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全篇分五個部分：第一部分說明命名《文心雕龍》的用意，以及所謂“君子處世，樹德建言”的必要；第二部分講劉勰為什麼要寫這本書，主要是企圖闡發儒家經典來糾正當時文壇上追逐浮華新奇的不良風氣；第三部分評論魏、晉以來的文論著作，認為各家共同的缺點是沒有抓住文學評論的“根”、“源”；第四部分介紹全書基本內容的安排；第五部分表明自己評論作家作品和闡述文學理論的態度。
本篇所論說明，劉勰對儒家思想是十分尊崇的。他認為“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說魏、晉以來各家的文論，“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這個“根”、“源”，就是符合“先哲之誥”的思想內容。這種觀點，一方面對他在全書中進行的評論帶來了嚴重的局限，劉勰正是常常把文章當做“經典枝條”，用“先哲之誥”來衡量作家作品的；另一方面，在“辭人愛奇，言貴浮詭”的風氣下，大力強調儒家思想以糾其偏，這又是當時比較可取的途徑，劉勰正是以儒家思想為武器，對晉、宋以來的不良文風展開猛烈鬥爭的。此外，本篇對《文心雕龍》書名的解釋，對安排全書內容的說明，為我們理解和研究《文心雕龍》的理論體系，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原文與注釋
夫“文心”者1，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2，王孫《巧心》3，“心”哉美矣4，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5，豈取騶奭之群言“雕龍”也6？夫宇宙綿邈7，黎獻紛雜8；拔萃出類9，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10；騰聲飛實11，製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12，稟性五才13，擬耳目於日月14，方聲氣乎風雷15；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堅16，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17。豈好辯哉？不得已也18。
〔注釋〕
1 “文心”：陸機《文賦》：“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
2 涓（juān捐）子：即環淵，《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他是楚國人，著書上下兩篇，闡述道家的學說；《漢書·藝文志》稱他的著作為《蜎（yuān冤）子》，也就是這裡所說的《琴心》。
3 王孫：是姓，名不傳。《漢書·藝文志》稱他的著作為《王孫子》，一名《巧心》，屬儒家。清人嚴可均、馬國翰都有輯本。
4 “心”哉美矣：可能有雙關的意思：一方面說“心”這個詞適宜於用作書名：一方面也暗示“心”這個器官在寫文章時有很大作用。
5 縟（rù入）：繁盛，這裡是指文采的豐富。
6 騶奭（zōushì鄒市）：戰國時齊國學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齊人稱頌他為“雕龍奭”，意思是說他的文採好像雕刻龍的花紋一樣。但劉勰用“雕龍”二字做書名，主要因為文章的寫作從來都注重文采，不一定用騶奭的典故。
7 綿、邈（miǎo秒）：都是長遠的意思。
8 黎獻：眾人中之賢者。黎：眾人。獻：賢者。
9 拔萃：才能特出。《孟子·公孫丑上》：“出乎其類，拔乎其萃。”
10 性靈：指人的智慧。不居：很快就過去，居：停留。
11 騰聲：名聲的流傳。騰，躍起。實：指造成其名聲的事業。
12 肖貌天地：《漢書·刑法志》：“夫人宵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師古註：“宵，義與肖同。”肖：相似，這裡有象徵的意思，如下面所說耳目象徵日月之類。有：當作“人”。
13 稟：接受，引申為賦性。五才：即五行，指金、木、水、火、土。古代某些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用這五種物質的配合來說明各種事物的產生，有時也聯繫到人的喜、怒、哀、樂等性情的變化。《程器》篇說：“人稟五材。”
14 擬耳目：《淮南子·精神訓》中說：“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
15 方：比。
16 逾：超過。
17 樹德建言：《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載穆叔的話：“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劉勰只說到德和言，也包含功，但重點則是強調立言的不朽。
18 “豈好辯”二句：這是借用孟子的話：“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
予生七齡1，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采之。齒在逾立2，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3，隨仲尼而南行4；旦而寤5，乃怡然而喜6。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贊聖旨7，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8，弘之已精9，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10；五禮資之以成11，六典因之致用12，君臣所以炳煥13，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14；辭人愛奇15，言貴浮詭16；飾羽尚畫17，文繡鞶帨18；離本彌甚，將遂訛濫19。蓋《周書》論辭20，貴乎體要21；尼父陳訓22，惡乎異端23；辭訓之異24，宜體於要25。於是搦筆和墨26，乃始論文。
〔注釋〕
1 七齡：劉勰大約生於公元465年左右，他七歲就是471年左右。
2 逾立：過了三十歲，即494年以後。立：三十歲。《論語·為政》：“三十而立。”立，有所成就。
3 丹：紅。禮器：祭器，指籩（biān邊）豆。籩是竹製的，豆是木製的。
4 仲尼：孔子的字。南行：捧著祭器隨孔子向南走，表示成了孔子的學生，協助老師完成某種典禮。
5 寤（wù悟）：醒。
6 怡（yí宜）：快樂。
7 敷（fū夫）：陳述。贊：明。
8 馬：指馬融，東漢中年的學者，曾為《周易》、《詩經》、《尚書》、《論語》等經書作註解。鄭：鄭玄，馬融的學生，也曾為《周易》、《詩經》等作註解。他們二人成為後漢注經的典範。
9 弘：大，指發揚光大。
10 條：小枝。枝條是對根而言，劉勰認為經典是文章的根本，這個觀點在《徵聖》、《宗經》篇已作具體闡述。
11 五禮：指吉禮（祭禮等）、凶禮（喪吊等）、賓禮（朝覲等）、軍禮（閱車徒、正封疆等）、嘉禮（婚、冠等），見《禮記·祭統》鄭玄注。
12 六典：見《周禮·大宰》，包含治典（近於後代吏部的工作）、教典（近於後代戶部的工作）、禮典（近於後代禮部的工作）、政典（近於後代兵部的工作）、刑典（近於後代刑部的工作）、事典（近於後代工部的工作）。典：法度，這裡指國家的政法制度等。
13 炳煥：和下句“昭明”意同，都有明辨清楚的意思，這裡指君臣的作用和軍國大事都更上軌道。
14 文體解散：和《定勢》篇的“文體遂弊”意近，指文章體制敗壞。
15 辭人：辭賦家。本書常以“詩人”和“辭人”並舉，用“辭人”泛指走入歧途的作家。
16 詭（guǐ軌）：反常。
17 飾羽尚畫：《莊子·列禦寇》記顏闔（hé河）批評孔子說：“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郭象註：“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將然。飾畫，非任真也。”這裡借喻文辭的過於華麗。
18 鞶（pán盤）：束衣的大帶。帨（shuì睡）：佩巾。《法言·寡見》：“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
19 訛（é俄）：偽。
20 《周書》：指《尚書》中的《周書》。
21 體要：《周書·畢命》：“辭尚體要，不惟好異。”體：體現。要：要點。異：指奇異的文辭。
22 尼父：指孔子。
23 異端：《論語·為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鑽研。異端：指違反儒家思想的觀點學說。
24 辭：指上引《尚書·畢命》的說法。訓：指上引孔子的說法。
25 體：指體會、體察。
26 搦（nuò諾）：持，握。
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魏文述《典》1、陳思序《書》2、應瑒《文論》3、陸機《文賦》4、仲洽《流別》5、宏范《翰林》6，各照隅隙7，鮮觀衢路8。或臧否當時之才9，或銓品前修之文10，或泛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11。魏《典》密而不周12，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13，《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14，吉甫、士龍之輩15，泛議文意，往往間出16，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17。不述先哲之誥18，無益後生之慮。
〔注釋〕
1 魏文：魏文帝曹丕。《典》：他著有《典論》一書，今僅存《論文》、《自序》等篇。在《論文》中，他對“建安七子”作了評價，對文體、文氣等作了論述，是我國文學理論史上最早的專論之一。
2 陳思：陳思王曹植。《書》：指他的《與楊德祖書》，其中除評論當時作家外，還表達了他對文章修改工作的重視等。楊德祖，名修，當時的作家之一，曹植的好友。
3 應瑒（chàng唱）：“建安七子”之一，他的《文論》今不存。現在尚存的《文質論》，和文學沒有什麼關係，不是劉勰這裡所說的《文論》。
4 陸機：西晉文學家。《文賦》：是繼《典論·論文》之後的又一文學理論專著，不過《論文》的內容偏重於批評論方面，《文賦》則偏重於創作論方面。
5 仲洽（qià恰）：摯虞的字。他是西晉學者。《流別》：摯虞曾選文為《文章流別集》，對所選文體各為之論，成為《文章流別論》。這裡是指《文章流別論》。全書今不傳，張溥（pǔ普）、嚴可均、張鵬一等人均有輯本。
6 宏范：李充的字。他是東晉學者。《翰林》：指他的《翰林論》，今不全，嚴可均編《全晉文》卷五十三中輯錄了部分殘文。
7 隅隙（xī細）：指次要的地方。隙：孔穴。
8 衢：大路。
9 臧否（pǐ匹）：褒貶。
10 銓（quán全）：衡量。品：品評。
11 撮（cuō搓）：聚集而取，這裡指內容的摘要。
12 周：全。
13 巧：《梁書·劉勰傳》作“功”，指功用。譯文據“功”字。
14 君山：桓譚的字。他是東漢初年學者，他所著《新論》中偶然有關於文學方面的論點。公幹：劉楨的字。他是“建安七子”之一，他論文的著作今不傳，但在《文心雕龍》中有兩處（《風骨》、《定勢》）引到他對於文學的意見。
15 吉甫：應貞的字。他是西晉學者，他的有關文學論著今不傳。士龍：陸雲的字。他是西晉文學家，他對文學的一些主張大都表達在給其兄陸機的信里（見《陸士龍集》）。
16 間出：偶然出現，這裡是說桓、劉等人偶然有論文的話，也偶然有中肯的話。
17 “並未”二句：這裡是拿枝葉和波瀾比喻作品的辭藻，拿根和源比喻作品所應依據的儒家學說。
18 誥（gào告）：教訓。
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1，師乎聖2，體乎經3，酌乎緯4，變乎騷5；文之樞紐6，亦云極矣7。若乃論文敘筆8，則囿別區分9；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10，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11。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采12，籠圈條貫13：摛神、性14，圖風、勢15，苞會、通16，閱聲、字17；崇替於《時序》18，褒貶於《才略》19，怊悵於《知音》20，耿介於《程器》21；長懷《序志》22，以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23。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24；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注釋〕
1 本乎道：本書第一篇《原道》，說明文本於道。道：指自然之道，也就是客觀事物的規律或原則。
2 師乎聖：本書第二篇《徵聖》，說明聖人和文章的關係。劉勰認為聖人是能認識自然之道的先知先覺，因此，文學創作要向這些聖人學習。
3 體乎經：本書第三篇《宗經》，說明文學創作應該根據儒家經典，因為這些經典是聖人闡述自然之道的著作。
4 酌乎緯：本書第四篇《正緯》，說明緯書的不可信，但其文辭也有可參考之處。緯書是漢人偽造的關於符籙瑞應的著作，曾一度和經書並列。
5 變乎騷：本書第五篇《辨騷》，是專門評論《楚辭》的。自此以下的二十一篇，是就各種文體分別進行論述。《辨騷》的性質和前四篇不同，而與後二十篇相近。
6 樞紐：關鍵。
7 極：追究到底。
8 文：指講究音節韻律的作品。筆：指不講音節韻律的作品。從本書第五篇《辨騷》到第十三篇《哀弔》中所論文體是“文”類，第十四篇《雜文》和第十五篇《諧隱》介於“文”、“筆”之間，第十六篇《史傳》到第二十五篇《書記》是“筆”類。晉宋以後漸漸興起“文”、“筆”之分，劉勰在《總術》篇曾論述到這個問題。
9 囿（yòu右）：園林，這裡和“區”字同指寫作的領域。
10 章：明。
11 統：總和、根本的，引申指體裁的基本特徵。
12 割情析采：本書第三十一篇《情采》，論述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的關係。情是感情，采是文采，分析指內容和形式。此外，如《風骨》、《熔裁》、《附會》等篇，也是從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來進行論述；因此，這裡以“割情析采”來概括下篇的主要內容。
13 籠圈：包舉的意思。條貫：條理。這兩句是指從內容和形式的分析中歸納出理論來。
14 摛（chī吃）：發布，引申為陳述。神：本書第二十六篇《神思》論述創作的構思問題。性：本書第二十七篇《體性》論述作品的風格和作者個性的關係。
15 圖：描繪，引申為說明。風：本書第二十八篇《風骨》論述對文意和文辭的要求。勢：本書第三十篇《定勢》論述作品的體裁和體勢的關係。
16 苞：通包。會：本書第四十三篇《附會》論述對作品內容和文辭的規劃整理問題。通：本書第二十九篇《通變》論述文學的繼承和革新問題。
17 閱：檢查。聲：本書第三十三篇《聲律》論述作品的音節韻律問題。字：本書第三十九篇《練字》論述運用文字問題。
18 崇替：盛衰，指論述文學的盛衰。《時序》：本書第四十五篇《時序》論述文學發展的盛衰和時代的關係。
19 褒貶：讚揚與指責，這裡指評論。《才略》：本書第四十七篇《才略》論述歷代主要作家的創作才華。
20 怊悵（chāochàng抄唱）：悲恨、慨嘆。《知音》：本書第四十八篇《知音》慨嘆知音的難得，說明怎樣才能正確地進行文學批評和欣賞。
21 耿（gěng梗）介：正大光明的意思。《程器》：本書第四十九篇《程器》論述作家的品質問題。
22 長懷：申述作者的情懷。長，引長。《序志》：說明作者寫這部書的用意和全書的安排。
23 毛目：指概貌，和上文“綱領”略同。毛：粗略。
24 大易：范文瀾註：“大易，疑當作大衍。”《周易·繫辭上》說：“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意為推演天地之數，共有五十。京房認為五十包括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馬融認為指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均見孔穎達《周易正義》卷七）。《文心雕龍》全書五十篇，除《序志》外，論文的共四十九篇。
夫銓序一文為易，彌綸群言為難1。雖復輕采毛髮2，深極骨髓3，或有曲意密源4，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5，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6；擘肌分理7，唯務折衷8。按轡文雅之場9，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10，聖人所難；識在瓶管11，何能矩矱12？茫茫往代，既沈予聞13，眇眇來世14，倘塵彼觀也15。
〔注釋〕
1 彌綸：這個詞全書曾用到六次，如《原道》篇說“彌綸彝（yi宜）憲”，《附會》篇說“彌綸一篇”等。這是由《周易·繫辭上》中所說“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來的。彌：彌縫補合。綸：經綸牽引。兩字連用有綜合組織、整理闡明的意思。
2 毛髮：比喻創作中的枝節，即詞藻方面的問題。
3 骨髓：比喻創作上的根本問題，如文原於道、徵聖、宗經等。
4 曲意密源：指深微隱曲的道理。曲：曲折隱微。密：深密隱曲。
5 雷同：《禮記·曲禮上》：“毋雷同。”鄭註：“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
6 不屑：不顧、不問的意思。
7 擘（bai掰）肌分理：張衡《西京賦》中曾說：“剖析毫釐，擘肌分理。”（《文選》卷二）指剖析的精細。擘：剖。理：肌理，指肌肉的紋理。這裡是比喻對文學理論的分析。
8 折衷：即折中。折是判斷，中是恰當。
9 文雅之場：和下句的“藻繪之府”都指創作領域。按轡（pei佩）：和下句的“環絡”都指在文壇上活動。轡：馬韁繩。絡：馬籠頭。
10 言不盡意：《周易·繫辭上》：“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11 瓶：指小的容器。《左傳·昭公七年》：“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杜註：“挈瓶，汲者，喻小知。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挈，提，用小瓶提水，喻智力短小。管：《莊子·秋水》：“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窺：看。從竹管中看天，喻見識極狹窄。
12 矩矱（yuē曰）：指文學的法則。矩：匠人的曲尺。矱：度量用的尺子。屈原《離騷》：“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
13 沈：深入，指自己學識的加深。
14 眇眇（miǎo秒）：遙遠。
15 倘：或許。塵：污。這是劉勰自謙之詞。
贊曰：生也有涯1，無涯惟智。逐物實難2，憑性良易3。傲岸泉石4，咀嚼文義5。文果載心6，余心有寄。
〔注釋〕
1 涯（yá牙）：邊際。《莊子·養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同智）也無涯。”
2 逐物：指理解、掌握事物。
3 性：指自然的天性。《荀子·正名》：“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楊倞註：“和，陰陽沖和，氣也。事，任使也；言人之性，和氣所生，精合感應，不使而自然，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若耳目之精靈與見聞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劉勰在這裡強調“憑性良易”，和他在本篇前面所講“亦已靈矣”的“秉性”有關，也和其自然之道的基本文學觀點有聯繫。
4 傲岸：不隨和世俗，即任性；這裡也有無所拘束的意思。鮑照《代輓歌》：“傲岸平生中，不為物所裁。”（《鮑參軍集》卷二）泉石：指隱居山林生活。
5 咀（jǔ舉）嚼：細細品味。
6 載心：表達其心意。
白話譯文
這部書所以稱為“文心”，因為是說明在寫作文章時的用心的。從前涓子曾寫過一部《琴心》，王孫子也曾寫過一部《巧心》，可見“心”這個詞好得很，所以用做這部書的書名。自古以來的文章都是用繁麗的文采寫成的；現在用“雕龍”二字來稱這部書，並不僅僅是由於前人曾用以稱讚過騶奭富有文采的緣故。宇宙是無窮無盡的，人才則代代都有；他們所以能超出別人，也無非由於具有過人的才智罷了。但是時光是一閃即逝的，人的智慧卻不能永遠存在；如果要把聲名和事業留傳下來，主要就依靠寫作了。人類的形貌象徵著大地，又從五行里取得自己的天性；耳目好比日月，聲氣好比風雷。他們能超過一切生物，可算是靈異不過的了。但是人的肉體同草木一樣脆弱，而流傳久遠的聲名卻比金石還要堅固，所以一個理想的人活在世上，應該做到樹立功德，進行著作。我難道是喜歡發議論嗎，實在是不得已呀。我在七歲的時候，曾經夢見一片像織綿似的雲彩，就攀上去採取它。到了三十多歲的時候，又夢見自己捧著紅漆的祭器，跟著孔子向南方走；早上醒來，心裡感到非常高興。偉大的聖人是多么不容易見到，他居然託夢給我這個無名小卒！自從有人類以來，從沒有像孔子這樣的聖人。因此我想到，要闡明聖人的思想，最好是給經書作註解，但是馬融、鄭玄這些前代學者，在這方面的發揮已很精當，即使我再有什麼深入的見解，也不足以自成一家。不過想到文章的作用這點，確實是經書的輔佐。各種禮儀要靠它來完成，一切政務也要用它來實施；乃至君臣之業也賴以煥發光彩，軍事國政也藉以發揚光大。仔細追溯一下它們的根源，沒有一件不是從經書上發展而來的。可是後世離開聖人太遠了，文章體制逐漸敗壞。有些作家只是喜歡新奇，一味追求浮淺怪異的文辭，就像在已經華麗的羽毛上再加文飾，在巾帶上再繡以花紋一樣，使文章越來越離開根本，最後就會走向錯誤而漫無節制的道路。《尚書·畢命》中講到文辭問題，曾經說過應該抓住要點；孔子教育學生，也曾說過不要去搞不正確的學說。《尚書》和孔子的說法有所不同，但應該注意領會其主要精神。於是我就提筆和墨，本著這種精神來論文。 細讀近來討論文章的著作，那是很不少的：如曹丕的《典論·論文》，曹植的《與楊德祖書》，應場的《文論》，陸機的《文賦》，摯虞的《文章流別論》，李充的《翰林論》等，大都只接觸到文章的某些方面，而很少能從大處著眼。他們有的讚美或指責當代的作家，有的評論前人的作品，有的泛泛指出文章意旨的雅正和庸俗，有的對某些作品的內容作了簡括的敘述。曹丕的《論文》比較細密，但不完備；曹植的《與楊德祖書》頗見辯才，不過不一定恰當；應瑒的《文論》是華麗的，可是比較空疏簡略；陸機的《文賦》講的雖巧妙，卻又嫌它瑣碎雜亂；《文章流別論》的內容是精湛的，可惜用處不大；《翰林論》比較淺薄，不得要領。此外像桓譚、劉楨、應貞、陸雲等人，也泛論過文章的意義，有時或許有較好的意見提出來。但他們都沒有能從樹木的枝葉尋找到根本，從水的波瀾追溯到發源的地方。由於他們未能很好地繼承過去聖賢的教導，因此對後代的人也不能給予多少幫助。
這部《文心雕龍》的寫作，是從自然之道出發，以聖人為師，根據經典，參考緯書，並且尋究《楚辭》以下的變化。這樣對於文章的主要關鍵，是可以搞透徹的。至於各種文章的體裁，有屬於“文”的，有屬於“筆”的，都分別指出它們的異同。對於每種文體，都追溯它的起源，敘述它的演變，說明體裁名稱的意義，並舉幾篇代表作品加以評論，從闡述寫作道理中總結各種文體的基本特點。按照這樣，在本書的上篇裡邊已經把文章的主要類別都說清楚了。下面再從分析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方面，概括出理論的體系：陳述了“神思”和“體性”問題，說明了“風骨”和“定勢”問題，包括了“附會”以上、“通變”以下的一系列問題，還考察了從“聲律”到“練字”等具體問題；此外，又以《時序》篇論述了不同時代文章的盛衰，以《才略》篇指出歷代作家文學才華的高低，在《知音》篇十分感慨地說明正確的文學評論之不易，在《程器》提出道德品質和政治修養對作家的重要；最後，用《序志》篇敘述自己的志趣，作為全書的總結。這樣，就在本書下篇裡邊，把文學創作和評論的種種具體問題都大致講到了。安排內容，確定篇名，一共寫了五十篇，恰好符合“大衍”的數目；其中討論文章本身的，只有四十九篇。
評論一篇作品，那是比較容易的，但要綜合評論許多作品，就比較困難了。雖然這本書中對文章的表面細節講得很少，而對重要的問題深入地進行了探討，但是仍有某些曲折細微的地方，好像就在眼前，卻又溜到遠處去了；因而論述中未能表達出來的，也就很多了。至於已經寫到書中的意見，有些和前人的說法差不多，並不是有意隨聲附和，而是事理本身不可能有別的說法；有些和前人的說法不同，這也不是隨便提出異說，因為按照道理是無法贊同舊說的。所以，無論與前人相同或不同，並不在於這些說法是古人的還是今人的，主要是通過具體分析，力求找出不偏不倚的正確主張來。作者馳聘在文壇之上，揮灑於藝苑之中，有關問題這裡差不多都談到了。不過語言不易把意思完全表達出來，這是聖人也感到困難的；何況我的見識這樣淺短，怎能給別人立起什麼法度呢。從歷代的著作中，我已深受教益；對於未來的讀者，這部書也許能供他們參考。
總之，人生有限，學問卻無邊無際。要理解事物的真象，的確是有困難的；憑著自然的天性去客觀地接觸事物，那就比較容易了。因此，要如無拘無束的隱居者那樣，才能細細體會文章的意義。如果這部書能夠表達自己的心意，我的思想也就有所寄託了。
內容分析
全篇分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說明命名《文心雕龍》的用意，以及所謂“君子處世，樹德建言”的必要。
第二部分講劉勰為什麼要寫這本書，主要是企圖闡發儒家經典來糾正當時文壇上追逐浮華新奇的不良風氣。
第三部分評論魏、晉以來的文論著作，認為各家共同的缺點是沒有抓住文學評論的“根”、“源”。
第四部分介紹全書基本內容的安排。
第五部分表明自己評論作家作品和闡述文學理論的態度。
本篇所論說明，劉勰對儒家思想是十分尊崇的。他認為“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說魏、晉以來各家的文論，“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這個“根”、“源”，就是符合“先哲之誥”的思想內容。這種觀點，一方面對他在全書中進行的評論帶來了嚴重的局限，劉勰正是常常把文章當做“經典枝條”，用“先哲之誥”來衡量作家作品的；另一方面，在“辭人愛奇，言貴浮詭”的風氣下，大力強調儒家思想以糾其偏，這又是當時比較可取的途徑，劉勰正是以儒家思想為武器，對晉、宋以來的不良文風展開猛烈鬥爭的。此外，本篇對《文心雕龍》書名的解釋，對安排全書內容的說明，為我們理解和研究《文心雕龍》的理論體系，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編輯本段解讀
劉勰在《序志》篇中提到“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的目的在於揭示《文心雕龍》的主旨是解決文質關係的，具體到六朝文學就是質不勝文、文質不協調的問題，而“文體解散”則是它的主要表現形式。同時《文心雕龍》在寫作體例上又不同於子書、“近代文論”和經學家的注經著作，它融“彌綸群言”和“研精一理”於一體，實現了理論的概括性和針對性的統一。
《序志》位列《文心雕龍》末篇，在全書中起到了提綱挈領的總結作用，歷來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和關注。在此篇文章中劉勰賦予《文心雕龍》以何種文學思想主張和個人的理想追求，以及如何定位它的著述體例和性質，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道必須跨越的障礙。儘管前人已提供了諸多求證的方法，但其中仍有言猶未盡的地方，下面試析出“丹漆之禮器”和“論”兩個概念，從此出發對《序志》篇作一管中窺豹式的分析。
丹漆之禮器
1．“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解
解決文壇弊病是劉勰寫作《文心雕龍》的根本出發點，而這也成為他追求聲名流傳的個人抱負的落腳點，在《序志》、《諸子》篇中他很自然地流露了這種傾向：
歲月飄忽，性靈不居；滕聲飛實，製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渝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序志》）
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彰。惟英才特達，則炳耀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諸子》）
通過“立言”達到不朽這種觀念由來已久，《左傳》中就有了“三不朽”之說，曹丕則進一步表達了通過著述達到“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的強烈意願。值得注意的是，劉勰的“垂文”、“立言”、“建言”多與“樹德”、“立德”相提並論，立言以樹德不是一般的文章所能達到的高度，只有孔孟這樣的聖人才能做到。可見劉勰對《文心雕龍》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的文學抱負實在不淺，而這種自信建立在他對六朝文學弊病深切著明的洞察基礎之上的。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追求功名德行的原動力，激勵劉勰去完成《文心雕龍》這部著作。而孔子刪經立體的集大成精神正是劉勰需要繼承和實踐的，他推崇孔子，以孔子繼承人自居，依據就在文學現實。
劉勰在《序志》篇提到曾經夢見自己“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日本學者戶田浩曉指出劉勰的這個夢“表示只有他自己才是當代聖人之道自覺的繼承人和宣傳者”，可謂切中肯綮。此處的“丹漆之禮器”，《文心雕龍札記》注為“蓋籩豆也”，大概是指籩豆、觴、瑚璉、俎一類用來祭祀的禮器。我們知道古代的禮法制度等級森嚴，禮儀活動莊嚴肅穆，用來祭祀的禮器大多沒有華美的雕飾，《禮記·郊特牲》認為“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朴也，貴其質而已矣”，《鹽鐵論·散不足》則指出古代事事崇尚節儉，“唯瑚璉觴豆而後雕文彤漆”（古代“彤”、“丹”經常通用） ，只有禮器才稍加裝飾。《孔子家語》則記載孔子求卦，僅僅因為得到一個賁卦就感到十分不高興。孔子認為“賁卦”過分強調華美的雕飾，不是“正色之卦”，並說“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不受飾”並不是不加修飾，專家指出漢代出土的漆器絕大多數裡面是朱紅色，外面是黑褐色的，由此可見，“丹漆之禮器”儘管十分樸質，但也是有所修飾，只不過修飾的十分樸素而已。《文心雕龍》在處理文質關係時繼承了這一美學原則，“斟酌乎質文之間”（《通變》），堅持質先於文，文質並重，強調先天本然之美與後天文飾之美的結合，比如在《情采》篇提出“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革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文”要附“質”才能存在；“質”也必須有相宜的“文 ”來表達自己。劉勰“執丹漆之禮器”就是要解決六朝文學文質不和諧這一問題。
2．“文體解散”是六朝文學質不勝文的集中體現
其實不只是劉勰，與他生活年代相近的裴子野、顏之推也看到了六朝文學作品中文與質不協調的現象，但三者在對當時文學弊病的認識和解救弊病的途徑問題上又有所區別。為論述方便，茲錄三人觀點如下：
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為詩，既行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棄指歸而無執……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淫文破典，裴而為功。（裴子野《雕蟲論》）
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甚去泰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宜以古之體制為本，今之辭調為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顏氏家訓·文章》）
“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 鞶帨 離本彌甚，將遂訛濫”（《序志》）
六朝文學的弊病在於它的枝葉大過了主幹，乾弱枝強，文人追新逐奇，崇尚浮淺怪異的語言，過分重視辭藻的修飾。裴子野以道學家的眼光審視這一文學現象，不懂得也不願意接受文學新變所帶來的鮮活氣息，把文學視為雕蟲小技，滿足於為儒家經典做離章析句的注釋工作，他的文學觀念簡單、粗暴，一味復古，開歷史倒車。顏之推雖然意識到了改革文學體制的必要性，這與劉勰的觀點相近，但他又感到“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甚去泰耳”，鑒於文學新變力量的強大和文學時尚的十分流行，他整頓文學體制的想法又有所保留，主張先革除文學的繁枝茂葉，使之不要過度的泛濫（“去甚”、“去泰”）。而劉勰則沒有迴避“文體解散”這一文壇現狀，《詮賦》批評“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情采》說到“後之作者，采濫乎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制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定勢》提及“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返，則文體遂弊”，劉勰也談到了“去甚”、“去泰”的問題，提出“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之夸而有節”（《誇飾》），但他正末和歸本並舉，大力宣揚“體要”的觀點，極力反對“訛體”、“變體”。在此基礎上提出“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的主張。可以說“文體解散”是六朝文學中文質關係混亂的集中體現，它是劉勰提出“體要”理論的現實依據，也是《文心雕龍》提出一系列問題的根本出發點。
論
今人程千帆先生在《程氏漢語文學通史》一書中提出《文心雕龍》是“劉勰的子書”的觀點。筆者認為這一說法與全書的主體內容不符，更與劉勰的初衷有出入。仔細通讀全書，可以看出劉勰傾向於將《文心雕龍》歸為“論”體，同時他又賦予它以獨特的“論”體特徵，即它是“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的。這一定義既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論”，也有別於戰國、兩漢時期的子書。這一點我們可以在《序志》、《論說》和《諸子》中找到明確的答案，先來說諸子散文與《文心雕龍》的異同。
1．《文心雕龍》與諸子散文
首先，論作為“述經”的文體，它在源頭上就與子書不同，劉勰認為春秋時期的老子和孔子二人即是“經子異流”（《諸子》）的分水嶺，他甚至抬出《論語》，把它作為以“論”命名的“論體”的開端。實際上《論語》的“論”字是“論纂”的意思，與議論文根本不相關聯，而且《論語》早在東漢時期就被確立為“經”。《文心雕龍》硬是要把它歸屬到“述經”的傳注體（相對經書而言）中，一方面的原因是劉勰沿襲了傳統的觀念，認為孔子是“素王”，如章學誠所說“大抵為典為經皆是有德有位……夫子有德無位……故《論語》、《孝經》皆為傳而非經”，更主要的恐怕在於劉勰認為孔子的功績就在“述訓”、“述經”，這是孔子能夠集大成的基礎。劉勰以述經為己任，他的內心深處是以孔子為人生理想的榜樣的，所以他很自然地把孔子門人輯錄的《論語》作為同屬“論體”的《文心雕龍》的淵源，這是在“溯源流”的方面為《文心雕龍》的集大成思想找依據。可以說儘管有些地方與事實不符，他還是有意為之，可見劉勰寄予《文心雕龍》以很大的期望。
其次，《文心雕龍》與子書在內涵上不同。儘管一個主張“博明萬事”，一個追求“彌綸群言”，兩者在內容的包容性和廣延性上具有相似性，都貴博尚通。但諸子往往以“萬事”為宗，“蔓延雜說”（《諸子》），內容駁雜卻又大而無當，缺少焦點關注和理論的針對性。有鑒於諸子散文的這一不足，劉勰加強了論述的理論和現實針對性，《文心雕龍》“彌綸群言”的目的就在於“適辨一理”，它將“博見”和“貫一”合而為一，“博見”是“饋貧之糧”，它有助於拓寬學術視野，補救見識的貧乏；“貫一”是“拯亂之藥”（《神思》），能夠“救濟時病”、“裨補時缺”，劉勰針對六朝文學弊病開出的藥方就是宗經體要。“博見”的目的在“能一”，“博而能一”這既體現了劉勰一貫的集大成思想，又彰顯了他濃厚的現實主義人文關懷。劉勰始終心繫當代文壇，《文心雕龍》討論的一系列問題都以解救文壇弊病為旨歸，突出了理論的現實針對性。基於上面的理解，我們也就不會認同清代學者李安民以“彌綸群言”為劉勰的“自命”這一偏頗的認識了。
2．《文心雕龍》與“近代論文”
“近代文論”中不論是李充《翰林論》的“論貴於允理”（《太平御覽》卷五百九十五）、曹丕《典論·論文》的“書論宜理”，還是《文賦》的“論精微而朗暢”（李善註：論以當為宗）、蕭統《文選序》的“論則析理精微”，與《文心雕龍》相同的地方在於它們關注的焦點都是“研精一理”，把研究“為文之用心”作為自己的立腳點。但同中有異，儘管大家都“以當為宗”，劉勰認為“近代文論”的“研精一理”沒有結合文學現狀，這樣的文論往往成了“無益後生之慮”的“泛議文意”，缺乏理論生成的現實針對性。劉勰祭出的“體於要”這一撒手鐧成為它與“近代文論”最大的一個差別。《文心雕龍》有別於傳統文論的另一個因素在於它是“折中”原則基礎上的“研精一理”，劉勰摒棄比較容易撰寫的“銓序一文”，力主“彌綸群言”，努力搜求各種意見，綜合各家觀點，始終強調論的包容性。《文心雕龍》的包容性極強，各種文體盡納其中，史、論、評、注熔於一爐，《神思》、《風骨》、《聲律》諸創作方法交相輝映。不論是論述內容還是論述方法、篇章體例，《文心雕龍》都大量繼承了前代文論、文學、學術的精華。我們知道劉勰的“文體論”大致有四個組成部分：（1）“釋名以彰義”、（2）“原始以表末”、（3）“選文以定篇”、（4）“敷理以舉統”。郭紹虞認為其中的“ 1、4項同陸機，而疏解稍詳”，“2項同摯虞而論述較備”，“3項又略同《典論》、李充《翰林論》而評斷較充分”。可見《文心雕龍》是建立在前人基礎上的集大成之作，它的“論”體既“精”又“博”，做到了理論的針對性和包容性的統一。
3．《文心雕龍》與今古文經學
劉勰在《序志》篇提到“敷贊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要闡明聖人的思想，最好的途徑是給經書做註解，但是東漢的馬融、鄭玄等大儒已經作了精深的闡述，劉勰感到自己未必能超過他們，成就一家之言。其實這只是謙辭，不能做實理解。我們知道儘管漢代的今古文之爭在南朝餘響猶存，但它已不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士大夫文人已經能夠超然地對待這一論爭了。我們無法把劉勰定位為其中的某一派，通觀《文心雕龍》，我們只能說劉勰在這場論爭中稍微傾向於古文經學。首先，他肯定了古文經學家毛公、孔安國、鄭玄、馬融的注經事業，認為“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要約朗暢，可為式矣”（《論說》）。與今文經學支離蔓衍、瑣碎繁雜，一部經書章句少則幾十萬，多則上百萬的情況相比，古文經學治學嚴謹，註解相對簡潔明晰，比較能夠被人接受和理解。但是今古文經學在專事注經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這種專注經書的“章句之學”自東漢後期就漸漸為文人學者所拋棄，即便是鄭玄也被批評為“通人頗譏其繁”（《後漢書·張曹鄭列傳》）。“通人”成為塑造知識分子的樣板，為時流所追捧，南朝劉宋時期的范曄在《後漢書》中羅列了許多“通人”學者：王充“好博覽而不守章句”，盧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桓譚“博學多通，遍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這種潮流在齊梁時期依然十分流行，《顏氏家訓·勉學》稱“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為貴，不肯專儒”，裴子野《雕蟲論》則稱“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受此學風影響，劉勰雖然沒有否定馬鄭諸儒的注經，他在《書記》等篇中甚至花費很大精力進行文字訓釋工作，但他“反對繁瑣的‘章句之學'…連專事註解也不贊成”。鄭玄他們的“章句之學”已不合時宜，不為時用，再也不能承擔起在六朝“敷贊聖旨”的重任了。而要繼承孔子的集大成精神，做到“述經敘理”、“述聖通經”，行“門人追記”（《論說》）之功，在劉勰看來主要途徑就是“論文”，做到“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論說》），這才是“論家之正體”（《論說》）。可以說所處時代的不同，所面臨的文學現實的差異以及個人理想追求的異趣決定了他不能因循馬融、鄭玄的注經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