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對工作概述
校對符號標註實例段玉裁說：“照本改字，不訛不漏”。現代學者陳垣認為是“機械法”，“長處在不參己見”，“其短處在不負責任”。
現代指以原稿為唯一依據（或標準）來核對校樣，分辨二者的異同：同則通過，異則以原稿為準對校樣進行訂正。
工作時對照原稿仔細查看校樣，查出校樣與原稿在內容和格式批註方面的不相符合之處，予以訂正，是校對工作的基本要求。
工作內容主要是根據原稿，核對並清除校樣上的差錯，包括檢查多、漏、錯文字及標點、符號錯誤；核對標題、署名，文中人名、地名、數字、公式等。
段玉裁說：“定本子之是非”。
現代指校對者憑藉自身儲備的知識或其他權威資料來判斷原稿中的是非，確認其是“是”就通過，確認其“非”就提出疑問，請編輯部門解決。又稱作“活校”，是一種層次更高、難度更大的校對功能，目的在於彌補作者的疏漏和編輯加工的不足，提高書刊質量。
工作時發現原稿上存在的錯訛或格式批註疏漏，提請編輯解決，是校對工作的較高要求。
工作內容包括改正在政治思想上和科學性上遺留的不準確的提法和詞句、清除語法修辭上遺留的差錯和毛病、清除錯別字、解決和消除任何疑點等。
此外，還需要對版式進行校對：
1．檢查版面、格式，圖表位置及表題、圖題，字型、字號、字距和行距。
2．檢查標題位置、層次及轉行，注釋、參考文獻及序號，核對中英文目錄及頁碼與文章的一致。
3．檢查目錄及對應的頁碼、刊眉、頁碼順序、著作權，封面、封二、封三、封底的文字、刊號、年月期號。
校對工作基本制度
新聞出版署1997年頒布的《圖書質量保障體系》規定：必須堅持“責任校對制度和‘三校一讀制度”。這兩個制度即是校對的基本制度。
責任校對制度以集體交叉與責任校對相結合為特點。 （1）每一部書稿都確定一名專職校對人員擔任責任校對；承擔文字技術整理、監督檢查各校次質量和通讀檢查工作；（2）不同校次分別安排不同專業技術職務、不同專長的校對人員交叉承擔；（3）校對過程由多人集體完成；
三校一讀制度是傳統的校對工作制度。一般書刊都必須至少經過三次校對（初校、二校、三校）和一次通讀檢查後，才能付印；重點書刊、工具書等，應相應增加校次；終校必須由出版單位內具有中級以上出版專業職業資格的專職校對人員擔任。
校對工作程式
校對工作的基本操作工序包括：初校、二校、三校、通讀、謄樣、核紅、文字技術整理等各環節。
1．一校（作者、責任編輯各校一次）：側重對原稿校對，力求校樣與原稿的一致，糾正版式錯誤，對有疑問處作出標示。校後通讀一遍。要求作者不能對原稿作大的改動。
2．二校（責任編輯、執行編輯各校一次）：校對時要確定一校校出錯誤已改正，糾正版式錯誤，並對文稿中的疑問予以處理，填補遺缺，統一體例。可以使用黑馬校對軟體的嚴格校對模式替代人工二校。
3．三校（執行編輯校一次）：校對時要確定二校校出錯誤已改正，對校樣進行綜合檢查，清理差錯，確定版面格式。
4．點校：對三校校出錯誤予以核對，並對文章、版式作最後通校，確保清樣無差錯。
5．校對簽名。校對者應在每次校樣上籤名，並標明校次，以防差錯。
6．責任編輯甩開原稿和三校樣，對清樣進行閱讀，尋找差錯。在讀樣後，進行總體掃描，檢查有無錯字、漏字、表格與插圖是否合乎規範，字型、字號使用是否正確等。
現在國內大多數出版社和報刊社均已使用黑馬校對軟體，基本都採用人機結合校對程式。
紙質稿件的人機結合的校對流程如下：
人工初校+技術整理→謄樣→退廠改樣→核紅→計算機二校→人工三校→人工通讀→退廠改樣→清樣核紅→付印
人工初校可核對原稿及進行全書的技術性整理工作；計算機二校可以節省大量人工校對時間，確保準確率；人工三校和通讀則可以起到最後把關的作用。
電子原稿的人機結合校對模式：
計算機一校（主要校文字性差錯）→人工二校（主要校是非） +技術整理→退廠（或退責任編輯）改樣→核紅→計算機三校（主要校改動後的差錯）→人工通讀→退廠（或退責任編輯）改樣→清樣核紅→付印
校對工作方法
對校法陳垣：“對校者，即以同書之祖本與別本對讀”，“其主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
點校：將原稿放在校樣上方或左方。先看原稿，後看校樣，逐字逐句進行校對。
平行點校：將原稿摺疊後，覆在校樣需校對的文字或圖表上進行點校。
折校：把校樣放在桌子上，再將一頁原稿夾在兩手的手指間壓在校樣上，並把原稿上的字句對準校樣相應位置的字句逐字逐句進行校對。
讀校：兩人以上合作的校對方法，即一人朗讀原稿，另一人（或兩人）對照校樣並改正校樣上的錯誤。
陳垣：本校者，以本書前後互證，而抉摘其異同，則知其中之謬誤。
現代校對的通讀檢查採用的便是本校法。
校對人員在無原稿（或脫離原稿）的情況下，集中注意力辨別校樣上文字的形態，理解文句的含義，通過比較、前後互證來發現錯誤。
運用本校法進行的通讀檢查，更能體現‘校對是編輯工作的延續’這一特性。”
在電子原稿大量湧現的今天，充分發揮本校法的長處，可以在互補的基礎上彌補作者的失誤或者編輯在加工編輯上的不足，保證和提高出版物質量。
陳垣：他校者，以他書校本書。
使用與所校對的稿件內容相關的比較權威的其他圖書（包括工具書），來進行具體的校對工作。
他校法常與本校法交叉運用。
他校法的功能在於釋疑，通常用於解決引文、數據、習語、術語、公式、日期之類的異同問題。
陳垣說：所謂理校者，遇無古本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 理，即推理判斷。
理校，即通過推理分析作出是非判斷。
在本校發現矛盾而又無他書可供參照時，便只能通過推理分析來判斷是非，並提出疑問，由編輯部門解決。
理校也常與本校結合使用。
理校具有很大的主觀性，必須是學有所長，知識面較廣的校對人員才可運用，負責容易出現“以不誤為誤”或“以誤改誤”的差錯。
校對工作發展
（1）古代的校讎通常是編校合一的；而現代校對工作和編輯工作逐漸分離，演變成為現代出版過程中獨立的工序並逐漸職業化。
（2）現在校對工作已成為專業性很強的技術工作，由專門的技術人員承擔，並且關於校對原理和規律研究也有很大發展。
（3）傳統的人工校對模式已經逐漸發展成為人機結合校對模式，藉助電腦校對軟體，既能節省校對時間，又能保證校對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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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成了“校對專家”周 奇
出版界的許多人稱我為“校對專家”，而且加了諸如“頂級”、“權威”之類的溢美之詞。對於這個稱號，我自愧名不副實，因為我實在不是什麼“校對專家”，更無從談起“頂級”和“權威”。但是，在“校對是簡單勞動”觀點頗為流行的當今，我還是樂意接受“校對專家”這個稱號。
我23歲進入出版社，從助理編輯乾起，先後擔任編輯、編輯室副主任、期刊主編、出版社副總編和總編輯，一直乾到退休，整整做了40年編輯工作，稱得上“老編輯”。從80年代到90年代，在編輯工作之餘，做過一些編輯理論研究，寫過《圖書編輯工作的本質》、《編輯主體在審讀加工過程中的創造性作用》、《期刊定位與總體編輯構思》、《西方出版社的編輯工作》、《試論編輯職業道德》等十餘篇編輯專業論文，還參與我國第一部編輯學論著《實用編輯學》和第一部研究西方出版的論著《外國出版概況》的編寫，勉強算得上“編輯理論研究者”。然而，現在出版界卻給了我一頂“校對專家”的桂冠。
我怎么成了“校對專家”？這得講講“我與中國版協”的故事。
還是在1989年，中國版協成立了“教育工作委員會”，我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工作時的老領導王業康同志，時任中國版協秘書長，邀我參加“教育工作委員會”。那時，我還在總編輯任上，作為“教育工作委員會委員”，只是參與教育工作規劃的研究，沒有承擔實際任務。1990年8月，委員會內部開始分工，我和副主任孫培鏡同志分管校對員的教育培訓。10月，我們舉辦“在京出版社青年校對競賽”，企圖通過競賽摸清校對人員的業務素質。通過競賽活動，我們發現了校對隊伍建設方面的不少問題：校對隊伍整體素質偏低，校對人員的語言文字水平亟待提高，相當部分的校對人員缺乏與校對工作相適應的知識結構。中國版協的領導，迅即決定開展校對專業培訓，提高校對隊伍的整體素質。在這個背景下，我受版協委託，主持籌辦“全國優秀校對培訓競賽”。1992年9月，首屆“全國優秀校對(社科、文學)培訓競賽”在京舉行，一年後接著主辦了第二屆“全國優秀校對(科技、教育)培訓競賽”。我們試圖通過“先培訓、後競賽”的形式，激發廣大校對員提高自身素質的積極性，同時摸索校對專業培訓的方法。
參加兩次培訓競賽活動的，都是地方版協和中央部門出版社選拔的優秀校對員。每次活動均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用9天時間進行強化培訓，培訓的內容很廣泛，除校對知識和技能外，還講授漢字規範、語法、修辭、邏輯等語言文字知識，以及心理學、管理學、系統論、高新科技知識。授課老師都是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如著名語言學家張志公、北京大學教授蘇培成、清華大學教授魏宏森、中國科協研究員王洪、國家語委語言文字套用研究所研究員王鐵琨和厲兵等。第二階段用5天時間備賽和競賽，消化講授的知識，檢驗培訓的效果。兩次培訓競賽活動，在全國範圍內產生轟動效應，推動了校對隊伍建設。把培訓與競賽結合起來的做法，得到王子野、宋木文、葉至善等版協領導的首肯。葉至善說：“把培訓和競賽結合起來，是個創造，是提高校對人員素質、發現優秀人才的有效形式。”
1994年，中國版協領導決定召開“全國校對工作研討會”，進一步推動校對隊伍建設。這年6月，我退休，於是全力參與研討會的籌備工作。“全國校對工作研討會”於9月在西安召開。全國的校對精英齊聚一堂研究校對工作，在中國現代出版史上是破天荒的。正是這次研討會，把我推進校對學問的殿堂。
由於出版界普遍輕視校對工作，“校對是簡單勞動”、“校對不創造財富”之類的論調頗為流行，校對工作得不到應有的重視，校對工作者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校對工作者長期積累的內心壓抑在研討會上爆發了。天津的一位校對科長，1米8的漢子，走上主席台竟然泣不成聲。但是，難能可貴的是，他們雖然一肚子的委屈，卻十分熱愛校對工作，任勞任怨，埋頭苦幹，不計名利。談起校對工作的樂趣來，艱辛和委屈便煙消雲散。陝西人民出版社校對科長程浩，在校對崗位上苦幹了24年，眼睛己經熬成深度近視。但是，她的第一篇校對論文題目卻是《校對美》。她在論文中這樣描述自己在校對過程的內心體驗：“客體上的一個錯字、錯符，對主體感官的刺激，會引發主體的一絲竊喜；又一個刺激，又引發一絲竊喜。”“無數個小喜悅如一朵朵浪花，不停地、無序地衝擊著校對者的心扉，組合成伴隨著校對過程始終的愉悅感。”校對工作孤獨而寂寞，她卻把校對工作戲稱為“關起門來指點江山，自我稱雄”。這令我十分震驚和感動。
在研討會上，與會校對工作者不約而同地要求中國版協成立校對專門委員會，組織全國校對工作者學習業務，交流經驗，研究理論，同時維護校對工作者的權益。主持研討會的中國版協常務副主席盧玉憶，當即拍板成立“校對研究委員會”。隨即，研討會變成了“全國校對工作者代表大會”，擬制委員會章程，推選委員和主任。我就這樣被推上“校對研究委員會”主任坐位，開始研究校對理論與實務的生涯，並且一乾就是14年。
在這14年裡，我一頭扎進現代校對理論和實務的研究中，主持了兩次全國校對隊伍狀況調查，主持召開了6次全國校對理論研討會和4次校對專題研討會，主持開辦了1期校對師資培訓班、11期校對科長培訓班、9期校對員培訓班，制訂了《圖書編校質量差錯認定細則》和《圖書校對工作基本規程》，主編了《校對培訓教程》、《現代新聞出版編校實用手冊》、《現代書刊校對技能手冊》和4本校對論文選集，還編寫了《現代校對學概論》。
於友先主席還是在署長任上，在一次編輯理論研討會上說過一句很經典的話：校對是一門大學問。我當然贊成他的觀點，也在各種場合引用這句話，但當時對這句話的真切內涵並無深切的理解。感謝中國版協學術委員會主任吳道弘先生的點撥，他要我做一番“校對閱讀與編輯閱讀之比較研究”。有比較才有鑑別，比較是研究學問的重要方式。閱讀是編輯工作的基本方式，也是校對工作的基本方式，但是，兩種閱讀有著本質的區別。我從兩種閱讀之比較入手，請教了許多資深校對，閱讀了許多校對論文，將兩種閱讀的對象、目的、方式、方法以及與閱讀關係密切的思維方式、心理素質等等，進行深入的比較，終於明白了校對學問之所在。2007年8月，我把比較研究得到的認識，寫成一篇10萬字的文章，題目就叫做《校對閱讀與編輯閱讀之比較研究》。我先做校對工作者的學生，又把學來的東西加以梳理、歸納、提升，再去做校對工作者的“先生”。我就是這樣成了“校對專家”的。
2008年，我已經77歲了，力不從心了，便把“主任”讓給比我年輕的同志。我在辭職報告中這樣寫道：“這14年，豐富了我的退休生活，更學到了許多知識，對人生也有了別樣的感悟。”這是從心底里發出的真心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