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予之於三代年代研究，十載艱辛，一朝唯見工程之結論，辛酸百倍、感慨萬千。進而審視再三，克商之年竟與五年前拙著《西周紀年考》不謀而合，殊途同歸者，實非天意哉！然究其盤庚以來諸王在位，年數疏漏，謬誤之處比見，是作此文以為窺管。
甲骨文日月食
甲骨文中共有五次有紀日乾支的月蝕紀錄，根據新的殷墟卜辭分期研究，確定了這五次月蝕屬於武丁時期賓組卜辭-A 、-B和二類偏早型，當武丁中期後半到武丁末年、祖庚時期，其先後次序如下：
癸未夕—甲午夕—己未夕皿庚申、壬申夕—乙酉夕[1]
其中，甲午夕月蝕限定了武丁的時代。根據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張培瑜先生的計算，安陽可見的武丁世甲午夕月蝕最早的時間為前1229年12月17日，從而限定了武丁的時代不能早過前13世紀前半葉。
又，“己未夕皿庚申月有食”所記得是己未夕而非庚申夕月蝕，“皿”字為裘錫圭先生所釋，讀為“向”，義為“從……到……”[2]。在前1400 —1100年之間從己未持續到庚申、安陽可見得月蝕只可能是前1192年12月27日夜間或前1166年8月14日黎明兩次月蝕，卜辭所記必為其一。
根據張培瑜先生的研究，在武丁所處的年代範圍內，符合上述乾支、次序、時間並包含己未夕皿庚申月蝕兩者之一的只有一組結果，並且在公元前1500 年~前1000年之間也只有這一組，沒有其他可能。由此得出了武丁時期五次月蝕的唯一證認，其結果如下：
癸未夕月蝕：公元前1201年7月12日（賓組一類，偏晚）
甲午夕月蝕：公元前1198年11月4日（賓祖二類，偏早）
己未夕皿庚申月蝕：公元前1192年12月27日（典賓類）
壬申夕月蝕：公元前1189年10月25日（典賓類）
乙酉夕月蝕：公元前1181年11月25日（賓組三類）
據《尚書·無逸》：“高宗享國五十九年”，而甲骨文分期也表明武丁在位的年數應該有五、六十年之久，《尚書》當不誤。根據黃天樹先生《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典賓類卜辭下限可到祖庚，而賓組三類主要屬於祖庚，故壬申夕—乙酉夕月蝕已入祖庚時期，武丁與祖庚的分界應在己未、壬申月蝕的前後[4]。若以己未夕皿庚申月蝕的年份為武丁末年，則武丁在為年代為前1250年—前1192年，以此為基點下推，可確定武王克商之年不會早於前11世紀50年代。
質疑：根據甲骨文歷組卜辭日食記錄，彭裕商先生確定了庚辰日食的分期屬於歷組二B乙群，屬祖庚時期，根據張培瑜先生的推算，發生在公元前1198年。由於庚辰日食版已有父丁（即武丁）的稱謂[5]，所以祖庚元年不應該晚於公元前1198年，但是根據夏商周年表，祖庚元年卻比這一年足足晚了七年，到了公元前1191年。所以，祖庚元年應該在公元前1198年以前。根據下文考訂，本人認為，公元前1201年才是武丁、祖庚的交界，是年武丁死、祖庚即位。武丁元年應該在公元前1259年，而祖庚元年則在公元前1200年。
《尚書無逸》中提到了三位在位年數較長的商王，分別是“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史記魯世家》引文略同，鄭玄注、三體石經皆同。唯洪适《隸釋》及偽《孔傳》所述三宗的次序為太宗、中宗、高宗。太宗為成湯之孫太甲，《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從之。
今按，《史記魯世家》索隱：“《紀年》大甲惟得十二年”，知在位三十三年的應是祖甲而並非太甲，實屬今文學家妄改。新出的《小屯南地甲骨》2281是武乙時期的無名組卜辭：“□辰卜，翼日其 ，其祝自中宗、祖丁、祖甲、[至]於父辛”。武丁在何組、無名組卜辭中被稱作“祖丁”[6]，所以這段文字中所述就是《無逸》中的中宗、高宗（武丁）、祖甲和廩辛，其次序與《無逸》完全相同，看來中宗、武丁、祖甲在後人的眼中是值得稱道、特別祭祀的名君。《尚書序》雲“周公作《無逸》”，由篇文通冠“周公曰”看，是可信的。因此文中周公所紀錄的商王在位年數應該是可信的，祖甲應在位三十三年無疑。
根據夏商周年表，祖庚、祖甲、廩辛、康丁四王在位年限為前1191—前1148年，共44年，若祖甲在位三十三年，根據夏商周年表，留給祖庚、廩辛、康丁的年數就只剩11年，每個商王在位的年代只有三四年了，所以《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才雲“祖甲有否33年，尚難定論”。因此我們知道，斷代工程在這時期的年代上一定有較大失誤。
甲骨文歷組日食又將問題變得愈加複雜化。歷組日食可以用作研究的共有五例，根據彭裕商先生的研究和分類，張培瑜先生確定了五次日食的時間，如下：
庚辰日食 公元前1198年 歷組二B乙群
壬寅日食 公元前1173年 歷組二B乙群
辛巳日食 公元前1172年 歷組二B丙群
癸酉日月頻食 公元前1171年 歷組二B丙群
乙巳日食 公元前1161年 歷組二B乙群、丙群[7]
按照彭裕商先生的研究，歷組二B乙群、丙群應屬於祖庚時期，而乙群上限更早一些。[8]如果這樣，祖庚在位的年限至少要到前1171年，根據夏商周年表其在位年數至少有21年，比我們剛才得出的祖庚、廩辛、康丁三王年數年數總和11年還要多出10年，這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結論的一大嚴重錯誤。 由於祖庚、祖甲都是武丁之子，武丁已經在位五十九年的前提，祖庚、祖甲在位的總年數不應該過長。如果祖庚可以在位二十一年，祖甲又在位三十三年，一共五十四年，則父子兩代人在位年數就高達113年，這在除了傳說時代的三皇五帝以外全部中國歷史紀年時期都是從未發生過的。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歷組二B乙群、丙群應屬於祖庚至祖甲時期，而不僅僅屬於祖庚。而賓組三類卜辭也應該下限到祖甲時期，而不像傳統觀點那么早。關於這一論點，筆者將另文詳細論述。
祖庚時期發生的月蝕我們前面已經討論過，根據這些月蝕記錄，我們可以估計出祖庚在位的年代。以屬於賓組三類卜辭乙酉夕月蝕為祖甲時期的話，《今本竹書紀年》祖庚在位十一年就應該是比較可信的，那么祖庚在位的年代大致上是從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1190年，壬申夕月蝕發生在祖庚九年。這樣祖甲元年就應該在公元前1189年，在位三十三年。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採用AMS法對卜骨進行的測年：
被認為屬於祖庚時期的賓祖三類卜骨SA99094（合集1251）C14測年數據為BP3023±32年（BP為距1950年的年數），樹輪校正年代大致為BC1235—1210年（51%）/BC1205—1190年（26%）/BC1180—1165年（23%），本文推算祖庚在位年代為BC1200—BC1190，其中間一組數據正在此範圍內。
被認為屬於祖甲時期的無名組卜骨SA98218（合集27616）C14測年數據為BP2985±32年，樹輪校正年代大致為BC1235—1185年（76%）/BC1180—1165年（24%），本文推算祖甲在位年代為BC1189—BC1157，其後一組數據正在此範圍內。
《通鑑外紀》卷二引《帝王本紀》、《皇極經世》、《通鑑外紀》、《通志》、《文獻通考》並以武乙在位四年，《後漢書·西羌傳》、《通鑑外紀》並引《竹書紀年》，有武乙三十五年紀事，知武乙在位至少三十五年。《今本竹書紀年》云：“（武乙三十五年）王畋於河、渭，暴雷震死。”夏商周斷代工程所據當此。 據《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引《史記》、《通鑑外紀》卷二引《帝王本紀》、《皇極經世》、《通鑑外紀》、《通志》、《文獻通考》諸書，文丁在位三年，而《後漢書·西羌傳》注、《通鑑外紀》卷二並引《古本竹書紀年》，有太丁七年周伐始呼之戎、太丁十一年周伐翳徒之戎紀事，知文丁在位年數必在十一年以上。《今本竹書紀年》文丁在位十三年，而夏商周斷代工程採用十一年。
《晉書·束皙傳》、《史通·疑古》、《史通·雜說上》引《古本竹書紀年》雲“文丁殺季歷”，此事《今本竹書紀年》系之於文丁十一年。季歷為周文王之父，周文王元年在前1099年，則季歷末年當在前1100年，但是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論夏商周年表，此年卻已經是帝乙二年了，這是斷代工程結論的嚴重錯誤之一。
《鬻子》雲紂在位五十三年，《今本竹書紀年》同（包括克商之年），顯是誤將帝乙之年計入帝辛之中。《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引《帝王世紀》、《皇極經世》、《通鑑外紀》、《通志》、《文獻通考》諸書並以為帝乙在位三十七年、帝辛在位三十三年，兩代總年數為七十年，實誤。甲骨文乙、辛周祭卜辭，祀數最大者均為“廿祀”[9]，《寢孳方鼎》“惟王廿祀”[10]，《肆簋》“惟王廿祀”[11]，知兩王均應在位二十年以上，《今本竹書紀年》以帝乙在位九年則誤。
商代晚期，商王用五種祭祀方法按固定順序輪流祭祀先王及其配偶，一個祭祀周期稱為一祀，長度約等於一個太陽年，學者稱為周祭，有紀時作用。帝辛的周祭材料可靠，依之排出祀譜，可確定帝辛在位年代。利用周祭材料也可排出帝乙祀譜，與帝辛祀譜連線，確定帝乙在位的可能年代。
在周祭系統中，帝辛元祀至十一祀祀譜有6件青銅器，由此排出帝辛元祀到十一祀祀譜，在曆法上符合陰陽合曆的原則，在周祭上祭祀與季節基本對應，所以應屬可信。經研究，這段祀譜二祀正月初一日的乾支應是丙辰或丁巳。按照這一特徵，再考慮當時歲首和月首的可能情況，得到帝辛元年可能的年代為公元前1085年、1080年、1075年、1060年等。因武王克商之年確定為公元前1046年，而周祭材料中記有廿五祀的青銅器應入帝辛祀譜，所以帝辛至少在位二十五年，由於沒有發現更多的祀數，所以帝辛元年應在公元前1075年，在位三十年。
根據常玉芝所做的周祭譜研究得出的結論，帝乙在位二十一年或者二十六年，這兩個年數都存在問題。根據帝辛遠年在公元前1075年，斷代工程認為如果採用二十一年則帝乙時的月份和周祭與季節均不對應，而採用二十六年月份與季節雖不對應，但是周祭與季節仍基本對應，所以採用二十六年。但是這種做法使得周王季歷被殺推遲到了帝乙二年，是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始料未及的。
我們知道帝乙的周祭譜和帝辛的周祭譜都不是完整連貫的，中間或有間斷，所以帝乙和帝辛的年數是估計的，儘管這種估計建立在一套系統研究的基礎之上但仍可能有N*5年的誤差。我們知道殷代的曆法是大小月相間一年354天左右，一般19年加7個閏月，這樣，在五年以內如果只有一個閏月的話，就是5*354+30=1800（天），剛好是六十個乾支的周期，所以每隔五年（因為置閏的緣故，有時也會是四年、六年）曆日就會有再次比較接近的時候，19年置7閏之後這種接近更明顯。正如上文所述帝辛元年的可能年代、帝乙在位年數存在相差五年的多種選擇。
根據夏商周年表在文丁、帝乙年代上出現的錯誤，使得季歷的年代無法與文丁對應，所以，為了修正這一錯誤，要么修改周文王在位的年代，要么修改帝乙元年。既然克商年、文王在位年數作為可信的結論不能輕易修正，所以，帝乙帝辛的總年數一定要減去5年左右，這樣，帝乙元年在公元前1096年，文丁應該在位十三年，元年在前1109年。文丁殺季歷之年當在文丁十一年，即公元前1099年，也就是我們確定的周文王元年，周文王即位為當年改元。 國王即位為當年改元是所有民族早期紀年的一個基本特徵，匈奴[12]、新羅、百濟、高句麗[13]、于闐[14]、南詔大理[15]、吉蔑 [16]等國皆行當年改元之法，越南諸政權（大越、大瞿越等）也基本上行當年改元之法[17]，渤海國立國前期亦行當年改元之法[18]。在漢文化圈以外從古埃及早王朝起幾乎所有使用國王在位年數紀年的國家政權無一例外地是國王即位當年改元。
其實周初的紀年本身就不完善，逾年改元法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時期才確定下來。周武王一直使用周文王受命紀年，並未改元；而周成王元年按照劉恕《資治通鑑外紀》、王國維《周開國年表》等傳統研究的觀點，周公旦攝政時期仍沿用受命紀年，直到周公攝政七年還政成王以後，次年成王改元元年。斷代工程的結論中一樣存在著周共王、共和當年改元，但是斷代工程並沒有說明當年改元的理由。
祖甲元年公元前1189年，在位三十三年，故廩辛元年在公元前1156年，下距武乙元年公元前1144年凡十二年，《今本竹書紀年》馮辛在位四年，康丁在位八年，其年數之和正是十二年，足見本文所推不誤，故康丁元年在公元前1152年。
《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第53—55頁詳細列出了採用AMS法對23片卜骨進行的測年數據，根據這些數據我們發現存在很多問題，被認為屬於武丁早期的五片卜骨樹輪校正年代大致為BC1323—1278年，但是卻比斷代工程確定的武丁元年BC1250年早28年以上，被認為屬於武丁中期的四片卜骨樹輪校正年代大致為BC1285—1220年，且有更多機率屬於BC1285—1255年之間（合集2140、合集302）。所以，有關武丁在位年代和殷墟卜辭分期仍有必要繼續研究下去。
周懿王元年天再旦
《古本竹書紀年》“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或雲“天再啟”[19]。李學勤考證出西周時期的“鄭”應在漢代的京兆鄭縣，就是今天的陝西華縣[20]。陝西天文台劉次源等對一九九七年發生在中國北方地區的日全食做了現場觀測，確認了“天再旦”是一次發生於清晨的日全食，並經過計算得出“懿王元年”是公元前899年，據張聞玉《西周王年論稿》所述，這一成果實際上最初為貴州工學院葛真先生在1980年得出，其後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彭（瓜失）均、洛杉磯加州大學周鴻翔及英國德蘭姆大學邱錦程合作計算，得出這是公元前899年4月21日凌晨5：48發生的陝西可見日食。
由於公元前899年到共和元年前841年期間短短58年有懿王、孝王、夷王、厲王四代，而周厲王根據《史記周本紀》要在位37年（含共和元年，或者說不含共和元年），這樣懿王、孝王、夷王三代僅剩下二十一、二年可以安排，其中孝王是懿王的叔父（從《史記周本紀》，《史記三代世表》以為懿王弟），夷王是懿王子，考慮到我國古代最長的例子，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有一百三十餘年，懿王、孝王、夷王三代人僅22年是否太短——即便是兩代人也有些嫌短。
《史記周本紀》“太子靜長於召共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根據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又，加上共和十四年，一共六十年，推知國人暴動之際，太子靜年歲必定很小，不然召公也不會用自己的兒子替代太子靜交由國人而輕易矇混過關。很難構想，周厲王在位長達三十七年而他的嫡長子——太子靜才只有幾歲。 西周青銅器中有一些記錄周王在位三十多年的高齡青銅器，如膳夫山鼎（卅又七年）、晉侯蘇鍾（卅又三年）、伯大祝追鼎（卅又二年）等，所以就必須有這樣一個長達三十七年的周王來安排這些青銅器，既然只有周成王、穆王、厲王、宣王根據史書在位在三十七年以上，所以李學勤先生、張長壽先生、王世民先生、陳久金先生所研究的結論把這些青銅器通通都排到了周厲王[21]。這樣做是否合適呢？根據《史記》各《世家》的記錄來分析，我們可以推斷周厲王在位的年數應該介於14—23之間[22]，那么我們有理由認為《史記周本紀》中“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應該是“十年”的誤寫。所有的證據都表明，西周紀年三十某年均用“卅又某年”來表示，所以此處的三十年，如果確有根據的話，應該寫作“卅年”，“卅”應該是“十”的筆誤。周厲王在位年數應該只有十七年。
或者，我們認為“厲王即位三十年”應該是“厲王即位年三十”或者“厲王即位三十歲”的傳抄錯誤。例如《史記五帝本紀》集解、《資治通鑑外紀》卷一下、《路史後紀十一》注並引《帝王世紀》“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真，百歲癸卯崩”。堯之二十一年甲子，可由《史記五帝本紀》集解、《資治通鑑外紀》卷一下引《帝王世紀》“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位”得證。故知甲午當堯之五十一年、舜之三十一歲；壬午當堯之九十九年、舜之七十九歲。故上引文“三十一年”、“七十九年”之“年”字，均為“歲”字之誤[23]。由於三本書的引文都出現這個錯誤，我們知道在《帝王世紀》原文就有這樣的錯誤，這也成為“歲”字誤為“年”字的一個典型例證。
否則，我們必須面對，一個在位長達三十七年的周王在其在位三十多年大約五十多歲的時候才生了第一個兒子，而且似乎也是唯一一個——否則召公不會用自己的兒子來代替他去送死，主要是怕周室絕後——而共伯和也正是因為厲王奔彘、假的王太子被殺以後，以周室絕後才由國人推舉出來執政[24]——恰恰因為這一點，當政後的共伯和不可能不知道太子靜尚在人間，所以當厲王死在彘之後，共伯和才主動歸國，太子靜得以即位為宣王[25]。
而且，根據上文，我們還要面對懿王、孝王、夷王三代只有22年，或者說兩代——如果孝王是懿王的弟弟。如果周厲王只在位十七年的話，那么這三代就有較長的41年時間；如果周厲王這十七年又包含了共和元年，那么懿王、孝王、夷王三王就有42年，平均每位周王在位14年，這不論是對於三代還是兩代都是合適的。
關於周厲王及西周晚期年代的討論，筆者將另文論述。現在簡單就《晉侯蘇鍾》與周厲、宣王年代做以探討。
《晉侯蘇鍾》的出土，在西周曆日及年代的研究上掀起了悍然大波，諸家研究者均無法很好的解決其本身得曆日問題，更對其在晉國年代問題上與《史記》的差異而無從下手。夏商周斷代工程在這一問題上也是先後採用不同的說法，顯得有些蒼白無力。因此，解決《晉侯蘇鍾》的曆日問題，關係到對西周月相名詞的釋義正確與否、《史記》晉國紀年正確與否、周厲王、宣王在位年代與紀年正確與否等重大問題。
《晉侯蘇鍾》作器者晉侯蘇即晉獻侯。《史記·晉世家》名“籍”，《索隱》引《世本》及譙周（《古史考》）以晉獻侯名蘇，與《晉侯蘇鍾》和，當為正。該器銘文云：“唯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二月既望癸卯……二月既死霸壬寅……三月方（旁）死霸……六月初吉戊寅”，據《史記》晉獻侯元年在周宣王六年（前822年），在位十一年，卒於周宣王十六年（前812年），則此卅又三年無從解釋。或以《史記》晉國紀年有誤，此卅又三年當為宣王三十三年（前795年），此為絕大多數學者之意見，然該年曆日據《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不能相合，又壬寅為癸卯前一日，與定點說、四分說皆不能相合，故馬承源先生以癸卯為癸巳之誤[26]，而張培瑜、李學勤等又雲以癸卯為辛卯之誤亦可[27]，諸家多從之，而又有以癸卯、壬寅位置應互換者[28]。
馮時等將“二月既死霸壬寅”以下歸入下年，則有：宣王卅又三年（前795年）正月乙卯朔（上年閏）四日既生霸戊午；二月甲申朔，二十日既望癸卯；宣王卅又四年（前794年）二月戊寅朔，二十五日既死霸壬寅；六月丁丑朔，二日初吉戊午。
陳久金等將宣王元年下移一年，使卅又三年在前794年，則有：宣王卅又三年（前794年）正月己酉朔（上年閏），十日既生霸戊午；二月戊寅朔，十六日既望癸（卯）[巳]，二十五日既死霸壬寅；六月丁丑朔，二日初吉戊寅。
王占奎等以共和元年為宣王元年，取消共和紀年，則卅又三年當前809年，有：正月丙午朔，十三日既生霸戊午；二月丙子朔，十六日辛卯、十八日癸巳均可謂既望，二十七日既死霸壬寅；六月癸酉朔，六日初吉戊寅。[29]
夏商周斷代工程在對於將《晉侯蘇鍾》放置到周宣王三十三年實在不能與曆日相合，於是上移至周厲王三十三年，並認為共和元年與周厲王最後一年重合，使得周厲王在位三十七年，而《晉侯蘇鍾》之卅又三年在公元前845年。但是，根據《史記》共和元年卻是在周厲王奔彘以後的下一年，《史記》至少有以下六條記錄表明共和元年為逾年改元。
[1]《齊世家》“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據此知共和元年逾年改元。
[2]《魯世家》“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 據此真公十四年周厲王奔彘，十五年共和元年，二十八年共和十四年，次年二十九年周宣王元年，知共和元年逾年改元。
[3]《衛世家》“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餎於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 釐侯十三年厲王奔彘，十四年共和元年，二十七年共和十四年，二十八年宣王元年，知共和元年逾年改元。
[4]《宋世家》“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琤立。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 釐公十七年厲王奔彘，十八年共和元年，二十八年共和十一年釐公卒，共和十二年惠公元年，共和十四年惠公三年，次年惠公四年周宣王元年，知共和元年逾年改元。
[5]《晉世家》“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於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靖侯十七年厲王奔彘，十八年共和元年靖侯卒，共和二年釐侯元年，共和十四年釐侯十三年，次年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元年，知共和元年逾年改元。
[6]《楚世家》“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勇六年厲王奔彘，七年共和元年，十年共和四年熊勇卒，共和五年熊嚴元年，熊嚴十年共和十四年，次年熊霜元年宣王元年，知共和元年逾年改元。
所以，修改共和元年以去適合現代人推排的歷譜——而這歷譜中青銅器的分期尚存在較大爭議，這種做法是否合適就值得商榷了。而且，把《晉侯蘇鍾》放到厲王時期一樣解決不了晉獻侯在位年代問題——跟據《史記》晉獻侯元年在周宣王六年（前822年），比夏商周斷代工程所確定的周厲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5年）足足晚了二十三年！銘文是講述晉侯蘇追隨周王出征獲勝一事，所以銘文中的紀年應該在這位晉侯蘇在位期間。
根據對天馬—曲村晉侯墓地測年，出土《晉侯蘇鍾》的M8晉獻侯墓中木炭SA98155的常規C14測年，其年代為公元前816年—公元前800年，採用AMS法測定其木炭SA98155 的C14測年數據為BP2640±50，樹輪校正年代為公元前814—796年；又，M39為晉獻侯夫人的陪葬墓，其人骨SA98092的C14測年數據為BP2684±50，樹輪校正年代為公元前814—797年；M8的祭牲墓M11的SA98094-1，SA98094-2，SA98094A-2的C14測年數據分別為2560±57、2612±50、2574±51，樹輪校正年代為公元前810—794年，兩種方法所測得的數據基本吻合，表明晉獻侯的卒年應該在前814年—前797年之間。
我認為《晉侯蘇鍾》所云之“卅又三年”當為“十又三年”的誤刻，為周宣王十三年、晉獻侯八年、公元前815年，正在晉獻侯卒年範圍（前814—797年）之前，為晉獻侯在位時期。前815年上年閏，是年正月建子，辛亥朔（12月25日23時11分），以前日庚戌朏，得九日既生霸戊午；二月辛巳朔（1月24日16時41分），以前日庚辰為朏，得十四日既望癸巳，二十三日既死霸壬寅。原文“癸卯”當據馬承源先生之說，為“癸巳”之誤。是年六月己卯朔（5月22日10時52分），以次日戊寅為月首，於初吉亦可相合。
《晉侯蘇鍾》銘文達355字，系鐫刻而成，原器據高至喜先生研究，當鑄於江南[30]。李學勤先生云：“猜想編鐘的一部分原是他（指晉侯蘇—引者）追隨厲王作戰時的勝利品，因此將之配成全套，作為紀念。”[31]如此長篇的銘文，又系成器鐫刻，其誤字自當難免。“癸卯”之誤刻，已為諸家所指正，“卅”為“十”字之誤刻也無不可能。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史記》在西周晚期晉國紀年上有較大的誤差，研究《晉侯蘇鍾》者不應不查。
《周本紀》、《國語·周語·虢文公論籍禮》並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宣王三十九年當前789年。而《晉世家》云：“（穆侯）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年表》以晉穆侯七年當宣王二十三年，云：“以伐條生太子仇。”以晉穆侯十年當宣王二十六年，云：“以千畝戰生仇弟成師。”與三十九年異。
《後漢書·西羌傳》據《古本竹書紀年》云：“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為戎所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於汾濕，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後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其年戎圍犬丘，虜秦襄公之兄伯父。”
按：該引文年代必有誤字。《史記·秦本紀》：“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擊之，為戎人所虜。”秦襄公二年當幽王六年（前776年），而據此文則在幽王三年（前779年）。今按：戎人滅姜侯之邑必在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之後，而據引文則在宣王三十八年，與《周本紀》及《國語》不和。其後文年代又與《史記·秦本紀》不合，知此“後二年”當為“後五年”傳抄之誤。據此引文，王伐條戎則當在宣王三十六年（前792年），據上引文，伐條後三年千畝之戰，故知千畝之戰必在宣王三十九年，如是，則《古本竹書紀年》與《史記》、《國語》相合。據上文引《晉世家》及《年表》，知晉穆侯十年千畝之戰應當在宣王三十九年，而《年表》誤置於宣王二十六年。故晉穆侯元年應當在宣王三十年（前798年），較《史記》遲十三年，從而晉獻侯應多在位十三年，即在位二十四年，而並非《史記》所云十一年，晉獻侯最後一年公元前799年正在前814—797年範圍之內。
周武王克商之年的確立
《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有詳盡篇幅論述對武王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046年的確定依據，但是其中疏漏了幾條重要證據：《魯世家》魯公紀年、周文王三十五年月蝕和五星相聚，美國學者班大為根據五星相聚得出同樣的結論，而筆者早在1995年8月寫成的《西周紀年考》中就已經運用了頭兩條證據以及歲在鶉火、《武成》曆日確定武王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046年，並對五星相聚之說溯本求源，確定其偽造性。現將夏商周斷代工程所未使用到的重要論據分述如下：
《史記·魯世家》除首代魯君伯禽在位年數失載外，其餘均有年紀可查。又，伯禽以下魯、周年代基本相當，因此，還《魯世家》之本貌，系考訂武王克商之年關鍵之所在。
魯公在位年數諸書對照表
| 魯公 | 《魯世家》 | 《十二諸侯年表》 | 《三統曆·世經》 | 《帝王世紀》 | 《通鑑外紀》 |
| 伯禽 | 46 | 46 | 46 | ||
| 考公 | 4 | 4 | 4 | 4 | |
| 煬公 | 6 | 60 | 6 | 60 | |
| 幽公 | 14 | 14 | 14 | 14 | |
| 魏公 | 50 | 50 | 50 | 50 | |
| 厲公 | 37 | 37 | 37 | 37 | |
| 獻公 | 32 | 50 | 32[32] | 50 | |
| 真公 | 30 | 30 | 30 | 30 | 30 |
| 武公 | 9 | 10 | 2 | 9 | 2 |
| 懿公 | 9 | 9 | 9 | 9 | 9 |
| 伯御 | 11 | 11 | 11 | 11 | 11 |
| 孝公 | 27 | 27 | 27 | 27 | 27 |
| 惠公 | 46 | 46 | 46 | 46 | 46 |
| 總年 | 275 | 386 | 321 | 386 |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雲“共和元年，當魯真公十五年或十四年。”其採用十五年說；而《魯世家》云：“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其採用十四年說。《年表》與《魯世家》真公在位年數皆為三十年，但在武公年數上又互異，《年表》武公年數比《魯世家》多了一年，這樣《年表》與《魯世家》才相符合。
按《年表》所列真公年數雖為三十，但實際上減少了真公年數一年。依《魯世家》真公十四年當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年表》舍十四年說而用十五年，而在位年數仍與《魯世家》同，實際相當於減少了魯真公一年，為彌補這一錯誤，《年表》將這一年加入了武公的年數中，以至有這一自相矛盾之處。
以真公十四年當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上推，各魯君在位年數皆依《魯世家》，得：魯真公元年當公元前854年，魯獻公在位三十二年，元年當公元前886年；魯厲公在位三十七年，元年當公元前923年；魯魏公在位五十年，元年當公元前973年；魯幽公在位十四年，元年當公元前987年，魯煬公在位六年，元年當公元前993年；魯考公在位四年，元年當公元前 997年。
首代伯禽，《史記》失載在位年數。劉歆《三統曆·世經》云：“魯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33]皇甫謐《帝王世紀》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34]故伯禽在位四十六年，推得元年在公元前1043年。
據《魯世家》:“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叛，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並興反。於是伯禽率是伐之於 ，作《 誓》。”《 誓》即《尚書·費誓》，《尚書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尚書·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為證。
故伯禽即位當在成王初立之時，管、蔡、淮夷反叛之前。據《逸周書·作雒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周公立，相天子。……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今本竹書紀年》同系武王卒於十二月。而周公攝政，伯禽受封於魯，並當在此月，故伯禽即位實當周武王之末年[35]，周成王元年在伯禽二年公元前1042年。
[美]倪德衛[36]、[美]夏含夷[37]、周法高[38]、趙光賢[39]等分別採取不同方法和途徑，確定武王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045年，其中周法高、趙光賢根據歷譜推算，周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與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推算相同。
據《尚書·金滕》，武王在“既克商二年”的某日得病，經周公祈告，次日即病癒，下文又說武王死後，國中發生“管蔡之亂”，未標明紀年，因此後世學者對武王克商後的在位年數有爭議，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
[1]一年：《逸周書作雒解》
[2]二年/三年：《尚書·金滕》作“既克商二年”，《史記周本紀》作“即克殷後二年”，《史記封禪書》、《魯世家》作“克殷二年”。《孔傳》、《資治通鑑外紀》並以為“既克商二年”為伐紂次年，也就是說武王克商起在位二年。但始自王國維氏，以為伐紂後兩年，即武王克商後在位三年，以後郭沫若氏、李仲操氏諸學者多從之。
[3]四年：東漢鄭玄《詩譜·豳風譜》。又，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引日本高山寺《周本紀》鈔本，武王於克商後二年病，又“後二年而崩”，與鄭說相合。夏商周斷代工程根據天象取此說，確定克商年為公元前1046年。
[4]六年：《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帝王世紀》
[5]七年：《逸周書明堂解》、《管子小問》、《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
[6]七年/八年：《管子七主七臣》“克殷七年”，《漢書律曆志》引《三統曆世經》“克殷後七年”。如上所訓，可為七年或八年之解。
主要天象資料除《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專題研究的《國語·周語·景王問鐘律》：“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以外還有丙子月蝕、彗星、五星聚於房等，這些天象都存在很大爭議，現僅對丙子月蝕加以討論。
《逸周書·小開》載：“唯，三十又五祀，正月丙子拜望，王念曰： 食無時，妍後嗣謀……”如果認為這是周文王三十五祀正月望日丙子發生的一次月蝕,據《中國天文學史·第二章·四》，該月蝕發生在公元前1065年3月13日望日丙子零晨1時4分至4時57分，食甚3小時53分。故知周文王三十五年當公元前1065年，周文王元年當前1099年。
附按：由西北大學黃懷信教授主持研究的文獻可信性專題，認為這不是一條月蝕紀錄，但是這一條紀錄，如果是月蝕，它的時間恰好確證了武王克商之年在前1046年。所以黃懷信教授對文獻的斷句與訓讀仍然值得商榷。
《尚書·多士》、《史記·周本紀》雲周文王在位五十年[21]。故知周武王元年當在公元前1049年。周文王受西伯之命，至於武王崩葬，此間曾使用周受命紀年。據《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又《史記·伯夷叔齊列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周武王伐紂，攜文王木主出征，觀兵於孟津，伯夷、叔齊又當面指責武王“父死不葬”， 怎能有死後九年或十一年還未安葬之理？所以這絕不可能是武王即位之後九年或十一年時所發生的事。從武王先後兩次伐紂，第一次僅至孟津而還，兩年之後第二次方克殷。則觀兵孟津之時，當在文王三年喪期之內，故云：“父死不葬”。只有使用受命紀年，以文王崩後兩年觀兵於孟津（在三年守喪之期內），又兩年即武王四年克殷，這樣才能做出合理的解釋。 關於周文王受命的年數：
《尚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周本紀》：“斷虞芮之訟，為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邗；明年伐崇後虎；明年西伯崩。”並以為周文王受命七年而崩。由下文可知，伐犬夷當在受命四年，《史記》年序誤。
《周本紀》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鹹會。曰：‘孽孽無怠！’武王乃作《太誓》。”下文雲二月甲子克商，不書年份，似十二年。而《魯世家》：“武王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史記·齊世家》：“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又均繫於十一年。甲子當在二月，戊午在甲子前六日，知“十二月”當為“二月”之誤。而所云“正月甲子”，系使用殷正，以建醜之月為歲首，故云“正月甲子”。由此知《史記》實以十一年克商。其十一年，正是文王受命之後的七年和武王伐紂時四年的總和。《世經》引孔安國《尚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作《太誓》。”今本偽《尚書·泰誓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世經》：“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蓋劉歆為合《三統曆》而妄改。查《周本紀》所引古文《太誓》之文，不見於今本偽古文《尚書》，應為《太誓》原文。根據文意及《史記》，《太誓》分明是武王克商之前在孟津大會諸侯時的作品，劉歆以其為觀兵時所作，而將武王克商繫於十三年，顯誤。賈逵、馬融、王肅、韋昭均未見原本古文《太誓》及《書序》，因而皆同劉歆之說。此後，晚出的偽孔傳《古文尚書》云：“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由於此後偽《古文尚書》的地位，所以九年之說長期占主導地位。這是研究武王克商年代不得不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資治通鑑外紀》卷二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尚書大傳》雲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鄭玄云：“犬夷，混夷也。”《詩經·小雅·採薇》：“混夷 矣。四年伐之，南仲一行，並平二寇。”蓋指文王受命四年伐混（昆）夷之事。混夷之名，《尚書大傳》作“犬夷”，《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正義引《尚書大傳》作“畎夷”，《周本紀》作“犬戎”，《帝王世紀》及《今本竹書紀年》作“昆夷”，《詩經》作“混夷”，均是同一國。周文王受命之年當從《尚書大傳》及《周本紀》為受命七年而崩。故受命元年當周文王四十五年（公元前1055年），受命四年當周文王四十八年公元前1052年，查張培瑜先生《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是年正月丁丑朔（前1052年1月4日），丙子為丁丑前一日，完全可合，進而證明文王受命七年而崩。
《逸周書世俘解》云：“二月既生霸，越五日甲子，朝至於商，則鹹劉商王紂。”此記載武王伐紂在甲子日克商亦見於銘文記載。《利簋》：“武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聞，夙時克商。”證明史載無誤。《世經》引《尚書·武成》：“（十三祀）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於徵伐紂。”“粵若來（三）[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鹹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 周廟。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
由“翌日辛亥……粵五日乙卯”辛亥至乙卯恰為五日，知“粵……日”包括起止兩日在內。
按：“粵若來三月”當為二月。從一月壬辰至於甲子，中間只有33天，既死霸在月之下旬，故知甲子不可能到三月。劉歆《三統曆》不察，為能將甲子排入三月，強在二月之後加入閏月，然當時採用年終置閏之法已早有定論，故知此二月必誤。今查《世俘解》：“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又《國語·周語》：“王以二月亥夜陳”，《周本紀》：“二月甲子昧爽，王朝步至於商郊牧野。”並系甲子於二月，故知此“三月”當為“二月”之誤。由此可得二月既死霸庚申，查證張培瑜先生《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可與公元前1046年實際天象相符。
成、康、昭、穆、共五代年代
根據《古本竹書紀年》周昭王在位十九年，李學勤先生考訂《靜方鼎》、《中方鼎》（二）、作冊令簋、令方尊、方彝諸器曆日，確定了周昭王十九年當公元前997年，後又修正為公元前977年（十九年置七閏之後，曆日基本重複）。這樣周昭王元年在公元前995年，周穆王元年在公元前976年。
根據《史記周本紀》周穆王在位五十五年。《鮮簋》：“惟王卅又四祀，惟五月既望戊午”，李學勤先生確定在周穆王卅又四年。
由《十五年（走昔）曹鼎》確定了周共王在位至少十五年，《二十七年衛簋》雖然和共王時期的《五祀衛鼎》、《九年衛鼎》一同出土，均系裘衛所作，但被認為曆日與前兩器不和，所以歸屬到周穆王時代。根據周穆王元年在公元前976年、在位五十五年，得到周共王元年在公元前922年，下距周懿王元年公元前899年凡23年，是周共王在位之年。
現在，就剩下周成王和周康王了。根據《小盂鼎》銘文周康王至少在位二十五年，雖然所有史籍都記載周康王在位二十六年，但是，斷代工程還是確定了周康王在位二十五年。主要原因是根據《漢書律曆志》引古文《尚書畢命》“唯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被認為是`BC1009年六月丙寅朔，初五日庚午。這樣周康王元年被確定在公元前1020年，上距斷代工程所確定的成王元年22年，是成王在位之年。但是初五日才見新月初出卻與實際相差過大，《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也承認“認識朔以前，當以朏為月首，朏指新月初見，一般在初二、初三”。
現在，我們來回顧一下，所有的史書，包括《今本竹書紀年》在內，在對於周成王（37年）和周康王（26年）的年數上表現出了驚人的一致性。《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古本竹書紀年》，自周受命，至於穆王，凡百年。夏商周斷代工程這樣的結論顯然有悖於此，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從周滅商（公元前1046年）至周穆王元年（公元前976年），只有七十年，如果受命是指周文王受命為西伯而不是周武王滅商繼承大統的話，也只有八十年。那么，如果我們對周初的年代全部使用古書的記錄呢？周文王受命九年（因為《古本竹書紀年》整理者杜佑、束皙時代受劉歆《三統曆》、皇甫謐《帝王世紀》影響的結果）、武王四年克商、克商後六年卒（含克商之年，根據《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一共剛好一百年。斷代工程的結論完全背離了這一大的方向，連比較接近的數字也沒得到。 我們無法接受夏商周年表中周初的年代，至少在周成王、周康王在位的年數簡直是隨意修改。
那么，比較合理的武王、成王、康王在位的年數是多少呢？我們可以從對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壽數上進行估算。
《初學記》卷七引《古本竹書紀年》周昭王在位十九年，《資治通鑑外紀》引《帝王世紀》周昭王壽三十五歲，則周昭王即位元年年十七歲；《史記周本紀》周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即位春秋已五十，如果這樣從周穆王元年上推四十九年，當周成王之時，此時周昭王尚未出生，知道周昭王的年齡被低估。 如果根據《史記周本紀》周穆王即位年五十，則死時壽一百零五歲，這么高的年齡實數罕見。孔安國雲周穆王即位年過四十，這恐怕比《史記》更可靠一些。《尚書呂刑》周穆王自稱年已“耄耋”，看來他壽九十多歲還是可能的。
如果周穆王即位年齡在四十歲以上，那么周昭王就應該至少壽六十歲。現在我們再來看周成王，成書於東漢的《孔子家語》、蜀漢譙周《五經然否論》、《資治通鑑外紀》並雲周成王十三歲即位，東漢許慎《五經異議》以為周成王十四歲即位，從《尚書》、《逸周書》、《史記》諸書周武王死後成王尚未成年、周公攝政，七年之後還政成王來看，這一個年齡應該是可靠的，即是由二十歲成王成年開始親政上推七年得出。 《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資治通鑑外紀》並雲周康王在位二十六年，壽五十七歲，這一年齡應該於史實較近。如果根據斷代工程夏商周年表周成王在位二十二年，那么周成王死的時候三十五歲，則周成王死、康王即位之年康王年三十一歲，豈非周成王三、四歲就要生周康王耶？由是知這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的一大嚴重錯誤。根據諸書周成王在位（通周公攝政）三十七年，這樣，周成王死時年五十，則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否則，就要否定周康王的壽數，以周康王生於成王二十一歲（成王二十歲始親政）計算，根據夏商周年表，其即位年十五歲，壽四十歲。周昭王以康王二十歲生，二十歲即位，則壽三十九歲，如此，周昭王死、周穆王即位之年豈能有四十歲，反倒比其父還要大一歲的道理？所以夏商周斷代工程在這一年代上一定有嚴重錯誤。 如果周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周康王在位二十六年，我們再來估計一下。周成王十三歲即位，壽五十歲。周成王二十歲生周康王，周康王三十一歲即位，壽五十七歲。根據周禮天子十四歲行冠禮視為成人，所以實際上在周公完善周禮以後，周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的年歲都應該早於二十歲。所以我們可以用十八歲這個年齡估算，如果周康王十八歲的時候生周昭王，則周昭王即位年四十，在位十九年，壽五十九歲。如果周昭王十八歲生周穆王，則周穆王即位年四十二歲，正與孔安國之說相符合。如果生子的年齡還可以在小一點年齡的話，周穆王甚至即位的時候的年齡也可以符合《史記周本紀》所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為止，沒有出土任何穆王時期有三十四年以上紀年的青銅器，而且也沒有整個西周時期四十年以上紀年的青銅器，如果周穆王真的在位五十五年，那么在西周最鼎盛的周穆王時期長達二十一年裡，絕對不應該沒有任何線索。因此，我們有理由懷疑周穆王只在位三十五年，而不是《史記》中的五十五年。筆者將另文根據銘文曆日推求周穆王以及西周中期諸王的年代。
盤庚、小辛、小乙
武丁以上，至於盤庚遷殷，其間有盤庚、小辛、小乙三代。
《史記·殷本紀》正義引《古本竹書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七百七十三年”不同版本有異：明嘉靖四年汪諒刻本、碧群樓藏明嘉靖王延喆刊本及清武英殿刻本皆作“七百七十三年”，武昌書局翻王延喆刻本、日本瀧川本改作“二百七十三年”，自武王克商之年前1046年，上推二百七十三年（含克商之年），得盤庚遷殷之年為公元前1318年。金陵書局本根據《今本竹書紀年》改作“二百五十三年”，夏商周斷代工程即本於此。考慮到武丁以上之盤庚遷殷的年數不宜過長，這種所法還是可以接受的。
（1）據《太平御覽》引《史記》、《皇極經世》諸書，盤庚在位二十八年、小辛在位二十一年，小乙在位二十八年，三代總年數為七十七年。以武丁元年在前1259年上推，得盤庚元年在前1336年，盤庚十九年遷殷。
（2）小乙在位年數取《通鑑外紀》在位二十一年，盤庚、小辛在位年數皆同上文所引，則三代總年數為七十年，以武丁元年在前1259年上推，得盤庚元年在前1329年，盤庚十二年遷殷。
按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人，《史記殷本紀》以為系南庚之子，根據卜辭系祖丁之子。《太平御覽》引《史記》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在位年數分別為三十二、二十九、十七、二十八、二十一、二十八，這樣祖丁、南庚堂兄弟（祖丁之父祖辛與南庚之父羌甲均系祖乙之子）一共在位六十一年，而下一代四人一共在位九十四年，兩代六王一共一百五十五年，這是根本不可能的。據《今本竹書紀年》祖丁在位九年，南庚在位六年，陽甲在位四年，盤庚在位二十八年，小辛在位三年，小乙在位十年，兩代六王一共六十年，這還是比較合理的。 根據斷代工程之夏商周年錶盤庚(遷殷後)、小辛、小乙從公元前1300~前1251，一共50年，這實際上是李學勤先生在《讀〈甲骨文日月食研究與武丁、殷商的可能年代〉》一文中估算的。
從武丁、祖庚、祖甲兩代三王一共一百零三年分析武丁即位時候年齡一定比較小，武丁之父小乙是陽甲兄弟四人中年紀最小、最後即位的，從武丁即位時候年齡比較小推測，小乙去世的時候年齡不能太大，顯然《太平御覽》引《史記》的陽甲兄弟四人九十四年將導致小乙至少九十五歲，於史實不能相符合。若據斷代工程之結論，陽甲兄弟四人一共要六十八年（遷殷後50年，遷殷前盤庚14年，陽甲4年左右）以上，小乙去世時年齡在七十歲，則武丁即位之時年齡要在四、五十歲，亦與史實不能相符，知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又一大嚴重錯誤。而《今本竹書紀年》的陽甲兄弟四人四十五年卻非常合適，這樣小乙去世時大約四十六歲，而武丁即位時的年齡約在二十歲左右。
自商亡之年公元前1046年上推253年，得盤庚遷殷之年在公元前1298年（斷代工程取約數為前1300年），下距我們得出的武丁元年前1259年凡三十九年。根據《今本竹書紀年》，盤庚在位二十八年、小辛在位三年、小乙在位十年，於是得到盤庚元年在公元前1300年，而遷殷在盤庚三年。
再來看一下C14測年數據，殷墟一期相當於盤庚至武丁早期，三家莊80ASJM1人骨ZK5586的C14測年數據為BP3030±35，樹輪曲線校正結果為BC1320—1260（76%），或者BC1370—1340（24%），白家墳東南M199人骨ZK5501的C14測年數據為BP 2920±35，樹輪曲線校正結果為BC1261—1239年，盤庚遷殷的年代正在此範圍之內。
盤庚以下殷商年表
| 王 名 | 夏商周年表在位年代（年數） | 修正後的在位年代（年數） |
| 1．盤庚 | BC1300—BC1273（28） | |
| BC1300遷殷 | BC1298遷殷 | |
| 2．小辛 | BC1272—BC1270（3） | |
| 3．小乙 | BC1269—BC1260（10） | |
| 4．武丁 | BC1250—BC1192（59） | BC1259—BC1201（59） |
| 5．祖庚 | BC1200—BC1190（11） | |
| 6．祖甲 | BC1189—BC1157（33） | |
| 7．廩辛 | BC1156—BC1153（4） | |
| 8．康丁 | BC1152—BC1145（8） | |
| 9．武乙 | BC1147—BC1113（35） | BC1144—BC1110（35） |
| 10．文丁 | BC1112—BC1102（11） | BC1109—BC1097（13） |
| 11．帝乙 | BC1101—BC1076（26） | BC1096—BC1076（21） |
| 12．帝辛 | BC1075—BC1046（30） | BC1075—BC1046（30） |
| 遷殷後總年 | BC1300—BC1046（255） | BC1298—BC1046（253） |
注釋
1． 張培瑜：《甲骨文日月食研究（提要）》，在“夏商周斷代工程與中國古代文明的探索”高級研討班上的報告；李學勤：《讀〈甲骨文日月食研究與武丁、殷商的可能年代〉》，《夏商周年代學札記》，第195—199頁，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
2． 裘錫圭：《關於卜辭中的“ ”“ ”等字》，《香港中文大學第二屆中國古文字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常玉芝：《“己未夕皿庚申月有食”解》，《殷都學刊》1997年第一期
3． 席澤宗：《天文學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的作用》，在“夏商周斷代工程與中國古代文明的探索”高級研討班上的報告；張培瑜：《甲骨文日月食研究（提要）》，在“夏商周斷代工程與中國古代文明的探索”高級研討班上的報告；李學勤：《讀〈甲骨文日月食研究與武丁、殷商的可能年代〉》，《夏商周年代學札記》，第195—199頁，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奧伯爾茲（Oppolzer）：《日月食典》（Canon der Finsternisse），Wien，1887，1962年Dover Publication重印，New York；德氏（H。H。Dubs）：《-1400至-1000年安陽和中國月食典》（Canon of Lunar Eclipses for Anyang and China，-1400 to –1000），HJAS，Vol，10，1947，162—78；張培瑜：《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大象出版社1998年第二版
4． 李學勤：《讀〈甲骨文日月食研究與武丁、殷商的可能年代〉》，《夏商周年代學札記》，第195—199頁，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
5． 李學勤：《讀〈甲骨文日月食研究與武丁、殷商的可能年代〉》，《夏商周年代學札記》，第195—199頁，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
6．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第426—427頁，中華書局，1988年
7． 李學勤：《讀〈甲骨文日月食研究與武丁、殷商的可能年代〉》，《夏商周年代學札記》，第195—199頁，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
8． 李學勤：《讀〈甲骨文日月食研究與武丁、殷商的可能年代〉》，《夏商周年代學札記》，第195—199頁，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
9． 陳夢家：《商殷與夏周的年代問題》，《歷史研究》1955年第二期；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第294—29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10． 李學勤：《寢孳方鼎和肆簋》，《中原文物》，1998年第四期
11． 李學勤：《寢孳方鼎和肆簋》，《中原文物》，1998年第四期
12． 林乾：《匈奴歷史年表》
13． 王氏高麗·金富軾：《三國史記》，日本出版配給株式會社，昭和十六年第三版
14． 于闐紀年，參見：
日本·羽溪了諦：《西域之佛教》，賀昌群譯，195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 張廣達、榮新江：《關於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載《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中華書局1982年 林梅村：《藏文古籍所述于闐王譜系迄始年代研究》，載《新疆社會科學》1985年第5期 巴桑旺堆：《藏文文獻中的若干古于闐史料》，載《敦煌學輯刊》1986年第1期 日本·井之口泰淳：《于闐語資料所記之尉遲王家的譜系和年代》，榮新江譯，載《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 哈密頓：《公元815—1001年于闐年號考》，榮新江譯，載《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 哈密：《815—1001年于闐王世系》，耿升譯，載《敦煌學輯刊》總第3期 張廣達、榮新江：《關於和田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相關問題》，載《東洋學報》69卷第1、2號 柔克義（W.W.Rockhill）編譯《于闐古史》（The Early History of Li Country[khotan]），The Life of The Buddha第八章 孟凡人：《漢魏于闐王統考》，載《西域研究》1993年第4期 孟凡人：《隋唐時期于闐王統考》，載《西域研究》1994年第2期 15． 筆者：《南詔、大理國國君即位當年改元考——兼考南詔、大理國紀年》，未刊印
16． [英]D.G.E·霍爾：《東南亞史》，商務印書館1982年
17． 參見[法]迦節編《越南歷朝世系》，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中華書局1957年
18． 曉辰：《重訂渤海紀年簡表及其說明》，載《北方文物》1997年第2期
19． 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第5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20． 李學勤：《論西周鄭的地望》，《夏商周年代學札記》，第40—47頁，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
21． 李學勤：《西周晚期金文曆日的歸納》，《夏商周年代學札記》，第224—229頁，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
22． 李仲操：《西周年代》，第75—76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
23． 筆者：《揭開〈帝王世紀〉一書二說之謎》，《西北史地》，1997年第四期
24． 《史記周本紀》索隱云：“若《汲冢紀年》則雲‘共伯和乾王位’”“言共伯攝王政，故云‘乾王位’也。”
25． 《史記周本紀》正義引《魯連子》云：“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餎子於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共伯復歸國於衛也。”
26． 馬承源：《晉侯穌編鐘》，《上海博物館館刊》第七期，1996年第一版
27． 李學勤：《晉侯蘇編鐘曆日的分析》，《夏商周年代學札記》，第157—161頁，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
28． “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辦公室：《晉侯蘇鍾筆談》，《文物》1997年第七期
29． 王占奎：《周宣王紀年與晉獻侯墓考辨》，《中國文物報》1996年7月7日
30． 馬承源：《晉侯穌編鐘》，《上海博物館館刊》第七期，1996年第一版
31． 李學勤：《晉侯穌編鐘的時、地、人》，《中國文物報》1996年12月1日
32． 據《魯世家》集解引徐廣引皇甫謐《帝王世紀》魯獻公在位三十六年。今按：《帝王世紀》本有二書，各有一套紀年系統。徐廣所因為以公元前1122年克殷之書，今所引為以公元前1056年克殷之書，據筆者所考，該書以魯獻公在位三十二年，詳見拙著《揭開〈帝王世紀〉一數二說之謎》，載《西北史地》1997年第四期。
33． 《漢書·律曆志》全文引錄，下文凡引《三統曆·世經》皆據此，不再註明。
34． 《魯世家》集解引徐廣引皇甫謐
35． 載王國維《觀堂別集》
36． [美]倪德衛（David S Nivison）：《西周之年曆》（The Dates of Western Zhou），《哈佛亞細亞研究學報》（Harvard Journal ofAsiatic Studies）43卷1983年第二期；《〈國語〉“武王伐殷”天象辨析》，《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
37． [美]夏含夷：《〈竹書紀年〉與武王克商的年代》，《文史》第三十八輯
38． 周法高：《西周年代新考》，《大陸雜誌》第六十八卷第五期1984年；《武王克商的年代問題》，台灣《中央圖書館館刊》19.2.28,1986年
39． 趙光賢：《武王克商與周初年代的再探索》，西安《人文雜誌》1987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