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文學理論批評
正文
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文論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階段。在這一時期，具有獨特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學理論批評，
經過萌芽、開創、發展，逐漸趨於成熟，並達到了很高的成就。南北朝時期的文化中心在江南。文學創作和研究的成就，南朝遠遠超過北朝，文學理論批評更是如此。 這一時期中國古代文論的發展及其成就，主要表現在三方面。
出現了一些對後世影響巨大的理論批評著作 首先是劉勰的《文心雕龍》的出現。它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部系統地闡述文學理論的專著,體大慮周,論析精微。劉勰不僅充分吸收了前人已經達到的成就，而且，在文學理論問題上表現了極大的創新勇氣和才能。作者知識淵博，精通文學，他的相當一部分關於創作理論的見解，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文心雕龍》不僅是南朝以前古代文論發展史上的集大成的代表作；而且，在整個古代文論發展史上，也是一部最傑出、最系統、最重要的文學理論批評著作。儘管它和任何歷史上的著作一樣，不可避免地有其歷史局限性，例如濃厚的“宗經”、“徵聖”觀點,以及正統文學觀念給它帶來的束縛等,但是，這並不影響它是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一個歷史高峰的地位。《文心雕龍》上篇關於各種文體的特點、區別，及其淵源、流變,雖然和文學創作的關係不大,卻是研究那個時代各種文章體制的重要史料。至於《文心雕龍》下篇論述文學創作的主要部分和論述批評的部分，則是全書的精華所在。它創造性地對文學創作中的各種問題，如藝術想像問題、文學創作中的主客觀關係問題，作家的稟性、才能、修養及其與作品的關係問題,情感、“志氣”在創作中的作用，以及繼承與創新的關係問題，作品的風格、結構、剪裁、修辭、音律等等問題，都作了細緻深入的探討，並有很多經驗之談，發展並豐富了中國的文學理論批評。其次，是鍾嶸的《詩品》。在《詩品序》中，鍾嶸對於文學創作的一些重要的問題發表了精闢的看法。如針對當時的詩風，主張詩應該“吟詠情性”，以自然真美為貴，而反對刻意追求聲律造成“文多拘忌”的現象；批評詩歌創作濫於用典所造成的“殆同書抄”的現象；提倡“怨”詩；認為詩歌創作應該有“滋味”、意餘言外，倡導“文已盡而意有餘”等。另外還針對當時“隨其嗜欲”、“準的無依”的批評風尚，對前此的詩歌創作進行了品評，並論述了作家作品之間的承繼關係。雖然有一些評價和觀點非盡妥當，但品評中仍不乏精到的見解。對於作家作品承繼關係的研究,也為文學理論研究指示了一條新的途徑。《詩品》對以後中國“詩話”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南朝的其他一些理論批評家，如沈約、范曄、蕭統、蕭繹、蕭子顯等等，在文學理論批評方面也都有一些較好的或可取的見解。此外，北朝的祖瑩、邢劭都對文學發表過一些見解。顏之推的《顏氏家訓·文章》更專門談到文學問題。他主張文章原出於五經，其觀點與劉勰接近；顏氏強調內容重於形式,反對當時“趨末棄本,率多浮艷”、“辭勝而理伏”的形式主義傾向；在注重作品內容的同時，他承認南朝文章對音律、對偶的講究也是一種進步。在其他篇章中，他也對當時文學風尚、南北文風的差異等，發表了看法，其中不乏有價值的見解。
這一時期產生了許多對後世文論發生長遠影響的新概念 例如“風神”、“神韻”、“風韻”以至“逸韻”、“遠韻”等，又如“境”、“境界”、“形似”、“神似”、“取象”、“形象”和“風骨”等。這些新概念的產生，乃是由於當時文學創作繁榮，佛教造象藝術盛行，以及思想界關於形、神關係，言、意關係的熱烈爭論，評品人物的社會風尚影響。這些概念在當時雖然大多並未得到詳細的闡述，而且有些是出現在畫論、書論之中，但它們一經出現之後,卻表現了很強的生命力,逐漸被廣泛地運用，並對後世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發生了長遠的影響。例如劉勰所提出的“風骨”（《文心雕龍·風骨篇》），鍾嶸所提出的“風力”(《詩品序》)，對唐代初期陳子昂標舉漢魏風骨，以改革齊、梁遺風的文學主張,曾經發生了很大的作用。關於“神韻”、“神似”等，對後世的文學理論批評的影響，更不可忽視。
對文學的特點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這不僅表現在當時的一些重要論著如《文心雕龍》對於文學創作中的一系列問題所作的精到而又切中肯綮的論述和發揮中；而且，還表現在當時許許多多的其他論著中。
蕭統編纂的《文選》選錄了自先秦至梁七、八百年間許多作家的作品，分作38類。其中雖然選入了各種套用文體，如令、敕、文、詔、表、箋、書、奏記、碑文等，說明他對文學的認識還有著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但是蕭統的選錄標準是“以文為本”（《文選序》），將經、史、子排除於《文選》之外；對於史傳，只選取富有文采的論贊，要求“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這反映了人們將文學與其他學術著作區別開來的一種新的努力和進步。
這一進步，也普遍反映在當時的史學著作中。如沈約的《宋書·謝靈運傳論》認為文學創作不同於經史之作,其特點是“直舉胸情，非傍詩史，……高言妙句,音韻天成”，並認為謝靈運的創作是“興會標舉”。《文選》李善註：“興會，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認為文學創作是“情興所會”的產物，既應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又應“託事於物”,具備具體、形象的特點。蕭子顯的《南齊書·文學傳》則認為“文章”是作者“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要“圖寫情興”、“事出神思”，富有藝術想像性。這些見解，更加切合文學創作的規律和特點。“興會”之說，後來又發展成為“興趣”等，對後世的詩論發生了一定的影響。
對文學的特點的進一步認識，也反映在當時的所謂“文體之辯”，或關於“文學”、“文章”以及“文”、“筆”等概念的辨析和使用上。
“文學”這一概念的內容，兩漢之際，本來泛指儒學。三國兩晉之際，情況開始有所變化，一方面是繼續以“文學”作儒學，另一方面，是文學即文章，文章即文學，互文通用。如“粲……善屬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魏志·王粲傳》),“瑒弟璩，子貞,鹹以文章顯”(《魏志·王粲傳》附)。到南北朝時期，“文學”和“文章”則更多地被當作同義詞看待，如蕭子顯的《南齊書》,特立《文學傳》,篇中卻都稱作“文章”。《梁書》的許多地方也是如此。如《劉勰傳》所說“昭明太子愛文學，深愛接之”；《簡文帝紀》所說的“引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恆討論篇籍,繼以文章”等。標誌著“文學”的概念從泛指儒學，開始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接近於現在所說的“文學”。
“文筆”之說，始於漢代，流行於南北朝，《文心雕龍》就曾一再採用“文筆”的概念。如《風骨》篇的“固文筆之鳴鳳也”，《章句》篇的“文筆之同致也”等。“文筆”是泛指詩賦、散文及各種套用文體，相當於漢代“文章”的概念。由於當時文學及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人們不斷從各種文體的性質上和形式上區別它們之間的差異,於是又將“文筆”一詞析之為二,即“文”與“筆”。“文”、“筆”之分,較早見於顏延之的“峻得臣筆，測得臣文”(《南史·顏延之傳》)。《文心雕龍》也曾反覆使用“文”、“筆”，如《時序》、《序志》等篇。在《總術》篇中，劉勰還對當時的“文”、“筆”之別作過概括：“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後漢書》的作者范曄也是持此見解的。有韻或無韻這種形式上的區分雖然並非毫無意義，卻並不能真正揭示文學和其他著作之間的區別。因為文學以外的各種著作，也可以以韻文形式出現。在蕭繹的《金樓子·立言》中，對“文”、“筆”的區別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認為屈原、宋玉等的辭賦之類，“謂之文”，其特點是“吟詠風謠，流連哀思”，“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盪”；而“筆”則實際上是指章奏之類的套用文，所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以這種觀點來區分文學和其他套用文在性質上的不同，無疑是更切合文學藝術的特點的。
南北朝時期對於文學特點的認識，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一大進步。先秦時期，由於社會的和文學發展本身的原因，對各種著作的認識還處於渾然一體的狀態，人們對文學特點的認識還很朦朧；兩漢，特別是三國、兩晉時期,對文學的特點的認識已經前進了一步,但還不夠深入系統；到了南北朝時期，對於這一問題的認識，則逐漸趨於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