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國富民窮國富民窮，是指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GDP的增長，是因為企業、個人、地方都在勒緊褲腰帶，才使國家變得更富了。相比之下，人民民眾手中財力拮据。我國的財政收入雖躍居世界第二，但是財政開支用之於民遠不到世界第二。對於大多數國家來說，財政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然而就從當前我國財政支出來看，收入是“取之於民”，但支出則沒有“用之於民”，雖然近幾年用在老百姓上、用於民生工程的財政多了，但是一個不可否認的現實就是我國的絕大部分財政收入是被各級政府和官員自身耗費掉、浪費掉，甚至是貪污進自己的口袋，僅三公消費一項差不多占國家財政收入的一成以上。民富才是真富，國富絕非真富，國家財政收入躍居世界第二對於老百姓來說絕非好訊息。即使當前我國還是開發中國家，社會財富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國家集中，但是至少必須有一套科學、公平、合理的制度保障國家、企業、老百姓收入分配，而且要保障財政要“用之於民”。
根據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分析：從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脹成分後，政府財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農民人均純收入才增1.2倍。不僅如此，政府除了財政收入，還掌握包括國企、公有土地和礦產資源，全國76％的資產財富。而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無地無產，中國幾乎所有最賺錢的行業都被政府壟斷著。正如陳志武說指出的那樣：“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
國富民窮的背景是中國稅收立法權與稅收使用權被政府壟斷，普通民眾的徵稅同意權與用稅決定權被剝奪，其根本原因是權力過分集中的政治體制。
現實問題
國富民窮2010年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總額或達8萬億。而一旦實現了這個數字，中國將緊隨美國之後成為全球第二大財政收入經濟體。2010年前五個月全國財政收入35470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362億元，增長30.8%，這一數字比去年前六個月的收入還要多2000億。
近幾年我國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已經遭到一些財經學者的擔憂，沒想到的是一夜之間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霸主美國。然而對於這樣一個世界第二的數字，雖說明國家富裕了，但作為一個納稅人，開心不起來、高興不起來，有的只是一絲擔憂和苦澀。
首先，雖然我國財政收入從數量上說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但從比例上說大約是美國的1/3，然而我國GDP總量僅相當於美國的1/5強。換言之，我國財政收入所占GDP的比例過高，實際上就是國富民窮的結果，是老百姓的繳納稅收過多的結果。
其次，我國當前財政收入躍居世界第二，高速增長不是依靠經濟的大發展，因為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已遠高於GDP的增長速度。實際上我國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主要是依靠高稅率，這對於進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高稅率帶動物價上漲，尤其是對於減輕中小企業負擔，促進企業長遠發展來說極為不利。財政收入與GDP的不均衡、不對稱，實際上反映了我國居民稅收負擔過重，社會財富主要集中在政府，而非藏於民間。
再次，當前我國的高速增長的財政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是通過掠奪人民的土地財富實現的，實際上就是依靠掠奪人民財富而富裕，在目前全國土地財政已超過萬億元。尤其在兩稅制下，當前我國地方財政中，土地財政占有很大比例，甚至已經超過預算收入，而且不管是土地財政的比例，還是土地財政總額都在快速增長。這不僅不利於人民財富的增長，而且極易引起社會不穩定因素，激化社會矛盾，同時進一步推動房價高速增長。
最後，我國的財政收入雖躍居世界第二，但是財政開支用之於民遠不到世界第二。對於大多數國家來說，財政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然而就從當前我國財政支出來看，收入是“取之於民”，但支出則沒有“用之於民”，雖然近幾年用在老百姓上、用於民生工程的財政多了，但是一個不可否認的現實就是我國的絕大部分財政收入是被各級政府和官員自身耗費掉、浪費掉，甚至是貪污進自己的口袋，僅三公消費一項差不多占國家財政收入的一成以上。
俗話說，民富才是真富，國富絕非真富，國家財政收入躍居世界第二對於老百姓來說絕非好訊息。即使當前我國還是開發中國家，社會財富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國家集中，但是至少必須有一套科學、公平、合理的制度保障國家、企業、老百姓收入分配，而且要保障財政要“用之於民”。
稅收飆升
國富民窮十幾年來，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GDP的增長，是因為企業、個人、地方都在勒緊褲腰帶，才使國家變得更富了。隨後就有“分析人士”要求人們“正確理性看待中國的‘國富民窮’”，指出從相對數來看，中國財政收入比重並未過高；通過轉移支付、加大民生投入可以推進“國富”向“民富”轉化，兩者並非此消彼長的關係；隨著經濟發展以及收入分配製度的完善，中國將實現“國民共富”。
實際上，近些年來，稅收增速是GDP增速的2-3倍，這是誰也否認不了的事實。當人們講“收入分配”的時候，這就是最巨觀、最客觀的收入分配。如果說人們的收入分配需要調整，那么這種國富民窮的分配格局，這種財富向政府傾斜，特別是向中央政府傾斜的趨勢，最值得率先調整。正是這種分配格局導致居民收入占比持續下降，導致內需變成了內虛，導致地方政府的財權和事權嚴重不匹配，地方政府被逼亂髮債務。這種分配格局是不可持續的，也是危險的。
稅收飆升本身就“不科學”，它導致北京這個政治中心同時成了財政收支中心。在這樣的財政體制下，各省不得不通過“駐京辦”在北京“跑部錢進”，嚴重滋生腐敗。更不科學的地方表現在，每年底，中央各部委都會或明或暗地“突擊花錢”；而每個省會城市功能類似，只是級別更低。
國富民窮不僅是不科學的財政體制的結果，它更會造成“不理性”的後果。我們知道，家庭和個人的選擇嚴格受到收入約束，不得不理性起來，量入為出；產權清晰的企業嚴格受到成本約束和競爭約束，也不得不理性起來，精打細算。這就是說：財富無論是在家庭還是在企業，其主體都很理性，資源利用的效率都很高。但更多的財富由公權力掌握，其使用過程會理性嗎？
預算公示制度和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千呼萬喚不出來。財政資金預算是軟約束，人大代表大部分看不懂預算報告。飆升的稅收則保證了這種軟約束無需得到糾正。在財政開支上，由於缺乏預算約束和有效監督，一些公共投資幾乎不進行投入產出核算，工程質量低劣——有個謎語，謎面是“中國的公路”，猜一個地名，謎底是江西的“永修”。國富民窮的財政分配體系導致中國的城市建設得像歐洲，農村建設得像非洲。政府採購往往是“只買貴的，不買對的”，等等。
稅收飆升的同時，社保、醫保和教育等公共福利投入的確有所增加。但是公共福利的分配原則就極不理性——它以公權力的掌握程度為享受標準，越窮的人得到的這種公共福利就越少。
國富民窮的分配格局最危險的地方在於，它最終將導向計畫經濟的回歸。這絕不是危言聳聽。當越來越多的資源為政府所掌握的時候，家庭和企業所能掌握的資源就越來越少，政府配置資源就是常態。而在缺乏應有約束的條件下，資源利用效率的下降就是必然結果。這不僅將導致整個社會對官本位的崇拜，還將影響到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
隱憂凸現
2010年6月末，有媒體報導稱，中國今年前五個月財政收入同比增速達到30.8％，2010年財政收入總額預計將達8萬億，有望緊隨美國成為全球第二大財政收入經濟體。雖然這些數據充分體現了中國經濟迅速恢復，邁入強勁增長軌道的好勢頭，但也凸顯了“國富民窮”的現況，因為在政府財政收入迅速增長的背後，是首五月消費稅增26%，個人所得稅增29%，營業稅增36%。
根據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分析：從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脹成分後，政府財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農民人均純收入才增1.2倍。不僅如此，政府除了財政收入，還掌握包括國企、公有土地和礦產資源，全國76％的資產財富。而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無地無產。
富士康的跳樓風波，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一個現實：中國作為廉價“世界工廠”將成為歷史，中國必須從外向型經濟轉為內需型經濟。
西方國家信奉凱恩斯主義，是“高工資，高消費，高投資”為特點的內需型模式。而中國則是用廉價勞動力去流血、去為世界打工、去補貼外國人，去片面追求GDP，忽視了環境、資源，忽視了本國的民生和福利。富士康事件赤裸裸地暴露了，我們數十萬的工人為蘋果、諾基亞等外資企業辛苦地賺大錢，卻無法享受有尊嚴的生活。而這些賺回的外匯，通過買外國債券送給外國人用，讓美國人過著快樂而揮霍的日子。
中國擁有太多的外匯儲備，已經被綁架。中國如果拋售美元資產，股市會下跌，外匯兌美元亦會應聲下跌，中國也會遭受損失。這也形成了中國只能買外匯，而不能賣的窘境，不得不用全民的錢去支撐美國的瘋狂消費。
當那些加拿大同學做世界經濟前景和未來投資意向的演講時，在印度和中國之間，他們幾乎都選擇印度。除了印度也是英語系國家之外，印度的科技、創新等也令人刮目相看。在這些未來商人的眼裡，印度擁有比較完善的科學基礎設施，擁有足夠的科技人才，保護環境、保障可持續性發展，總體投資環境良好。而中國僅靠著廉價勞動力，以破壞環境為代價進行著“極端化”發展。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優勢直接參與全球生產鏈分工的模式換來了前所未有的國家財富效應，但是，這種優勢是脆弱的。二戰後的日本依靠產品價格低，使經濟迅速恢復，但是日本並沒有滿足於生產廉價產品，反而以戰略眼光瞄準高科技產業。他們實行有力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方針，制訂切實可行的發展規劃；重視科技，大力發展教育，長期堅持智力投資，不斷改革教育體制，為現代化經濟的發展培養了大批優秀的技術工人和科技人才；日本企業也實行嚴格而靈活的科學管理制度，終於改變了日本依靠廉價勞動力發展低端產業的局面，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
沒有誰想承認自己是廉價“世界工廠”甚至“血汗工廠”。但現實是，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之所以吸引外商投資，主要是因為“低工資、低成本”。中國靠出口為基礎的經濟發展，以及城市居民越來越幸福的生活，靠的是那赤貧的9億農民，他們為世界製造業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廉價而且服從的勞力資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是在“剝削”他們。真正為“中國崛起”默默做貢獻的，是他們。
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如今以80後為主的農民工們，與他們那沉默的父輩已經大不一樣了，他們生活在網際網路時代，擁有更良好的教育和文化，對自己的權利有著更高的認識，對自己的生活環境有著更強烈的追求。他們不再希望辛苦賺幾年錢，回農村蓋個房子取個媳婦，他們希望改變自己的命運，留在大城市。而要實現這一夢想，需要更好的收入為基礎。
中國靠出口帶動了經濟的發展，但沒有一個已開發國家是靠外向型經濟發達的。如今，國家富裕了，可以考慮還富於民，鞏固中產階級，逐步轉型為內需型經濟。政府必須與廣大人民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收入分配的不公，以及經濟成長被少數特殊階層和壟斷企業、行業占據，也是為什麼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人均GDP不斷攀高，但貧窮問題仍然無法解決，民眾的幸福感不斷下降，大家為了住房、醫療等問題頭痛的主要原因。
除了城市人口，中國需要更多的消費人群。為了推動消費市場，增強勞動階層的消費力是必要的，同時，這也可以減少因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而產生的社會矛盾，可謂一舉兩得。
除了增強勞動階層的消費力之外，中國也必須進一步完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
總有人質疑說，中國人的傳統就是節約，而高儲蓄率也是亞洲經濟發展的一個特點。節約消費、高儲蓄率是中國試圖擺脫依靠大量出口和海外消費市場的外向型經濟模式，轉向依靠本國國內消費的內需型經濟模式的主要阻礙。中國人大量存儲的結果是，國內的消費大概只占GDP的35%，而美國國內消費貢獻了GDP的70%左右。
“節約悖論”理論是根據凱恩斯主義的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消費的變動會引起國民收入同方向變動，儲蓄的變動會引起國民收入反方向變動。但根據儲蓄變動引起國民收入反方向變動的理論，增加儲蓄會減少國民收入，使經濟衰退，是惡的；而減少儲蓄會增加國民收入，使經濟繁榮，是好的，這種矛盾被稱為“節約悖論”。
中國人的確喜歡存錢，但其背後則是因為近幾十年來執行的計畫生育政策，使中國人不能再依靠孩子來養老。而退休金和醫療保險又少的可憐，所以他們也不能依靠政府。高稅收下沒有得到高福利，經濟成長並沒有體現在普通百姓身上，這樣的富裕是虛假的。加拿大是高稅收國家，但大家並未抱怨，因為政府是公平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在加拿大，如果失業了，可以領到失業保險金；如果生病了，政府有免費醫療；退休了，有老年養老金；如果是低收入，還可以依賴社會保障金。這也是加拿大人喜歡消費、敢於消費的原因之一。
在中國，人們需要自己照顧自己，需要通過節約和存錢來確保他們的醫療費，來承擔孩子讀書的費用：所有的這些花費都來自於他們的個人儲蓄。
中國的社會保障網路不健全，使得中國的百姓不敢隨便花錢。一場重病可能花掉一個家庭所有的積蓄。只要這種情況不改變，普通百姓就會繼續把大筆錢存起來。如果是這樣，消費需求就會停滯不前，轉型成內需型消費模式的改革，也只能是換個口號，淪為換湯不換藥的只“改”而不“革”的偽改革。
破解對策
多年來，我國收入分配製度的演變有好的一面，也有惡化的一面。從好的方面看，應該說，社會收入的總水平還是提高了，民生財政也有了一定的進展。但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的大格局不僅沒有改變，而且還有惡化的趨勢。以基尼係數來說，最新的數字已在0.5以上，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基尼係數最高的國家之一，這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收入分配製度不合理的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國富民窮。分配製度改革的重點也應是再分配改革。導致國富民窮的根本原因是，權力過分集中的政治體制致使我國嚴重缺乏社會公眾對於財政收支的民主監督、民主參與和民主決策，特殊利益集團的遊說能力強大，“內部人”決策的公正性缺乏制度保障。缺乏公共財政制度的後果是國富民窮，它也只有通過建立公共財政制度才能被消除。
公共財政制度具有以下四個基本特徵：
一是民生性
民生財政包括財政收支兩方面。首先是財政收入要適度，特別是不能過多地取之於民。目前我國的稅費負擔之重已在世界上名列前茅。2008年，全國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為12.5萬億元，政府總收入也約為12.5萬億元，基本上是1：1，這個比例實在是太高了。按照國際標準，政府總收入至少應當減少50%。這樣實行還錢於民，總額可達6.25萬億元之巨。其次是財政收入要更多地用之於民。2008年，全國預算內財政性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就業、文化支出總計19665億元，僅占當年預算內財政總支出的31.4%;如果再加上更少用於民生的預算外收入(預算內、外收入之比也是1：1)，這個比例更會降到20%多。而在國際上，與我國處於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這個數字一般都在50%以上，已開發國家更是高達60%-70%。這就表明，我國的民生支出實在太少，其比重應當提高到50%以上。按2008年預算內收支計算，這就是應向民間返還1.25萬億元。如此少收多支，總計可向民間返還7.5萬億元之巨，相當於全國人民的實際收入水平立即提高60%多。若能如此，則國富民窮、內需不足、“新三座大山”等問題，即可迎刃而解。
二是公開性
公共財政就是公民財政，因而也是陽光財政。有公開性才能實現和保障民生財政。因此，今後幾年應當大力推進陽光財政。應該是能公開多少就公開多少，至少是把大部分預算內外收支明細儘快地公之於眾。
三是民主性
民主財政的核心是財政收支的決策權應該切實放到人大，執行權應該放到政府，司法權應該放到法院和檢察院，監督權也應該獨立於行政部門。這樣才能在制度上確保民生財政和陽光財政。在政治體制改革尚未到位的情況下，現階段則可用發展參與式民主的方法彌補之。也就是說，目前應當大幅度地開放和擴大社會公眾對於國民收入再分配改革的民主參與和民主監督，以廣泛民意的力量直接推動和保障真正公正的再分配改革。否則，以公平分配為目標的改革就有可能被少數人再次篡改為加劇分配不公的假改革。
四是法治性
法治財政的核心是財政收支都須依法進行，違法必究。這樣才能使公共財政的民生性、公開性、民主性得到切實保障。而人治財政的隨意性非常大，幾乎沒有任何法律(特別是刑法)約束，這就給財政領域的腐敗、特權和分配不公留下了很大的制度漏洞。所以我國也必須走法治財政這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