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言福

1932年2月，唐言福參與組織領導惠北武裝抗捐鬥爭。 1934年夏，唐言福任青年團廈門市委、共青團福建省委組織部長。 1935年間，唐言福在廈門閩南反帝大同盟和市、省委工作。

唐言福（1912年—1962年），又名唐騰飛，曾化名陳鵬，今泉港區山腰鎮新宅村人。1927年在惠安縣立初級中學讀書時，即積極參加學生運動。1929年7月，在中共惠安縣委書記朱思指導下，惠安縣中地下黨、團組織成員發起成立惠安縣學生聯合會，唐言福任主席。隨即聯合八所學校掀起以清算“包稅”鬥爭為主要內容的學潮，有力地推動全縣“五抗”（抗租、抗稅、抗捐、抗糧、抗債）鬥爭的發展。
1929年9月14日，福建省委批准成立中共惠安縣委員會的同時，又批准正式成立共青團惠安縣委員會，唐言福是共青團縣委委員之一。1929年冬，學聯會被破壞，唐言福身份暴露，奉命轉移他方。1930年春，唐言福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接受任務任中共惠安縣委會惠北特派員，到農村開展地下革命工作，同年9月參加惠安武裝暴動。1931年春，因暴動失利與黨組織失去聯繫，他繼續就讀於省立龍溪職業中學。在校因組建團組織，鬧學潮被通緝，輾轉至晉江與黨組織接上關係。不久，經中共廈門中心市委批准，調他（化名陳鵬）到惠安開展恢復黨、團組織的工作。1931年6月，中共惠安縣委遷址于山腰瓦厝村（荷池村）。唐言福任縣委委員兼任共青團惠安縣委書記，一直到1932年5月。
1932年2月，唐言福參與組織領導惠北武裝抗捐鬥爭。是時，在中共廈門中心市委派來惠安領導抗捐的蔡協民指導下，成立“福建工農紅軍惠安游擊隊”，作為惠北抗捐鬥爭的基本武裝力量。由唐言福任政委，莊毓英任支隊長。稍後，在三朱昆山寺召開縣委擴大會議，部署抗捐，決定建立以廣大貧苦民眾為基礎，並爭取開明鄉紳及“四八父母會”（初成立時四十八人，故稱）、“五三扁擔會”（由五十三人首先組成，故稱。兩會均為山腰、壩頭、三朱一帶的幫會組織）參加的抗捐統一戰線——“惠北抗捐大同盟”，唐言福任總指揮（後編為福建工農紅軍惠安游擊支隊，改任政委）。不久，在崑山寺舉行成立大會。大會由唐言福主持，新任中共惠安縣委書記李文端作抗捐動員報告。參加大會的有游擊隊員、十八鄉、山腰、壩頭等地農民代表，以上三地的開明鄉紳，“四八”、“五三”的會首和會眾四十多人全副武裝出席。旋即，縣委領導人又在岩山祥雲寺召開“惠北抗捐大同盟”工作會議，對抗捐時間、主攻點，以及宣傳工作等具體問題作細緻的研究和分工。會後分頭行動，深入荷池、郭厝、崢嶸、前陳、峰尾、施厝、外厝、塗坑一帶傳達貫徹會議精神，宜傳發動民眾，發展擴大武裝隊伍。
1932年3月4日，一支共二百多人的匪軍借“認捐”之名，進駐溪墘、後林，連部設在後林祠堂。匪兵頭目蓄意挑起事端，誣說酒菜中下毒，“有意毒害”匪官，立即逮捕開明鄉坤、朱、丁、元等四人，拘禁於壩頭館仔，製造了“三朱事件”。為營救被捕的鄉紳，8日夜，唐言福根據縣委決定，派人分頭聯絡“四八”、“五三”幫會會首及三朱鄰近村莊的房族長許萬興等開會，部署當夜圍殲陳匪軍。後因準備不周未舉。9日，匪軍退駐壩頭，調整部署。12日夜，李文端、唐言福親率偵察人員，抵陳匪軍重新布防的駐地，偵察敵情。
1932年3月14日，在中共惠安縣委直接領導指揮下，游擊隊員、十八鄉、山腰、壩頭、郭厝及“四八”、“五三”會眾上千人攜帶各種武器，集結於三朱都巡村，召開抗捐誓師大會。李、唐率領四百多名武裝人員，分兵兩路向壩頭館仔敵軍駐地進發，解救被捕鄉紳多人。經過十五、十六日的激戰，抗捐初獲勝利。4月25日，敵南輞（輞川）區施德誠營五個匪兵，由收捐員吳晚生帶路到十八鄉下後郭村收捐。李文端、唐言福、李昭秀、莊毓英等聞訊率領二名游擊隊員埋伏於尖峰山、許橋溪伏擊，處決收捐員，五名匪兵經教育後釋放。
5月間，廈門中心市委調回李文端，改組縣委。唐言福繼任代理縣委書記。6月，中共廈門中心市委調唐言福回廈門，批判他在惠安工作期間的所謂“路線”錯誤。1933年秋，中共廈門中心市委委派唐言福、李德在南安嶺兜內寮田芷召開黨代會，選舉產生中共晉南縣委。
1934年夏，唐言福任青年團廈門市委、共青團福建省委組織部長。在此期間，唐言福又到中共閩越邊區特委協助工作，也曾受廈門中心市委委派到安溪巡視。中共安溪中心縣委在佛仔格召開會議，唐言福傳達了中共廈門市委關於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發動“閩變”（十九路軍將領在福建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革命政府”，公開與蔣介石決裂，史稱“閩變”）的性質和黨的鬥爭策略及工作方針等，決定利用“閱變”的有利時機，加緊發展革命力量，組織民眾，擴大武裝，實行土地革命，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游擊根據地。
1934年夏天，中央曾調唐言福前往中央解放區（瑞金）工作，因交通問題，未成行。
1935年間，唐言福在廈門閩南反帝大同盟和市、省委工作。年冬，回惠安進行恢復黨組織的工作，在三朱、洪厝坑等地隱蔽，與出福元等共同開闢新區。此期間，惠安革命形勢處於低潮，加上國民黨政府實行保甲制度，民眾怕連累，給隱蔽帶來一定的困難。1936年初，唐言福去越南西貢，5月任越共華僑特委書記，組織越南華僑救國團體。1939年秋至1940年7月，擔任越南華僑救國總會理事、越南華僑歸國服務團團長。同年7月至1941年7月，擔任越南西貢民先國小校長，從事教育工作。在此期間，他曾被捕入獄，飽嘗異國他鄉牢獄之苦，後得救。1941年7月，輾轉回國在廣西桂林、適江合山煤礦公司做小買賣，後擔任合山公司子弟學校主任。1944年11月至1949年4月間，他先在廣西宣山，後奔波於柳州、香港、廈門、海澄、晉江、越南，一面當難民當挑夫當小販，當國小教師，一面開展民眾工作，尋找組織，最後終於找到了中共華南局。其困難艱苦的生活，令人難以想像。有一度唐言福在廈門海口近碼頭處經營“柴行”，請家鄉的侄兒唐友枝等為“夥計”，自當“老闆”作為掩護，尋找組織。為避敵人的緝捕，夜間常在柴垛上搭鋪，過著“臥薪嘗膽”的艱苦生活。1949年初，他從越南回國，北上北平。一年半時間，曾寄寓於中央統戰部招待所，進入北京華北人民革命大學三部學習。在這裡結識了同校學習的王家琨女士。1949年10月1日，他倆參加了國慶典禮，同日舉行婚禮，從此唐言福既回到了革命大家，又建立了革命小家。1950年3月以後，他先後被分配到天津政治學校研究室、天津第五區公所人民代表會議、第三區公所辦公室當幹事。1951年3月，回福建在福建省革大校部教育科當幹事。此後直至1957年，曾擔任福建中教暑期學委會第五分會辦公室指導員，又曾在福州區高校學委會、福州大學工作，兼“打虎隊”隊長及省教具廠經理、福州工業學校教員兼文史地研究室主任、福州第三中學教員兼政治教研組組長、福州第六中學教員兼高三班主任。1957年，升任福州市教育局副局長。1962年10月，唐言福病故於福州，享年五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