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簡介
公元1644年，也就是中國的甲申這一年，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攻克了北京，統治了中國276年的大明王朝宣告滅亡。僅過了40天，清兵南下，並迅速摧毀了起義軍的大順政權，以及江南的明朝殘餘勢力，從此開始了滿清對中國的統治。明朝的滅亡是中華文明體系的一次崩潰，中華文明此時進入了“後帝國時代”，放眼整個東亞地區，中原地區的漢族已經遭受到了許多遊牧民族的強勁挑戰，傳統的帝國體系面臨崩潰，官僚政治已經是腐敗透頂，帝國維繫著傳統的一元化統治，缺少必要的應變能力，地主階級加緊著兼併土地，人口雖然成倍的增加，可是社會生產力卻不見提高，人民生活在水生活熱之中，社會矛盾異常的尖銳。
名人觀點
社會政治的動盪，必然帶來了思想意識的活躍。中國自秦朝以來，在大部分歷史時期實行都是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統治，皇帝的權力乃是受之於天命，皇帝集立法、司法、行政、監察、軍事等各種權力於一身，任何對皇權和專制統治的懷疑和非議，都會遭至殘酷鎮壓。然而，在此時，人們的思想開始活躍起來，一批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他們本著“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良知，開始反思“正統”文化，抨擊君主專制。
明末的李贄就以“貶尊抑聖”的方式對君主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無論是君主或聖人，都是一般人，“既不能高飛遠舉”，也常懷“勢利之心”，人類天然平等，但個性各異，趨利避害，人人皆同，“聖人所能者，夫婦之不肖可以與能，勿下視世間之夫婦為也。……夫婦所不能者，則雖聖人亦必不能”，告誡人們“勿高視一切聖人也”。
黃宗曦在其名著《明夷待訪錄》中指出：君主“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荼毒天下之肝腦，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天下之害者，君而已矣”，非常鮮明地將君主專制制度指為一切罪惡之根源。
同時代的王夫之也指出：“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一姓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
明清之際這股懷疑、揭露、批判專制制度與倡導平等、民權思想的人文思潮，是早於歐洲十八世紀思想啟蒙運動的。現在有人提出“民主”是源於西方的東西，不適合中國，實際上我們從黃宗羲等人的思想中完全可以找到符合現代民主政治理念的雛形成份，如人民權利、權力制衡與監督、代議制等內涵，比如黃宗羲主張“設學校以公是非”，試圖將“學校”作為行使監督、判斷是非的機構，以達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他主張“置相”以分君權，提出恢復宰相制度；主張官吏參與治國應“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認為不能由君主一人專斷。黃宗羲的民主思想對後世的梁啓超和孫中山等人都曾起到很大的思想啟蒙作用。
像顧炎武等學者此時都提出了經世制用的原則，希望改變我們的社會，富強我們的國家，按照這種提倡經世致用、思想解放、個性自由的方向走下去，中國會很有可能與西方社會一樣，很快步入資本主義高速發展的階段，當然我們的社會同時也面臨著很強大的傳統力量，我們的傳統統治，傳統生活不允許我們的社會有所變革。歷史本身也是不允許假設的。
明朝的滅亡是帝國體制長期以來弊病的總爆發，在同時，即1619年，“薩爾滸”之戰，女真人努爾哈赤擊敗了明軍。這意味著邊緣地區的少數民族力量，已經真正可以挑戰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地區。清朝奠定了在中國的統治，可說是傳統帝國體系的恢復，中國又被納入到傳統的軌道上，明清之際大規模的思想解放運動被清王朝一系列高壓政策無情打壓，正常的社會發展受到外力阻撓而迅速中斷，思想文化界遭受致命打擊，學風迅速轉向遠離政治的訓詁考據一途。康、雍、乾數朝大興“文字獄”，以“鐵血”手段壟斷意識形態，壓制言論與思想學術自由，將“大一統”式君主專制政體發展到極至。異族滿清的統治能夠迅速的確立，在於傳統的帝國政府的統治一直就只限於社會的上層。對社會地層影響甚少，中國的政體是國家與文化的綜合體，封建王朝的集權雖高，但是文化卻是分散在平民百姓之中的，政治是於一般大眾無緣的。國家政權可以掌握在異族手中，可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卻可以得以延續。
事件意義
清廷初期君王賢明，實行了一系列只在恢復社會生產力的措施，國家被納入到了正常的發展軌道，並且又逐漸強盛起來。可是這種強盛已是封建王朝末世的輝煌，傳統的一元化統治已經開始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放眼全球，此時的世界已經是一個歐洲人力量遍布的世界了，歐洲已經逐漸完成了社會的變革，在國際貿易中，儘管受益更多的還是我們中國，可是這一貿易的主導權卻已經被歐洲人所控制，西方勢力逐漸滲透到了世界各地，但是中國人清楚意識到這一點卻還要等200年以後的鴉片戰爭，在中國人的眼裡，西方文明是幼稚粗陋的，是尚未開化的。
1644年在中國的歷史上是極其平凡的一年，在即將來臨的變革之中，社會又被納入回了傳統的軌道，歷史在這一年便已注定了我們的未來，注定了我們百年之後將會遭受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