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羽田亨（1882-1955）日本學者、敦煌學家，生於1882年5月15日，是京都府京丹後市峰山町人。他本姓吉村，父親叫吉村和，他是第四子。上中學時，他成為羽田家的養子，改名羽田亨 。根據間野英二博士的介紹，羽田亨自幼非常聰明，享有神童的美名，不到14歲就已經成為當地國小的教師。當時，他的願望是想成為一名記者。為了實現他的夢想，1901年考入京都市著名的第三高中深造。
1904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在白鳥庫吉博士的指導下，開始研習支那邊疆史和民族史。外語天賦在這個時候就開始顯現出來了，他幾乎把業餘時間全用在學習各種外語上。導師白鳥博士本來就是個精通數種外語的東洋史家，使聰明的羽田亨對外語的學習興趣和對東洋史的研究興趣同時得到了發展。東京帝國大學的學術環境和嚴格的教育，為他走上專業化的歷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07年，他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畢業論文就是《蒙古窩闊台時代的文化》。他離開東京，直接考入了剛剛成立的京都帝國大學研究生院，成了那裡內藤湖南博士門下的第一個東洋史學的研究生。
1909年，羽田亨從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專業畢業後，留校任教，為東洋史講座講師。1913年，羽田亨由於傑出的外語才能，受到當時京都帝國大學語言學講座教授新村出博士的賞識。於是羽田亨轉任京都帝國大學語言學講座副教授。1922年，羽田亨獲得了京都帝國大學文學博士學位。1924年，羽田亨晉升為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第三講座教授。1928年，羽田亨當選為京都帝國大學學科評議組成員，1932年就任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長，1936年當選為日本帝國學士院院士。1938年11月，前任校長濱田耕作博士突然逝世，羽田亨被文部省任命為京都帝國大學第12代校長。
正是在羽田亨出任京都帝國大學校長期間，數千學生參加了日本軍，成為侵華日軍戰利品部隊和細菌戰部隊的成員。2006年6月10日，現任京都大學校長尾池和夫博士在《京都大學文學部創設百周年紀念》講話中說：“1943年11月20日，羽田亨校長在地域預備隊學生入伍踐行式上如下說：‘各位，安心走吧，再平安歸來，大學的門一直為你們開著，在等待著你們。，……根據大學文書館的調查，在學生入伍儀式上，京都大學有4500名在校生成為了日本軍人。其中，文科的學生將近八成都成了軍人。後來確認有260名學生死在戰爭中。”
1943年，羽田亨當選為日本學士院院士，1945年，出任東方文化研究所所長，1952年獲法國儒蓮漢學獎，1953年獲日本文化功勞者稱號和文化勳章。1955年4月13日，羽田亨病逝。羽田亨之子羽田明教授也是研究敦煌學的學者、京都大學的教授
主要學術成就
在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創始時期，羽田亨和他的兩位老師內藤湖南、桑原騭藏博士及他人，共同打造出了世界聞名的史學學派。而羽田亨作為東洋史學的兩個分支元蒙塞外史和西域中亞史研究的權威學者，利用他精通十幾種外語的語言特長，建立了西域學·敦煌學京都學派。羽田亨先後出版的學術著作有《西域文化史》、《西域文明史概論》 、《滿和辭典》(主編)、多卷本《敦煌遺書》(主編)、18卷本《明代滿蒙史料》(主編)、《內藤博士還歷祝賀支那學論叢》(主編)等，有些論文幾乎就是獨立的專著，如《元朝驛傳雜考》、《契丹文字之新資料》等。後人為他編輯出版了上下兩卷本《羽田亨博士史學論文集》。
羽田亨的學術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是元蒙史的研究，第二是西域史和敦煌學的研究，第三是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毫無疑問，西域史和敦煌學研究是他的學術事業的核心和頂點。
對元蒙史的研究
我們知道，元蒙史的研究是羽田亨起家的肇端，他的大學畢業論文就是《蒙古窩闊台時代的文化》。成為一名東洋史家之後，他一直沒有忘記對這個領域的文獻整理和研究。清朝中後期的西北輿地學的振興，《皇朝藩部要略》、《蒙古遊牧記》、《西陲總統事略》、《新疆識略》、《西域水道記》等的刊印，為京都學派的東洋史家們研究元蒙史提供了系統的史料。
羽田亨在中國古典元蒙史料文獻整理上邁出了一大步。他指導學生田村實造博士完成了多達18卷的史料的《明代滿蒙史料》一書。他又先後撰寫了《蒙古驛傳考》、《元朝驛傳雜考》、《元朝漢文明為態度》等論文。表現出對元蒙文化制度史專題研究的傾向。
請看羽田亨的名作之一的《元朝驛傳雜考》Ⅲ中的相關考證： 《元朝秘史》卷12所載，漠北施行驛傳制度時，已置札木臣及兀刺阿臣於各驛。所謂札木臣者，其為Jamcl’n換言之，即掌握驛務的人名稱。固不可待言也。兀刺阿臣為ularaoin，ulaoin之對音，或作兀刺赤(ularaoi，ulaoi)，ulara為驛馬，ci系管護人的接尾語，其意不外乎驛馬人。初似來自土耳其語，後訛為蒙古語。如此考證之後，則札木臣及兀刺阿臣的意思已經煥然冰釋。
再如他對《經世大典·站赤一》中的“脫擇能幹官一員充脫脫禾孫”一語的考證：置脫脫禾於都會關要之地，以辨詰奸偽往來之使臣或押運。沙畹(Chavannes)氏嘗解此語與Todotkhaktchi，即“說明者”(Explicateur)同源語，而白鳥博士解為Toqtora，即“定”或“止”義而加語尾一Sun之對音者，並謂似因此等官員止問往來人，故名。上引二說，均似有理，然余今從其職責上考之，以為Todotra即系“使之明嘹”(Deu—tlich machen，aufklaren)之語源而加一Sun之接尾者。此名見於史乘，如前所述，自中統元年(1260)始，然在《經世大典》中，前亦屢見驗使臣之記事，是以吾人不妨為從前已置驛長及驛令人。
我想，以上兩例足以說明他的元蒙史研究的特點和貢獻之所在了。這些研究在史學方法上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歷史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的大量使用。元蒙史研究的難點，就在於語言文字的繁雜和混亂，涉及地域的廣博和史料的殘缺更是問題之問題。掌握了十幾種語言文字的羽田亨，從事這一研究可說是得心應手。再如對“首思”一詞的解讀和文化制度史的考證研究，無不如此。
羽田亨在名作《西域文化史》一書中，他對蒙古研究列有專章《蒙古的中亞經略及其以後》進行討論。他首先分析了蒙古政權占據西域地區的由來：
中央亞細亞地區早在成吉思汗時代就已歸蒙古所領。成吉思汗將所屬領地分封諸子。他把阿爾泰山以西、準噶爾沙漠之北前乃蠻部所據之地分給了第三子窩闊台。他將此西一帶直到阿姆河地區和天山南路，分給了第二子察合台。這樣中亞細亞為此兩汗國所領有。兩汗國在各自的領地上使其族和部下住下來，從而蒙古族也像在其他領地一樣廣泛分布在這一地區。
然後，羽田亨特別分析並研究了蒙古貴族出身的帖木兒帝國建立政權振興蒙古的統治過程：帖木兒是生於Kesh並受突厥文化教育的伊斯蘭教徒。據說，他本來是蒙古族出身，按其家系與成吉思汗屬於同一氏族。他的理想是統一分裂的蒙古，恢復成吉思汗的偉業。他大致實現了這一理想：平定了波斯的伊兒汗國(成吉思汗之孫旭烈兀開拓的領地)和伏爾加河直到南俄的欽察牙國(成吉思汗孫拔都開拓的領地)，征服了據有小亞細亞的奧斯曼突厥，侵略北印度，與東察合台汗國聯合，死在東征明朝的路上。
帖木兒一代完成了如此巨大的經略，實為歷史上的一個偉觀。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崛起於薩馬爾罕即兩河地方的勢力。古來這個地方未曾出現過以此為根據地的強大勢力。可看作歷史的異例。從當時形勢來看，四周無特彆強大的勢力，他從少數部落酋長中嶄露頭角時，曾遇到一些困難，但到統一了兩河地方而羽翼豐滿之後，再就沒有能夠對抗他的強敵。帖木兒之所以能完成其偉業，還因為他作為蒙古族的後裔而懷有恢復祖先故業的大志。
羽田亨還肯定了帖木兒廢除波斯語而對弘揚突厥文學的貢獻： 帖木兒雖為蒙古族系出身，如前所述，他和其屬下卻都早已突厥化，是在突厥文化中成長的人，認為突厥文化就是自己的文化。我們知道，帖木兒很羨慕他祖先成吉思汗的偉業，並以恢復其大業為己任，這一點不是偶然的。在完成偉大經略後，他毅然廢除長期以波斯語著述的習慣(他也通此語)，發揚自己固有的文化，提倡突厥文學。這都是民族自覺和文化意識的發揚。該王朝時代遂成為察合台文學的鼎盛時期。
在研究這一問題時，羽田亨也注意到了“敦煌出土的唐代漢文基督教經典中已有大概為粟特語音譯的二三個名詞，它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比較語言學和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方法使他隨時能有所發現。
羽田亨的這一研究特色，在元蒙史學界立刻形成了一股風氣。從歷史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入手，對元蒙史進行文化制度史的研究和解讀，從此成了中外元蒙史學界的一個重點研究路數。
對西域和敦煌的研究
羽田亨的西域史研究和敦煌學研究是緊密地結合成一起的。他在這方面所下的功夫遠遠超出當時狩野、內藤、濱田等博士，也絕非探險家大谷光瑞氏所能及。我們試分為幾小點來說明。
第一，羽田亨對敦煌文獻的收購 。
日本人接觸敦煌文獻，羽田亨並不是最早的，卻是收穫最多的。當敦煌文物被晚清新疆巡撫何秋輦負責押運到北京後，沒有馬上直接交付清朝學部，而是直接運到了北京的家中。狡猾而老練的貪官何秋輦把敦煌卷子中那些篇幅較長的，截割為數段以充數。何秋輦手裡就掌握了大批敦煌文獻。這些珍貴文獻後來被他的子女們秘密地出售給了專程來華尋寶的羽田亨。
對中國珍貴文獻的搜求和占有，已經成了當時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家們的一項極其重要的“日常工作”了。每一個東洋史家都曾以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占有中國珍貴的文獻資料和傳世文物。《西域文化史》所披露的，就有紅山文化玉器、殷墟甲骨文物、敦煌文物、宋元善本、楊守敬稿本《水經註疏》，等等。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及其他日本的著名大學之間，甚至展開了收購和占有中國珍貴文物的拉力賽。1935年12月《中央時事周報》刊登了《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寫本目錄》一文，神通廣大又深明此道的羽田亨並不甘心落後於他人，不想失去這個難得的掠奪中國文物的時機，於是他在日本企業界有實力的老朋友三島總裁和武田總裁兩位大企業家豐厚財力支持下，羽田亨親自出面考察驗證後，委託某位在華日本商人代為收購了李盛鐸家中的全數敦煌文獻。這兩位財界大老，後來又出巨資在京都帝國大學建立了豪華而典雅的羽田亨紀念館。
相關報導，請見《南方日報》的《苦尋十五年，李盛鐸舊藏大宗敦煌文獻日本露形跡》一文。1990年，榮新江教授在羽田亨的史學論文集中偶然看到一件經卷的照片上赫然蓋著李盛鐸的收藏印。1991年春天，在日本學者高田時雄的陪同下，榮新江走進了京都大學羽田亨紀念館，他看到了933張羽田亨生前研究敦煌的文獻資料照片，相當多的敦煌卷子照片上有李氏的收藏印，比較研究後認定，確實是敦煌卷子的真品。幾乎同時，另一位日本學者落合俊典從京都大學牧田諦亮那裡得到了意義重大的一部羽田亨手稿《敦煌秘籍目錄》，共錄敦煌文獻432號，和北大李氏舊藏目錄完全吻合!
第二，對西域和中亞地區語言文字的研究。
羽田亨的研究特點，就是先從歷史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人手，他對西域和中亞地區語言文字的研究，有其突出的貢獻。他曾經對歐洲的這一研究方法進行過如下的總結：
歐洲比較語言學發達。18世紀末，歐洲學者熱心研究梵語(印度古語)、贊德語(波斯古語)等，發現它們與希臘語、拉丁語、日耳曼語、凱爾特語之間在辭彙和語法方面有許多相同點。1786年瓊斯(William Jones)提出這種相同點出自共同根源的學說，實為此學說奠定了基石。1833年後，德國語言學家鮑朴(Framz Bopp)刊行了梵語、贊德語、希臘語、拉丁語、立陶宛語、哥特語、古代斯拉夫語、德語等比較語法，建立了印歐比較語言學。據這種研究，歐洲現存語言(除巴斯克語、芬蘭語、匈牙利語、土耳其語等以外)都屬於同一語系，與亞洲現存語言屬於梵語系統的印度諸語、屬於贊德系統的伊蘭諸語(Iran與Arya為同一詞源，為波斯稱亞利安民族之用語)以及阿爾明尼亞語等有密切關係，都包括在所謂的印度一日耳曼語系。進而提出這些屬於同一種的語言必有其本源之母語、說這些語言的人應出於同一祖先的學說。這種學說最初出現在從事語言學的研究中。他們根據梵語、贊德語是印歐語最古形式，提出亞洲尤其是中央亞細亞為該語言的搖籃地。如波特(Angust Pott)認為，由錫爾河、阿姆河兩大河所灌溉的喜馬拉雅山之北、裏海之東的地方，為此民族的發祥地。此說至上一世紀著名梵語學家繆勒(Max M~ller)遂其大成，幾成為當時學術界之定說。他把鮑朴等稱作的印度一日耳曼語、法國英國學者稱作的印度一歐羅巴語簡呼為亞利安語。把這個原指印度伊蘭語的名稱用來總稱印度一歐羅巴系的語言，並於1861年提出印度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斯拉夫人、凱爾特人、日耳曼人等的祖先曾住於同一房頂之下的亞利安族，語言的同一形式保存在所有亞利安族中，認為在印度人、波斯人之祖先向南方和希臘人、羅馬人、凱爾特人、條頓人、斯拉夫人等殖民統率者遷到歐洲海岸之前，亞利安人的一小部分大概居住在中央亞細亞的最高地，說一種尚未分化為梵語、希臘語、日耳曼語並有此諸語言方言胚胎的語山。
東京帝國大學的白鳥庫吉，羽田亨的大學時代導師，也是位精通十幾種中國邊疆地區和中亞地區語言和文字的歷史學家。
西域和中亞地區語言文字種類繁多，解讀十分困難，不少語言文字已經消亡，成了死文字。比如著名的《郎君行記碑》的文字，究竟是何種文字，學術界一直爭論不休。1925年，羽田亨發表了《契丹文字之新資料》一文，第一次揭示出《郎君行記碑》的文字為契丹文字，不是以往所認為的女真文字。從此，契丹文字的研究走進了學術界。
再如對西藏歷史和語言的研究，羽田亨對《序聽迷詩所經》“序聽”即景教“耶穌”的解讀，也是具有啟發性的。有關這一問題，可以參見日本學術界的一段定評。
佐藤長博士在《日本西藏歷史研究的起源和發展》一文中說：《序聽迷詩所經》，為日人高楠順次郎博士所藏。全經共170行，每行約十七八字，是所有景教經典中最古的一篇，大約在景教人唐不久，奉唐太宗之命寫成的，文字晦澀難解。東洋史權威羽田亨說此經題名“迷詩所”的“所”字為“訶”字之誤，應為“迷詩訶”，即景教慣用的“彌師訶”，是“默西亞”的音譯。“序聽”的“聽”字可能是“數”或“鼠”字之誤，全名應為“序鼠彌師訶”，即“耶穌默西亞”(序鼠或序數即經文中的移鼠JeSUS的音譯)。全經的主要內容是據新舊約聖經講解基督教的教義。
公元前128年，漢代張騫到達月氏時，提到了都城所在地具體位置一直難以知曉。羽田亨認為該城名在發音上與“坎塔(kanda)”很接近，而“坎塔(kanda)”就是“馬爾乾達(markanda)”的縮寫，只是省略了前面的mar。
第三，對西域文化史和宗教史的研究及其敦煌學。
在占有了很多第一手敦煌文獻資料之後，羽田亨展開了研究，《西域文明史概論》、《西域文化史》、《吐魯番出土摩尼教祈願文斷簡》、《回鶻文天地八陽神咒經》、《回鶻文安慧俱舍論實義疏》、《大月支貴霜》、《契丹文字之新資料》等論著相繼發表和出版。
羽田亨博士的經典著作應當首推《西域文明史概論》和《西域文化史》(又稱《中央亞細亞的文化》)二書。這兩部學術專著至今仍是這一領域的學術經典和入門必讀之書。
《西域文化史》共有兩篇。前篇有11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西域的民族》、第三章《西域史的曙光》、第四章《亞歷山大的東方經略與巴克特利亞及安息》、第五章《民族的移動》、第六章《漢之西域經略》、第七章《貴霜王朝》、第八章《唳噠、突厥之活動》、第九章《唐之西域經營與伊斯蘭教勢力之東漸》、第十章《回鶻的西遷》、第十一章《蒙古的中亞經略及其以後》。後篇有10章：第一章《西域與希臘文化》、第二章《粟特人與商業》、第三章《粟特語及天山南路通行的諸種語言》、第四章《西域流行的各種宗教及其典籍》、第五章《宗教美術》、第六章《西域與漢文化》、第七章《回鶻的西遷與西域文化》、第八章《突厥族與伊斯蘭教》、第九章《帖木兒王朝與突厥文化》、第十章《其後之概觀》。《西域文明史概論》有11章，補充1章：一《西域的形勢》、二《東西交通及西域》、三《古代西域人種》、四《西域的宗教》、五、六《佛教美術》》、七《西域的漢文明》√\《漢人的西域經營及西域文明》、九《回鶻部族轉往西域》、十《回鶻時代的西域文明》、十一《結論》、十二《補正三則》。近年來，國內學者耿世民曾將此二書合在一起名《西域文明史概論(外一種)》，由中華書局翻譯出版發行。但是，沒有了《補正三則》。
羽田亨博士在《西域文化史》中罕見的學識和考證功夫、加上精煉的語言，向學術界描繪出了一部西域地區各民族的歷史變遷史和宗教信仰發展史。在此，我略作介紹如下：
羽田亨先對西域的地理位置及其和中國的關係進行了定位：西域一名，古來用作泛稱中國以西諸國，或只限於用來稱呼蔥嶺以東的所謂天山南路地方。本書則指一般稱作中央亞細亞的地域。所謂中央亞細亞地區，學術上並未劃出一定的界限，有的學者指出有廣、狹二義。他用此名來指大體上相當於亞細亞大陸的中央部分，包括廣大不通外海的河水流經的諸地方，大略指以帕米爾(Pamir)高原為中心，東面包括注入羅布泊(Lop nor)的塔里木河流域的東突厥斯坦(Turkestan)，即新疆天山南路地方；北面包括流人伊塞克湖(Issik kul)、巴爾喀什湖(Balkash nor)、阿拉湖(AIa kul)等河流域的地方，包括伊犁、準噶爾盆地等的天山北路地方；西面包括楚河(Chu)、塔拉斯(Talas)河流域和注入鹹海(Aral)河的流域地方，亦即西突厥斯坦；南面以崑崙山脈、興都庫什(Hindukush)山脈為限。德國地理學家李希托芬(RichthoIen)曾用此名指諸水成瀦不通流的亞細亞大陸盆地地方，大體包括南從西藏高原北到阿爾泰山脈，西從帕米爾分水嶺東到黃河分水嶺及興安嶺山脈地區，而帕米爾以西注入鹹海、裏海諸河流域與其餘地方劃入其周圍地區。他從歷史出發，把這一周圍地區的一部分也包括進來了。這一地區東面為中國西部、蒙古，西面為波斯，南面為印度、西藏，處於亞洲中央……中央亞細亞地區或為中國、波斯、印度諸國所占有，或為突厥、蒙古、西藏等剽悍民族所占據。位於其中央的地區絕不具備出現強大國家的自然條件，古來也未興起過以此地區為根據地的大勢力……中國古來曾多次對所謂狹義上的西域進行經略，正如像當時經世家所說，保有此地，除了能達到避免北方剽悍民族侵掠其本土的主要目的外，還能確保通往西方的貿易交通。而從北方民族的角度來看，經略此地除了獲得貢物外，還便於攻掠中國的內地。
然後，他討論這一地區的民族問題，他發現： 時代越在後，人種混合的程度越厲害，一般已不存在純粹的種族類型，也不能以今日世界人種知識來細緻區分古代民族……關於天山南路的民族，對該地發掘所得語言、繪畫、骨骼、頭蓋骨等研究認為，至遲在公元前後主要是亞利安種族居住著。
亞利安種族，漢代開始稱烏孫族。唐代顏師古描述他們的形象是：“烏孫與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獼猴者，本其種也。”羽田亨就此判斷說：“無疑是指以今薩馬爾罕(Sa—markand)為中心的粟特(Sogdiana)地方的人，即伊蘭人種。”這些民族之中的貴霜王朝和班超的交往成了當時的重要事件。
當貴霜之翕侯丘就卻滅了其他四翕侯，自號貴霜王，更並有安息及其近旁諸國。其子閻膏珍，又滅天竺，益發強大起來。此吐火羅族建立的貴霜王朝即西方紀錄中的Kushan王朝，著名的迦膩色迦王即此王朝之人……班超從事經略天山南路，它曾援漢討車師，又在永元二年(90)曾出動大軍攻班超，結果敗北，以後與漢通好。這大概為丘就卻或閻膏珍時代之事。這時康居、烏孫各據原來之地擁有勢力，貴霜朝勢力在北方大體以媯水為限。與班超之接觸，似為從蔥嶺之西方或南方進行前哨行動。班超南越蔥嶺出入辛頭河上游地方，應為對領有該地的貴霜勢力的行動。迦膩色迦王時代，其勢力越過蔥嶺而達於天山南路。
圍繞著這一地區先後出現的畈噠、悒怛、突厥種族的歷史和交通，羽田亨以罕見的史家才能，簡潔綜述了先後出現的民族及其歷史、文化的特點。然後又研究粟特人在這一地區的活動和影響。他認為：
在中亞細亞的曙光時代，曾發揮了旺盛的伊蘭民族精神的粟特人，此後可能由於受到不斷人侵的北方民族的壓迫，遂利用其自然地理環境，從事於廣泛的世界貿易，凡利之所在，沒有不留下他們足跡的。
在對商業活動進行充分研究之後，羽田亨又分析了這一地區的語言和宗教信仰問題，特別是佛教和摩尼教(也包括拜火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在這一地區傳播和發展的歷史。由此，中亞地區錯綜複雜的民族及其語言、宗教信仰等逐漸清晰起來。對宗教問題的研究，沙畹、伯希和、羅振玉、王國維、陳垣等中外學者都曾先後介人其中，而最初以沙畹和羽田亨撰寫的對摩尼教的研究論文為其先導。
本書後篇，羽田亨總結漢和西域的關係，發現從漢到唐的顯著變化，即：中國對西域的統治方針，漢代以來常為表面的，不過是為了防止該地歸於北方遊牧人勢力，保證中國與蔥嶺以西地方交通貿易的安全。達到了這個目的後，對其實際政治並不進行深入地干預。
唐代，這種局面就開始改變了，即：至少在天山南路的西域地方，唐朝官吏直接深入地干預了當地人民的政治。這從新出土的諸種文書中可看出……晚唐以後，此地文化的漢化色彩逐漸顯著，明顯有了東西融合的趨勢。
出現上述局面的原因，羽田亨主張人種的變遷，即：這時的西域人。已不是中唐以前的西域人，即不是亞利安種系統的人種，而是沒有高度發達文化的、對唐和伊蘭文明一樣親近的突厥族的一部回鶻(Uigur)人了。
對中西交通史的研究
在《西域文化史研究》一書中，羽田亨指出了這一地區在中西交通史上的特殊意義：中央亞細亞，一方面是周圍諸大勢力的緩衝地帶，另一方面相互遠隔的亞細亞各大強國又通過此處連結起來，建立了不可分離的相互關係。中亞同其周圍諸國的密切關係不僅表現在政治上，也極其明顯地表現在文化歷史上。東方中國、南方印度和西方波斯、阿拉伯、希臘、羅馬等諸方文明的交流傳播，是歷史上最有趣味的現象，也是重要的研究課題。而這種文明的交流傳播，不言而喻，是以相互間的直接或間接交通為前提的。東西交通在海路交通發達以前，中央亞細亞是最普通的通道。就是在海路發達之後，如取陸路也必須經過此處。不僅從波斯、阿拉伯、歐洲東來，就是從南方印度來中國，通常也是先北上進入中亞，然後再折向東方。對當時中西交通之初和前後開拓的蒙古地方與西方交通而言，無疑也是經過這一地區的。所以在東西交通史上或東西文明傳播史上，此地區的歷史具有很大的意義。
羽田亨對《大唐西域記》、《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等古代中亞旅行記認真地進行了版本學和文字異同的考證工作，並且編寫了文字索引，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資利用的信史。
與中國學術界的交往
羽田亨最早訪華是1911年。羽田亨和內藤湖南到達瀋陽，專為滿文老檔案照相的。他們使用當時所謂“曬藍”的複製方法，一下子複製了四千多張滿文檔案。這使羽田亨嘗到了占有中國文獻資料的甜頭，以後，他秘密收購敦煌文獻也就不奇怪了。
1911年前後，羅振玉全家人去日本，那時還是講師的羽田亨經常造訪羅振玉，年輕的他對長輩的羅相當尊敬，甚至他經常利用造訪羅家的機會，教羅的小孫子們幾旬日語。方寶川《劉蕙孫教授學術傳略》介紹：“劉蕙孫，譜名厚滋，字佩韋，祖籍江蘇鎮江，1909年7月出生於北京。他是晚清《老殘遊記》作者劉鶚的嫡孫，也是甲骨文研究的開創者、近代學術大師羅振玉的外孫。辛亥革命後，劉蕙孫與父母一起隨外祖父羅振玉寓居日本京都。期間，羅振玉以學者的身份得到了京都大學的關照。日本學術界最著名的一些東方學教授，如內藤虎次郎、狩野直喜、鈴木虎雄等人，經常到羅家，與羅振玉、王國維等人討論學術問題。劉蕙孫是羅的外孫，且天資聰穎，為長輩所喜愛，常常靜靜地坐在外祖父的身旁，雖然年紀尚小，聽不懂所討論的學術問題，但是那種恬靜嚴肅的學術氛圍，已在他幼小的心靈深處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據他後來回憶說，教他學會第一句日本語‘早安’的人，就是當時常到羅家旁聽學習、後來成為京都大學總長的羽田亨教授。”
按說，羽田亨肯定也在那裡經常向王國維先生請教的。那時的王國維先生已經開始對元蒙史和商周史的研究。王國維先生自殺後，羽田亨出席了京都舉行的悼念活動。《王靜安先生殉節紀念帖引》中，當時到場的人員有他的大名。
1922年，已經是副教授的羽田亨，以文部省國費留學生的身份再次來到瀋陽，跟隨一名藏族喇嘛學習藏語、蒙語和滿洲語。
胡適先生自美國返迴路過日本時，也曾和羽田亨有過接觸。《胡適日記》1922年2月12日：“日本學者小柳司氣太邀我吃飯，席上見著京都大學教授羽田亨(Haneda)先生。此君為東洋史專家，通數國語言文字，曾著有《西夏紀年考》等書。他新從歐洲回來，攜有敦煌石室影印本四千餘卷，將次第印行之，此極好事，我們都應該感謝。”
1936年，羽田亨再次來到瀋陽參加東方文化協會中國分會機構的成立大會，並短期停留。在此期間，他還應友人金毓黻的要求，親自為他前往日本申請簽證。金毓黻《瀋陽蒙難記》記載：“24年春，余母吳太夫人年七十有九，棄養於遼陽，余假奔喪守制之理由，常住遼陽，即將所修通志結至清末，草草編成，而出走之計亦定於是時。余於邏騎如織之中，何能私自出走?且出境須有憑證，否則一經察覺，則首領不保矣。適值……羽田亨等過沈，余早與之相善，乃托其向日軍部商洽，謂金某研究東方學術及東北文獻為吾等所敬佩，應其準赴日留學二年，以收聯繫之雅，競借其力得以無阻。”
實際上，羽田亨博士很少和中國學者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學術交流。特別是在他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部長、京都帝國大學圖書館館長等職以後，後來當了京都帝國大學校長，就連日本學者也覺得他讓人有一種“畏懼感”。這就是說他身上官氣太重，令人難以接近。再加上他和舊日本軍部、外務省高層有很深厚的私人交情，因此著名學者兼政府高級官員的氣派十分濃厚和突出。
影響及學術評價
羽田亨博士在學術界影響最大的，還是他的敦煌學和西域史研究。正如濱田耕作博士有以他個人命名的考古學獎項一樣，羽田亨博士也有他個人的專屬紀念館。間野英二博士評價說：現在在京都北郊上賀茂，在地近羽田住所處設有附屬京大文學部的羽由紀念館(內陸亞細亞研究所)，其促進內亞研究的基金出自羽田教授的親友三島海雲、武田長兵衛等人的捐助。由學界外的朋友捐資，為一位學者創建這種紀念館還是罕見的。尤其是他的西域史和敦煌學的研究，間野英二指出：羽田亨畢生精力投諸之所在，尤其在敦煌學的研究方面，他稱得上是先驅。早在1910年，他發表了《伯希和中亞旅行——敦煌石室遺書發現始末》一文，指出敦煌所現的新史料意義之重大。他精心研究了大谷探險隊帶回的李柏文書，撰寫了諸如《大谷伯爵所藏新疆史料解說》等享譽日本國內外的論文，而他在此基礎上所寫的《西域文明史概論》和《西域文化史》，更被公認為里程碑式的著作。
在中國，《西域文明史概論》和《西域文化史》二書，有多個譯本出版，因此也可以看出羽田亨博士的學術影響了。羽田亨博士的重要論文，如《元朝驛傳雜考》、《契丹文字之新資料》等也立刻被翻譯出版。
1925年，他的《契丹文字之新資料》一文的發表，對著名的《郎君行記碑》的研究，成為契丹文字研究的新起點。從此以後，中日兩國學術界的羅福成、王靜如、厲鼎煌、田村實造、小林行雄、長田夏樹、愛宕松男等對契丹文字的解讀，從文字構造到讀音等的研究，使死文字成了活的契丹學。
當然，也有些觀點未必是定論，中外學術界一直在討論。如，蔡鴻生先生在《胡名試探》一文中就曾指出：“羽田亨博士高才卓識，但他將‘拂耽延’一名拿來與持摩尼經人唐的波斯人‘拂多誕，(Furs—todan，即‘知教義者’)比附，是智者千慮之失。其致誤之由，即在對‘延’字之不可易未能覺察。當代粟特學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拂耽延……’意為‘第一件禮物’。”張承志先生在《從象牙塔到吐魯番》中也曾記載了羽田亨博士在《回鶻文女子賣渡文書》中把“買賣問題變成了奴隸問題”的硬傷。但是，這也未必就是定論。羽田亨博士的學生護雅夫博士主張那是一件葡萄園賣渡文書。古代史料記載，買賣西域女子的事件在當時非常多。唐詩中屢見的“胡姬”、“胡女”、“胡姬酒”等詞語，都是這一買賣現象的反映。北京大學考古系林梅村教授的《粟特文買婢契與絲綢之路上的女權貿易》一文，對此問題有很好的闡述。
看起來，在對這件文書的解釋，中日學者還在順著羽田亨博士的成果的基礎上繼續研究著。
但是，無可置疑的是，在西域史和敦煌學的研究、中亞歷史和語言的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等方面，羽田亨博士的研究成果已在學術界產生了深遠而積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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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漢學家
| 漢學家，是指從事中國古代、近代和現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一般特指國外的學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