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
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現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
自秦、漢以來，作者益眾，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辭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譯文
象牙、犀角、珍珠、寶玉等奇異珍貴之物，能讓人看了感到愉悅，然而不適於實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能適於實用，但用過就敗壞，索取就窮盡。能讓人看了感到愉悅，而又適於實用；用它而不壞，取它而不盡：賢和不賢的收穫，各憑他們的才華；仁者和智者的見解，各隨他們的天分；儘管才華天分各不相同，然而只要求取就沒有人無收穫的，只有書啊!
孔子這樣的聖人，他的學習一定從讀書開始。在這個時候，只有周朝的拄下史老聃掌管很多書。韓宣子到魯國，然後見到《易象》和《魯春秋》。季札被中原諸侯國邀請，然後才能聽到《詩經》的風、雅、頌。而楚國只有左史倚相，能讀到《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讀書人生在這個時代，能見到六經的大概沒有多少，他們的學習可說是很困難的，然而對禮樂都很熟悉，道德修養都很深厚，不是後代的君子所能趕上的。
從秦漢以來，寫文章的人更多，造紙方法和文字筆畫一天比一天趨向簡便，而書也更多，世人沒有誰不擁有。然而學習的人愈加地馬虎不認真。什麼道理呢?我還趕上看見老儒先輩，自稱他們年輕時，要想求取《史記》《漢書》而不能得到；僥倖得到了，都親手抄寫，日夜誦讀，惟恐來不及讀。近年書商展轉翻刻，諸子百家的書，一天要流傳一萬張紙，書對學習的人來說，多而且容易獲取到這樣的地步，他們的文章學術，理應超過前人好多倍，然而年輕的科舉士子，都把書捆起來不讀，談吐沒有根底，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我的朋友李公擇，年輕時在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的僧房中讀書。公擇離開後，山中人懷念他，把他住過的僧房命名為“李氏山房”，藏書共九千多卷。公擇涉獵其流，探索其源以後，吸取它們的精華，咀嚼它們的韻味，而轉化為自己的學養，表述在文章上，落實在行動上，而在當代出名了。然而書還是和先前一樣，未曾稍有損壞。他將它贈送給後來之人，供他們無窮無盡的索求，而滿足不同才分的人各自相應的需求。因此不把書藏在家中，而藏在先前所居的僧房。這是仁者的心思啊!
我既衰弱又生病，沒有什麼可被世人利用，希望能有數年的空閒，全部讀完那些未曾見過的書。而廬山本來想去遊覽但不能成行，(如能成行)恐怕我將終老在那裡了。我將全部打開公擇的藏書，拾取他丟棄的書來充實自己，或許有益吧?公擇要求我寫篇文章以作藏書記，於是替他寫了幾句，仗後來主人知道從前君子讀書的困難，而現在求學的人有書卻不讀是可惜的。
作者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世人稱其為“蘇東坡”。北宋著名文學家、書畫家、詩人，豪放派詞人代表,與辛棄疾共稱為“蘇辛”。漢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時為眉山城）人，祖籍欒城。他與他的父親蘇洵（1009年—1066年）、弟弟蘇轍（1039年—1112年） 皆以文學名世，世稱“三蘇”；與漢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齊名。”“三蘇”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