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里懷:曹里懷（1909-1998），湖南省資興縣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 -百科知識中文網

生平概況

曹里懷，一九二八年參加湘南起義，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三十二團營技術書記，第二縱隊連黨代表，紅四軍軍部參謀，紅三軍第七師作戰科科長、代師長，少共國際師師長，紅五軍團參謀長，紅四方面軍一局局長，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教員、上級指揮科科長，紅軍大學第四、第六隊隊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留守兵團參謀處副處長、處長、參謀長，冀魯豫軍區參謀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長春衛戍區司令員，吉林軍區司令員，吉黑縱隊司令員，獨立第三師師長，東北野戰軍第六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第一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第四野戰軍四十七軍軍長，湘西軍區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南軍區空軍司令員，廣州軍區空軍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副司令員兼軍訓部部長，空軍副司令員。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大事年表

曹里懷，1909年11月15日出生於資興縣柏樹村一個貧苦家庭。
1926年從縣樂成高小畢業。
1928年春參加湘南起義。同年5月在井岡山加入中國共產黨。任紅三十二團二營技術書記。
1929年1月後，任紅四軍軍部秘書處文書、紅四軍二縱隊連黨代表、紅三軍軍部參謀、紅三軍七師作戰科科長、師參謀長、代理師長和少共國際師師長、紅五軍團參謀長。參加了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鬥爭。
1934年10月長征開始，他協助軍團長董振堂、軍團政委李卓然指揮紅五軍團擔負後衛，掩護紅軍主力突圍。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調至紅四方面軍任一局局長。
1936年2月，在道孚喇嘛寺因向一方面軍未能北上的幹部透露了中央屢令南下紅軍北上抗日訊息，被張國燾誣為泄露軍事機密，險些被殺，幸被朱德解救，改作開除黨籍、調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當教員的處理。不久，因廣大學員反映他教學有方，才得以恢復黨籍，並調紅軍大學上級指揮科任科長。
1936年10月隨部隊到達延安，任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第四隊、第六隊隊長。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後方總留守處參謀處副處長、處長、留守兵團參謀長。協助司令員蕭勁光指揮部隊固守黃河西岸千里防線，保衛陝甘寧邊區。
1943年5月入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同年8月，任冀魯豫軍區參謀長。1945年4月當選為中共七大代表。
1945年8月，奉命率千餘幹部趕赴東北，任東北民主聯軍長春衛戍區司令員、長春軍分區司令員。在首次攻克長春的戰鬥中，任東北縱隊司令員，率部同西南縱隊、東南縱隊分進合擊，浴血奮戰，一舉攻克長春。
1946年6月後，任吉林軍區司令員、吉黑縱隊司令員、獨立三師師長、東北野戰軍六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一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
1948年9月，率部參加遼瀋戰役和平津戰役，時任三十八軍副軍長兼參謀長，協助軍長李天佑、政委梁必業指揮5個師兵力擔負主攻任務。
1949年5月任第四野戰軍四十七軍軍長。6月28日寫出《關於奔襲作戰的幾個問題》一文，指導部隊適應長途奔襲作戰的環境。7月中旬，組織指揮了宜昌、當陽戰役。之後，奉命率部配合劉鄧大軍進軍大西南。9月下旬，率部進駐湘西，執行剿匪任務。
新中國建立後，指揮部隊在湘西圍殲大庸之敵，解放了大庸、桑植兩縣城，兼任剛成立的湘西軍區司令員。
1951年4月，率四十七軍6萬人參加抗美援朝。
1952年因病回國治療。病癒後，調空軍工作。1952年4月任中南軍區空軍司令員。
1955年10月調任廣州軍區空軍司令員。同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1956年6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副司令員兼軍訓部部長。在杭州主持編寫空軍條令條例工作。
1957年9月任空軍副司令員。
1969年兼任航空工業領導小組組長。
1971年9月29日至1973年5月20日兼任空軍五人小組組長。先後負責組織“強五”、“轟五”、“殲六”、“殲八”等型號戰鬥機的試飛定型等工作，為人民空軍的創建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他是中共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當選為中顧委委員，是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著有《懷念井岡》、《千里追窮寇》、《湘南起義，永垂千古》、《難忘的戰鬥一一憶解放天津二三事》等革命回憶錄。
1998年5月19日在北京病逝，終年89歲。

戎馬生涯

保衛延安！保衛黃河！

1937年“七·七”事變，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全面爆發。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西洛川召開擴大會議，決定以八路軍主力開赴華北抗日前線，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主力走後，黨中央仍然留在陝北，抽調少數兵力組成八路軍後方總留守處。12月，總留守處改為留守兵團，先是在總留守處任參謀處副處長的曹里懷改任留守兵團參謀長。留守兵團司令員肖勁光，政治部主任莫文驊。兵力約15000餘人，擔負保衛邊區和黨中央的重任。
當時的陝甘寧邊區是中國共產黨在10年內戰後留下的唯一根據地，是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政治指揮中心、共產黨堅持敵後抗戰的指揮中樞和總後方以及出征抗日的唯一的依託。日軍侵占華北後，北起大同，南至風陵渡，沿同蒲鐵路部署了4個師團又一個旅團的兵力，時時做出準備進攻的姿勢。而陝甘寧邊區的南、西、北三面，被國民黨的20幾個師包圍。在邊區內部，亦是國共兩個政權並存。邊區境內大大小小几十股土匪經常四處襲擾，邊區並不平安。
黃河是陝甘寧邊區阻擋日軍的天然屏障。留守兵團要守衛邊區，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大本營的安全，必須依託這道屏障。陝甘寧邊區的黃河河防北起府谷，南至宜川，蜿蜒500公里，號稱“千里河防”。憑險固守作戰，對在紅軍時期打慣了運動戰和游擊戰的留守兵團的各級指揮員來說，卻是新課題。當時留守兵團認為，敵人的進犯主要可能在三種情況下發生：一是日軍進攻西安時，以一支部隊相策應，進犯河防；二是日軍進攻大西北時，派出部隊進攻陝北；三是日軍在山西“掃蕩”時，侵犯河防，切斷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的聯繫。抗戰剛剛開始，我們的部隊還沒有和日本部隊交過手。面對武器裝備與兵力上具有優勢的敵人，以留守兵團這樣少的兵力而固守這樣長的千里河防，到底有多少取勝的把握？中央軍委把千里長的河防劃為三個地段，進行兵力部署。曹里懷深入前線部隊進行戰前準備工作。偵察敵情，察看地形，戰鬥動員，戰前練兵，尤其是緊急構築防禦工事，成為戰前準備中一項最重要的繁重的任務。曹里懷陪同閻錫山第二戰區觀察員看了八路軍修築的河防工事，那些“大員”們也連聲稱“預料不到”。
1938年3月13日，日軍侵占晉西北縣城興縣，以2000餘人附大炮20餘門，進抵黃河東岸，企圖強渡黃河。日軍先是以10多架飛機對八路軍的河西陣地進行了三個多小時的轟炸。炮火連天，留守兵團修築的河防工事經受住了考驗。等到大隊敵人密集渡河之時，渡到一半，便一齊開火，以突然猛烈的射擊打得日軍狼狽不堪。趁敵慌亂之際，八路軍以事先準備好的一部兵力渡過河東，襲敵側背。敵人終於支持不住，向興縣方向撤退。此戰斃傷日軍140餘人，我河防部隊傷亡僅6人。而且這次戰鬥，奠定了河防固守的基本作戰方法，半渡而擊，乘勝出擊。此後的多次戰鬥，曹里懷他們運用這一戰術，均取得預期的戰果。1938年12月下旬，日軍在河防南段兵分兩路，以每路1000餘人的兵力，附炮30餘門，氣勢洶洶地占領了黃河東岸的馬頭關、圪針灘渡口，用大炮和機槍隔河猛烈射擊，隨後又出動10餘架飛機狂轟濫炸。但部隊隱蔽待敵，毫不慌張，直到敵步兵集結河岸，船隻準備渡河時，才一齊開火射擊。日軍在這次戰役中使用了毒瓦斯彈。黃色的煙霧瀰漫了河防陣地的上空。雙方激戰數日，敵軍始終無法實現強渡的計畫。與此同時，河東115師獨立支隊和游擊隊不斷襲擊敵人的輜重和增援部隊，日軍被迫於1939年1月4日晚上開始撤退。八路軍河防部隊乘機渡過黃河，向敵發起追擊。到1月7日，部隊取得完全的勝利。
曹里懷將軍在這次戰鬥勝利之後，發表了《河防戰鬥的檢討》一文，對河防作戰的經驗及教訓做了及時系統的總結。自1938年春至1939年底，日軍先後對我留守兵團黃河河防進攻23次，每次使用兵力少則2000餘人，多則20000餘眾，但始終未能越河防一步。
解放華北解放天津
1949年，解放戰爭的炮火已經響徹華北大地，最後的決戰和勝利幾乎同時向人民解放軍走來了。遼瀋戰役後，曹里懷隨東北野戰軍入關。1948年11月1日，中央軍委頒發《關於全軍組織及部隊番號的規定》，曹里懷所在的東北野戰軍第一縱隊改成為軍，他也由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改為38軍副軍長兼參謀長。1949年開始的日子，38軍奉命攻打天津，以5個師的兵力，部署在主攻方向上。
1949年1月13日的夜晚，北風呼嘯，天寒地凍。整個天津城在這刺骨的嚴寒中似乎凝固了，不見一絲燈光。高度緊張的國民黨城防陣地戒備森嚴，比以往顯得更加不安。然而就在這神秘的靜謐中，我人民解放軍38、39軍並肩進入天津城西的主攻陣地，將槍炮指向了敵人。1月14日10時，總攻開始。群炮轟鳴，和平門到西營門一帶霎時變為一片硝煙火海。僅僅過了15分鐘，曹里懷在軍指揮部便接到113師的報告，突擊連337團3連突破西營門，把第一面紅旗插到了天津城上。
天津城的守敵號稱有10萬餘人。在遼瀋、淮海戰役我人民解放軍取得全面勝利的形勢之下，華北國民黨軍傅作義集團如驚弓之鳥，處於或退或守的猶豫之中。而平津戰役的第一階段，我人民解放軍即完成對張家口、新保全、北平、天津、塘沽的分割包圍，切斷國民黨軍西撤綏遠和海運南逃的通路。敵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困獸猶鬥，幻想著憑藉天津堅固的城防工事，與解放軍再作最後的一搏。天津街道橫豎不規，道路狹窄，不便機動。初到天津的人簡直很少能儘快摸清東西南北。我兩個主攻師的部隊一進到永旺寺街、邢家胡同、清化寺街東口一帶，就走錯了方向，插亂了建制，擠在不到兩華里的正面上，戰鬥受阻。敵人卻憑藉高樓地堡進行頑強抵抗，並不斷組織反擊。戰鬥進入白熱化程度。曹里懷手中的電話不時中斷，前邊傳來的情況時斷時續。軍長李天佑、政委梁必業都十分著急。
曹里懷覺得必須到前面去了解和掌握情況，應急處置。梁必業沉吟片刻，表示同意。李天佑打仗向來喜歡靠前指揮，本想自己去，但三個軍指揮首長中只能去一個。政委同意了，也不好再爭。李天佑拿起電話向天津前線指揮部參謀長劉亞樓報告，劉亞樓說：“我正好也有這樣的考慮。要派指揮員到第一線去。”曹里懷帶著參謀和兩個警衛員沿113師突擊的路線奔向城內。敵人稀疏的炮彈不斷在周圍爆炸。進城不遠，他們在花園大街找到了113師指揮所。指揮所里只有師長賀東生和政委王樹君兩個人。副師長和參謀長都到前面去了。各團的幹部也分頭下到了營里去掌握部隊。情況和曹里懷預計的差不多。開始，部隊由於發展過快，電話兵跟不上架線，情況報告不上來，各級指揮員都靠前指揮了。
“我們也必須到前邊去”，曹里懷對賀東生說。賀東生當團長時就是出了名的烈性子，只要聽到槍聲就想甩掉棉衣往前沖”這時正在著急呢。王樹君說：“你們都走了，指揮所怎么辦？”曹里懷說：“天塌了，由你頂著。”三個人哈哈大笑。曹里懷和賀東生出了師指揮所，恰好有兩輛剛剛繳獲來的裝甲車停在那裡。他們都是過去見過敵人的裝甲車，但誰也沒摸過，更別說坐。當時曹里懷看著這新鮮玩藝，回頭對賀東生說：“坐這傢伙去，怎么樣？”
他兩個和隨從人員都鑽進了裝甲車。這的確有一種十分新奇的感覺。周圍槍聲不斷，子彈橫飛，不時打在車上噹噹作響。曹里懷對賀東生說：“這玩藝兒還是有點作用，比你光膀子上前線好多了。”賀東生說：“好是好，就是太悶人，哪有我在下面跑著痛快！”賀東生說著就把車門給打開了，恰好這時一顆流彈飛來，“當”的打在車門上。警衛員連忙又把車門關上。
進入老城，裝甲車走到一個胡同里。前面是一個丁字形街道，街上光禿禿的，敵人的一個大地堡封鎖了街道，戰士們被堵在胡同里無法出去。曹里懷看看地形，恰好可以利用裝甲車打一下衝鋒。便喊：“我來給你們開路！”裝甲車拐出胡同，沿著空蕩蕩的街道直衝了上去，幾挺機槍猛烈射擊，戰士們一擁而出，殺聲震天，很快解決了當面之敵。走在後面的幾個戰士調皮地用槍托敲敲裝甲車，喊著說：“同志們，告訴你們指導員，該給你們記一功！”車裡的參謀、警衛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賀師長的警衛員小張下車沖他們喊道：“什麼指導員！車裡坐的是二○三首長。”戰士們愣了一下，立即高興地叫起來：“同志們，車裡坐的是二○三首長。快衝呀！”部隊的情緒大振。
15日凌晨，曹里懷踏上金湯橋。經過29個小時的激戰，我人民解放軍全殲天津國民黨守軍13萬餘人，俘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解放天津市。
鍾情空軍心繫藍天
1949年11月1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正式建立。
1952年4月3日，曹里懷被中央軍委任命為中南軍區空軍司令員。1956年6月，曹里懷擔任空軍副司令員，長期負責空軍武器裝備的研究、科研定型方面的工作。
人民空軍在創建時期並沒有自己生產的飛機。1916年3月成立了第一所航空學校。1949年3月成立了航空局，8月15日建立第一個飛行中隊。人們想方設法從東北各地搜繳日本侵略軍的飛機和航空裝備，先後收集到各種類型的飛機120多架，各種發動機200多台，還收集繳獲了國民黨空軍起義人員駕駛歸來的飛機100多架。剛開始的時候就是靠這些收集到的飛機和器材設備作為航校和飛行中隊的訓練器材。
19547年7月，由南昌飛機製造廠仿製的初教5飛機鑑定合格。這是空軍裝備的第一批國產飛機。毛澤東主席8月1日特地致電祝賀：“這在建立中國飛機製造業和增強國防力量上都是一個良好的開端。”1956年9月，瀋陽飛機製造廠成功地仿製出殲—5飛機，裝備部隊。1963年12月，仿製成功第一代超音速戰鬥機殲—6，次年6月裝備空軍部隊使用。1964年11月15日，空軍航空兵部隊用殲—6飛機在雷州半島地區上空首次擊落美制高空無人駕駛機，取得令人鼓舞的戰績。1966年12月，仿製成功殲—7，並裝備部隊。從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幾代戰鬥飛機的研製定型過程中，曹里懷作為航空軍工產品定型委員會主任委員，肩頭擔負著比一般人更為重大的責任，傾注了滿腔心血。因為航空產品的定型是研製和生產新型武器裝備的重要階段，它以一定的組織形式，按一定的工作程式，對航空產品進行試驗、鑑定、審議，確定其是否達到預定的戰術技術指標或使用功能要求，是否具備投入試生產或批量生產的條件，並履行批准手續。只有經過定型批准的航空產品，才能裝備空軍部隊使用。
在仿製的同時，中國在六十年代中期開始自行設計製造飛機。1965年4月20日，國防工辦、國防科委邀請曹里懷、錢學森、張勁夫、劉道生等人，徵求對殲—8飛機設計方案的意見。5月17日，總參謀長羅瑞卿批准殲—8飛機的研製方案和戰術技術要求。從此，殲—8開始長達15年的風風雨雨研製歷程。
由於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殲—8飛機到1968年6月第一架試機才總裝出來。9月，進行全機靜力試驗，但還未載入到全部設計載荷時機身提前折斷。為了處理存在的問題，曹里懷於1969年6月29日到達瀋陽。一到瀋陽，他就扎到基層，聽取廠、所有關研製情況匯報，分別找設計、維護和試飛人員開座談會，調查了解，分析研究。在瀋陽空軍領導會議上，大家取得一致意見。曹里懷說：“各種問題我親自抓。現在雖然有爭論，但我以對黨負責的精神決定，7月2日開始滑行。”經過兩天地面低速、高速滑行，一切正常。7月5日清晨，曹里懷很早就醒了。試飛前的各項準備工作都已完成，試飛用的各種專用車輛整齊地停在各自的位置上，機務人員、設計人員和其他人員及領導，都靜靜地等待著雄鷹上天時刻的到來。晨曦中，殲—8飛機停放在起飛的跑道上，格外雄壯和引人注目。
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政委曾紹山、副司令員肖全夫，三機部軍管會主任周宏波，瀋陽軍區空軍司令員王毓淮、副司令員鄒炎等人已經坐在跑道旁草坪上的椅子上。9時03分，試飛員鹿鳴東進入座艙。天空底雲散盡，露出一片霞光。試飛指揮員蘇國華下達起飛命令，兩顆綠色信號彈凌空而起。1969年7月5日9時38分，01號殲—8飛機滑出跑道，直衝藍天。試飛員鹿鳴東在飛機升至3000米上空時，平穩輕快地在機場上空盤鏇。塔台的話筒里，傳來“飛行正常”的報告。飛機兩次通過機場，然後開始徐徐下降，平穩著地。機尾兩具白色的阻力傘猶如兩朵突然怒放的牡丹。殲—8穩穩地停在跑道的一端。人群中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殲—8終於首飛成功了！曹里懷一顆懸著的心終於放下，興奮異常：“快向北京發報！快向毛主席報喜！”
然而在那樣的年代裡，殲—8的命運和祖國的命運一樣多舛而曲折。直到1979年底，經過長達14年時間累計試飛1025個起落，663個飛行小時，完成定型試飛大綱規定科目和其它試驗項目，主要飛行性能指標達到原設計要求，才終於進行殲—8設計定型。1980年3月2日，徐向前、王震、耿飈、楊得志等在南苑觀看殲—8飛行表演。徐向前元帥勉勵大家：“祝賀你們研製成功！”之後，張愛萍等召開會議，曹里懷在會議上做了關於殲—8飛機設計定型審查情況的報告。此後，又經過5年的努力，殲—8全天候飛機才通過了設計定型。

赤子情懷

回鄉探望老母

1928年初，資興北鄉青年19歲的曹里懷與志同道合的同學龍志堅，一起牽了兩匹從土豪家沒收來的馬，跑到瑤崗仙腳下的滁口，找到何長工，加入了革命隊伍。他抱著終身為革命解放天下窮苦人的思想，從此告別親人離開家鄉，踏上了扛起槍桿鬧革命的征途，這一別，離開家鄉就是整整21年。
1949年7、8月間，曹里懷所率的第47軍在解放湖北的沙市、宜昌之後，即渡江南下，進入常德、慈利一帶集結待命。9月下旬，全軍奉命接管湘西。這是一項以“剿匪”為主兼而帶動其它各項工作的艱巨而又光榮的任務。
那時，衡寶戰役即將結束，湘南大部分地區已經解放。利用戰爭間隔，曹里懷決定回故鄉看一看。當時，資興人民得到這個訊息後，興高采烈，奔走相告，以極其崇敬的心情打著“歡迎勞苦功高的曹里懷軍長凱鏇故里”的橫幅標語，迎接曹里懷將軍入城。曹里懷衣著簡樸，來到縣城後，詢問最多的是資興人民生活疾苦的情況，並向資興人民表示慰問。他語重心長地說，資興有著光榮的歷史，這塊土地曾經是革命的發源地之一，資興人民是受了苦的人民，也是英雄的人民。曹里懷回憶過去，動情地訴說著，說他一刻也沒有忘記資興人民，特別是沒有忘記他那受苦受難養育他的母親……
回資興縣城的頭一天，他就跟縣政府接待人員提出，要去老家桃園下洞拜望老母親。原來，曹里懷的父親早已去世，他的兩個哥哥也先後離開了人世。他早年的結髮妻子，也已離異出嫁。家中倖存的親人，一個是早已出嫁的妹妹曹好球，一個是寡居多年年過花甲的老母親。
老母親自從曹里懷參加紅軍離開家鄉後，因身處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時期，在政治上受壓迫，生活上無依無靠，受盡了苦難。開始，國民黨反動派把她當作“赤匪”家屬對待，生活上予以虐待，致使她老人家行乞街頭巷尾，過著缺衣少食饑寒交迫孤苦零丁的嚴酷生活。後來，貧病交加的老母親雙目失明了，常拄著棍子乞討，還被當地的惡霸和土豪劣紳謾罵驅趕，罵她是“共匪婆”、“瞎子乞丐婆”。這時，一些貧窮的好心人同情她，偷偷地對她予以照顧，施捨飯菜和衣物。年復一年，老人家度日艱難，只有聽天由命。但她心中又時常點燃希望之光，盼星星，盼月亮，盼望共產黨和紅軍早日打回來，好讓窮人翻身得解放；兒子雖然杳無音信，但她相信兒子還活著，天天盼望著兒子能早日回到自己的身邊，使自己有所依靠……
對於母親的窘境，曹里懷將軍是有所聽聞的。當時，革命重任在身，戎馬倥傯，軍務繁忙，雖有憐母之心，他卻不能去照顧年邁的母親……現在全國解放了，革命勝利了，三座大山推翻了，故鄉的水，故鄉的情，多少次魂牽夢縈夢裡回故鄉，多少回思鄉之淚濕枕衾。是啊，母愛是一種特殊的愛，思母之情是一種特殊之情。離別家鄉，離開心愛的老母親已經21年了！人生能有幾個21年呵？！家鄉的父老鄉親們怎么樣了？雙目失明的老母親怎么樣了？他迫切見到受苦受難的老母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第二天，他和警衛員在縣城用過早餐後，在孫立縣長、袁漫遊副縣長的陪同下，風塵僕僕，驅車來到下洞老家。曹里懷與族人鄉親們相見後，感慨萬千。在外飄泊的“遊子”終於回來了，他又站在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上。村里人領著曹里懷見到了日思夜想的母親。他隨即向母親下跪，眼裡噙滿淚水，動情地說：“媽，您這些年受苦了，你的兒子從遠方回來特來拜見你……”當時，老母親聽鄉親們講自己的兒子當了大官回來了，又驚又喜，激動得不知所措。現在，聽兒子這么一說，自己雖然看不見兒子的面容，但兒子的聲音還是那么熟悉。她定了定神，用布滿老繭的手撫摸著兒子的身軀，帶著激動而又顫抖的聲音說：“樹邦（曹里懷小時的乳名），你回來了，好呵，好……你娘我盼得好苦啊！”
老母親發出了匪夷所思的感嘆，曹里懷忙起身拉著母親的雙手說道：“娘，為兒的沒照顧到您老人家，我幹革命，忠孝不能兩全，啊！現在全國解放了，窮人翻了身，您要過好日子啦！”接著，曹里懷把母親扶坐在墊有氈毯的椅子上，向老母親細說著他參加革命的歷程。老母親靜聽著，臉上露出微笑，當兒子講完後，她把雙手合攏，連聲說道：“好！好！你是好樣的，我吃苦值得，你要革命到底，讓大家都翻身過上好日子。”
一番促膝談心後，老人家還囑咐曹里懷，要是到了北京後，請代她向毛主席問好。曹里懷連連點頭稱是，表示為兒的一定按娘的囑託辦。這樣，革命母親的一番囑咐，將軍兒子的一番承諾，一時在家鄉傳為美談。人們都說，曹里懷將軍忠孝兩全……
眷戀之時訪母校
座落於資興市蓼江鎮郴侯山麓的原郴侯書院（現蓼江中學）以及原資興縣中（現為資興一中），曾經是曹里懷將軍青年時期就讀過的母校。曹里懷參加革命後，總是念念不忘曾經苦心積慮培育過他的母校。
1983年元月，曹里懷將軍從北京專程趕來，在故鄉的土地上訪問視察了這兩所學校。元月12日，曹里懷在當時任資興縣委書記陳仲時同志的陪同下，興致勃勃的來到蓼市中學。這是他一個多么想念的地方啊。這裡的一草一木，這裡的山山水水，他都記憶猶新。曹里懷邁著剛毅的步伐走進校門，還未坐定，他就饒有興趣的視察學校的教室寢室和校區環境。他邊看邊發出感慨，變了，母校變得煥然一新了。他環視著他原來上課的教室，並坐在課桌上像當年的小學生一樣沉思著，那一幕幕往事在他腦子裡不斷的迴旋著。他要學校領導叫來幾個學生與他攀談，周圍還圍攏了許多學生。開始，學生們在將軍面前都有點靦腆，不太自然。曹里懷見此，便笑著說：“大家不要緊張，往日，我也是這裡的學生，是你們隔代的同學……”隨即，曹里懷又熱情地招呼大家坐下。學生們見曾經在戰場上叱吒風雲的曹將軍這么和藹可親，那么平易近人，又沒有一點官架了，也就不那么拘束了。曹里懷動情地對學生們說：“往日，我們在這裡的學習條件很不好，課桌陳舊，有的破爛不堪。晚自習點的是桐油燈，吃的飯菜是粗糙米。現在，你們的學習條件好多了。”學生們耐心地傾聽著。接著，曹里懷微笑著，很謙虛地說：“告訴你們，以往的時候，我讀書不認真，是個調皮生，成績也不好，學的知識也不多，現在很後悔。”最後，他語重心長地教導告誡大家：“你們可要好好學習啊，要多增長知識，將來你們是國家的棟樑，要多為國家作貢獻啊！”
學生們傾聽著曹里懷將軍的教導，都不住的點頭，嘴上沒說，心裡卻在想，曹將軍說得好，我們要聽你的話，向你學習，為母校爭光。曹里懷將軍為了勉勵師生好好工作和好好學習，特地要學校領導拿來紙筆，揮毫潑墨，題寫了“貫徹十二大精神，搞好教育工作”的條幅贈給母校。當時，學校的校名原寫的是“蓼市公社中學”，此時已不適宜，曹里懷將軍應蓼市中學唐永清校長之請，又提筆寫下了“蓼市中學”四個蒼勁有力的大字作為新的校名。曹里懷將軍在學校逗留了約兩個小時，快到中午12點了，學校打算為曹將軍及其隨行人員準備午餐，他卻婉言謝絕。離校時，他與全校師生員工合影留念。曹里懷視察蓼市中學後，過了幾日，他又趕赴資興一中視察訪問。在資興一中，他接見了湘西“剿匪”時曾經給他提供匪情並共同吃過飯的老同學袁公民老師，兩人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當時學校請他在校留下紀念，他想了想，欣然應允，特意在校內栽了一棵雪松，寓意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常青。”
自留清白在人間
1950年，曹里懷率領47軍正在湘西“剿匪”，突然接到惡噩，說母親病逝。當地政府要為高風亮節受苦一輩子的曹母予以厚葬，並安排大修陵墓。他一再交待，要恪遵父母遺訓，喪事從簡，移風易俗，以慰父母之英靈。
曹里懷的舊居，土磚瓦房，由於年久失修，陳舊不堪。當時資興市人民政府倡議，擴大原址規模，給予重建。曹里懷不同意，他說，只要按原址原樣改為紅磚瓦房就可以了。因而為國家節約了資金。有段時間，七里鄉有些幹部想通過曹里懷向地方政府撥點款，搞點以他為名的建築物，好在民間留下紀念。他婉言謝絕了。他毫不隱諱地說：“我在京城是個窮官，兩袖清風，我拿不出錢，如果要政府出錢，把功勞掛在我的名下，那種沽名釣譽，不實事求事的做法，也是不恰當的！”
曹里懷唯一的妹妹曹好球，是老紅軍戰士李南國的遺孀，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屢遭迫害，最後幸免於難。曹里懷返鄉探親時，得知妹妹還健在，他只要求當地政府以革命烈士家屬對待，按政策在生活上予以照顧和資金上的補助，不享受額外的待遇。妹妹經濟上有困難，曹里懷自掏腰包予以資助，讓妹妹安度晚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是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黨的十二大以後，我們黨在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方面採取的兩項重大措施：一是設立顧問委員會，作為廢物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過渡辦法；二是建立了老幹部離退休和退居二線的制度，並對離退休的年齡作出了具體規定。
1982年9月，曹里懷在黨的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黨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同時退出領導班子。他雖然退居二線，仍然關心部隊工作和國家現代化建設，兢兢業業地貢獻餘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