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案
清代黃宗羲編。黃宗羲，字太沖，學者稱其為梨洲先生，浙江餘姚黃竹浦人，明萬曆三十八年（1600）生，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卒，終年八十有五。梨洲父黃尊素是著名的東林黨人，明天啟六年為魏忠賢所誣，慘死獄中，這件事對於黃宗羲思想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宗羲少年時從劉宗周學習理學，十九歲時讀完廿一史，逐漸形成重史重世務的學術理路。由於領頭在反對阮大鋮的揭文中署名，他同阮結下仇怨。甲申事變後，宗羲一度至南京，加入福王的小朝廷，旋即受到再被啟用的阮大鋮的迫害，回到浙東。從順治二年至康熙六年間，他曾在魯王以海部中直接參加抗清活動。後為贍養老母，獲準返鄉。當魯王由健姚（今浙江海寧）移至翁洲（今浙江舟山）時，傳說黃宗羲曾被召為馮京第副手乞師日本，至長崎島，不得結果，被迫返回。
順治七年，曾訪錢謙益，在錢之藏書樓絳雲樓讀書。康熙六年以後，由於復明無望，黃宗羲在家鄉開始了安靜的著述生活。他恢復證人書院的傳統，於康熙七年講學於寧波，目的是糾正明人游談無根的習氣，主張學必以六經為根柢。十五年又講學于海昌。晚年的黃宗羲足跡不出浙江，堅決拒絕朝廷的徵召，過著一個遺民的生活。黃宗羲的政治思想中有接近近代的民主政治思想的地方，如他在《明夷待訪錄》中說過：“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仆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重新論述了“君”與“臣”的關係，其觀點可謂冠絕當時，驚世駭俗。在哲學方面推崇王陽明，然而又重視實踐，不以探索本體為然，對王陽明一流的唯心主義學說進行了匡正。
黃宗羲還傾力於南明史料的收集、辨別、整理和保存，並寫下了《行朝錄》、《弘光紀年》等歷史著作。治史不尚空言，重視修史體例，對人物的評價持謹慎態度，其史學思想對後人治史影響甚巨。主要著作有《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弘光實錄鈔》、《行朝錄》、《海外慟哭記》、《西台慟哭記注》、《歷代甲子考》、《匡廬游錄》、《今水經》等，並於康熙二十七年編成文集《南雷文寶》，晚年卒前手定《南雷文約》。其詩作有《南雷詩歷》，附於《文寶》後。他還選編《明文案》二百一十七卷，後擴充為《明文海》，達四百八十二卷，並編有《明文授讀》六十二卷。
關於《明文案》，王重民先生在其大著《中國善本書提要》中說：“考宗羲輯是書始於康熙七年，至十四年七月成書二百一十六卷。後閱徐氏傳是樓所藏名集三百餘家，又增廣為《文海》四百八十二卷。也就是說，《明文海》是以《明文案》為藍本擴充而成，但體例已與後者大為不同。據黃百家《明文授讀發凡》，可以知道《明文案》以作者生卒先後為序列，選文間有注釋和評論，體例與錢謙益《列朝詩集》相仿佛，而與今本《明文海》迥異。《明文案》一書鈔本現在北京圖書館有藏。
黃宗羲編纂《明文案》的目的，是保存有明一代政治、經濟、文化、武備等各方面文獻，欲使一代典章制度，俱藉以考見大凡，並上繼《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鑒》、《元文類》諸書，填補歷代總集的空缺。編《明文案》時，黃宗羲曾取其家藏明人文集五六千本，盡擷其精華而成書，可見其目標之高遠，氣魄之宏大。
《明文案》成後，宗羲又自為之《序》，分為上下兩篇，是其編選明文的綱要，也是其文學見解和文學史思想較集中的反映和體現。《序》上篇論有明一代之文凡三盛，其人不及於前代而所選之文反過於前代：“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眾勢之中，而臣子嘵嘵之口舌，適足以為華陽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盤已墜，邾呂之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之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
在詳細地分析了明代之文三次興盛的原因後，黃宗羲又指出明代之文的弱點：“某嘗標其中十人為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庵、道園尚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庵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庵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在分析其原因時，《序》文中說：“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為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把明文衰落之原因歸為讀書人專注於功名事業，足見其眼光之獨到，《序》文中還提出了黃宗羲的一個文學觀點：“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訐呻吟無一非文，而游女田夫波臣戍無一非文人也。”明確提出文學作品要寫出作者的真情實感。
《序》下篇認為有明之文坏於何（景明）、李（夢陽），而王（世貞）、李（攀龍）繼之，幾乎枉盡天下之才。文中首先提出：“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不過中間有起伏：“自宋方以後，東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宏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間餘姚之淳正，南城之精煉，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比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為極盛。萬曆以後，又稍衰，然江夏福清、稱陵荊石，未嘗失先民之矩■也。”對於近代，黃宗羲則說：“崇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乾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間，計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為深淺，其大旨罔有不同，固無俟於更弦易轍也。”應該說，黃宗羲對於明代文學發展的脈絡把握得很清楚，而其立論也中肯而平實。
對於何景明、李夢陽、王世貞、李攀龍，黃宗羲批評不遺餘力：“今之言四子者，目為一途，其實不然。空同是沿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州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填寫大複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寫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輿一耳。四子所道不同途，其好為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弔詭，奈何士之耳目易欺也。”指出了四子為文好議論的毛病，其針對性是很強的。
黃宗羲編選《明文案》時，對於選中作家間有數行或數語評其功力手筆，頗有見識，對研究明文學者亦一不可多得的原始文獻。如評羅倫說：“一峰之文，剛毅之氣，形於筆端，芒寒色正”。評程敏政：“篁墩以博洽為文，動有根底，大約與王華川相似，固是一時學者。孫慎行“淇澳以荊川為外祖，述其論文甚悉，而下筆則零星側出，殊不相似。”五“文亦駁雜。”或褒或貶，均能自成一家之言。
在清代，《明文案》曾被列入禁毀書目，主要是由於其中有些詞句犯了清統治者的忌諱，正如清朝軍機處大臣上呈皇帝的一份奏摺中說：“查《明文案》系黃宗羲所錄，皆明人各體古文，中間多有乾礙字面，應清銷毀。固然因為中間有“乾礙字面”的地方，但我們認為，將這部書引發讀書人對明朝的故國之思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何況編者亦是令清朝統治者忌恨的黃宗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