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媒介控制“黃山門”事件中網路上還出現了一篇自稱復旦新聞學院學生的“媒體控制論”貼，復旦校方表示，這是一個校內學生對學校工作的評價，也許出於愛校的目的，講出了比較急切的話。網上言論氛圍是比較自由的，也希望能夠寬容。
復旦今後將強化學生的生命教育和安全教育。復旦精神的主要核心包括團結，服務，犧牲等，也將是復旦今後在人文和價值觀方面的努力方向。
媒介控制思想
媒介控制批判理論
在西方學術史上，“傳播批判研究不是特指某一體系分明的研究派別，而是包含了許多不同的流派和主張”。但是，在眾多的流派中，法蘭克福學派無疑是這類研究中歷史最久、影響最大的一個學派，而且也是對傳播特別是對大眾傳播給予最多關注和研究的一個學派，其研究成果往往也是其它流派的理論源頭。
在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研究中，有很多內容與傳播有關，因為他們深信傳播對獲得生存是十分必要的。該學派的學者班傑明（Walter Benjamin）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洛文塔爾（Leo Lowenthal）等，均在不同時期對大眾媒介（特別是電影和廣播等）和文化工業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這些研究成果，被傳播研究的先驅之一拉扎斯菲爾德(Paul Lazarsfeld)在《關於管理的和批判的傳播研究》(1941)一文中，稱之為最早的“傳播批判研究”。[2]這些傳播批判研究，主要體現在作為媒介組織的文化工業和大眾文化兩個方面，其論述涉及媒介、傳播者、媒介產品、客群及傳播體制等問題。在對這些不同問題的研究中，對媒介及其控制的問題的研究在其整個大眾傳播研究中占據了重要地位。
但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批評理論家通常不願把傳播與其他因素從它的整體系統中分離出來”[3]，而更願從整體上將自己的理論稱為“批判理論”,並竭力與“實證理論”明確區分開來。霍克海默就說過：批判理論不僅“關注現存的生活方式已經制定的目標，而且還關注人類及其所有潛能。……它的目標在於把人從奴役中解放出來”。[4]法伊（BrianFay）在分析中指出，批判理論主要運用社會——歷史方法對整體的現實的社會狀況進行批判考察，以此來揭示通常隱藏在日常活動過程中的弊端和危害，進而實施變革、加以規範。[5]波洛克和考克斯（PollockandCox）說道：我們“在準備塑造這個世界時閱讀這個世界”，在揭示對立利益的衝突中尋找解決矛盾的方式。[6]對此，亞力山大（JefferyC.Alexander）認為：實證理論僅依賴於蒼白的“技術理性”，而批判理論則依靠“批判理性”發揮作用；“實證理論是按照世界的本來面目接受世界，不相信超越的可能性。與此相反，批判理論把超越作為出發點，”主張按照理想模式來改變世界。[7]
因此，批判理論所持的是一種超越現實甚至是抗拒現實的立場和態度，並“有一種希望受挫和遭遇困難的意識，......不信任‘中間路線’的思想或話語的‘整體化’模式”[6]，但關心社會上的各種不平等現象，關心各種社會的文化的甚至心理的衝突，試圖以一種現世烏托邦來糾正現實社會中的一切不公正現象。同樣，在傳播批判研究中，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想要做的，也是試圖在閱讀、審視、評判媒介產業和傳播文化的過程中，分析揭示“病態的”、“畸形的”西方社會的本質和對立力量間的潛在鬥爭，以及將媒介塑造成意識形態工具的合法化社會基礎，並為他們重建理想化的媒介圖式提供證據。
媒介的被控制
法蘭克福學派的媒介控制思想，主要體現在對“媒介的被控制”，即“誰控制著媒介”、“為何控制”以及“媒介控制什麼”、“媒介如何控制”、“控制的後果”等問題的考察上。媒介的被控制，是指國家對媒介的控制；媒介的控制，指的是媒介作為國家權力的一種輿論控制工具對社會的控制。前者是國家對媒介的控制，後者是國家通過媒介對社會的控制。國家對媒介的控制是對社會進行控制的前提，或者說媒介的控制不過是國家對社會整體實施控制的一個手段而已。因此，“國家干預”理論也就成了法蘭克福學派媒介控制思想的核心內容和研究起點。
從30年代起，法蘭克福學派在研究法西斯主義產生的根源時，就開始了對國家的考察。戰後，馬爾庫塞、哈貝馬斯根據資本主義國家新的發展現狀提出了自己的新見解。法蘭克福學派的國家理論大體上可以據此分為兩種，即前一時期的激進的國家理論和後一時期的現實的國家理論。
激進的國家理論以霍克海默和波洛克為代表。他們認為，自從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資本主義後，也許它存在著成為民主國家的可能性，但就其現實的種種形態而言，它是地地道道的“獨裁主義”國家。這種獨裁主義國家最為突出的特徵，就是“整個組織的恐怖統治”，以及通過滿足國民一定程度的需要而使其“自願服從”的高超伎倆。無論是法西斯專政的德國和史達林極權統治下的蘇聯，還是羅斯福治理下的美國，都是獨裁主義國家。這種看法明顯地反映了理論家們對社會的絕望心態，深深打上他們苦難經歷的烙印。如果說他們的激進觀點是可以理解的,但其理論也不可避免地與現實拉開了距離，影響到它的客觀性。
戰後，在相對和平的社會環境中，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等人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形態給予了更多的關注，進而提出了顯然更為客觀的現實的國家理論。在馬爾庫塞眼裡，獨裁主義國家“有組織的恐怖”已不復存在，並已轉變為“福利國家”，即它通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其生活更為舒適和安逸來對其進行全面控制。換言之，隨著硬性控制的消失，軟性控制開始勃興。哈貝馬斯則進一步提出“現代國家”的概念。他認為，“現代國家”最明顯的發展趨勢是“國家干預活動”的增強。國家對經濟活動的持續調整，使國家和經濟日益混合在一起，因而這種國家有對社會進行全面管理的職能。哈氏進一步指出，這種管理並非一種單純的維持，而是一種主動的有明確意圖的塑造。
綜觀法蘭克福學派在這兩個時期的理論，我們可以發現，儘管國家理論發展迅速，其觀點也各不相同，對於國家控制的性質和方式也有不同的描述，但他們都認為國家對社會的完全控制是確鑿無疑的。因此，獨裁主義國家也好，福利國家和現代國家也好，它們對社會的控制只有方式的不同，功能和效果則是完全一致的。換句話說，國家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在任何國家類型中都是存在的。
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在現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權力對媒介的控制非但沒有減弱，反而進一步加強了。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就曾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說過：“廣播系統是一種私人的企業，但是它已經代表了整個國家權力，……切斯特農場不過是國家的菸草供給地，而無線電廣播則是國家的話筒”。[8]毫無疑問，諸如廣播、電影等大眾媒介是完全受國家權力控制的。它的功能即是在國家控制下發揮的功能，它的力量就是國家的力量。馬爾庫塞曾駁斥“信息和娛樂媒介”論：“人們真地能將作為信息和娛樂工具的大眾媒介同作為操縱和灌輸力量的大眾媒介區別開來嗎”？必須記住，大眾媒介乍看是一種傳播信息和提供娛樂的工具，但實質上不發揮思想引導、政治控制等功能的大眾媒介在現代社會是不存在的。[9]大眾媒介即使作為傳播信息和娛樂民眾的過程，它也是國家權力對民眾進行灌輸和操縱的過程。說到底，大眾媒介是國家的“話筒”，是權力的工具，它的運作過程是受國家控制與操縱的。
“虛假意識”的意識形態
在激進的法蘭克福學派的人士眼中，媒介不僅國家的“話筒”、權力的工具，它還是被國家加以利用的維護意識形態、傳遞統治階級意志的工具，甚至它本身就是意識形態，直接履行著意識形態的社會控制職能，維護著國家統治的合法性。
“意識形態”作為傳播批判理論的重要術語，它源於法國哲學家、經濟學家特拉西（Destuttde Tracy）的著作，被其看作是“考察觀念的普遍原則和發生規律的學說”[10]。在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意識形態是指由占統治地位的政治力量維持的一套騙人的思想，而科學則必須用來發現真理並戰勝虛妄的意識形態。[3]恩格斯在給梅林的一封信中就寫道：“意識形態是由所謂思想家有意識地，但是以虛假的意識完成的過程”[11]。法蘭克福學派主要在批判意義上繼承並進一步發揮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觀念，認為意識形態的虛假性是一切意識形態的普遍特性，如阿多諾即認為“意識形態不真實，是虛假意識，是慌言”。[12]弗洛姆則認為“就這些合理化了的意識形態具有掩蓋社會和政治活動的真正動機而言，這些意識形態又是慌言”。[13]
法蘭克福學派指出，作為“虛假意識”的意識形態，其作用在於維護國家權力的統治。因此，意識形態已成為維持國家統治的合法性的基礎。要想獲得解放，就必須對這種意識形態進行徹底的批判。他們表示，批判理論就是要“具有意識形態批判的形式”。[14]意識形態批判在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至有研究者認為“說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乃是一種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批判理論也不為過”。[15]也正是因為如此，法蘭克福學派的媒介控制思想主要體現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批判。相對於對國家對媒介的控制的關注．他們主要更多地將其理論目光聚焦在媒介對社會的意識形態控制上。他們眼中的意識形態控制有兩種意義：一是作為意識形態工具，維護意識形態；二是作為意識形態，維護國家統治。
按照韋伯（MarxWebber）的說法，資本主義活動的組織方式是“自由勞動之理性”，亦即“工具理性”，資本主義一切活動無不浸潤著這種工具理性。韋伯將工具理性向資本主義社會各個領域滲透的過程，稱之為“合理化”過程。[16]法蘭克福學派進一步指出，在這一過程中，生產流水線上的勞動者成了“一部機器”，甚至成了“機器的一部分”，“成了流水線上的一個原子”。這種“合理化”進程和近現代科學技術進步聯繫在一起，它鮮明地體現在交往和溝通的技術化——作為溝通手段的大眾媒介的產生和發展進程中。這意味著傳播媒介的“工具化”，即工具活動的標準滲透到媒介的運作之中。那么，這種工具化的目標又指向何處、體現在何處呢？馬爾庫塞說：“在韋伯所說的合理化中，要實現的不是合理性本身，而是以合理性的名義實現沒有得到承認的政治統治的既定形式”[17]，即使政治統治得到承認，也就是使政治統治“合法化”，以維持既定統治的持續存在。
顯而易見，媒介的工具化無非是充當維持政治統治合法化的工具。所謂合法化，哈貝馬斯認為，是指一種政治秩序被人們當作正義的存在物而加以認可和承認。因而統治的合法化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合法化，媒介的工具作用就在於充當維護意識形態的工具。[18]對於媒介工具化的具體體現，用霍克海默的一句話來描述再也準確不過了：“通過大眾媒介以及其他影響方式來形成人們的思想和感情，通過對表達思想客體以及對客體的思想方式上對能夠提供豐富信息的建議和操作進行有效控制，來縮小個人思維的差別。”一句話，媒介的工具作用主要體現在促進和維護社會“思想的同一性”上。[4]
媒介本身就是意識形態
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媒介不僅是意識形態的工具，而且媒介本身就是意識形態。
媒介即意識形態的觀點，起源於法蘭克福學派眾所周知的一個著名論斷：“科學技術即意識形態”。法蘭克福學派的四位主要理論家，對這一論斷都有論述。這一觀點經歷了一個發展的過程。它始自霍克海默，中經阿多諾，到馬爾庫塞那裡才廣為人知，最後由哈貝馬斯將這一理論體系化，使之成為著名的論斷。但是，把大眾媒介作為科技成為意識形態批判的代表性對象進行批判，並指明起意識形態性質的，主要是馬爾庫塞和阿多諾。這兩個人正是通過論述媒介成為意識形態，來提出科學技術成為意識形態的觀點的。換句話說，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大眾傳播媒介的批判，實際上是他們的科技成為意識形態的重要論據。
霍克海默、阿多諾在《啟蒙辨證法》（1993）“文化工業”一章中，把體現啟蒙精神的技術在交流活動中套用而形成的媒介組織體系——文化工業，當作他們的技術批判的主要對象。正是通過對文化工業全面的毫不留情的批判，他們才提出了“技術上的合理性，就是統治上的合理性”著名論斷。阿多諾在論述文化工業時，一落筆就以一種十分肯定的語氣指出：“電影和廣播不再需要作為藝術。事實上，它們根本不是企業，而轉變成連它有意製造出來的廢品，也被認可為意識形態。”在“文化工業”一章中，阿多諾以他那貫徹始終的悲觀態度，論述了文化工業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對人、對社會的壓制和對現實的神化。這些文化工業的意識形態奴役比起早期的統治實踐來，要更為微妙和有效。利用欺騙而非暴力，它幾乎是徹底地消除了個人的反抗意識，一勞永逸地維持了既定的存在。這種文化工業的意識形態奴役，就其本質而言，是科技的意識形態奴役。[8]
當然，這種文化工業的意識形態奴役，並不完全等同於“媒介即意識形態”的論斷。因為按照美國學者馬丁·傑的說法：“如果認為他（阿多諾）把文化工業基本上歸之於技術或大眾媒介本身則不大確切”，因為阿多諾真正關心的是“技術的帷幕背後的東西”，即支配技術的社會力量。[12]也就是說，文化工業的意識形態奴役，與其說是媒介的奴役，不如說是支配媒介的社會力量——統治者的權力對社會的奴役。
對媒介成為意識形態進行全面而深入論述的，是馬爾庫塞。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1993）一書中，對發達工業社會的意識形態問題進行了全面研究，而這種研究實質上也就是對發達工業社會中科學技術如何執行意識形態職能的研究。馬爾庫塞超越了阿多諾在“技術中立性”上曖昧不明的立場，明確提出面對這個社會的極權主義特點，技術中立的傳統觀念已不能維持下去了，因而不能把技術本身同使用它的人以及它的用處孤立開來。“技術的社會是一個統治體系，它已在技術的概念和構造中起作用”。[9]“統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後來追加的和從技術之外強加的；它們早已包含在技術設備的結構中”。[17]馬爾庫塞認為，馬克思所說的技術中立的狀況已經改變了，因為今天的技術和技術的套用已無法再區分開來了。技術本身就是一種歷史的和社會的設計，技術從來都是根據統治者的需要而不是根據人民的需要設計出來的，設計本身即包含了一種統治的先驗性和控制的欲望。因此，“不僅形上學，而且還有它所批判的科學本身，皆為意識形態”；科學和媒介之所以成為意識形態，是因為它們都具有明顯的工具性和奴役性，起著統治人和奴役人的社會功能。[9]
在馬爾庫塞的科技—意識形態批判中，包含了不少媒介意識形態論斷。甚至可以說，媒介實際上被馬爾庫塞當作他所批判的科學技術的一種具體對象和主要代表。在他的眼中，技術是相對籠統、抽象的，但是媒介卻是具體、實在的。媒介就是技術的外化，技術的代名詞。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對工業社會製造虛假需求和虛假意識、壓制個人願望、形成一種單向度的思想和行為方式進行了詳細論述。在這些論述中。大眾媒介作為一種灌輸和操縱手段，在製造虛假需求、助長虛假意識的同時，又使人意識不到這種虛假性而形成單向度的思想和行為方面，都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從馬爾庫塞對文化、藝術雙向度的喪失，高級文化退化為大眾文化，對語言的操作化、功能化、從而形成單向度思維方式的論述中，我們都可以發現，促使這兩種轉變發生的，正是大眾媒介。這些不但鮮明地體現出阿多諾的思想痕跡，更為重要的是充分體現了馬爾庫塞的媒介成為意識形態的觀點，或者說媒介即意識形態的論斷已包含在馬爾庫塞的科技即意識形態的論述中。
總之，上述二人雖均將發達工業社會的大眾媒介作為他們的科技意識形態批判的代表性對象和重要內容，但是，在他們的眼裡，媒介及媒介成為意識形態具有不同的含義，而這種不同含義又來自於他們對科技意識形態的不同看法。在阿多諾看來，技術由於受權力的全面控制而成為意識形態。媒介組成文化工業，而文化工業由於受到國家的全面支配，已成為維護國家統治合法性的工具，並因此而成為意識形態。馬爾庫塞卻認為，媒介成為意識形態，不但因為技術受到全面控制，還因為它是預先按照統治者的意志和需要設計出來的。換句話說，他沒有把技術成為意識形態的原因完全歸結於外在環境的影響，技術設計和技術自身也有一定的“罪過”。因此，媒介成為意識形態，外在原因是國家的全面控制，內在原因是自身所包含的統治的先驗性。
媒介具有操縱性
媒介之所以會成為意識形態，法蘭克福學派認為，主要是因為媒介具有操縱性，即媒介對人操縱和控制功能。他們認為，在發達工業社會，大眾媒介已經具有了操縱和控制人的意識的魔力。阿多諾在《意識形態》（1964）一文中寫道：意識形態的首要功能，在於對民眾進行思想灌輸和意識操縱，而“這一直是由文化工業——電影院、劇場、畫刊、無線電、電視、各種文學形式、暢銷書和暢銷唱片……加以實現的”。[8]媒介組織通過這種操縱和控制，維護了統治的合法性。
他們指出，這種操縱和控制是通過對媒介內容、媒介使用的語言的規範化和傳播過程模式化來實現的。具體地說，作為統治合法化工具的媒介，其操縱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對傳播內容的左右和控制。完全被國家控制的媒介組織，必然要傳播統治者要求傳播的規定的東西，而禁止那些對統治階級不利的東西。“文化工業禁止反對和攻擊它的藝術作品。”[8]並且“一切媒介為維護既定現實的總動員，已經協調了各種表現手段，以致越軌性內客在技術上成為不可能的。”[9]那些在內容上超出既定言論和行動領域的觀念、渴望和目標，或被排斥、或被歸結為這一領域的微弱聲音。它們被既定體系及其量的擴張的合理性所重新定義。媒介的傳播過程就是一種內容的肯定和否定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媒介既是在不斷維護意識形態，更是在不斷地塑造和再造意識形態。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被媒介通過內容上的肯定和否定，宣傳為合法的。
二是對媒介語言的規範與約束。與規定性內容的傳播相應的，是媒介在傳播這些內容時使用的是規定的語言。作為表達這些內容的形式，媒介組織積極確定自己的語言的句法和辭彙。阿多諾說道：“從出版的一切作品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這些作品都一目了然地採用了規定的語言”[8]。在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看來，文化工業中的各種材料以及根據這些材料製作的媒介產品，都是通過相同的技術手段和特定的語言而形成的。當然，這種“規定的語言”顯然來自於國家權力、來自於權力的強制性規定，並受其全面管理。
三是對傳播過程的控制與操縱。這種對傳播內容和語言進行規範化後的媒介“產品”，最終通過大眾傳播過程到達個人，到達整個社會，並作用於個人和社會。從媒介的運作來看，大眾傳媒儘管進行的是一種強制性的思想灌輸，但卻是以一種軟性的隱蔽的方式進行的。關於這種方式，馬爾庫塞這樣認為：“整個大眾傳播過程具有一種催眠的特點，同時它被染上一層虛偽的親近的色彩——這是不斷重複的結果，是對傳播過程的熟練的管理指導的結果。這種大眾傳播直接同接受者相聯繫——沒有地位、教育和職務的距離，並在起居室、廚房和臥室不拘禮節的氣氛中射中他或她。”[8]這種方式沒有要求人們服從和屈服於這種思想；相反，它讓人在一種形式上的自由（大至出版自由，小到信息接收自由）中以一種個人選擇的方式來進行。然而，這種選擇本身就是在肯定和同一之中的選擇。就個人的接收而言，由於國家剔除了各種否定性媒介，媒介剔除了各種否定性內容，限定了人們對媒介和內容的選擇範圍，因而這種“自由”地選擇和接受，實際上是在一種間接的、隱形的強制性的框定中作出的。但這種強制無法為人所意識，因為選擇是由他自己作出的，是他在“不拘禮節”的氛圍中“自由”選定的。
大眾傳播媒介通過對內容、語言和過程的操縱，最終達到社會意識一致化和思想規範化，即最終達到了操縱、控制的目的。法蘭克福學派認為，“一致化”和“規範化”，就是個人和社會承認既定意識形態的權威，並使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服從於這種意識形態的支配。不過，“服從”並不等於“同意”。但是，恰恰在這種意義上，媒介才真正體現了它的意識形態威力，即它不僅能控制人的思想，而且能滲透進人的心理結構，改變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使人徹底失去內心的獨立與自由，從而自願地愉快地接受這種控制和操縱。
媒介具有虛假性和欺騙性
媒介具有虛假性和欺騙性，是媒介成為意識形態的又一重要因素。法蘭克福學派認為：意識形態是一種虛假意識，因而，意識形態所固有的一個最突出的特徵是它的“虛假性”以及由此帶來的“欺騙性”。這種意識形態的欺騙性及媒介對人的奴役看起來要比早期的以粗暴方式進行的統治要更微妙、更緩和也更為有效。媒介的意識形態虛假性和欺騙性，主要體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1.製造普遍利益與特殊利益的虛假統一。馬爾庫塞指出：“我們的大眾傳播媒介幾乎毫無困難地把特殊利益當作一切懂事的人的利益來兜售”[9]。被國家掌握的大眾媒介自然會本著維護統治階級的需要，而把統治者的特殊利益當作普遍利益來宣傳和灌輸。日積月累，媒介就能夠製造一種統治者的特殊利益和人民的普遍利益之間的虛假統一性，從而使個人感到他的利益就等同於權力擁有者的利益，權力利益的損失就是他個人的損失；對統治者利益的侵犯，也就是對他個人利益的侵犯。這就非常明顯地反映了媒介組織的欺騙性。馬丁·傑在談到這種欺騙性的後果時說道：“特殊和普遍之間的虛假統一在一些方面比社會矛盾的衝突更為不利，因為它能把它的犧牲者安撫進入被動接受狀態”[12]。那么，媒介怎樣才能使它的欺騙持續進行並最終達到目的呢？這就是製造一種“虛假需求”，進行新一輪的更為深入的欺騙，使這種需求得到虛幻的滿足，從而抑制真實需求。
2.製造虛假需求。馬爾庫塞認為，在日常生活中，人類存在著一種“真實”的需求和“虛假的需求”。所謂“虛假”需求，就是指“那些在個人的壓抑中由特殊的社會利益強加給個人的需求”；或者是那些由統治者的需要轉變成的個人的需要或根據統治者的利益要求製造出來的個人需求。[9]大眾媒介一直不斷地製造出這些虛假需求，並且努力使人們感受到並盡力去滿足這些需求。但是，這種需求的滿足是被規定的需求的滿足，是“為了消除飢餓者而又拒絕運用經濟實力”式的滿足，是一種有利於維護社會秩序的滿足，因而是一種虛幻的滿足，一種欺騙性的滿足，一種“剝奪人權的滿足”[19]。“文化工業通過不斷地向消費者許願來欺騙消費者。它不斷改變享樂活動和裝潢，但這種許諾並沒有得到實際的兌現，僅僅是讓顧客畫餅充飢而已。需求者雖然受到琳琅滿目、五光十色的招貼的誘惑，但實際上仍不得不過著日益慘澹的生活。同樣，藝術作品也不能兌現性愛。但是由於藝術作品把不能兌現的東西表現為一種消極的東西，它就似乎又貶低了欲望，從而對不能直接滿足欲望要求的人，是一種安慰。……文化工業不是純化願望，而是壓抑願望”[8]。通過這種欺騙性滿足，媒介使個人真實需求受到抑制，卻使統治者受益匪淺。
3.美化、幻化現實。在製造和滿足虛假需求的同時，媒介還通過竭力美化現實、製造關於現實的幻象來欺騙民眾。因為統治者不願意使人們意識到他們生活在一個動盪不安的充滿恐懼和無奈的現實中，不願意讓人們意識到他們受壓制的真實願望，所以就通過媒體對現實進行掩飾。具體的手段就是“神化定在”，把現實理想化。“文化工業一再忠實地重複迷惑視線的現象，不斷地把現實的現象美化為理想，而輕巧靈活地克服重大的錯誤信息與公開的真實情況之間的矛盾。”[8]受理想化的虛假現實的蒙蔽和欺騙，個人往往會產生一種迴避自己的虛假性的虛假意識。由於意識不到現實世界的真正苦難，意識不到理想化的現實的虛假性和欺騙性，個人認為媒介宣傳的世界，就是自己生存的現實世界，現實如同媒介宣傳的一般美好。帶著這種認識，個人會迷醉於虛幻的現實中不可自拔，樂而忘返。阿多諾指出，不可否認，藉助這種迷醉，客群可以擺脫現實，但這是一種消極的、虛幻的擺脫，是對現實的逃避而非對現實的改變，是以對現實的順從而非對現實的抗拒。因而，客群“擺脫和逃避日常生活，就好像和私奔出走一樣，從一開始就決定了、一定會回到原來的出發點”[8]。
必須指出，在資本主義國家，媒介組織的欺騙不是建立在純粹自願的基礎之上，實際上它同樣是一種強制。媒介的運作和管理，消費者的需求和滿足，這一切都是社會預先規定的。他們永遠都是被規定的生產者和消費者。“文化工業不僅說服消費者，相信它的欺騙就是對消費的需求的滿足，而且它要求消費者，不管怎樣都應該對他所提的東西心滿意足。”[8]阿多諾用一句希特勒德國時期的諷刺話來說明這種狀況：“任何人不許挨餓和受凍，誰要是這樣做就讓他進集中營”[8]。他戲稱這句話可以刻在所有文化工業的大門上。在他看來，每個人都得接受這種虛假需求以及隨之而來的欺騙性滿足，接受這種強制，否則，他就會被迫成為一個局外人，一個多餘的人，最終被社會拋棄。媒介擁有的這種強制力量的實質，正是意識形態所擁有的軟性的強制力量。
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充當意識形態的大眾媒介構築了一個統治者控制之下的全封閉的社會體系。在這個體系之中，個人頭腦中的批判性思維被剝奪，對現狀的否定轉變為對現狀的肯定，對社會的拒絕反倒被拒絕，個人的意識已融入並等同於社會意識，甚至對兒童的直接影響也由媒介取而代之。因此，在這個受新的意識形態成功操縱的社會中，每個人都不是作為“我”而活著，而是作為“我們”而活著，人和社會正趨於“單向度”；人本應是媒介的主宰，反而成了媒介的奴隸；社會“除了意識形態自身的存在，除了屈從於現存狀況的壓倒一切的力量的行為模式之外，意識形態沒有留下什麼東西”[20]。
否定性、悲觀性、巨觀性和思辯性
綜上所述，法蘭克福學派的媒介控制分析顯然具有否定性、悲觀性、巨觀性和思辯性的特點。馬爾庫塞曾宣稱：“社會批判理論並不擁有能彌合現在與未來的裂縫的概念，不作任何許諾，不顯示任何成功，它只是否定。”[9]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媒介對否定性社會文化的有效遏制，他們深知個人的渺小和媒介的無奈，只能懷抱著一種“文化贖救”理想，苦苦探尋“贖救”的可能途徑，在人人皆醉唯我獨醒的情態中發出一聲聲“沒有希望”的咀咒式呼救。同時，由於他們的分析被限制在特定的時代，其思想與現實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再加上一種相對模糊的態度和較為寬泛的視野，在避免了當代政治風險之後，其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也只能以不成正比例的狀態呈現。
法蘭克福學派那種“理性化”的抽象性話語，也被實證學派的理論家認為難以捉摸、不易驗證，有主觀唯心主義的傾向。他們以巨觀的視野研究和關注的媒介運作以及媒介和社會、媒介和權力之間的關係，結合自己的觀察和特殊的人生經歷，提出了一系列旗幟鮮明、鞭辟入裡、發人深省的觀點，無疑是值得肯定的；但過分誇大媒介的作用特別是消極否定的作用，把許多社會弊端歸罪於媒介和科技本身，而忽視了社會的和人為的諸多因素，顯然又陷入了悲觀主義的“反向的”技術決定論的泥潭之中。所有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反思和記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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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德)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張峰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9，7，8，58，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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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德)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李黎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39，40。
[18](德)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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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阿格爾：《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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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aisideology
———OnmediadominationtheoryofFrankfurtSchool
SHAOPei-renLILiang
(CollegeofHumanities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28,China)
Abstract:FrankfurtSchoolattractsworldwideattentioninthefieldofphilosophy,sociology,politicalscienceandpsychology.However,theirattributiontothecommunicationstudyisnotwellreviewedamongdomesticresearchers.FrankfurtSchoolmainlyfocusesonthetheoryofmediadominationandtakesmassmediaasanideologytobethelegalfoundationforstatesovereigntyintheadvancedindustrialsociety.Throughthemediamanipulationandfraudulentconduct,massmedianotonlyeffectivelyeliminatethesocial-culturenegativitybutalsosystematicallyclearawaytheinfluenceonchildrenfromdomesticenvironmentconceivingcriticismandnegativity,thushelpedcreateonedimensionalmanandsociety.Althoughsuchcriticismismainlyonthemediaasideologyincapitalistsystem,itisworthyforourintrospectionandreference.
Keywords:FrankfurtSchool;criticalcommunicationstudy;ideology;massmedia
《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1期4/23/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