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7-1937.7），也稱作 -百科知識中文網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土地革命戰爭又稱“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革命戰爭，從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發動反革命政變開始，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結束。

發生時間:1927年8月1日～1928年6月

發生地點: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福建、江西、安徽、四川、河南、陝西、浙江、河北、山東等省廣大地區.

事件經過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7-1937.7），也稱作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這一時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深入開展土地革命，反對國民黨恐怖統治的內戰時期。國共合作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叛變了革命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代替了北洋軍閥，企圖撲滅革命，消滅共產黨，殘酷地鎮壓共產黨和革命民眾，黨組織遭到破壞，黨的活動被迫轉入地下。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沒有被國民黨的屠刀所嚇倒，繼續英勇地高舉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為了挽救革命，黨中央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1927年7月12日，黨中央政治局進行了改組，成立了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陳獨秀停職，作出了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等決定。1927年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了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統治的第一槍，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革命鬥爭的新階段，因此，8月1日被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誕生的節日。1927年8月7日，黨中央在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統治的總方針，批判和揭露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及其造成的嚴重後果。會議在大革命失敗後的關鍵時刻，為挽救黨和中國革命起到了重大作用。“八·七”會議，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於9月9日，領導了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起義後，毛澤東根據當時敵我形勢，主動放棄攻打長沙的計畫，轉向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地區，到達永新縣三灣村時，對部隊進行了改編，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決定將黨支部建在連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這就是我軍建軍史上有名的“三灣改編”。
10月到達井岡山地區，建立了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一部分部隊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紅軍創建，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開始了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偉大鬥爭。紅軍戰爭的勝利和根據地的發展，推動了農村土地革命的深入開展。紅軍所到之處，燃起了階級鬥爭的熊熊大火，到處呈現出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土地革命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極大地激發了廣大貧苦農民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有力地支援了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在創建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道路進行了探索。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毛澤東先後發表了《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毛澤東關於紅色政權的理論科學地揭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規律，科學地論證了中國紅色政權能夠存在和發展的原因、條件，以及工農武裝割據的基本內容，提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標誌著毛澤東思想開始形成。革命形勢得到很大發展，但是，從1927年11月至1934年底，黨內先後出現了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使革命力量遭受很大損失。特別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使黨在白區的黨組織和工作幾乎遭到百分之百的破壞和失敗，使已經取得了四次反圍剿勝利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在第五次反圍剿中遭致失敗。中央紅軍被迫於1934年10月開始了二萬五千里長征。
1935年1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歷史上著名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這次會議，是在革命最緊要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揮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越過草地，甩開了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在北上途中，還反對了張國濤的右傾分裂主義錯誤。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結束了紅一方面軍長征。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會師，標誌著歷時兩年的紅軍長征勝利結束，充分表明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是不可戰勝的，有力地推動了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長征一結束，就開始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在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全國抗日民主運動出現高漲。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向華北地區發動了新的進攻，何應欽同日本簽訂了《何梅協定》，日本加緊策劃“華北五省自治”，妄圖製造第二個“滿洲國”，達到吞併華北的目的。國民黨政府仍然堅持其賣國、內戰、反共的政策，對日寇的侵略步步退讓。全國要求抗日的呼聲不斷高漲，根據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
全國抗日民主運動迅速高漲，1935年12月9日，爆發了“12.9”運動，很快得到上海、南京、武漢、天津等全國各地的回響。中國革命又走向了新的高潮。1935年12月，黨中央召開了“瓦窯堡會議”，批判了黨內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策略。會後，中國共產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了大量艱苦、複雜的鬥爭。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西安事變”，黨中央提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問題的方針，迫使蔣介石接受聯共抗日的主張。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對推動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團結抗日，起到了重大的歷史作用，成為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1937年2月15日，國民黨召開了五屆三中全會，開始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通過了一項接受國共合作的決議。至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內容檔案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國民革命軍2萬餘人舉行南昌起義（詳見條目“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大大震撼了國民黨反動派。　8月3日，中共中央制訂《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要求在農民運動發達的湖南、湖北、廣東、江西4省，以農會為中心，團結廣大農民和各種社會力量，舉行暴動，以動搖軍閥政權，並爭取在湖南和廣東建立革命政權，實行上地革命。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八七”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強調：“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會議正式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把發動秋收起義作為當時的主要任務，確定派最積極、最堅強和富有鬥爭經驗的骨幹去各地組織農民舉行秋收起義。　在“八七”會議精神的指引下，各地中共組織領導農民、工人和部分革命士兵揭竿而起，武裝起義席捲湖南、湖北、四川、廣東、江西、河南、陝西、浙江、河北、山東等省，其中，最著名的是1927年9月11日毛澤東等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詳見條目“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接著舉行的起義主要有：湖北省鄂中鄂西起義（詳見條目“鄂中鄂西起義”），廣東省海陸豐起義（詳見條目“海陸豐起義”），廣東省瓊崖起義（詳見條目“海南島起義”），河南省確山起義（詳見條目“確山起義”），陝西省清澗起義（詳見條目“清澗起義”），湖北省黃麻起義（詳見條目“黃麻起義”）、鄂北起義（詳見條目“鄂北起義”），江西省贛西起義（詳見條目“贛西起義”）。此外，浙江省永康、河北省玉田、山東省陽穀等地也舉行多次規模不同的武裝起義。這些起義多數都在轟轟烈烈的民眾鬥爭的基礎上，創建了革命武裝，在中共地方組織的領導和民眾的支援下，開展游擊戰爭，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創建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經三灣改編，轉向井岡山，開闢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1927年冬，國民黨內部矛盾激化，李宗仁集團對唐生智集團、李濟深集團對張發奎集團的戰爭相繼爆發。全國各地中共組織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從1927年底到1928年6月，又在許多地區發動領導了武裝起義。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黃平、周文雍、葉劍英等領導的廣州起義（詳見條目“廣州起義”）。它與南昌起義、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並稱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三大起義”。其他比較著名的起義有：江西省弋橫起義（詳見條目“弋橫起義”），湖南省湘南起義（詳見條目“湘南起義”）、桑植起義（詳見條目“桑植起義”），江西省贛南起義（詳見條目“贛南起義”），福建省閩西起義（詳見條目“閩西起義”），陝西省渭華起義（詳見條目“渭華起義”），江蘇省通海如泰起義（詳見條目“通海如泰起義”）。在此之後，隨著土地革命戰爭的深入和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軍隊中工作的發展，又組織了多次起義。主要的有：湖南省平江起義（詳見條目“平江起義”），福建省崇安起義（詳見條目“崇安浦城起義”，四川省川東起義（詳見條目“川東起義”），河南省商南起義（詳見條目“商南起義”），安徽省六霍起義（詳見條目“六霍起義”），江西省吉安起義（詳見條目“吉安起義”），湖北省大冶起義（詳見條目“大冶陽新起義”），廣西省（今廣西壯族自治區）百色起義（詳見條目“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詳見條目“龍州起義”），江西省寧都起義（詳見條目“寧都起義”）等。這些起義，有的成為當地開展游擊戰爭的起點，有的直接壯大了紅軍的力量。

事件意義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起義有100多次，遍及14省140多縣（市），參加起義的工農民眾和革命士兵有數百萬人。這些起義，高舉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的旗幟，給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以有力的回擊。起義保存下來的武裝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的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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