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方誌學是研究方誌現象運動規律的科學。它研究的主要內容有:方誌的產生和發展、方誌的性質和分類、方誌的特徵和功能、志書編纂理論、舊志整理和方誌利用、方誌批評和志書評論、方誌和其他學科的關係等。
方誌學由理論方誌學、方誌編纂學、方誌學史3個基本結構組成。方誌學理論體系就是由這些結構及其衍生結構所構成的,它的發展則是其基本結構和衍生結構的改進和擴充。
根據編纂的客體不同,方誌編纂學可分為綜合方誌編纂學和專業(專門)方誌編纂學。綜合方誌編纂學又可以分為省志編纂學、自治區志編纂學、直轄市志編纂學、市志編纂學、
地區志編纂學、城市區志編纂學、縣誌編纂學、鄉志編纂學、村志編纂學,等等。按照社會和專業分工,專業方誌編纂學可分為人口志編纂學、氣象志編纂學、教育志編纂學、地理志編纂學、衛生志編纂學、第一產業志編纂學、第二產業志編纂學、第三產業志編纂學、政黨志編纂學、政權志編纂學、政法志編纂學,等等。依據方誌學和其他學科的交叉關係來分,又有方誌美學、方誌心理學、方誌管理學、方誌人才學、方誌倫理學、方誌教育學、方誌社會學、方誌史學、方誌經濟學、方誌文化學、方誌傳播學、口述方誌學、電子音像方誌學、網路方誌學,等等。
發展簡史
清代以前,有關方誌的理論很零碎,為方誌學萌芽時期;清代是方誌學形成時期;自中華民國至今是方誌學進一步發展的時期。修志理論的萌芽宋代以前有關修志的論述很少,東晉《華陽國志》序提到書契有“五善”(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勳,旌賢能)。唐代《元和郡縣圖志》自序提及書志有"收地保勢勝之利”,以“佐明王扼(制)天下”的功能。宋、元、明代有關修志的論述增多,如南宋景定年間的《建康志》序對志書提出了比較全面的要求,說:郡有志,不僅要了解地方物產、查驗歲月災祥,明白地利和地勢,而且要了解人文方面衣冠、禮樂、風俗的好壞,從而收到表人才、考民力、建軍備、察吏治,以及由古今是非得失中,起到為後世勸鑒的作用。明代的《句容縣誌》序、《泉州府志》序、《猗氏縣誌》序等,一反過去方誌屬於地理書的傳統,提出志書屬於史的見解。
形成
清代是中國歷史上修志的極盛時期,方誌學也在實踐中逐步形成。明末、清初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開創了綜合利用和研究地方志的先例。同時顧炎武在《營平二州史事序》中對編修方誌提出了比較系統的見解,為後代修志指明了方向。乾隆、嘉慶時期,修志成風,名家輩出。探討方誌學方面的專論也應運產生。他們在總結前人和積累自身經驗的基礎上,展開廣泛的討論,形成了以戴震為代表的纂輯派(又稱地學派),和以章學誠為代表的撰著派(又稱史學派),兩派爭論的焦點是地理沿革和地方文獻孰重孰輕的問題。
纂輯派治學嚴謹,對地理及其沿革和其他名物、典章,考訂精核,詳註出處,以資取信。這是可取之處。以水系、山脈為主考察郡縣建置,不同於過去《漢書·地理志》以來以郡國為主而求其山川的做法,是戴震獨到的見解,也是他編寫《汾陽志》的經驗總結。然而纂輯派主張修志“貴因不貴創”,把主要功力用於對往事的考核、纂輯,產生厚古薄今的傾向。
撰著派的章學誠,除參加修志實踐外,還寫出《修志十議》、《方誌立三書議》、《州縣請立志科議》、《方誌辨體》等重要專論,對方誌的性質、作用、源流、體例和編纂方法等,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形成理論體系,成為清代方誌學的代表。他的理論主要概括為一性、二用、三書、四體和四要等幾個方面。一性,指志書屬史的性質,他認為“志為史體”、方誌“乃一方之全史”。二用,指方誌有裨社會“風教”和“為國史取裁”的兩種政治作用。三書,指方誌應具有“志”、“掌故”、“文征”三種形式和內容,其中“志”是主體,內容包括紀、圖、表、考(政略)、列傳等;“掌故”內容包括政府的吏、戶、禮、兵、刑、工六個部門的檔案資料;“文征”內容包括地方文獻,如奏議、論說、詩、賦等。後兩者作為兩翼與“志”相輔而行。“三書”之外的資料,則作為“叢談”(如軼事、瑣語、異聞等)附於書末。章學誠的“三書”之說,解決了修志中的著述與記注(資料的蒐集與整理)的矛盾,是對修志事業的一個重要貢獻。四體,指方誌要像史書體例一樣,設紀、譜(表)、考(書)、傳四種體裁記述各方面的內容。四要,指“簡、嚴、核、雅”,即志書中的內容和文字要求簡明、典雅、真實,體例要求嚴謹。
另外,章學誠還主張地方行政機構設立志科;修志人員除具備史家的才、學、識外,還應具備史德(秉筆直書,不為私情和偏見所左右);對資料要“巨細畢收”,以防遺漏;成書時要“博而能斷”,以定取捨;還要辨體,即處理好省、府、州、縣誌之間的分工與聯繫。章學誠的理論提高了志書在當時的地位,對後世的影響很大。但他重人文、輕自然,尊禮教、薄工藝的指導思想,又使方誌的發展受到了局限。
清末,孫治讓總結出修志總例6條:纂輯、測繪、校讎、採訪、檢查案牘和繕寫。
發展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對方誌學的研討取得了長足的進展,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方誌的性質。普遍指出章學誠“志”即“史”說法的不足,如譚其驤在《關於編修地方志的兩點意見》(1982)中指出,章學誠的方誌乃一方之史的說法不可取,詳細列舉了地方志和地方史的不同。現在已有愈來愈多的人認為方誌是綜合記載一定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自然的書籍。
②修志的內容和方法。多主張注重有關國計民生的內容,貫注科學成就。如傅振倫在《中國方誌學通論》(1935)中說:修志要“略古詳今,側重現在”,“博採詳志,注重實用”,“廣辟類目,注重科學”;黎錦熙在《方誌今議》(1940)中強調,修志要按“時代所需”、“勿泥體裁”。
③方誌的功能。指出方誌有“正人心”、“敦風尚”、“垂治規”等政治作用,在資源考察、地方建設、旅行指導、鄉土教材等方面也有用;並提出方誌可發社會之隱微,可存前代未登正史之人物,可統攝遺文佚事,可窺見經濟狀況之變遷,可了解文化升降之跡,可與其他史事互證等,而有助於治史者。
④整理古方誌。編纂了多種方誌目錄,如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綜錄》(1835、1958)、張國淦《中國古方誌考》(1962)、瞿宣穎《方誌考稿》(1930)、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1985)等。類編了地震、天文、農業等方誌專題資料,如《中國地震資料年表》(1956)、《中國天文史料彙編》、《五百年來我國旱水澇史料》、《上海地方志物產資料彙編》、《遼寧農業史資料彙編》等。
⑤結合編修當代方誌,對方誌學進行了廣泛的探討。1981年中國地方史志協會(1985年改名中國地方志協會)的成立,1983年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原名中國地方志小組,1956年籌建)的恢復,有力地促進了探討工作的深入。
研究內容
方誌學研究的對象是方誌,研究的內容如下:①方誌的產生和發展。研究方誌是什麼時候產生的,怎樣產生的,以後在各個歷史階段是如何發展的,以了解並掌握它的發展規律,明了今後的發展方向。
②方誌的性質和分類。研究方誌的性質、方誌學的屬性,以及它與鄰近學科的關係;研究方誌有哪些種類,劃分的依據和不同種類之間的關係,以正確認識方誌,更好地進行研究和利用。
③方誌的特徵和功能。研究方誌自身具有哪些特徵,這些特徵是由什麼所決定的,具有什麼功能,如何發揮這些功能,以有效地為現代社會服務。
④方誌的編纂理論。這是方誌學研究的中心內容之一。包括研究方誌編纂目的、原則、體例、方法,以及工作條件和步驟,從而給實際工作以正確的指導。
⑤方誌的整理和利用。研究整理和利用的原則、標準和方法,包括方誌目錄的編制,內容的評價,專題史料的彙輯,志書的校輯和重印,國內外資料的交流等,以古為今用,充分發揮方誌的功能。
性質
關於方誌的屬性問題,歷來有不同意見。長期以來,方誌一直被認為是地理書;自清代章學誠以後,方誌屬於歷史學的觀點占據了統治地位,至今不少人仍認為:方誌屬於歷史學範圍,方誌學具有歷史學性質。以戴震為代表的地理學派的主張,在今天也得到一些人的贊同,認為方誌是歷史地理文獻,方誌學是歷史地理學的一部分。另有個別人提出方誌學“屬於行政管理學的一部分”。爭論至今未斷,目前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方誌學來自地理學、歷史學,但是它的發展已超出地理學和歷史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綜合性學科。與相鄰學科的關係
方誌學的研究內容決定了它與很多學科有密切的聯繫。方誌學與地理學、歷史學關係最密切。方誌中記述的自然現象和人文現象,大多與地理學有關;地方志史屬於歷史學的範圍,志書中的許多史料也屬於歷史學的範疇。
與政治學關係密切。歷代編修方誌,都沒有脫離當時的政治需要,特別是宋代及其以後,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府專設機構進行修志的事實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再從方誌記述的內容看,一般都涉及當地的世家大族、社會集團、政權機構和政治制度等。
與經濟學關係密切。古志雖有不重視經濟的傾向,但仍然保留了不少這方面的資料,有些還是正史書籍中所沒有的。它是研究中國古代經濟情況的一個重要資料來源。就編修方誌的需要而言,很重要的一條是要反映當時當地人民的經濟生活和關係。
與考古學有關係。古志中一般列有古蹟志,金石志;近代的志書中也詳載本地區的考古發掘的成果。這些記載,為考古發掘提供了線索和原始資料;考古發掘又可驗證方誌記載的正確與否。
與自然科學關係密切。方誌中保存了大量自然科學史料,有很多是一般史書中所沒有的。這方面已挖掘了一些,出了很大的成果,但是更大量的工作有待深入,更多的方面有待開拓。
方誌學還與教育學、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等有關。
參考書目
梁啓超:“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誌學”,《東方雜誌》,第21卷第18期,1924。來新夏主編:《方誌學概論》,中華書局,北京,1984。
政治地理學
政治地理學是研究人類社會政治現象的空間分布與地理環境關係的學科,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分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