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交往與社會進化作者：(聯邦德國)哈貝馬斯(Habermas,J.)著張博樹譯
圖書分類：哲學、宗教»歐洲哲學»歐洲各國哲學»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哲學（1945~1990年）
主題詞：哈貝馬斯－J.－哲學思想哲學思想－法蘭克福派
主題分類：人文社科»哲學»世界哲學
《交往與社會進化》所載各文，1976年首次用德文發表，中譯本系根據ThomasMcCarthy英譯本譯出。
作者簡介
哈貝馬斯(Habermas,J.)哈貝馬斯，生於1929年，先後在德國哥廷根大學、瑞士蘇黎士大學、德國波恩大學學習哲學、心理學、歷史學、經濟學等。1961―1964年任海德堡大學哲學教授，1964―1983年任德國普朗克研究院科技世界生活條件研究所所長，1983―1994年任法蘭克福大學哲學社會學教授，1994年退休。哈貝馬斯是當代西方重要的理論社會學家、哲學家，在德國乃至歐洲、北美的哲學和社會學領域有著廣泛的影響。他的著作很多，幾乎每一本著作的出版都被視為哲學界的一件大事。他的主要著作有：《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1962）、《理論與實踐》（1963）、《知識與興趣》（1968）、《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問題》（1973）、《交往行為理論》（1981）、《交往行為理論（補充與論證）》（1984）、《現代性的哲學話語》（1985）、《後形上學思維》（1988）以及《在事實與規範之間》（1994）等等。
書評
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高地非法蘭克福學派莫屬。讀第一頁的時候我就崩潰了，這是什麼樣的嚴密邏輯啊，延續了德國人一貫的恐怖姿態，連自認嚴肅的我都被嚴肅得一條一條的。二同學告訴我，你熬過前20頁，經歷過那種非人的折磨，趟過地獄的業火之後，你就解脫了。結果前20頁我讀了一個半月。後面全部內容唯讀了半個月。然後二同學告訴我，這個版本翻譯太差，別去讀它。好在現在有了這種歷練，我等級躥升到了人品級，再來什麼都不怕了。
《交往與社會進化》，從語詞的角度出發研究人、社會和歷史，通過語用的角度探討交往的本質，其後研究人的發展過程中如何建立起道德和判斷力，哈貝馬斯的結論是，人發展的最後一部分，從發展心理學和道德發展的階段性對比兩相考察，應當具有這樣一種道德識見，即超越角色道德，達到個人普遍的道德，基本上是隨心所欲不逾矩的狀態，只不過沒有活到七十歲的限制，最後一個發展階段是青年之後的，在逐漸成熟的過程中，個體學會不受到周圍亂七八糟的思想所影響（就像以前那個爺孫倆騎驢的故事），雖千萬人吾往矣。最後哈貝馬斯將這個過程與人類歷史發展作了比較。他自己也知道，將個體發展與歷史發展比較是一種極不可靠的理論，因此對其作了許多限制，使這種比較基本上只是停留在形式的類比上：現代性的歷史，就是人們發現了個體自由道德的本質，大眾的評判和裁斷力漸次消逝，而個人發展的可能性無限增長的過程。
說到底，哈貝馬斯的思維理路是馬克思的，事實上我們完全可以將馬克思也目為一個重要的現代性作家，他發見了資本主義內生的矛盾：一種更自由的人身需要一種更自由的人生，然而彼時的結構從結構上反對人們反對結構（我說著玩的）。哈貝馬斯在現代性完全展現的時候接過馬克思的大旗繼續呼籲：人們畢竟還不夠自由。
有時我會懷疑，邏輯作為方法論，它本身並不產生任何新的東西，那么對於嚴密的邏輯來說，引用資料本身也許就是自相矛盾的。在這本書中，常常可見這種貌似的矛盾。如果我們把當代心理學本身就看做現代性的產物，那么它自然可以運用在人的發展階段上；但如果我們僅僅將當代心理學看做現代性的產物，那么運用心理學來認識歷史就是不可能的了。
背景資料
哈貝馬斯不僅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中最重要的理論家以及新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社會學家或者社會批判思想家。他在社會學領域內最為核心也最具代表性的理論是交往行為理論。本文擬從社會學角度對其交往行為理論進行全面的探究，以尋求其思想的邏輯必然性。
交往行為理論提出的緣由
第一，他針對的是工具理性對人性的全面抑制和科技文明給人類造成的異化。近代以來，理論受到科學技術、工業文明等社會實踐的壓制和扭曲，理論認識變成一種技術的論證和單純的操作程式，出現了機器統治人的現象，從而導致了人的全面異化。所以，哈貝馬斯認為，必須充分發揮社會學理論的批判功能，對資本主義社會展開全面的批判，以期在批判舊世界中建設新世界。
第二，他針對的是馬克思、馬爾庫塞等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詮釋、分析和批判。馬克思認為，物質資料的生產是人類歷史的第一個無條件的前提，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以及由此形成的人和自然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者不僅和他的勞動和他的勞動工具、和他的勞動產品相異化，而且還直接導致人和人的異化”[1]。所以，“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無產階級只有拿起武器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在馬爾庫塞看來，當代工業社會變成了見物不見人的“單向度的社會”，其中的人也變成了沒有否定精神，沒有超越精神、沒有思想和理想的“單向度的人”，因此，要以理性為基礎打破舊世界，重新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哈貝馬斯則認為，當前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並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已經走向末日，現實社會中的兩大對立階級也沒有出現如馬克思所說的武裝鬥爭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社會形態更替，資本主義的末日遠未到來，甚至還出現了許多似乎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現象，如白領工人的出現，工人的普遍持股以及福利國家的興起等等。這恰恰是資本主義社會結構轉型和結構變遷的表現形式，即“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當然，由於國家對市民社會的專制，造成了公共領域內的溝通困難重重，那種“未分化的”、“尚未主題化的”“生活世界”被政治權力壓制著，使得這種結構轉型成為異化了的結構轉型和社會變遷。因此哈貝馬斯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揭示這一異化狀況，重建歷史唯物主義，開展正常、健康、有效的理性交往，尋求有效的溝通，為人類社會重新找回失去了的精神家園。於是他以《交往行為理論》、《交往與社會進化》以及《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等著作的形式直接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關於社會結構轉型和社會變遷思想。
第三，他針對的是史達林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法典化、教條化。眾所周知，史達林在聯共（布）黨史中將歷史唯物主義即社會發展、社會變遷的理論內容表述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的發展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的發展”，“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以及“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等。可是，20世紀尤其是“二戰”以來，資本主義社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史達林式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內容不符合處於社會變遷和社會轉型中的社會實際情況。所以，只有“重建歷史唯物主義”，有效地尋求社會變遷和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因。
第四，他自覺和不自覺地針對了吉登斯、貝爾以及利奧塔等人關於現代性的觀點。吉登斯認為，“大約在17世紀出現在歐洲並且在後來的歲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範圍內產生著影響”的現代性，如今被某些學者用諸如“信息社會”、“消費社會”、“後工業社會”“後現代社會”等等概念所取代了。與其寬泛地談論和使用這種種新概念，還不如努力說明為什麼現代社會必然會導致風險社會、導入一些先前年代所知甚少或者全然不知的新的風險參量等問題。“僅僅發明一些諸如後現代性和其他新概念是不夠的，相反，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現代性本身。”[2]於是，他提出要“反思現代性”、“超越左和右”，以實現“民主社會的復興”。貝爾認為，西方工業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不同於馬克思所說的早期資本主義社會，起源於17世紀的現代性已經終結，如今的社會邁進了“後工業社會”的門檻。在後工業社會裡，“服務經濟逐步取代了生產性經濟，大學、科研院所以及專業科學技術人員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知識成為社會創新的核心原則，未來取向的技術控制成為後工業社會的重要原則”[3]，後工業社會因此也就被稱之為知識經濟時代。而利奧塔從後現代性立場出發，堅持認為現代性已經過時，現在的任務就是要“重寫現代性”。哈貝馬斯則認為，自啟蒙運動開始的、經過西方工業化而建立起來的現代社會秩序以及它應當發揮的功能遠未完結。儘管目前社會中存在一些問題，但是那只是前進中的問題、發展中的問題。因此，只要我們捍衛現代性原則，回到原初的生活世界，克服交往障礙，在“交往”中實現“社會進化”，就一定能夠促進整個社會秩序的和諧。
交往行為理論的路徑
哈貝馬斯認為，要想構建社會進化理論，實現社會的正常交往，就必須對理論的前提即近代以來哲學認識基礎進行一次徹底的反思和批判。他認為，自康德、黑格爾以來，哲學社會科學事實上都堅持了二元論立場，在非此即彼的兩極對立思維方式中歪曲地把握了資本主義社會現實。所以，必須尋求一個能夠聯繫主觀和客觀、主體和客體的橋樑和中介。他還認為，馬克思的實踐概念並沒有真正解決認識的基礎，只有他的“興趣”，一個作為具有主觀性和客觀性相統一的概念才能作為認識的真正基礎。於是，他認為認識論的首要問題和任務就是挖掘“認識和興趣的關係”，為資本主義公共領域結構轉型提供支撐。
哈貝馬斯把興趣分為初級的興趣和次級的興趣。初級的興趣是指存在於生產、實驗和日常生活領域中的興趣，是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原初興趣，而次級的興趣則是在初級的興趣中分化出來的包括三種指導人們認識和改造對象的興趣，即技術的認識興趣、實踐的認識興趣以及解放的認識興趣。技術的認識興趣是在勞動中形成的，它規定著“必然的、現實的、客體化的方向”，也就是規定著工具理性行為；實踐的認識興趣以語言、解釋為中介來促使人們進行有效的溝通；而解放的認識興趣分別對應自然科學、精神科學以及批判的社會科學。在他看來，認識的興趣不僅涉及人們之間的交往行為，而且也關係到人類的解放這一“宏大敘事”。
與認識的三種興趣相一致，受黑格爾“正、反、合”辯證法思維方式的影響，和孔德的“神學階段、形上學階段、實證階段”，斯賓塞的“軍事階段、過渡階段、工業階段”，迪爾凱姆的“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以及韋伯的“傳統型統治、卡里斯馬型統治、現代科層制統治”相適應，哈貝馬斯也將歷史上存在的社會結構轉型劃分為三種形式[4]。一是廣場型公共領域結構轉型，主要指古希臘。當時的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集中在廣場上進行，人們共同的行動如議事、戰爭、體育競技等均在公共場所進行，而生產勞動以及經濟活動則以家庭為單位屬於私人領域內的事情。隨著社會的發展，公共領域的界限趨向模糊，於是過渡到第二種形式即代表型公共領域結構轉型。在這個階段，封建主是一切權力的總代表，他們集政治、經濟、文化統治權於一身，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都被封建主控制著，私人因其經濟獨立性的喪失而逐漸失去了私人性。但是封建君主假借天道，通過髮型、服飾、禮儀等大搞形式主義來欺騙百姓。三是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結構轉型。這個時期產生了如黑格爾和馬克思所說的“市民社會”，出現了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分離，也就是公共權力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分離。而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就成了私人領域和公共權力領域的中介環節。
不過，在哈貝馬斯看來，資本主義社會所爆發的一切問題和矛盾恰恰就出現在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結構轉型之中！他認為公共領域結構轉型的直接結果就是交往行為的不合理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5]。交往行為的不合理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人們的交往關係呈現出病態的狀況，如交往的物質利益泛化、溝通和理解產生障礙等等。二是交往的風險性增強。誠如貝克所言，現代社會已經處於“文明的火山口上”。吉登斯也不無中肯地指出，現代性或者說現代社會導致了風險性的增加，“如核戰爭對人類生存的威脅以及風險環境的擴張”等。三是交往的空間範圍不斷縮小，生產、科學以及政治等主題化、分化的專業領域正逐漸形成以功利主義為價值取向和價值導向的專門化世界，進而吞噬著人們的交往行為賴以生存的基礎——生活世界。哈貝馬斯認為，整個人類生活的世界共有主觀世界、客觀世界以及社會世界三種類型，它們分別成為認識的三種興趣各自關注的對象。其中，社會世界又包括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兩種：制度世界是指那些制度化、組織化以及科層制化的世界，即現代國家機關和社會市場體系；而生活世界則是指能夠開展言語溝通、追求話語共識的“尚未主題化”的“原初世界”，它包括進行話語共識的公共領域以及維持私人利益的私人領域。由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間出現的矛盾，會使資本主義社會全面異化，因此，只有規範和重構資本主義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重新回到生活世界，才能使資本主義社會繼續向前發展。
所以，留給哈貝馬斯的任務只有一個，那就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構建一個理想的交往行為模式，建立他的交往行為理論。在《交往行為理論》中，他將人的行為分為四種類型[6]。一是目的性行為。主要集中在生產領域，是藉助於工具理性從事改造客觀世界的活動。然而，受客觀條件的制約，這種行動不但不能發揮人的主體性，反而成為壓制人的手段，所以不具備合理性。二是規範性行為。這是以行為者共同的價值取向為目標的行為，主要是體現在人們的主觀世界和社會世界中的價值認同和規範遵守。三是戲劇性行為。與培根的劇場假相相類似，他認為社會是一個舞台，每一個個體都要在觀眾或對象面前表演自己，背誦著早已準備好的“台詞”讓觀眾去領會他的“潛台詞”，故而這也不是一種合理性的行為。但是社會卻需要這種行為，因為它是人的社會交往的一種方式。前面的三種行為或者壓制人的主體性，或者使人變為一種社會化符號而異化為某種工具，因而都是不合理的行為，於是他提出了交往行為。交往行為使用語言或非語言符號作為理解他們各自行動的工具，以便使他們能夠在如何有效地協調自身的行為上達成一致。它是主觀世界、客觀世界和社會世界的綜合與揚棄，所以就必然是合理性的行為。他認為交往行為有四個方面的功能：一是理解的功能，有助於把握知識；二是合作的功能，使社會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以實現社會的目標；三是社會化功能，即能夠使個體認同社會規範和價值取向，從而有助於形成某種價值導向；四是社會轉型功能，因為前三種功能的總目的就是要重建歷史唯物主義，重現資本主義國家的應有功能，實現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轉型、結構變遷和社會進化。也正因為如此，哈貝馬斯始終堅持認為現代仍然是一項“未竟事業”。
交往行為理論的歸宿
從總體上看，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試圖解決以下幾個難題。
第一，它為認識和把握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實踐提供新的視角。“二戰”以後，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新的變化，中產階級普遍增多，工人階級生活狀況有所好轉，資本主義社會已經不再是馬克思、列寧所描述的那個到處充滿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社會。那么，如何把脈資本主義的本質和特徵就成了學者們共同關注的話題。哈貝馬斯以自己獨特的視角，既看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本質，又把這種異化的社會現象當做資本主義社會結構轉型和社會變遷的必經之路。也就是說，他把這種異化的社會現實當成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必然過程。
第二，它為整合社會學傳統中的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思維方式提出自己獨特的解釋原則。自近代笛卡兒以降，西方哲學社會科學一直受到經驗論和唯理論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影響，社會學作為從哲學中分化出來的一門學科也不例外。一方面，作為一門實證科學，社會學要尋求“社會事實”的客觀性，然而，一切的“社會事實”又是主體人的有目的、有意識的活動，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觀價值性。這樣，如何統一主客觀問題，實現主觀和客觀、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統一就成了社會學家普遍關注的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哈貝馬斯以“興趣”作為邏輯起點，以那種“原初的”、“未分化的”、“尚未主題化”的“生活世界”作為解決主客二元對立的歸宿，應該說有自己獨到的價值。
第三，它為解決西方社會結構轉型問題，避免人的異化，實現人的解放開出自己的一劑“藥方”。面對資本主義社會全面異化現象以及出現的新情況，西方一大批社會思想家們展開了各自的思考。吉登斯從“結構二重性”出發，認為現代社會是一個“風險社會”；貝爾堅持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社會已經發生了深刻的社會變遷和結構轉型，他樂觀地稱之為“後工業社會”；利奧塔、羅蒂等人則認為當前的資本主義社會已經進入“後現代社會”。而哈貝馬斯認為，要避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公共領域結構轉型中出現的異化現象，只有發揮交往理性作用，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以實現社會的進化。
當然，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方法論的局限。他試圖整合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二元論思維方式，可是從根本上講，任何一個拋棄或繞開馬克思的實踐觀的做法都是不現實的，只能重新回到二元論，或者以一個新的二元論來取代原來的二元論。二是視角基礎的局限。他以興趣作為其認識的基礎，然而人的興趣從何而來？如果對哈貝馬斯的“興趣”作一個本體論式的追問就不難發現，無論他論證得多么“完善”，他所謂的“興趣”其實仍然不過是笛卡兒式的“天賦觀念”而已。三是理論落腳點的局限。與其說他對“資本主義的未來”充滿“興趣”，提出“重建歷史唯物主義”，通過“交往行為理論”以實現“社會進化”，不如說他對重新回到“生活世界”更感“興趣”。但是，他所謂的“生活世界”其實就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烏托邦”。
參考文獻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6—98.
[2]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108—109.
[3]貝爾．後工業社會的來臨[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276.
[4]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3—22.
[5]劉少傑．後現代西方社會學理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312.
[6]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第1卷）[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6.279—2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