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觀
P.J.蒲魯東
中國早期改良主義者容閎現代改良
于光遠任老表示基本同意這些觀點。他指出：“政治改革就是走向和實現社會民主和法治。現代民主不光是為民作主，為民作主比不為民作主好，但不夠，還得由民作主。光是愛民親民為民，這還可能是古代就有的民本思想，現代的民主必須是由民作主，由民與為民有本質區別，由民作主指的是人民、民眾是社會、國家的真正主人。”
在談到政治改革和輿論監督的關係時，任老說： “政治改革要達到民主，同時政治改革也是靠民主推動去實現，沒有民主就不可能進行真正的政改。其中很重要的標誌就是開放輿論，實現人民的監督。輿論不開放，失去監督，腐敗得不到遏制，政改也推行不了。”
論及政治改革和民主法制的關係時，任老說：“我最近的談話說我國的民主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但是要借鑑西方經驗。民主也有共同本質，如三權分立，我們不好照套他們的制度，但三個方面的互相制衡機制還是要的。”
“現代民主是與法治和現代法制結合一起的，沒有人民民主，不可能有人民的法制，沒有現代法制，也就不可能有現代民主。報紙上常說以法治國，應是依法治國，不能只是政府以法治民，而是共同守法，政府首先要依法。說以德治國就更不通了，道德的功能是教育，是自覺遵守，應該是依法治國，以德育民。”
“要實現民主與法治，必須反對封建專制，我們的同志（包括本人）都存在多多少少的封建思想，就不能說當今中國社會封建專制僅僅是個殘餘。中國特色就是專制。”
“改革要靠體制內，也要靠體制外；要靠民眾，更要靠上層領導的決心和智慧。總之，是要上下結合，內外結合。我們老人應當發生作用，但關鍵還是青年。廣大青年起來推動改革更有效。”
起源
2005年4月3日，任老再次到廣州南沙開發區，參加學會以“構建和諧廣東”為題的研討會。學會同志率先發言，表達了對中國社會和諧問題的基本觀點。任老說：“要建立和諧社會，就要清除導致社會不和諧的因素。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在思想理論上的正本清源。消除各種妨礙和諧的思想觀念和錯誤的理論。我們現在的民主自由有了很大進步，比‘四人幫’時期言論自由多了，但仍要繼續進步。現在談到言論自由，就擔心產生自由化，什麼是自由化呢？毛主席說：‘化者，徹頭徹尾徹里徹外之謂也。’ 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自由就是愛乾什麼就乾什麼、為所欲為，這隻有皇帝才能做到，一般人沒有這個條件。據我所知，自由化先是蘇聯人提出的，一九五六年
毛澤東像“再說西化，中國特色，這些概念也要弄清楚。我們現在穿衣飲食以及玩樂，籃球排球桌球保齡球高爾夫球都是歐美來的，沒人反對。我們的許多新技術也是歐美來的，也沒有反對。為何一些文化，一些體制學習了歐美，就稱之為西化，非反對不可呢？我們首先要弄清的是科學或不科學，是文明還是落後。而不是哪個領域可以，哪個領域就不行。科學的東西，文明進步的東西是全球性的，是人類共同的財富。它是客觀規律的反映，不論發源在東方或西方，都應由各國共享。無論哪個國家都要歡迎，也必然要學習和吸納，不然就停滯落後愚昧。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歐洲人接受過去，大大促進科技進步。西歐人還學習了中國的科舉制度，政府對官員的管理制度。他們並沒有說這是東化而加以拒絕。新的科學技術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是人類的發明。
社會文化和社會制度也是一樣，比如說商品貨幣，市場貿易，這是人類社會必經之路。怎么說市場經濟就是西方的呢，中國的商品貨幣和貿易市場的出現形成，要比西方早得多，在司馬遷之前就有了。土地買賣，僱工，早就有了。我們中國對市場經濟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是有所貢獻的，只是後來落後了。怎么人家學我們的可以，我們學習人家的就不行，那么多清規戒律呢？
“說到中國特色，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大國，必然有自己的特點、特色。但用全面觀點看問題，共性寓於個性之中，個性包含著共性。我們講中國特色不能脫離世界共同的普遍規律，或通俗一點說，要合乎世界潮流。不承認這一點，離開科學，離開共同的客觀規律，搞特色，至少成了畫蛇添足，甚至是不科學的，違反客觀規律的。對經濟，政治，文化都應該這樣認識。”
在談及反封建時，任老強調： “中國最大的特色就是封建專制主義統治時間太長，流毒太深，稍有不慎就有反覆，決不能放鬆對封建主義思想的批判。表面上看封建沒了，但是在意識形態，特別是思想理論、政治、文化這些方面，屬於政治領域、上層建築領域裡的政治、法律，以及道德觀念上，這種封建決非殘餘。特別是上層建築領域的封建思想還是很頑固的。在某些公民權利的行使方面，我看進步不大。”
在談及蘇聯對中國的影響時，任老指出： “列寧在共青團代表大會上曾經講過：我這一代人共產主義是看不到了。你們這一代不僅可以看到，而且可以參加建設共產主義。列寧估計得太簡單了……赫魯雪夫認為已經是發達的社會主義了，再過十年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了。赫魯雪夫估計過快了。毛主席也有過類似失誤，想比蘇聯還快，十年趕英國，十五年超美國，說進了共產主義，我們先不要宣布，讓他宣布。所以，放了很多假衛星，他沒有批判，認為好。他提出，我們糧食多了怎么辦？他也認為是可能的嘛！對於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變化的困難，革命領導者們都估計不足。”
在談到需要理論創新、體制創新和構建和諧社會方面，任老認為：“構建和諧社會，需從當前社會實際出發，要順應世界潮流。孫中山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則亡。就是要順應世界發展的主流方向，現在如果有世界潮流的話，這就是人權、自由和民主。民主和自由是結合在一起的，要把民主法製作為和諧社會的第一內涵，把民主放在構建和諧社會的第一位。我們應該高舉民主的旗幟，不然，這個旗幟就給布希舉了，他成了
孫中山“自由有什麼可過敏的？民主有什麼可過敏的？民主沒有什麼錯，自由也沒有什麼錯，不自由莫如死嘛。不自由能有民主嗎？不民主能有自由嗎？這是不可分的嘛。人權有什麼不對的？這都成了過敏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正本清源。”
“我們講了幾十年的政治，何為政治？過去我們講政治就是階級鬥爭，斗得狠就是政治性強，就是與中央保持一致。孫中山有個解釋，政，就是大家的事，治，就是治理和處理，政治就是管理和處理大家的事。我們老是強調四個‘服從’：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都是‘服從’啊，你不服從不行啊，你不服從就不和諧啊。我認為少說了兩個服從：光服從黨中央不行，黨中央要服從黨的代表大會。黨的代表大會要服從誰呢？”說到這裡，任老斬釘截鐵、一字一頓地說：“黨代會要服從全國人民！要講六個‘服從’。黨代會開後，如果沒有得到人民的認可，那也不行啊。黨員才六千多萬，人民十三億，少數服從多數嘛。我覺得這些東西都要整理。”任老話音剛落，會場頓時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在談及“主權在民”時，任老的話更是擲地有聲： ‘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還應該加上：權為民所授”。 在談到社會啟蒙和公民意識時，任老說：“社會的發展和建設要靠政府，要靠民眾，必須重新啟蒙，提高公民意識，讓老百姓都知道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官員是公僕，不能公僕變成主人。
最後，任老總結道：“中國還是要搞新啟蒙運動，為什麼叫啟蒙運動呢？過去搞過啟蒙運動，但是蒙沒有啟開，現在沒有真正徹底啟開，還要啟蒙，不僅對人民啟蒙，不要光說人民的素質低，文盲多，啟蒙是包括愚昧的要啟蒙，當幹部的要啟蒙，當官的也要啟蒙，大家都有很多的問題沒搞清楚。實質是認識錯誤了，大家都知道什麼是真理，例如說公民，我小時候都受過公民教育，到後來國民黨搞黨國教育，不搞公民教育了。現在老百姓有知道自己是公民的嗎？都說我是老百姓。有時候領導幹部，當官的，訪貧問苦，為貧苦的老百姓送點紅包，米麵，慰問貧民，實際上那是拿的老百姓的錢買的。但是老百姓認為包青天啊，青天大老爺啊，感恩戴德，不知道自己的權利和地位。實際上民眾還是靠皇帝靠大救星的思想。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我看這個國際歌是對的。”
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時期的溥儀一 列寧對改革、改良和改良主義作過多次論述，根據列寧的教導，戊戌變法是可以稱之為改良主義運動的。
列寧指出：“改革的概念，無疑是同革命的概念相對立的；忘記這個對立，忘記劃分兩種概念的界線，就會經常在一切歷史問題的推斷上犯最嚴重的錯誤。但是，這個對立，不是絕對的，這個界線不是一條死的界線，而是一條活的、可變動的界線，要善於在每一個具體場合確定這個界線”（《列寧全集》第17卷，第97—98頁。）。列寧在這裡指出“改革”和“革命”兩個概念是相對立的，同時也指出這個對立不是絕對的。據我理解，在哲學社會科學語詞中，當改革或改良用來作為同革命相對立的概念時，改革或改良一般指事物運動的漸變、量變過程，或相對和平發展中的變化；革命的概念一般指事物運動的突變、質變過程，即顯著變化的狀態。而有些事物在發展過程中，經過一系列的改良、改革，也可達到革命的結果。至於社會革命中的改良道路，則一般指自上而下的、比較和平的變更；革命的道路則一般指被壓迫民眾自下而上的暴力活動。作為無產階級革命方法的改良、改革，則一般指為爭取勞動人民生活狀況和勞動條件的改善而進行鬥爭的結果，這種改良、改革只能使舊制度發生一些小的、量的變化；而無產階級的根本任務，則是進行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鬥爭，因此爭取改良的鬥爭必須服從於革命根本任務的解決，改良或改革只是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輔助方法。所以，馬克思主義者並不一般地反對改良，並不反對無產階級為爭取日常的改良而進行鬥爭。
至於改良主義，列寧曾經說過：“一般說來，改良主義就在於人們只限於提倡一種不必消除舊有統治階級的主要基礎的變更，即是同保存這些基礎相容的變更”（《列寧選集》第2卷，第479頁。）。這是對改良主義特點的概括說法。
慈禧太后人們說戊戌變法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顯然不是說它屬於列寧批判過的形形色色的反動的“改良主義”；當然更不屬於列寧講過的，在一個國家已經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在無產階級專政一定歷史條件下，需要實行“革命的改良主義”，即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的革命的“改良主義”。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在十九世紀末葉，資產階級革命尚未形成，當時的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要求國家獨立，要求保護工商業，要求清政府作某些民主改革，這顯然也是一種改良主義。它也有防止農民革命的反動企圖，但其主要鬥爭鋒芒是針對當時的封建頑固派的。這種反映資本主義要求的思想潮流，進一步發展為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有進步意義的。然而，就其“變更”的性質來看，卻是改良主義。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戊戌變法時期“舊有統治的主要基礎”。康有為等不提土地問題，提倡的正是“同保存這些基礎相容的變更”。他們主張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資本主義社會，走的正是資產階級改良道路。這些都說明康、梁確實是資產階級改良派。“把封建主義制度範圍內的改革看成是最終目的”，就稱不起資產階級的改良派，就不會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政治運動，就和當時的洋務派沒有區別。至於戊戌變法失敗，康、梁逃亡海外，組織保皇會，和孫中山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派相對立，就成為反動的政治派別，成為“革命的絆腳石”了。
是否稱戊戌變法“是一次失敗了的資產階級改革”，就比改良主義好一點呢？也不見得。人們稱戊戌變法為資產階級改良運動或改革運動，同樣說明它不是一次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如果康、梁思想屬於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戊戌變法中的改革，還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改革。康、梁在戊戌變法運動時期，確有一整套反映當時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利益願望，和具有當時資產階級上層知識分子思想特色的理論體系。他們害怕革命，但積極要求清政府實行自上而下的具有資產階級性的改良，稱之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以區別於稍後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理論（三民主義），是符合歷史實際情況的。
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者不同於無政府主義者，承認爭取改良的鬥爭，即承認爭取改善勞動者境況的鬥爭，儘管這種改善仍然不觸動統治階級手中的政權。但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者又最堅決地反對改良主義者，反對他們直接或間接地用改良來限制工人階級的意向和活動。改良主義是資產階級對工人的欺騙，只要存在著資本的統治，儘管有某些改善，工人總還是雇傭奴隸。
自由派資產階級總是一隻手搞改良，另一隻手又收回這些改良，使之化為烏有，利用這些改良來奴役工人，把工人分成一個個集團，使勞動者永遠當僱傭奴隸。因此，改良主義，即使是非常真誠的改良主義，實際上變成了資產階級腐蝕和削弱工人的工具。各國經驗證明，工人相信改良主義者，總是上當受騙。
馬克思改良主義者對工人影響愈厲害，工人就愈軟弱無力，就愈依附於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就愈容易利用各種詭計把改良化為烏有。工人運動愈獨立愈深入，目標愈廣泛，愈擺脫改良主義狹隘性的束縛，工人鞏固和利用某些改善就愈有成效。
改良主義者各國都有，因為資產階級到處都在想方設法腐蝕工人，使他們甘心當奴隸，不想消滅奴隸制。在俄國，改良主義者就是取消派，他們否定我們的過去，以便用關於新的、公開的、合法的黨的幻想來麻痹工人。不久前，迫於《北方真理報》的壓力，彼得堡的取消派不得不出來為他們搞改良主義作辯解。為了把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弄個一清二楚，應該把他們的議論仔細剖析一下。
彼得堡的取消派寫道：我們不是改良主義者，因為我們沒有說過改良就是一切，最終目的微不足道這樣的話；我們是說，運動在朝著最終目的發展；我們是說，通過爭取改良的鬥爭完全實現提出的任務。
我們就來看看，這種辯解是否符合真實情況。
第一個事實：取消派分子謝多夫綜合了所有取消派分子的意見，他寫道，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三條鯨魚”中，有兩條目前不宜用來鼓動。他保留了八小時工作制這一條，因為這一條從理論上講是可以作為一項改良實現的。他取消或棄置一旁的恰恰是超出改良範圍的東西。可見，他墮入了最明顯的機會主義，執行的恰恰是以最終目的微不足道這一公式為內容的政策。把“最終目的”(雖然是關於民主主義的)棄置一旁，使之遠離鼓動工作，這就是改良主義。
第二個事實：取消派轟動一時的八月(去年)代表會議也是把非改良主義的要求棄置一旁，使之遠離(視為特殊情況)而不是靠近鼓動工作，處於鼓動工作的正中心。
第三個事實：取消派否定和輕視“原有的東西”，不要原有的東西，因此只限於搞改良主義。當前，改良主義同背棄“原有的東西”有明顯的聯繫。
第四個事實：工人的經濟運動只要同超出改良主義範圍的口號一掛鈎，就會使取消派發火，就會遭到他們的攻擊(什麼“狂熱”、“白費勁”等等)。
那么我們得出什麼結論呢？取消派口頭上否認原則上的改良主義，實際上卻全面實行改良主義。他們一方面要我們相信，改良對他們來說決不就是一切，而另一方面，對馬克思主義者在實踐中任何超出改良主義範圍的做法，取消派不是進行攻擊，就是加以藐視。
與此同時，工人運動各個領域的事態都向我們表明，馬克思主義者在實際利用改良和為爭取改良而進行的鬥爭中，不但沒有落在後面，反而明顯地走在前列。就拿工人選民團的杜馬選舉──代表們在杜馬內外的行動、工人報紙的創辦、保險改革的利用、最大的工會冶金工會的建立等等來說，你們到處都可以看到，在鼓動、組織、爭取改良和利用改良這一直接的、當前的和“日常的”工作方面，馬克思主義者工人都勝過取消派。
馬克思主義者不倦地進行工作，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爭取改良和利用改良，同時，無論在宣傳、鼓動，還是在民眾經濟活動等等方面，任何超出改良主義範圍的做法他們都不橫加指責，而是予以支持，關切地加以發展。而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取消派，卻攻擊馬克思主義者整體的存在，破壞馬克思主義的紀律，宣揚改良主義，宣揚自由派的工人政策，這只能瓦解工人運動。
此外，不要忘記，在俄國，改良主義還有一種特殊表現形式，就是把現代俄國和現代歐洲的政治形勢的根本條件混為一談。在自由派看來，這樣做是合理的，因為自由派相信並宣揚“謝天謝地，我們立憲了”。自由派反映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堅決認為10月17日以後，任何超出改良主義範圍的民主措施，都是喪失理智、犯罪、作惡的行為，等等。
但是，我國取消派實際上堅持的正是這些資產階級階級觀點，他們不斷系統地把“公開的黨”和“爭取合法性的鬥爭”等等“搬到”(以書面形式)俄國。換句話說，他們同自由派一樣，也鼓吹把歐洲憲制搬到俄國而不經過那條曾經使西歐確立憲制並使之經過幾代人有時甚至經過幾個世紀得到鞏固的獨特道路。取消派和自由派就像俗話所說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讓毛皮下水。
在歐洲，改良主義實際上就是不要馬克思主義，用資產階級的“社會政策”取代馬克思主義。我國取消派的改良主義不僅有這種表現，它還破壞馬克思主義的組織，拒絕實現工人階級的民主任務而代之以自由派的工人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