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德意志是一個民族分合無定的國家。神聖羅馬帝國系一個徒具虛名的鬆散諸侯聯盟，最多時全國竟分有上千個邦國；經過幾百年的苦苦奮鬥，德意志終於在1871年由普魯士實現了首次民族大統一，然而卻又因兩次大戰的失敗，國家再度分裂，直至近年才重新實現統一。可以說，一部德國史就是一部民族分裂，統一，再分裂，再統一的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問題（或曰謀求國家統一）就成為了貫穿整個德意志近現代史的一條主線。為什麼我們講普魯士王國的興起具有歷史進步意義，就因為德國的統一大業最終是由普魯士完成的。那么，身處在一個列強環伺的歐洲和一個諸侯林立的德意志中間，人口和領土原本都不算多的普魯士，又究竟是憑藉何種“神奇的力量”逐漸由弱變強，一步步壯大發展起來的呢？
從1618－1648年，歐洲大陸的封建君主們在德意志的土地上進行了一場曠日持久的“三十年戰爭”。這場戰爭使英國資產階級逃脫了歐洲封建君主們的干預而獲得了勝利，卻使德意志徹底衰落。作為這場殘酷戰爭的主戰場，德意志六分之五的鄉村被毀滅，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農民變得一無所有，在飢餓和死亡線上掙扎。戰爭結束後，德意志仍然只是一個四分五裂、殘破不堪、諸侯林立的名義上的“國家”。根據威斯特法里亞和約，三十年戰爭的勝利者法國和瑞典有權保證德意志各邦內政和外交上的獨立，各邦有充分權利同歐洲任何國家簽定條約。這樣，德意志的分裂局面就被最後確定下來。三十年戰爭後的德意志究竟分裂到了何種程度，有這樣一組數據很能夠說明問題：當時在德意志境內，共有360個獨立的邦國和1500個半獨立的領地。絕大部分的邦國版圖都很小，比如在威斯特法里亞地區，每個邦國平均只有20多平方英里。但是所有這些邦國的君主卻都很自負，無論其邦土大小都一樣建立起自己整套的專制制度，國家機構健全，也擁有軍隊。一支軍隊有時只有12個士兵組成。
在這種空前的民族分裂局面下，一個社會有秩序、中央有權威、政府有效率、軍隊有戰力的普魯士顯得十分與眾不同。須知近代歐洲，任何國家的崛起都不是溫情脈脈、和風細雨的曼妙之旅，在那個弱肉強食血雨腥風的動盪年代，普魯士從一開始就注定要用火與劍來鋪就它的王者之路。
普魯士道路的特點
（一）奉行先軍政治，重視國防建設
新興的普魯士王國是個家底薄弱的小國，被列強戲稱為“鐵罐堆中的一隻陶罐”，隨時都面臨著國破家亡的危險。因此從1701年普魯士王國建國伊始，歷代統治者就把強化軍隊作為自己生存發展的主要手段。
普魯士的軍國主義非常突出，1740年腓特烈二世即位，在他20多年的鐵腕統治下，普軍人數由原先的7萬人激增至20萬，占全國人口9.4%，軍費開支每年要花去政府全部預算的4/5。當時的普魯士面積在歐洲僅居第十位，人口居第十三位，但它的軍隊卻排到了全歐第四的位置。而且這一數字在腓特烈二世的後繼者威廉二世那裡又增加到了23.5萬人。曾有人這樣描述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對其他國家來說，是國家擁有一個軍隊；對普魯士而言，則是軍隊擁有一個國家。”
普魯士的軍國主義性質是如此的鮮明，它的好戰性直接促成了後來俾斯麥“鐵血政策”的出台，並進而成為了兩次世界大戰的遠因。
（二）容克長期把持國家政權，並成為惟一能夠擔負起領導民族統一大業的階級
普魯士是一個容克國家，市民階級在這裡的力量非常微弱。這一方面是由於戰爭的破壞使工場手工業發展緩慢，其在國家整個經濟總量中所占比重還不到10%，而且它們的市場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封建王公貴族的生活消費和政府軍隊的開支；另一方面，當18世紀末英法早已克服行會的傳統束縛時，德意志的手工業卻仍為行會所控制，古老的法規和條例還在嚴格的執行，一切能夠促進競爭和創新的路徑都被封建桎梏無情的堵塞。經濟上的這種依賴性以及自身實力的先天不足，造成了德意志資產者在政治上對封建權力的怯懦性和卑躬屈膝。
農民也無力反抗強大的封建專制王權。1625年德國曾爆發了偉大的農民戰爭，但最終被殘酷鎮壓下去，而三十年戰爭則徹底摧毀了農民階級最後的反抗力量，地主成為農村惟一的主人，強迫農民服勞役的農奴制度變成了德意志的普遍制度，而這種狀況在普魯士表現的尤為突出。
馬克思、恩格斯曾打算把德意志各地分散的工人團體聯合成一個全國性的政治組織，以便推進革命。但經濟上落後、政治上分散的德意志不存在這種條件。當時德意志工人階級還很不成熟，他們中大部分人仍是手工業者，而且基本上是跟著資產階級走的。而且由於封建勢力的強大，以及資產階級自由派的背叛，1848年革命在整個德意志都被鎮壓下去，工人運動長期處於低潮。
既然資產階級和農民都無力完成德國的統一大業，而力量尚十分弱小的無產階級又在政治上遠沒有成熟，那么這一任務便歷史的落在了普魯士貴族地主階級（容克）的身上。
（三）王權強大，同時在保留容克封建特權的前提下發展資本主義
容克經濟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容克地主壟斷了糧食出口，同時還免付出口關稅。在普魯士軍隊中，容克則占據了所有的軍官職位。普魯士的農奴制與早期農奴制不同，它是商品生產發展的結果。隨著糧食和各種農產品日益成為重要的商品以及價格上揚，農業生產變得有利可圖。於是容克地主便開始搶占農民土地，合併成大田莊，面向市場發展資本主義性質的商品生產。
農奴制體現的只是普魯士國家制度的一個方面，其更深層次的意義，則在於凸顯了普魯士高度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特色。而這一政治體制保證，對於任何一個近代歐洲強國的崛起都是必不可少的。彼得一世治下的俄國如此，路易十四統轄的法國亦然，普魯士也不例外。
1848年革命失敗後，儘管普魯士沒有像奧地利那樣恢復純粹的君主制，而是維持了地主階級與大資產階級的聯盟，但貴族仍在這個聯盟中保持了領導地位，國王則依舊擁有無上的權威。雖然存在議會，但上院（貴族院）是由國王指定的顯貴組成，而下院（眾議院）又藉助不平等的三級選舉制保證了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的多數地位，因此，普魯士的君主專制就打著民主的幌子得以延續，甚至還有所鞏固。
形成的原因
（一）農奴制強化了容克的政治統治地位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農奴制是一種野蠻的、落後的生產方式。農奴不僅無償的為地主服勞役，還要自備牲畜和農具，他們的財產任意被剝奪，完全沒有人身自由，被禁錮在地主的田莊裡不許遷徙。通常認為，農奴制的存在會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但是，如果我們將這一制度置於普魯士崛起的歷史大背景下來看的話，卻會發現一些不尋常的東西。今人可以批評腓特烈二世在普魯士“強化軍事容克地主的專制制度，以及向其臣民推行奴性教育”是歷史的倒退，但卻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即當時普魯士王國的柱石是貴族，而貴族的實力就在於占有廣大的地產和對農奴的剝削。從這個角度講，沒有農奴制就沒有容克，而沒有容克的支持，強大的普魯士王權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二）推行重商主義，注重發展經濟
德意志向北出海的主要河流如萊茵河、威悉河、易北河、奧得河都流經布蘭登堡的領地，這就使普魯士擁有了一個發展經濟的有利地理位置。而普魯士的歷代統治者也把工商業看成是一種重要財富，他們開鑿運河、修橋築路、統一幣制、實行保護關稅的措施來發展經濟。同時普魯士還注重開拓海外市場，在1788年它就已向英國出口了1萬1千多噸生鐵。到18世紀80年代，普魯士建立起三個貿易公司：地中海東部貿易公司、中國貿易公司和孟加拉貿易公司。
（三）鼓勵移民，收容新教徒。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及三十年戰爭中德意志新教聯盟的獲勝，使得普魯士成為當時歐洲躲避宗教迫害者的人間樂土。到1703年，大約有二萬名胡格諾教徒從法國遷到布蘭登堡定居，占當時這座城市居民的1/9。這些人都是熟練的手工業者或擁有一定資本的商人，結果法國工商業因此遭受嚴重損失，而普魯士卻得到了好處。除法國移民外，還有其他國家的移民也大量進入普國。據統計，到1740年普魯士有人口240萬，其中光外國移民就占去1/4，多達60萬。布蘭登堡是三十年戰爭的重災區，移民對它的復興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使普魯士比德意志其他邦國更早的實現經濟復甦與高漲。
（四）統治者憂患意識強烈，較少陷入腐化墮落
與當時歐洲王室盛行的奢糜之風迥異，幾代普魯士統治者都近乎自虐的過著清教徒式的節儉生活，以便節省下寶貴的軍費與政府開支。比如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父親威廉一世（與後來同名的普皇是兩個人）在位時，普魯士的外交使臣以寒酸齷齪“馳名”歐洲。而顯赫的王室成員們，無論王子公主，亦或是王妃乃至國王本人，其飲食烹調拙劣，飯菜簡單菲薄，幾乎到了食不果腹的程度。由於節儉已到了慳吝的地步，以致人們在背後叫威廉一世為“乞丐國王”。
他的後繼者弗里德里希二世，則更具有越王勾踐臥薪嘗膽一般的堅韌與刻苦，他以過人的精力躬身勤政，每天只睡四個小時。事無巨細都要親自過問。他還號召國民勤儉節約並以身作則，絕對禁止宮廷的奢華排場。他本人平時只穿士兵服，畢生只有一件禮服。在弗里德里希逝世20年後，拿破崙在耶拿大敗普軍，來到波茨坦弗里德里希的墓前。拿破崙用馬鞭指著墓碑對手下的將領們說：“要是他還活著，我們今天就不可能站在這裡了”。
（五）統治階級能夠順應潮流，及時推進各項改革
普魯士的統治階級，並非像其他歐洲國家的封建貴族那樣一味的因循守舊，頑固拒絕一切變革。他們善於審時度勢的自上而下推進改革（當然也迫於形勢），並牢牢的掌控著改革的領導地位，從而既順應了歷史潮流，又免於使自己大權旁落。與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走過場的改革不同，普魯士歷代君王大多能夠把改革堅持下去，而不是將前人成果半途而廢，這樣就既保證了普魯士大政方針的連貫性，又使整個國家始終保持著向上的勢頭。
以普魯士的農奴制改革為例，拿破崙戰爭期間普魯士接連慘敗，幾近亡國。戰爭的慘敗和屈辱和約的簽訂，使普魯士人從封建的德意志與資本主義的法蘭西的較量中，愈來愈看清農奴制社會的衰敗。一批深受英法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有識之士大聲疾呼對舊有的封建秩序進行改革。在這種嚴峻的情況下，普魯士開始艱難的改革。1807年10月，主持國家事務的施泰因男爵頒布了解放農民的“十月敕令”，使得普魯士終於在從封建農奴制向資產階級社會轉變的道路上，邁出了重大的一步。
但第一輪改革並不徹底，這使得普魯士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對於容克繼續霸占大量土地和人力十分不滿，於是他們在歐洲1848革命中曾一度倒向共和反對帝制。為了互相勾結，協調利益以便鞏固政權，容克地主階級政府於1850年3月頒布了《調整地主與農民關係法》，從而最終完成了始於1807年的農奴制改革。改革的結果，資本家得到了發展大工業所必需的廉價勞動力，資產階級對君主制感到滿意；通過收取農奴的高額贖金，大量被割讓的份地和財富迅速積聚到容克手中，地主階級也發了橫財；而只有農民卻紛紛破產，喪失了土地和牲畜，大批的淪為半無產者，進而變成了資本家工廠和容克莊園中的僱傭工人。普魯士統治階級的這一“經驗”，為後來的1861年沙俄農奴制改革提供了絕佳的效仿“樣板”。
（六）德意志民族意識的覺醒
普魯士的崛起，最重要的還是人的因素，德意志民族有一種復國興邦的強烈願望，這是幾百年來造成的。從16世紀以來，由於分裂，德意志民族在歐洲人眼裡不是一個政治實體，而且也被認為是一個沒有活力的民族。正是這種長期受屈辱、受輕視的狀況激發了德國人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並使之內化為普魯士崛起的力量源泉。
也由於這種精神，促使他們向外國學習先進的事物，大力興辦教育。這方面普魯士王國的成就最被後人所稱道――為貫徹民族主義教育，從1717年普魯士就開始實施義務國民教育，是全世界第一個實施義務教育的國家。值得注意的是1763年弗里德里希二世頒布《學校法規》，強制5－14歲的兒童必須上學，並任命老兵為校長，對學生進行準軍事訓練。這一切都為日後普魯士組建紀律嚴明的高素質軍隊奠定了紮實的基礎。1809年洪堡出任普魯士最高教育長官後所推行的教育制度改革，更成為德國後來二百年的科學、文化、基數發展的基石，而1810年成立的柏林大學，則作為世界上第一所新制大學，影響了整個十九世紀各國的高等教育發展。
在普魯士，服兵役和受教育被視為公民的兩項基本義務。據統計，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歐洲各主要國家中，德國的文盲率是最低的，德國人無論在讀、寫、計算能力上，還是科學理論的實際運用方面都要領先於歐洲各國。
（七）善於利用外交手段，最大限度的為本國謀求利益
無論是早期的普王弗里德里希二世，還是後來的首相俾斯麥，他們都被公認為是當時最機敏的外交家之一。雖然為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些人可謂是“背信棄義、貪狠奸詐”，但不可否認，如果沒有他們高超的外交手腕，很難想像普魯士能在列強環伺的歐洲得以生存和壯大。
團結盟友，孤立對手，是普魯士最基本的外交策略。比如，1834年開始運行的關稅同盟是普魯士的一個巨大成就――不僅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而且使整個德意志在政治上開始向它靠攏，既增強了普魯士領導德國統一的能力和決心，又逐漸從政治經濟上把奧地利排擠出德意志，可謂是一箭雙鵰。關稅同盟有點類似於現在的歐盟，各（邦）國通過政治經濟的一體化，來最終向統一的國家共同體邁進。普魯士善於籠絡德意志各邦國，作為關稅同盟的成員，這些邦國從中得到物質上的好處，加上它們的發展程度都沒有達到哪怕是接近普魯士的水平，於是普魯士成了這些邦國資產階級嚮往的中心。這些資產者把普魯士看作是自己在經濟上的前衛和將來在政治上的靠山。這樣，普魯士就開始躍居德意志的領導地位。
（八）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的外力推動。
1805-1807年的軍事勝利使拿破崙占據和控制了德意志的大部分，普魯士王國充當了了法國反英反俄的附庸。為維護和實現法國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拿破崙在對普魯士實行軍事占領，政治統治和外交操縱的同時，也按照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模式，在當地強力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取消教會和貴族的特權；廢除農奴制，解除農民對地主的封建義務；革除古老的典章制度，取消行會法規等等。
雖然由於戰爭的頻繁，以及反法勢力的極力阻撓，拿破崙在德意志的資產階級改革最終沒能堅持下去，但此舉已經對德意志未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正是由於拿破崙猛烈蕩滌著封建割據勢力，扶植正在生長中的資本主義關係，才使德意志擁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近代工業，也使德意志民族資產階級得到了相當的發展。因此恩格斯曾說過：“德國資產階級的創造者是拿破崙……他在德國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傳播者，是舊的封建社會的掘墓人”。
綜上所述，正是經由這樣一條特殊的發展道路，普魯士才能在短短百年內迅速崛起並完成了近代德國的統一，所以普魯士有時就成為了德國人精神和文化的代名詞，而一部“普魯士道路”的演進史，也在某種意義上不斷給予著我們警示和啟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