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業會商制度概念
學業會商制度,指的是北大相關院系先對十類學生進行排查,發現後及時上報,並根據學生具體情況聯繫學校心理健康諮詢中心、就業指導中心、學生資助中心等部門進行幫扶。學生因經濟貧困、罹患疾病等原因從校方得到關注無可厚非,但“思想偏激”一項,則引起輿論強烈質疑。由於定性模糊,這一標準很容易與北大賴以驕傲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傳統相衝突。
學業會商制度-背景
北大自1912年正式更名為國立北京大學以後,便成為了中國的最高等學府,歷經將近一個世紀的風雨滄桑,北大依然在中國的高等學府中傲視群雄。不過,如今的北大雖然在教學規模、師資力量上前無古人,但國際聲譽仍然難以和民國時期的北大同日而語。北大今天的魅力,可以說很大程度上源於其輝煌的歷史。
北大是上個世紀中國“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等運動的中心發祥地,也是多種政治思潮和社會理想在中國的最早傳播地,魯迅先生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將北大稱之為“常為新的改進運動的先鋒”。北大最為輝煌的時期當推蔡元培先生當校長的那段時間,雖然當時中國內憂外患交織,但是,北大在世界高校中卻擁有很高的聲譽。
北大的原始校園遠不如今天的北大這么大,很多人把未名湖等景觀視為北大的名片,其實,這原本並不屬於北大,而是屬於當時美國開辦的教會學校燕京大學。燕京大學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被強行撤銷,所以,北大得以將燕大領土吞併。1949年以後,北大在學術水平和國際高校排名上可以說是每況愈下,如今的北大在世界高校中,只能算是三流大學。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諸如北大這樣的名校可以說是中國思想文化運動的先鋒。國民黨當時雖然獨裁專制,但高校當中依然具有良好的學習氛圍,學術思想相當自由,在“五四” 運動爆發時,即使是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也毅然決然地對學生的行動表示支持,而他並未因此而遭到國民政府的秋後算賬。
歷史上的北大,不僅僅在招生上不以分數為唯一標準,就連在招教授上也是不拘一格。一代國學大師梁漱溟僅有國中學歷,照樣可以進北大教書,而曾經撰文批評過蔡元培先生的陳獨秀,也能被蔡元培先生請進北大擔任教授。蔡元培也因為其高山仰止的人格以及海納百川的胸懷,成為北大歷史最偉大的校長。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被稱為學術和文藝界的小陽春,當時的北大可以說也煥發出了勃勃生機,包括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內,當時也積極地參加北大一些社團,和同學們暢談民主、自由。在一些歷史性的政治活動當中,北大都走在中國高校的前列。但是,從九十年代開始,北大就不再具備應有的活力,我們所能看到的大概只能是北大學生參加反美、反日遊行這些民族主義活動。
學業會商制度-針對人群
從2010年11月起,北大就開始在醫學部、元培學院開始試點學生學業會商制度。會商的“重點學生”包括:學業困難、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經濟貧困、學籍異動、生活獨立、網路成癮、就業困難、罹患重大疾病、受到違紀處分等十類學生。
主持這項工作的北大學生工作部介紹,試點院系先對這十類學生進行排查,發現後及時上報,並根據學生具體情況聯繫學校心理健康諮詢中心、就業指導中心、學生資助中心等部門進行幫扶。目前元培學院和醫學部的試點已接近尾聲。預計5月份之後,會商制度將在北大全校推廣。
學業會商制度-思想偏激的定義
權利義務觀念淡薄,不重大局觀,不包容,擴大主觀意志,偏愛不負責任的表達,不重調查真知,偏愛給生活中遇到的阻力、不理想機制、消極小事上綱上線,找外在的原因繼而推脫主觀責任或者表達所謂自由民主情節,表達方式簡單粗暴,具有反覆性,也可能具有潛在的煽動性。
北大學工部副部長稱,“思想偏激”的具體例子是,“主要是因為有一些學生經常誇大學校工作的一些細微漏洞,‘比如動不動因為食堂飯菜漲兩毛錢就批評學校’”。但這一舉例意義不大,代表比較淺的一類思想偏激,不能正確闡釋“思想偏激”的一般標準。要得出比較可靠的定義還需要根據制度實踐的情況進行討論斟酌,得出比較嚴謹公正的說法。
學業會商制度-質疑
1917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長時,提倡“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之義”,對北大進行了思想解放,北大從此日新月異。陳獨秀、梁漱溟、李大釗以及魯迅、胡適、李四光、李書華、葛利普等一批傑出人才都曾在北大任職或任教。
對“思想偏激”學生進行會商,引起不少北大學生的爭議。有北大學生表示支持會商“思想偏激”的學生,認為“有些學生太囂張,經常因為一點小事就詆毀北大,應該將他們送到瘋人院去。”
但更多學生認為不應將“思想偏激學生”納入會商範圍。一名元培學院的大三學生表示,元培學院的學生大多是以各省市前三名成績入校的“天之驕子”,許多學生的言談、思想都個性十足,因此很難界定誰屬於“思想偏激”。“錯誤的會商很容易埋沒這些學生的個性。”
來自法學院的研究生小楊則認為,北大以“兼容並包、思想自由”聞名,會商“思想偏激”的學生很容易讓人產生“校方禁錮北大學生思想”的理解。
最大的敵人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是諍友,思想本無絕對的偏激,只有相對的偏激,當北大這樣的名校以會商制度來對付“思想偏激”的學生時,北大就已經不再是以前的北大了,而是一個閹割自由思想的北大,將它簡稱為“閹大”。
學業會商制度-北大校長回應
北大推出學業會商制度後備受社會關注,有人質疑學業會商制度有悖於北大兼容並包的思想。北大宣傳部證實,4月16日上午,北大校長周其鳳在首屆嶽麓教育論壇上首次對此事作出回應,認為會商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被誤解。
家長信引發“會商”周其鳳校長說,最近去紐約見校友,“100多名校友提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會商,媒體也多次聯繫想談這個問題。”
周其鳳披露,其實會商制度的提出和自己有關。“剛到北大當校長不久,接到一位家長的信,信中說孩子曾非常優秀聰明,但在北大讀書時沒把握好,放鬆對自己的要求,功課一科一科地掛,遭遇勸退。”周其鳳說,“看了這封信,非常痛心。如果學校能早點發現問題,儘可能早關懷、早指導,通過學校、家長和專家的努力,幫助他們克服困難,渡過難關,也許就能幫助這樣的孩子。這就是建立學業會商制度的出發點。”
“會商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不知為什麼會被誤解。”北大校長周其鳳透露,在社會輿論下,相關學工老師也有著不少壓力,“曾有人給我寫信,認為這樣的學工老師,不符合北大的精神,應該開除。”
周其鳳認為,社會上有時看北大的年輕老師是雙重標準,認為其說的話不妥就批判,甚至恨不得要置其於死地。“但我做校長的做不出這樣的事情,我想還是得寬容,對學生要寬容,對年輕的老師也要寬容。”周其鳳說,“要允許年輕人犯一點錯誤,其實還不一定是錯誤。”
班級會商制度
班級會商制度由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2010級5班首創,是北大會商制度的合理化,縮小化運用。
會商人群上,它不同於北大“對十類學生進行排查,發現後及時上報”,而是由班委委託部分同學組成會商小組,在平時的學習生活中積極主動發現學業欠佳,心理波動,經濟困難和迷戀電腦的四類同學;會商方式上,也非“聯繫學校心理健康諮詢中心、就業指導中心、學生資助中心等部門進行幫扶”,而是由會商小組成員及時與該同學進行溝通交流,有必要時請導師和輔導員出面幫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