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工農兵大學生”（又稱“工農兵學員”），特指在文革期間進入高校學習的那一個群體。 指“文化大革命”中實行所謂“教育改革”後招收的大學生。到1970年，“文化大革命”已進行4年之久，高等學校一直停止招生，當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率先提出《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1970年6月27日經中共中央批准試行。檔案根據毛澤東關於“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的指示，把高等學校歷來實行的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招生辦法說成是“修正主義的招生考試制度”，予以明令廢除。新的規定是：“實行民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學制縮短為2至3年。還規定工農兵學員學習期間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
我國從1966年大學停止招生到1977年恢復高考的10年間，全國高等院校共招收了94萬基於推薦制的大學生，統稱為“工農兵大學生”。
工農兵大學生1970至1976年全國總共招收工農兵大學生約九十四萬人。這批工農兵大學生雖然與以前大中專學生一樣畢業後即確定幹部身份，（ 對於“幹部”一詞，這裡先將其簡化概括為“國家工作人員”或“公職人員”，公務員是幹部的一部分。而“領導”可以理解為擔任職務的幹部。）但他們的起薪要低於文革前入學的本科生，只相當於文革前入學的大專生。改革開放以後，本科及相應的學位逐步成為我國就業和核定工資的重要參考因素，一些高校重新研究以後，給本校畢業的工農兵大學生補發了本科畢業證書。1993年國家人事部、國家教委聯合下發教學廳字[1993]4號檔案，其中規定，對於1970－1976年進入普通高等學校的大學生（當時規定普通班學制暫為2至3年），學習期滿畢業時已由學校頒發了畢業證書，國家承認其學歷為大學普通班畢業。該時期進入高等專科學校的則為專科畢業。
工農兵大學生是我國特定時期的特定產物，後來雖因其推薦入學的方式、入學文化水平參差不齊、學制和教學大綱不正規等原因受到了一些非議，但錯不在他們，因為當時取消了高考，別無選擇。其中大多數人學習比較刻苦，畢業後在各自的工作單位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許多人後來還躋身社會中堅：或成為專家、學者、業務骨幹，或選擇（在國內或赴海外）繼續深造，或被選拔到各級領導崗位擔任要職，為國家的改革開放大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產生的歷史背景
七二一指示
明確“兩結合”的教育方針，此時（70年）的大學，已經四年沒有招生了。不少部隊和機關以“借用”“戰備需要”等名義進駐到了高校。毛澤東了解到這些情況後，並不滿意。按照他的想法，中國是需要來一場“教育革命”，但“教育革命”並不代表停辦大學，而是應該按照新的思路、新的想法辦大學。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國小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這個通知發布後，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學生陸續回到課堂，新生也開始入學。
工農兵大學生這時，上海工具機廠的培訓經驗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1968年，為了培養工程技術人員，上海工具機廠舉辦了一次培訓。1968年7月22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人民日報》刊載了《從上海工具機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毛澤東親自寫了一段編者按。他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工具機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後來人們把毛澤東這段話稱為“七二一指示”。 同年9月，為了貫徹“七二一指示”。上海工具機廠創辦“七二一工人大學”，學制為兩年，學生畢業後仍回廠工作。此後，“七二一工人大學”的教學模式逐步向上海市以及全國的工廠企業推廣。
“七二一指示”的發表，構成了毛澤東培養大學生的兩個相互結合的方針：一個方針是，高校畢業生到工廠、農村、部隊去參加勞動和軍訓，當普通勞動者或士兵，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一個方針是，從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後再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種通過相互結合的兩個方針來培養工人、農民、解放軍大學生，或者把大學生改造成為工人、農民、解放軍知識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澤東構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為了解決教師問題。毛澤東確立了這樣一個方針：對高校的教師既要進行再教育，又要使用。這種使用，就是使他們與工農相結合。他們與工農相結合了，也就匯入“教育革命”的洪流之中了。
廢除考試
實行推薦上大學制度 ，時間很快進入到1970年，“文革”初期的混亂場面已漸漸平息。而關於恢復大學招生的議論，也成為當時社會日益關注的焦點。5月27日，北大、清華兩所大學提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具體意見（修改稿）》。在集中了各大學意見的基礎上，政府也形成了恢復辦大學的思路。這個思路就是：恢復開辦的大專院校，學制要縮短，要從工農兵中選拔、推薦學生。 一個月後，中共中央批轉了《關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報告指出：經過三年來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已經具備了招生條件，計畫於本年下半年開始招生。招生辦法實行民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複審相結合。後來人們把這些從工農兵中選拔的學生稱為“工農兵大學生”。
這種推薦制度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大嘗試。那些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年齡在20歲左右，有相當於國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還有在單位表現特別突出的人，一經當地“革命委員會”推薦，政治審查合格後，即可成為“工農兵大學生”。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
江青、姚文元等人也出席了這次活動。由於毛澤東對工農兵大學生入 學的事情特別重視，江青等人都是在中央開會的途中請假出來的，而且一直到中午12點開學典禮結束，他們才匆匆忙忙地坐車離開。開學典禮結束後的第二天，工農兵大學生開始正式上課學習。 第一屆工農兵學員中，解放軍學員占有很大的比例。此前一年，中蘇兩國在黑龍江珍寶島爆發了大規模的武裝衝突，毛澤東發出警告：“要準備打仗。”為了普及部隊的外語喊話，了解對方的動向。部隊開始著力培養這一方面的人才。當時北大的東語系、西語系、俄語系招收的基本上全是解放軍學員。
在停止招收新生整整四年後，北大於當年6月4日開始在北京地區試行招生。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規定廢除考試制度，“實行民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並確定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簡稱“上、管、改”。這一決策迅速得到推廣和落實，一直到1977年方才被高考制度所取代。由於招收的工農兵學員是由各地“革委會”推薦，其學歷及素質參差不齊。本年度北大共招生2665人，其文化程度為：高中171人，國中2142人，國小79人。
在周恩來的介入下， 學員們開始正規學習
按照常理來說，學生到學校主要是學習。但工農兵大學生的學習時間卻被大量的活動和課外勞動占去了。而且學校三天兩頭組織大家學習“兩報一刊”的文章。這幾乎讓大家覺得沒有學習的時間，而更讓學員們不屑的是一些人對學習的不以為然。
在全系大會上，就有一位“文革”前被送到朝鮮進修朝鮮語的博士生。當著全系師生的面，憤怒地聲討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對自己的殘害。為了與“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徹底劃清界限，他把自己的博士證書撕得粉碎。組織批判會的工宣隊員帶頭鼓掌，但也有人在背地裡說，這位博士生是在表演，沒有多大的意思，對他的行動很不理解。
工農兵大學生上課不滿的情緒很快在學員中蔓延開來。最後大家聯名寫信，給學校遞送意見書。周恩來對北大和清華的工農兵學員的學習非常重視，在百忙中，他特別接見了學員代表和各軍區的帶隊人員。在聽了學員代表們和各軍區領隊反映上來的情況後，周恩來親自對工農兵的學習問題做了具體指示和安排。在周恩來的直接介入下，解放軍學員們終於開始了相對正規的學習。
學員基礎參差不齊， 補課從基礎教起
據統計，工農兵學員中，國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學員在整個工農兵學員中不到20%，大部分學員都是國中文化程度，其比例達到60%，另外還有不少人只有國小文化水平。北大第一屆工農兵學員開課後，知識水平低的問題很快就顯露了出來。一 些人聽不懂老師講什麼，一些人不會做課堂筆記。還有一些人上了幾天課後根本就學不下去。 為了彌補文化水平上的不足，北京大學決定安排中文系的老師給學員們進行語法輔導，讓大家從基礎開始學起。 李榮欣主課是印地語。這是一種音節拼音文字，一共有44個字母，此外還有7個帶點的輔音字母。上第一節課時，老師按照以前教學方式，打算從語音給學員們講課。這也是學員更容易接受的方式。 然而事情往往不能如人所願，北大的領導從政治上考慮，認為第一節課應該教的是用印地語發音的“毛主席萬歲”。面對這種情況，老師們向校方提出，這種教法對學員來說太難了。 但老師們的提議最終被否決，按照校方的意見，這些發音再難也應該要學會。於是老師們只能按照校方的要求給學員們授課。只是這種方式，對老師和學員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困難。無論是“毛澤東萬歲”，還是“共產黨萬歲”。對於剛開始接觸印地語的學員來說，裡面很多讀音，根本發不出來。而且學員們無法理解，更無從去記憶。 一個星期結束後，這種教學方法以完全失敗告終。校方終於意識到這種學習語言的方式沒有用，之後他們只得同意，讓老師們按正規的方式給學員授課。從第一個字母開始學起。從那一刻起，學員們才真正進入到印地語的學習中。
白卷事件
1973年遼寧考生張鐵生在大學招生文化考試中交了白卷，卻在試卷背後寫了一封為自己成績低劣辯護的信。此人竟被江青等人稱作“反對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回潮”的“反潮流英雄”1973年7月19日，《遼寧日報》頭版頭條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遼寧省興城縣白塔公社下鄉知識青年、生產隊長張鐵生的一封信，張的信寫在遼寧省大學入學考試的物理化學試卷背後。信中說：“本人自1968年下鄉以來，始終熱衷於農業生產，全力於自己的本職工作”。“說實話，對於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浪蕩的書呆子們，我是不服氣的”，“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考學生之中，能對我這個小隊長加以考慮為盼！”其實張鐵生的語文是38分，數學得61分，物理化學得6分，都未交白卷。中共遼寧省委書記毛遠新得知這一情況後，將原信作了刪改，指令《遼寧日報》發表，並在編者按中說：張鐵生對“物理化學這門課的考試，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交了一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8月10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這封信，其後，《紅旗》雜誌等也紛紛轉載，發表評論，說搞文化考試是“舊高考制度的復辟”，“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反撲”。張春橋說這是“反攻倒算”，江青稱讚張鐵生“真了不起，是個英雄，他敢反潮流”。張鐵生被破格錄取上學，並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成為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馬前卒。
張鐵生“四人幫”一夥對張鐵生交“白卷”的行為讚不絕口。1973年，張鐵生順利地被鐵嶺農學院畜牧獸醫系錄取。1975年，第四屆人大在北京召開，張鐵生當選為人大常委。江青、王洪文親自接見他，以示籠絡。1975年8月張鐵生升任鐵嶺農學院領導小組副組長、黨委副書記……幾乎是一夜之間，張鐵生成了名噪全國的“反潮流英雄”。 從此，紅得發紫的張鐵生開始頻繁參加社會活動，成了綁在“四人幫”戰車上的一名打手。“四人幫”被粉碎後，張鐵生的政治靠山冰消雪融。1983年3月23日，錦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組成合議庭公審張鐵生反革命案件。3月25日，該法院判處張鐵生15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3年，刑期從1976年算起。張鐵生在遼寧省凌源監獄裡度過了漫長的刑期。
白卷事件以後，工農兵大學生取消大學入學考試，直接推薦就可以上大學。
歷史評說
“工農兵大學生”的歷史雖然只有短短的七年時間，但是他們卻對中國的政治架構、經濟發展、教育理念等層面至今影響深遠，在許多重要崗位上也不乏他們的身影。然而，他們始終都被認為是特殊時代的產物，這個陰影甚至深深的烙在了每個“工農兵學員”的心中，直到今天，人們對那段歷史的評述仍然是眾說紛紜、褒貶不一。
歷史，永遠是一筆財富，不管是令人心酸的還是帶來榮耀的，而要得到這筆財富，其前提之一就是正視它。劫難需要記住，生活則需要感恩。對於一個時代來說是這樣，對於我們同樣如此，也許這就是我們紀錄的理由。
第一集
1970年，“工農兵”和“大學生”這兩個本來沒有必然關聯的名詞卻莫名的被結合在了一起，“工農兵大學生”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成為了那個年代最時尚的辭彙，一種前無古人，也許也不會有後來者的特殊教育模式也成為了既定的事實。千百萬的年輕人在一夜之間就被改變了人生軌跡，成為第一代“工農兵大學生”，他們甚至沒有思考的權利和時間，當然也就更無所謂未來了，第一代“工農兵學員”是幸運的，他們雖然被政治裹挾，但卻沒有太多的政治痕跡，他們也因為在無意間開創了一個特殊的時代而顯得更加特殊，在這裡，我們將以第一屆的“工農兵學員”為主體，回到歷史的源頭，揭開“工農兵大學生”誕生前後那些鮮為人知的故事。
第二集
“工農兵”和“大學生”結合到第三個年頭，也是最為政治化的一年，隨著“革命形勢”的需要，一些專屬“工農兵大學生”的特定的政治符號逐漸被提煉出來，那個時代的文藝作品，成為了反映當下政治傾向的最合理的標識，高紅十和她創作的《理想之歌》無疑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它的創作本身就是一部歷史，而最終卻被歷史所拋棄。
並不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歌，但是高紅十這一代人有著自豪奮進的《理想之歌》。雖然這更像是一首未完成的悲歌，今天，我們有理由把這一代人被歷史毫無道理地拋棄後的困惑、激忿和悲哀都記錄下來，也許《理想之歌》會是一部完整的歌。
第三集
任何一個時代都能造就帶有那個年代深厚烙印的特殊人物，轟轟烈烈的工農兵大學生們當然不會沒有自己的明星，細細捻來，你會發現，其實他們就生活在我們身邊，舞台上、書本上、電視裡。
也許是曾經特殊的身份成就了他們的今天，又或許是他們今天的星光閃耀讓人們會更多地想去了解他們的過去，比起其他人來，他們承受著更多的壓力，在他們做出的成績被人提及的時候，他們那些特殊的往事存在的意義卻總被人忽略，究竟是歷史創造了他們，還是他們創造了歷史？
第四集
他們是最後的工農兵大學生，他們代表一個時代的終結，象徵著一個時代的開啟。他們成長在兩個時代的交替過程，鮮明地烙印著兩個時代的特徵。前一個時代的光榮與驕傲，成為後一個時代的自卑與包袱。後一個時代的自卑與包袱，讓一部分人隱匿，一部分人自甘隨俗，一部分人知不足而後學，在最初的屈辱中奮起，在各自領域裡闖出一方天地。
有人說他們是幸運的，他們是承上啟下的一代，也有人說，其實他們是最不幸的，因為他們只差一點點就能徹底翻開新歷史的一頁，多少年來，他們承載著那個特殊年代的光榮與驕傲，也背負著因歲月變遷帶來的種種心理包袱，然而，無論如何，在歷史厚重的煙雲之下，他們都是那個撥亂反正的年代裡，那些不該被遺忘的先行者和終結者。
第五集
三年的時光是漫長的，三年的時光是短暫的，如果說上面他們承載得更多的是光榮與驕傲，那么這裡他們不得不去承受無盡的自卑和包袱，這樣的一代人在轉瞬之間就被烙上了兩個時代的烙印，也許是上天故意安排，也命運實在太壞，他們這一代人一直在歷史的夾縫中艱難的生存著，他們是如何度過那些艱難的歲月，他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現在的他們，還好嗎？
25年過去了，世間大浪淘沙，百舸爭流，世人關於“工農兵學員”話題的感慨，似乎一直是若隱若現。
也許誠如那位當年的同學所言，這一代人本來可以發展得更好。他們先是在十年浩劫中錯過了最好的讀書機會，又在撥亂反正之後錯過了接受更好教育的機會；雖然和“批林批孔”時代的工農兵學員不同，他們在校時經過了較為正規的學習，畢業後卻被一視同仁，背上了歷史造成的不大不小的包袱。
他們做出的成績很少被提及，他們存在的意義總是被忽略，他們的“大普”學歷一再被放大，他們曾經被有意無意地和“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張鐵生式人物畫上等號。
而歷史是不該忘記的，工農兵學員做出的成績同樣不容抹殺。在那個改革開放的20世紀八十年代，各項事業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之時，“文革”前“十七年”培養的老大學生已遠遠不敷需要，而“文革”後的新大學生還需要在實踐中磨鍊，最後一屆工農兵學員和先後畢業的百萬工農兵大學生，在科研生產等崗位的第一線，頑強地勝任了自己的崗位。光榮的八十年代同樣屬於他們。
歷史，永遠是一筆財富，不管是令人心酸的還是帶來榮耀的，而要得到這筆財富，其前提之一就是正視它。劫難需要記住，生活則需要感恩。對於一個時代來說是這樣，對於具體的個人同樣如此。
“唯文憑論”和“唯血統論”，注定要被時代的潮流滌盪，“工農兵學員”的心理陰影也終歸要煙消雲散，一個個當初或宏大或渺小的詞語標籤，注定要被活在當下的一個個有血有肉，用奮鬥來證明自我的個人所取代。而隨著時代的進步，生活方式的多元化，這個社會也正在提供著越來越豐富的價值評判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