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調查
記者近日(2017年1月)在魯北農村採訪時,正好碰上在給兒子辦婚禮的老王,“所有費用算下來,兒子結婚花了二三十萬元。家裡拿不出這么多錢,只好找親戚朋友借了十來萬元。”老王說,訂婚時“萬里挑一”,花費1001元;結婚彩禮“三家一起發”,花費31800元;還買了一部十五六萬元的轎車,以及婚宴、金首飾、家電等花銷七八萬元。“兒媳婦還沒有要城裡的樓房,要不再有30萬元也打不住。”
陶元豐今年76歲,曾擔任村幹部40餘年。他告訴記者,除了特別有錢的戶,農村結婚幾乎沒有“不拉饑荒(不負債)”的,有些“饑荒”七八年也還不完,因婚致貧、因婚返貧現象在不少農村並不是極端個案而是較為普遍。
山東一個地級市文明辦調研發現,農村一場婚事辦下來,買房買車送彩禮擺宴席,得花20萬左右。按照當地去年農民人均純收入計算,相當於一個四口之家四五年的收入,很多家庭因此背上沉重債務,甚至因婚致貧。
此外,還有一些農民給親戚朋友結婚隨禮也不堪重負。“我一年純收入15000元左右,每年光紅白事‘份子錢’就要花去1萬餘元,大部分是結婚隨禮。”陶元豐說。
其中,一些貧困戶也不得不“隨行就市”,甚至借錢隨禮,使原本窘迫的家庭經濟狀況雪上加霜。魯南部分農村貧困戶告訴記者,雖然貧窮,但“臉面還是要的”,親戚朋友結婚不能不去,至多是“別人拿一千,我拿一百”。即便這樣,本就不多的收入一大半都交了“份子錢”,手頭不寬裕了還要借錢隨禮。
原因
社會學專家、前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周孝正認為,農村婚嫁成本過高,背後是農村男多女少的人口現實,“嫁娶資源”失衡,必然帶來對“稀少資源”身價的抬升。同時,也反映出部分農村貧困的現實,越是貧困地方的農民,越想通過索要“天價彩禮”一夜暴富。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社會學系教授王忠武說,農村高價結婚彩禮以及婚喪大操大辦,不僅是社會風氣問題,而且是影響農村社會總體穩定、阻礙農民徹底脫貧致富的重大問題。大量存在的農村離婚糾紛、民間借貸糾紛,始作俑者多為高價彩禮、大操大辦。另外,被婚禮嚴重透支的家庭經濟讓父母重新返貧,導致其在年邁體衰的境況下病無可醫、老無所養。
山東省臨沂市一項調查顯示,對於婚禮大操大辦,其實多數民眾表示自己並不情願,這樣做主要是怕被別人笑話、沒面子,實屬被不良習俗裹挾不得已而為之。其中,有79.7%的村民認為開展紅事移風易俗工作非常必要;81.5%的村民表示,如果政府抓紅事移風易俗工作願意從自家開始;10.5%的村民認為黨委政府抓這項工作不力。
如何遏制
不少專家認為,要想遏制部分農民“因婚致貧”“隨禮返貧”,還需要引導農民移風易俗,潛移默化地轉變思想意識,通過倡導新事新辦、健康婚禮、文明婚禮、節約婚禮、時尚婚禮,逐漸使新的婚姻風尚成為農村婚俗的主流。2016年,中央文明辦把山東列為全國農村移風易俗工作的兩個試點省份之一,整治紅事鋪張浪費就是其中的重要內容。隨後,山東廣大農村地區紛紛成立了“紅白理事會”,由農村德高望重的老人擔任會長和副會長,以村規民約的形式整治紅白事互相攀比、鋪張浪費的“不正之風”。
德州學院歷史與社會管理學院教授梁國楹等專家認為,廣大農村地區需要倡導“婚事新辦”,“新”指的是現代文明、莊重節儉的新型婚禮,量力而行、合理適度的消費理念等。同時,相關各方要“把好四關”,即村委會把好“開登記介紹信關”、民政部門把好“結婚登記關”、婚慶公司把好“婚慶服務契約關”、紅白理事會把好“婚禮舉辦關”。
王忠武說,針對彩禮數額標準等問題,不應簡單“一刀切”,還需廣泛徵求民意,多用“倡導”“反對”,少用“禁止”“處罰”,讓移風易俗過程成為凝聚共識的過程。在具體婚嫁過程中,基層政府可“提倡簡約定親,反對天價彩禮”“提倡自己家業自己創,反對超出家庭承受能力”“提倡新式婚禮,反對講排場比闊氣”“提倡禮輕情重,反對高額禮金”,逐步形成“婚事新辦”的良好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