發展。正如毛澤東所說，那個時候不到陝北就沒有出路。不到陝北，抗日戰爭時期怎么能到華北、華東、華中、東北地區呢?怎么能搞那么多根據地呢 ？一句話，紅軍長征勝利的落腳陝甘根據地，扭轉了中國革命的危局，使中國革命化險為夷，轉危為安，開創了勝利發展的新局面。因而，榜羅鎮會議在中國革命史上有著十分重要和深遠的偉大意義。
在榜羅鎮幹部會議後，舉行了全軍文藝聯歡會，毛澤東同志向紅軍指戰員第一次朗誦了他到甘肅後才寫的氣勢磅礴的《長征》詩。1936年9月至10月，二、四方面軍長征途經通渭，由於分散行軍，長征紅軍先後經過全縣二十三個鄉鎮的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村莊。
會議考證
中共中央政治局榜羅鎮會議，是長征途中黨中央在甘肅境內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這次會議正式決定“以陝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為中國革命找到了一個良好落腳點和出發點，在我黨的歷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有關榜羅鎮會議的記述以往所見極少。一九八一年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簡稱《年表》)中提到了這次會議，給我們研究黨史提供了可貴的材料。但是從我們所掌握的材料看，《年表》中關於這次會議召開的時間和地點的表述似不準確，值得進一步研究。
一、“班羅鎮”會議不可能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召開。
《年表》中說：“一九三五年十月，俄界會議後，紅一、三軍團改組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繼續北上，迅速突破天險臘子口。這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班羅鎮召開會議，正式決定以陝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隨後，紅軍又翻過六盤山……。”按《年表》的說法，中央政治局“班羅鎮”會議召開是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在俄界會議和一、三軍團改組之後，翻越六盤山之前這段時間。這是不準確的。
首先，俄界會議並不是在十月召開的。從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的時間可以看出，俄界會議是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召開的。參加俄界會議的聶榮臻同志回憶說：“中央政治局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開緊急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討論了北上的任務和到達甘南後的方針”（《聶榮臻回憶錄》上。）也引證了這一點。
俄界會議後紅軍挺進甘肅、突破天險臘子口。突破臘子口的時間據《紅軍第一軍團長征中經過的名山著水關隘封鎖線表》記載。“九月十七日，突破臘子口封鎖線。”當時擔任紅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同志也說道：“到九月十七日早晨，四團終於占領了天險臘子口。”（《聶榮臻回憶錄》上。）
黨中央關於一、三軍團改編為陝甘支隊的決定是在俄界會議作出的，具體貫徹執行的時間，是在九月二十二日。聶榮臻同志說：“九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同志召集第一，三軍團和中央軍委縱隊的團以上幹部，在哈達鋪一座關帝廟裡開會。”“他說……我們現在改稱陝甘支隊，由彭德懷同志任司令員，我兼政委。”（《聶榮臻回憶錄》上。）楊成武同志在回憶毛澤東同志當時講話時說：“今天是九月二十二日”，“為了適應新的形勢，中央決定部隊改編，組成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由彭德懷同志當司令員，我兼政委。”（楊成武《憶長征》。）當時任紅一軍團直屬隊黨總支書記的肖鋒同志也在日記中寫道：“九月二十二日，晴，方面軍在哈達鋪關帝廟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毛主席作政治報告。他說……我們組成了陝甘支隊，由彭德懷同志當司令員，我來當政委。”（肖鋒、《長征日記》。）
從以上可以看出，俄界會議，突破臘子口和改編陝甘支隊的時間都在九月而不在十月，因而“班羅鎮”會議召開的時間上限應該上溯到九月十二日。
再據有關資料得知，陝甘支隊十月七日經過六盤山，如果按《年表》所說“班羅鎮”會議在十月召開，那么只能在十月一日至六日間舉行。可是無論從陝甘支隊這幾日的行程和當時的形勢來看，都是不可能的。陝甘支隊十月一日在通渭休整，二日經王家河到達四子川，三日經紅寺到達紅家大莊，四日到達高家集，五日經先聖廟到常家集，六日經黃父子鋪到達張義鋪。期間，無論途徑和駐紮，黨中央均未到過“班羅鎮”一地。再從當時的形勢看也是十分緊迫的，沒有時間舉行政治局會議。陝甘支隊十月二日離開通渭後，沿途敵軍不斷襲擾，後尾敵王均部緊緊追擊，我軍甚至“與敵人相距十里對峙宿營”。（成仿吾《長征回憶錄》。）在這種形勢下，陝甘支隊為擺脫敵人，兵分兩路或者三路，每日以七、八十里甚至百餘里的速度行軍，途中極少停留。黨中央是沒有時間去召開“決定以陝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這樣具有戰略性意義的會議的。
根據以上分析，中共中央政治局“班羅鎮”會議，不可能如《年表》所說在一九三五年十月舉行。二、“班羅鎮”會議系榜羅鎮會議之誤。
陝甘支隊九月二十三日離開哈達鋪之後，為突破敵渭水封鎖線、“連續急行軍”，“三天跑了二百多里”。（楊成武《憶長征》。）有的部隊“一晝一夜又一個半天、共走了一百七十多里路，中間只吃了一頓飯”，（成仿吾《長征回憶錄》。）於九月二十五日晚到達了渭河邊的鴛鴦鎮，二十六日一早渡過了渭河，進入甘肅通渭縣境內。陝甘支隊二十六日至三十日都在渭水以北通渭縣城以南的地區活動。我們查閱了《通渭縣新志》、《續修通渭縣誌》和《甘肅各縣與地區分圖》等歷史地方志和地圖，其中雖然有不少以鎮命名的地方，如“安遠鎮”、“義崗鎮”，“榜羅鎮”等等，但並無“班羅鎮”。我們還查閱了近年來印刷的《甘肅省地圖集》，在一比三十萬分之一的分縣地圖上，也沒有“班羅鎮”一地。可見“班羅鎮”一地在通渭縣境內是不存在的。
這次會議是在何處召開的呢?根據資料記載，陝甘支隊渡過渭河後北上，不久到達了通渭縣榜羅鎮，並在這裡休整。據一八九三年編纂的《通渭縣新志》記載，“榜羅鎮距城百里”。一九○七年編纂的《續修通渭縣誌》也稱“西南隅一百里榜羅鎮”“與鞏郡相距六十里人繁庶地頗完善”，“榜羅鎮官立初等國小堂一所。”從這些歷史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榜羅鎮地名形成久遠，該地“人繁庶地”，有“官立初等國小堂”，無疑是當時縣城西南一帶的重鎮。
據《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記載，“黨中央到達榜羅鎮時有一個高國小校供給了很多報紙、雜誌給紅軍，中國共產黨及紅軍領袖閱後，覺得關於日本在我國北方侵略的許多材料，急待分析和討論”。“中國共產黨中央及最高軍事領袖都開了會議。”“據聞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及軍事領袖開的會議上主要議程是討論北方形勢”。這段材料，清楚地說明了黨中央到達榜羅鎮後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同時也說明了會議召開的原因和主要內容。
榜羅鎮會議，是否就是《年表》所指的“班羅鎮”會議?筆者認為這二者所指的正是同一個會議。從地域和時間講、榜羅鎮會議和《年表》中的“班羅鎮”會議都是吻合的。從會議內容上講，榜羅鎮會議“主要議程是討論北方形勢；”“班羅鎮”會議：正式決定以陝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二者間文字似有不同，但一個指出了會議的議題，一個指出了會議作出的決定，從內容看是完全一致的。
榜羅鎮會議和“班羅鎮”會議是同一個會議，為什麼會產生地名上的錯誤?之所以產生這種出入原因在於，《年表》中“班羅鎮”的提法，是根據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黨中央“在陝北召開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記錄。”（王志新《紅軍長征的落腳點何時確定放在陝北》(見《黨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六期)。）“榜”與“班”發音近似，記錄中出現差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三、榜羅鎮會議召開的具體日期，應當是九月二十七日。
陝甘支隊何時到達榜羅鎮是搞清榜羅鎮會議召開的具體時間的關鍵。《紅軍第一軍團長征中經過的名山著水關隘封鎖線表》記載，陝甘支隊“九月二十六日通過渭水封鎖線，”當天“紅軍到離開渭河三十餘里的山上，就在一些零星的村莊裡布置宿營”；“次日清晨”（《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即二十七日，繼續向榜羅鎮前進。另據《紅軍第一軍團長征經過的地點及里程一覽表》記載，陝甘支隊是“二十九日”離開榜羅鎮向通渭縣城前進。在離開榜羅鎮之前，陝甘支隊：“經過一天的休息和政治動員”，（《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即二十八日在榜羅鎮進行休整。那么毫無疑問，黨中央是九月二十七日離開渭河邊上的小村莊後，當天到達榜羅鎮的。
黨中央率領陝甘支隊於九月二十七日到達榜羅鎮，二十九日拂曉離開這裡向通渭前進。期間，“中國共產黨中央及最高軍事領袖都開了會，並開了全軍的軍事幹部會議。”（《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中國共產黨及紅軍領袖毛澤東在全軍軍事政治幹部會議上的報告”“概括起來有下列幾個問題：(一)日本侵略北方的嚴重性；(二)陝北根據地和紅軍的狀況；(三)北方可成為抗日新陣地的經濟、政治條件”。（《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毛澤東同志在會上說：“同志們，我們要到陝甘革命根據地去”。“陝甘根據地是抗日的前線。我們要到抗日的前線上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從這次會議的內容可以看出它與黨中央“決定以陝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的精神是一致的。很顯然，是黨中央在召開了政治局會議之後，為了貫徹中央的精神而召開的。
全軍軍事政治幹部會議(有些文中稱為全支隊連以上幹部會議)是二十八日“清早五點鐘”（《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召開的，會議又是“昨晚的通知”，（《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即二十七日晚上的通知。那么可以看出是黨中央到達榜羅鎮，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發出的。由此可以推斷，中共中央政治局榜羅鎮會議召開的時間，應當是九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