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
1930年（民國十九年）9月，“惠安暴動”失敗後，白色恐怖籠罩著惠安大地。1931年（民國二十年）1月，福建省防軍第一混成旅陳國輝（旅長）部派遣軍隊前往壩頭鄉彈壓抗捐民眾。3月16日，大吳、張坑、型厝、塗寨一帶鄉民亦因駐軍逼征“煙苗捐”而發生衝突，陳國輝派補充團第一營戴同山部前往“剿辦”。17日，二區（塗寨）召開民眾大會，“誓與陳部死抗”。3月，中共福建省委機關在廈門鼓浪嶼遭敵破壞。5月中旬，中共福建省委駐廈辦事處調陳鵬（即唐言福）返回惠安發展地下黨團組織。5月27日，中央根據福建方面的提議，決定暫不恢復福建省委，改建廈門、福州2箇中心市委，分別指揮閩南泉、漳、廈和福州、莆田、閩東等地黨的工作。6月初，中共福建省委駐廈門辦事處調沈玉泉（化名馬路楊）到惠安組建黨團縣委，沈玉泉任中共惠安縣委書記，並組建游擊隊，開闢以三朱為中心的游擊根據地。7月7日，惠安商人因反對契稅局的壓迫，相率罷市。是夏，陳國輝部陳育才團進駐惠安，橫徵暴斂，僅壩頭區便被勒索50萬元白銀的“煙苗捐”。7月17日，中共廈門中心市委在廈門正式成立，於是泉州各地的黨組織隸屬於廈門中心市委領導。廈門中心市委後又指派李文端等同志到惠安縣恢復、組建黨團組織。9月，全縣相繼建立了4個黨支部。是月，沈玉泉奉命返回廈門，李文端接任縣委書記。至11月，三朱、前黃、瓦厝、山腰等36個鄉村均建立了黨的組織，全縣擁有共產黨員100多人。同時相繼成立了農會、工會和婦女會，其中農會會員有300多人。同年12月16日，中共惠安縣委發動下九鄉農民自衛軍武裝圍攻下鄉徵收“油園捐”的陳育才部征捐隊伍，繳獲20多人的槍械，點燃了惠北武裝抗捐運動的烈火。[1][2][3]
準備
1932年（民國二十一年）初，中共惠安縣委向廈門中心市委報告了惠安的鬥爭形勢以及廣大民眾迫切要求抗捐的願望，請求派人加強對武裝抗捐的領導。1月21日，上海拒毒會致電國民政府，呈請懲辦土著軍閥陳國輝在惠北迫種煙苗（罌粟）案。2月，廈門中心市委即派蔡協民帶著市委的指示信抵惠安巡視，參加組織指導惠安的抗捐運動；接著又指派漳州工農紅軍游擊隊參謀長莊毓英回惠安工作。在上級的指導下，惠安縣委確定武裝抗捐鬥爭以三朱為中心，先後在三朱和普安、曾爐寺等地召開了8次黨內會議，研究決定抗捐鬥爭的目的、任務和步驟，準備建立紅軍、農民自衛軍、成立農代會，先打敗駐紮惠安的陳國輝部隊，然後進攻縣城，最終武裝奪取縣城，建立蘇維埃政權，逐步進行土地革命。關於抗捐辦法，惠北採取“硬抗”，即武裝抗捐；惠南（洛陽、東園、張坂三鎮和百崎回族鄉）採取“軟抗”，即拖緩不交。同時決定把原有不定編不脫產的工農武裝，組編為“福建工農紅軍惠安游擊支隊”，計有主力40多人槍，民眾武裝400人，莊毓英為支隊長，唐言福為政委。爾後，又按照縣委擴大會議的決定，在三朱的崑山寺（今虎岩寺）成立了由唐言福為負責人的“惠北抗捐大同盟”，把游擊隊、農民、開明鄉紳和“四八”、“五三”幫會都容納在抗捐大同盟內，形成抗捐統一戰線，增強抗捐武裝力量。隨後，縣委領導又在岩山祥雲寺召開“抗捐大同盟”工作會議，對抗捐行動的時間、地點、分工、宣傳工作等具體問題作了詳細的研究。[1][2][3]
鬥爭
3月4日，國民黨惠安駐軍陳國輝部200多人為強迫民眾“認捐”進駐三朱鄉，分駐於溪朝村、後木村，一進鄉村就劈門破戶，肆意搶掠民眾財物，掠錢財計2000多元。為避免兵災，鄉民公開推舉開明鄉紳與之洽談，並於6日夜設宴招待。陳國輝的爪牙以酒中有毒為藉口，將前往洽談的朱丁元、朱振先、陳大澤、朱明春4人作為人質，扣留關押在壩頭館仔（今屬泉港區前黃鎮），要挾該鄉認捐1200畝的稅款，並須按期如數繳清後才允放人，是為“三朱事件”。中共惠安縣委獲悉後，及時確定以三朱鄉後宅村朱漢膺家作為抗捐運動指揮部，由蔡協民任總指揮，並分頭派人聯絡各方力量，準備舉事，圍殲國民黨駐軍。3月14日午前，惠北黨組織直接指揮的武裝骨幹隊伍30餘人和抗捐民眾1000餘人，在三朱都巡村召開抗捐誓師大會。下午1時，惠安縣委直接指揮的武裝骨幹隊伍、幫會會員及“十八鄉”（今屬塗嶺鎮）、山腰抗捐民眾3000多人，在李文端、唐言福、詹雙喜、郭楊柑的率領下，分三路圍攻駐守在壩頭館仔、朝林（今屬前黃鎮鳳安村）的敵軍。激戰三、四小時，斃敵3人，俘敵2人，繳獲槍械20多支，並搗毀丈量處，攻占敵“田畝捐辦事處”，救出朱丁元等4人。15日晨，敵軍施德誠營部分兵力再次攻占壩頭。於是，山腰等地抗捐隊伍旋即給予迎頭痛擊，戰至下午4時，把其擊退，俘敵1人。繳槍10多支；16日9時，抗捐隊伍分別集結於虎遇山、前埔嶺等敵駐地附近的小山頭，採取“車輪”戰術，輪番對敵發起攻擊，敵被迫退守朝林村，敵死傷10多人，抗捐武裝犧牲1人，傷3人。入夜，敵軍乘武裝隊伍連續作戰疲勞之機，組織“敢死隊”分三路突圍，逃回縣城。在三天激戰中，抗捐武裝深得民眾支持，廣大民眾主動送水送飯到火線，有的自帶糧食為戰士們做飯，有的冒著槍林彈雨搶救傷員，還有成千上萬村民在山頭上敲鑼擊鼓，喊殺助威。塗嶺黨支部在吳國珍帶領下，發動民眾砍電桿、散傳單、燒橋毀路，阻擊敵人。惠東、惠南廣大民眾也積極配合惠北抗捐鬥爭。各地民眾團體、愛鄉人士及海外華僑控告陳國輝所部在惠安的罪行。[1][2][3]
結果
聲勢浩大的惠北武裝抗捐鬥爭持續了近三個月，基本上打掉了陳國輝在惠安所部妄圖苛征的50萬銀元“鴉片捐”，取得了鬥爭的勝利，在福建省農民武裝鬥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後由於封建幫會的妥協及黨內“左”傾錯誤路線的干擾，李文端、蔡協民相繼離開惠安回廈門，削弱了領導力量，致使抗捐鬥爭在堅持兩個多月並取得初步勝利後最終被迫停息。
5月中旬，十九路軍進駐惠安，陳國輝部遁出惠安。福建軍政當局在海內外輿論的壓力下，為穩定民心，誘調陳國輝到福州，收審後槍決，所部被繳械。[1][2][3]
影響
惠北武裝抗捐是繼“惠安暴動”之後福建省內又一次較大規模的農民武裝鬥爭，給予陳國輝所部及當地土豪以沉重打擊，鍛鍊了民眾，推動了惠安革命鬥爭的繼續發展。並由此產生一支擁有數十名游擊隊員的武裝隊伍，後由莊毓英率領部分隊員參加閩南工農游擊隊第二支隊。[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