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履歷
從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起,他參考二十一史、100多種地方志和其他大量文獻,並盡一切可能“覽城廓,按山川,稽道里,問關律”,實地考核異同,歷時30餘年,編著成130卷、280萬字的《讀史方輿紀要》。前 123卷敘述歷代州域形勢(圖1 ), 以明末清初的行政區劃,分述各省、府、州、縣的疆域沿革、山川形勢、城市集鎮、關塞險隘、津梁道路等。後6卷敘述川瀆異同,“昭九州之脈絡”。末1卷敘述分野,明“俯察仰視”之義。附“輿圖要覽” 4卷,有當時全國總圖、各省分圖、邊疆分圖以及黃河、海運、漕運分圖。《讀史方輿紀要》著重考訂古今郡、縣的變遷,和推論山川關隘戰守的利害,是中國沿革地理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也是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和軍事地理的重要參考文獻(圖2 )。晚年,曾參與編纂《大清一統志》。
宋以後,專講地理沿革的著作間有所出,特別是明末以降,學者有感於“空談心性”的誤國殃民,提倡實學之風大盛。顧炎武曾作《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主旨在於“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為泥古之空言”。《讀史方輿紀要》更是詳論“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跡”。前者重在講地理條件和政治、經濟的關係,後者重在講地理條件和軍事的關係。顧祖禹在一首詩曾說:“重瞳帳下已知名,隆準軍中亦漫行。半世行藏都是錯,如何壇上會談兵。”此詩的淺意是說,在項羽的軍隊終都很出名(史記上說項羽重瞳子,重瞳指項羽),在劉邦軍中也可以隨便走(劉邦外號叫隆準公,就是大鼻子)。可惜半輩子所做的都是錯的,怎么能夠紙上談兵。這首詩正可為他一生的追求作註腳。
附註
附:《清史稿》列傳二百八十八 顧祖禹傳如下:
顧祖禹,字復初。柔謙精於史學,嘗謂:“明一統志於戰守攻取之要,類皆不詳山川,條列又復割裂失倫,源流不備。”祖禹承其志,撰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凡職方、廣輿諸書,承譌襲謬,皆為駁正。詳於山川險易,及古今戰守成敗之跡,而景物名勝皆在所略。創稿時年二十九,及成書,年五十矣。寧都魏禧見之,嘆曰:“此數千百年絕無僅有之書也!”以其書與梅文鼎歷算全書、李清南北史合鈔稱三大奇書。祖禹與禧為金石交,禧客死,祖禹經紀其喪。徐乾學奉敕修一統志,延致祖禹,將薦起之,力亂罷。後終於家。
主要作品
顧祖禹編寫《讀史方輿紀要》前後歷時三十餘年,可以說是以畢生精力盡於此書。他身遭亡國之痛,但卻始終堅持志節,不求名於時,不求祿於世,長期生活在“貧賤憂戚”的環境裡,寄心事於著述,實在難能可貴。他的目的是很明確的,那就是保存故國文獻,以便在將來反清復明的大業中作出貢獻。他的摯友江西寧都魏禧很了解他,認為他“深思遠識,有在於言語文字之外”。他在開始編寫《紀要》時,曾有“含飢草傳秋窗永,隱隱空山有哭聲”,“江底可憐沉鐵鎖,掌中猶喜撫金甌”的詩句,可見他是以無限沉痛的心情來編寫此書的。《紀要》是一部記敘地理沿革、戰爭形勢的歷史地理專著,它不僅是歷史地理研究者必讀之書,也是歷史研究者不可缺少的重要史籍。因其編寫體例便於翻檢,也可以作為一部歷史地理方面的工具書使用。全書一百三十卷,附錄《輿圖要覽》四卷,共二百八十餘萬字。它按照明末行政區劃分區敘述歷史地理沿革,詳記史實,大體可以分作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歷代州域形勢》九卷,按歷史順序編排,記唐虞三代、春秋戰國、秦、兩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各朝之方國、州、郡、府、縣等政治區劃和沿革,使“學者一展玩而州域之分合,形勢之重輕,瞭然於中,然後可以條分縷析,隨處貫通”。
第二部分,南北直隸十三省,分省紀要一百一十四卷,記直隸、江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湖廣、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內的州、縣、山、川、關、衛的位置和原委。每省卷首都冠以概論形勢的總序一篇,論其在歷史上最重要之點,務使全省形勢瞭然。各卷論述,均自撰綱目,自作注釋。每府亦仿此例,而所論更分析詳密。每縣則記轄境內主要山川、關隘、橋、驛及城鎮等。例如所記直隸密雲縣(今屬北京市),不僅列有主要山川如密雲山、白檀山、霧靈山、九尾嶺、白河、潮河、要水等,還記有歷史上存在過的白檀、要陽、厗奚、安市、燕樂、行唐等廢縣,漁陽城以及要地古北口、石塘嶺關、白馬關、曹家寨、牆子嶺關、峨嵋山寨、石匠營、李家莊、保全鎮、金溝館等十餘處。又在每一地名下自作小注,如“行唐廢縣”之小注云:“在縣東,本定州屬縣。遼志,太祖阿保機掠定州、破行唐,盡驅其民,北至檀州,擇曠土居之,凡置十寨,仍名為行唐縣。金廢。”又如“漁陽城”注云:“孔穎達雲,在縣南十八里,秦郡治此。二世發閭左戍漁陽,即此城也。”(卷十一,中華書局本,一冊511——517頁)
第三部分,《川瀆》六卷,採錄歷代地理書中對於山川、江河的記載,“以川瀆異同,昭九州之脈絡也”。
第四部分,天文《分野》一卷,列歷代史志有關各地星宿分野之說。
附錄《輿圖要覽》四卷,則自京師各省、邊疆漕運以至海洋等,都有圖表,“以顯書之脈絡”。
《紀要》對歷代都邑形勢、山川險要、戰守事跡、河渠水利等等,皆能上下古今,詳加論述,既便考證,又便使用。其編著體裁,也頗為新穎,如歷代州域篇,則以朝代為經,而以地理為緯;京省形勢篇,則以地理為經,而以朝代為緯,經緯互持,縱橫交用。
《紀要》最大特點,是具有極為濃厚的軍事地理特色,經世致用思想貫穿始終。他象父親柔謙一樣,痛心於明朝統治者不會利用山川形勢的險要,不會汲取古今用兵成敗的教訓,所以此書對於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之跡,敘述最詳,而於景物遊覽之勝,則多從略,以便為未來的反清復明的大業作出貢獻。正因為這樣,所以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將它列入兵家;梁啓超也認為此書“實為極有別裁之軍事地理學”,“其著述本意,蓋將以為民族光復之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華書局1943年重慶重排初版318頁)。
《紀要》的另一特點,是它不僅包括歷代疆域、政區的演變,也還包括自然地理(如河渠的變化)和經濟地理(如食貨、屯田、馬政的變化)。他對歷代經濟進行過研究,也寫過論文,但可惜皆散失了,好在“其大略僅錯見於篇中”(《紀要.凡例》)。他雖然沒有專列經濟地理變化一項,但他仍為我們研究經濟地理,如交通的變遷,城市的興衰,漕運的增減以及經濟中心的轉移等提供了許多資料。書中對於各省區農業生產特點的扼要概述,使我們可以了解這些地區歷史上農業發展的概況,例如他談到四川省時說:“志稱蜀川土沃民殷,貨貝充溢,自秦漢以來,迄於南宋,賦稅皆為天下最。”(卷六十六,四川一,中華本,三冊2853頁)至於河流的改道,湖泊的變遷,都直接影響著當地經濟的各個方面,與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書中對此不僅在各省區都有分論,還特別專列篇章,對幾條重要的江河,窮源竟委地加以敘述。例如他在書中用了兩卷篇幅(《川讀》卷一二五、一二六),對黃河的。發源、流經、變遷、河患等詳加敘述。他對明代統治者一貫消極治河、積極保運,只求南糧北運,而不顧黃河下游兩岸人民死活的錯誤作法,給予無情的斥責。
《紀要》的第三個特點,就是由於作者治學謹嚴,考證精詳,糾正了前人的一些重大錯誤。例如,漢代長安西南的昆明池本是模擬昆明國的洱海(在今雲南大理)的形狀開鑿的,但自從晉代臣瓚在《漢書音義》中誤把今昆明市的滇池當作洱海以來,迷惑學者達一千三百年之久,直到顧祖禹在《紀要》里才把這一錯誤糾正過來,把漢代長安的昆明池和昆明國的關係弄清楚(卷一百十三,西洱河,中華本,六冊4590頁)。
可見《紀要》確是一部取材豐富、考訂精詳、結構嚴整的歷史地理著作,它不論在那一方面都超過了諸如《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方輿勝覽》等前人的歷史地理著作。而後來用官府之力,集眾手而成的《大清一統志》修成後,《紀要》不但不廢,而且仍為學者所重視,也是證明。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歷史地理研究工作者的重要參考書。
《紀要》在史實和地理位置方面也有一些錯誤,前人和近人時有發現,書中之筆誤以及傳寫和刻印過程中出現的錯別字亦復不少。但瑕不掩瑜,跟它的貢獻比起來又微不足道了。
《紀要》的《歷代州域形勢》部分,在康熙五年(1666年)顧祖禹三十六歲時,由無錫華家刻印,僅五卷。全書在祖禹死後一百一十九年嘉慶十六年(1811年),才由四川龍萬育之敷文閣刻印出版。此後有道光三年,(1823年)之活字本、光緒九年(1883年)之石印本、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上海鉛印本,以及同年新化鄒代過之三味書室刻本等版本。1937年商務印書館之“萬有文庫”本,系據龍本排印。1955年,中華書局又據商務之原紙型重印,分訂六巨冊,頗便翻閱。中華書局於重印前曾取鄒本與之對勘,發現“兩本頗有異同,末四捲圖說,出入尤大,而考諸有關載籍及文義,大抵以鄒本為精審”。中華書局重印本,“除於萬有文庫本排校上之顯然錯誤酌予改正外,其餘仍照原本。所有原本與鄒本異同出入”,又“擇要列舉”了長達十六頁的二本異同表,附於全書之末,以供參考(《讀史方輿紀要校記》,中華本,六冊5709頁)。
《紀要》地名,按省、府、州、縣之順序排列,讀者查找明代縣級以上地名,雖也便於翻檢;但由於它收錄地名在三萬條以上,而又卷帙浩繁,讀者如欲查找古代地名,則又頗感困難。日人青山定男有鑒於此,於1930年至1932年間編輯《讀史方輿紀要索引·支那歷代地名要覽》一書(1933年,日本東方文化學院東方研究所出版),於每一地名下,註明原書卷數及所隸省縣,並參考當時出版之五種史地雜誌,註明當時之方位所在。名為索引,實兼地名辭典性質,頗為有用。但此索引之缺點是:只收州域形勢及各直省之地名,未收《川瀆》、《輿圖》中地名;往往有誤一地為二地者(如福建崇安縣與江西鉛山縣接界,中間有一分水關,而索引卻誤為二地);《紀要》原本有錯誤者,索引亦未能予以改正(如福建南平市,於元代為南劍路,《紀要》誤作南建路,索引亦誤作南建路),則頗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