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輯詩成經
據考證，《詩經》的成書過程，主要有以下三種說法：
1、王官采詩說。最早的記載出現於《左傳》。《孔叢子•巡狩篇》載：“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謠，以觀民風。”另外在《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戶而知天下。”周朝朝廷派出專門的使者在農閒時到全國各地採集民謠，由周朝史官匯集整理後給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當時的采詩官被稱為“行人”（見於《左傳》）。劉歆《與揚雄書》亦稱：“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
2、公卿獻詩說。當時天子為了“考其俗尚之美惡”，下令諸侯獻詩。《國語•周語》載：“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師箴，瞍賦，曚誦。”
3、孔子刪詩說。這種說法見於《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據說原有古詩三千篇，孔子根據禮義的標準編選了其中三百五篇，整理出了《詩經》。唐代孔穎達、宋代朱熹、清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對此說均持懷疑態度。《左傳》中記載孔子不到十歲時就有了定型的《詩經》，公元前544年魯樂工為吳公子季札所奏的風詩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論語•子罕》孔子曾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見也許孔子只是為《詩》正過樂而已。通常認為《詩經》為各諸侯國協助周朝朝廷採集，之後由史官和樂師編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參與了這個整理的過程。
二、避亂存詩
孔子將整理後的《詩經》傳授給子夏，子夏傳授給曾申，曾申傳授給李克，李克傳授給孟仲子，孟仲子傳授給根牟子，根牟子傳授給荀卿，荀卿傳授給毛亨。毛亨時代適逢秦始皇暴政時代。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一位朝廷的高官淳于越反對當時實行的“郡縣制”，要求根據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駁斥，並主張禁止“儒生”（讀書人）以古非今，以私學誹謗朝政。秦始皇採納李斯的建議，下令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對不屬於博士館的私藏《詩》、《書》等也限期交出燒毀；有敢談論《詩》、《書》的處死，稱讚過去的而議論現在政策的滅族；禁止私學，想學法令的人要以官吏為師。這種措施引起許多讀書人的不滿。第二年，許多方士（修煉功法煉丹的人）、儒生攻擊秦始皇。秦始皇派人調查，將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和儒生挖大坑活埋。史稱“焚書坑儒”。據《史記·儒林列傳》記載，“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
以講授《詩經》為生的毛亨深恐大禍臨頭，攜全家倉惶地從魯地北上，遠離塵囂，遁入武垣縣（今河間市，當初屬趙國的北部）定居，隱姓埋名。直到漢惠帝撤銷了“挾書律”，天下天平了，毛亨才敢光明正大地重新整理《詩經詁訓傳》，並親口傳授給毛萇。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三、獻王納賢
秦滅漢興，漢朝統治者總結了秦朝滅亡的教訓，大力倡導休養生息、勸棵農桑，破除了對法家的迷信，傾向儒學思想。
獻王劉德（?－前129年），漢朝宗室。漢景帝第三子，栗姬第二子。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3月）受封為河間（今河北河間縣一帶）王，國都樂成（今獻縣境內）。史稱劉德“有雅材”、“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漢景帝時吳楚等七國之亂、內宮儲位之爭，使獻王劉德感嘆儒道衰微、道德淪喪，於是在封地河間國內收集佚書、修興禮樂，以期通過匯集並研究儒家典籍來振興儒學。劉德每得一本好書，就令人抄寫一份送給原來的藏書主人，而將真本留下，並賜給獻書者金帛。於是，四面八方學問之士紛紛前來獻書，河間國收集的書籍經典與朝廷所收藏數量不相上下，且不乏精品、孤本。獻王劉德在河間封國內修建規模宏大的日華宮，內設二十餘處館舍，專以招待四方飽學之士。齊、魯、燕、趙、代、魏等地的儒者數百人聚集於此，夜以繼日地梳理、校勘收集來的儒家典籍。
獻王劉德當得知毛萇是能夠誦經解義的大賢，大喜過望，“禮聘再三”，請毛萇出山，封毛萇為博士，並在都城樂城東面建造日華宮（今泊頭市西嚴鋪），北面君子館村建招賢館，命毛萇在此講經，傳授弟子。因此，《詩經》才得以流傳下來。據《嘉靖河間府志》記載，當年毛萇講經的地方，被人們尊稱為“君子館”，就是今天河間詩經村西北三里處的君子館村。
當年講解《詩經》的主要有齊人轅固、魯人申培、燕人韓嬰、河間毛亨四家。齊、魯、韓三家武帝時已立學官，毛詩晚出，未得立。毛氏說詩，事實多聯繫《左傳》，訓詁多同於《爾雅》，稱為古文，其餘三家則稱為今文。其後三家詩亡，獨毛詩因家傳得大行於世。
毛公墓四、仙露覓蹤
在中國歷史中，朝代更迭和外族入侵造成戰事連綿，人民生靈塗炭，文化飽受摧殘。歷經千年，當年毛公講經的地方早已變成了一片廢墟。
最早發現君子館磚的當屬苗學植。據《畿輔通志》卷一百六十一記載：“河間縣西北三十里，有君子館故址。引《肅寧縣採訪冊》雲，縣治東南十里，有武垣郡城。邑優貢生苗學植，博學好古，謁毛公詞，得磚一枚，上刻‘君子’二字，古茂閒雅，漢隸體也。其後庠生劉溯，主講毛公祠畔，又得‘君子館’磚三。嗣是而得者。有‘君子大吉’，‘君子長生’字樣。楛此，則館與毛公祠，均應在武垣故城，當隸肅寧境。”
另據王樹枏“題君子館磚”詩序：“同治壬戌（1862年），河間毛公墓坏於雨。土人掘之，出磚門三。拆其頂，得君子磚數枚。旁砌者皆花文無字。光緒辛巳（1881年）馮明經持二枚來蓮池，一贈貴築師；一為鹽山劉穎侯所得。以漢建初尺度之，面徑一尺五寸弱；厚二寸治強，左側回文，背麻布文，與君子磚大小厚薄皆同，洵西京物也。穎侯屬題，因記顛末磚之左側，而並系以詩”（見李濬之《君子留真譜》）。
同治年間《畿輔通志》編修局設在保定蓮池書院課榮書舫。同治十一年（1872），肅寧知縣王君將君子館“君子長生”磚拓本送畿輔通志局。陳鼐（溧陽人）及編修們見字驚喜萬分，觸景生情，遂將“釣魚台”額易名為“君子長生館”。張之洞在北京建造的畿輔先哲祠，也因君子磚而設君子館。1894年春，清代官員黃膺以龍喜社主人身份，在京城君子館舉行宴會招待朝鮮朝貢使團，龍喜社成員與朝鮮尚書李正魯、朝鮮狀元李胄榮等人共賞君子磚摹本，吟誦唱和，追慕前賢。這次集會所作詩文結集成冊，君子磚也成為中國與朝韓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話。（文引自《君子磚淺識》）
五、君子磚館李濬之手摹君子長生磚圖樣
“君子長生”銘文磚後被劉位坦和劉銓福父子兩代收藏。據胡適先生《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記載：“十三回首葉的‘專祖齋’方印，是劉銓福家兩代的書齋，‘專祖’就是‘磚祖’，因為他家收藏有漢朝河間獻王宮裡的‘君子館磚’，所以他家住宅稱為‘君子館磚館’，又稱‘磚祖齋’。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六有一首記載劉銓福和他父親劉位坦的詩，有‘河間君子館磚館，廠肆孫公園後園’之句，葉氏自注說：劉寬夫先生名位坦，大興人，藏棄極富。……先生……因得河間獻王君子館磚，名其居曰君子館磚館，又曰磚祖齋。所居在後孫公園。其門帖云：‘君子館磚館，孫公園後園’。今其孫尚守舊宅，而藏書星散矣。
劉位坦和劉銓福父子死後，家財散，“君子長生”磚被張之洞之甥李濬之重金購得。1933年，李濬之在北平西城西小石作胡同六號購買一處宅院，從宣南廣安東里“墨耕園”移居於此，新宅堂號延用劉位坦後孫公園“君子館磚館”堂號，門聯上聯仍用劉位坦舊聯“君子館磚館”，下聯改為“文津街西街”。這段事跡成為民國期間的一段佳話。
六、君子留真李濬之編輯《君子留真譜》
李濬之收藏有“君子長生”和“君子”銘文磚各一塊。“君子長生”意為“以德配天，君子之德與世長生”。李濬之認為：“西漢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築君子館以延毛貫諸公作詩、訓詁。嘉道間，館磚出土，經苗、許、劉三家搜訪，各有墨拓徵題。阮文達公稱為漢磚之祖。今蒐集諸家磚拓、詩跋影寫彙輯。”李濬之於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編輯整理了《君子留真譜》一書。
《君子留真譜》一書由劉春霖題寫書名，收錄了漢磚拓片以及楊鍾義、苗學植、祁寯藻、何熙績、何紹基、張穆、黃爵滋、胡焯、端木國瑚、曾國藩、高繼珩、莫友芝、楊息柯、王樹枏等歌誦漢君子館磚的詩文。《君子留真譜》成為記述“君子館磚”比較翔實的文化史料。
君子館磚曾經是百年前士林的一座紀念碑，也是儒學文化的歷史信物；既是近代文士的精神象徵，也影響了那個時代的道德取向。
李濬之曾外孫韓罡謹識2018年7月12日參考文章及圖書：
1、李濬之輯《君子留真譜》；
2、韓罡、周文華合編《李響泉公全集》；
3、韓罡著《庶族的黃昏——見證中華傳統文化的沒落》；
4、《君子磚淺識》；
5、《河北省肅寧縣武垣古城的君子館日華宮毛公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