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傳
晚清梁啓超所撰。作於清光緒二十四年。
梁啓超生平傳記見於前篇。戊戌政變以後，清廷大肆緝捕維新派，並將譚嗣同、康廣仁、楊銳、楊深秀、劉光第、林旭等六人殘酷殺害，此六人史稱“戊戌六君子”。梁啓超感於此六人的慷慨犧牲，滿懷悲憤地寫成此書。
此書共分六篇，包括《康廣仁傳》、《楊深秀傳》、《楊銳傳》、《林旭傳》、《劉光第傳》以及《譚嗣同傳》。
相關條目
◇第一篇：《康廣仁傳》。
康廣仁名有溥，字廣仁，號幼博，又號大廣，是康有為的同胞弟弟。他自幼精明銳斷，事理分明。少年之時就絕意不以科舉進仕，他認為中國的衰弱，就是由於八股文錮塞人才所致，所以對此深惡痛絕。膠州旅順割讓之後，康有為上書痛哭議論國事，請求實行改革。康廣仁則認為，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在中國談改革，所有的政事變革，都只是第二步。如果要說第一步，那只有是改革科舉，廢除八股取士的制度，使全國的有識之士，都將這種頑固謬陋的八股之學丟掉，而去講求實用的真正學問。如能這樣，那么天下的人都會象盲人突然睜眼，認識到使一個國家強盛或衰弱的原因，從而激發起國人的愛國之心，人才也就自然產生了。
當八股鄉會考試廢除之後，康廣仁又與御史宋伯魯商議，抗疏請求廢除歲科試。那時天津閱兵廢立之事，漸有所聞，康廣仁勸其兄長康有為出京養晦，他指出：自古以來，從沒有一個主權不統一的國家能成就大事，如今皇上雖然聖明，可是他手中沒有治國之權，大權旁落於西太后之手。滿人猜忌，守舊大臣相互嫉妒，怎么可能成大事呢？此後果然大事不成。康廣仁的料事之明非他人所能及。戊戌政變後，康廣仁催促其兄長康有為出京，而自己卻留了下來。他對於生死非常達觀。在獄中也言笑自若，放聲高歌，神氣雍容，臨死前也不曾有絲毫改變。在殉難的六烈士中。康廣仁行事更勇猛，性行最篤執。他曾在澳門創立《知新報》，發明民政公理，在上海設立譯書局，翻譯日本書籍以開通民智。他的遺文所存不多，可是文中言辭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言人所不敢言，其膽識韜略可見一斑。◇第二篇：《楊深秀傳》。
楊深秀，字漪村，號■子。少年時聰穎敏銳。他博學強記，精通經史諸子，考據宏博，又能講宋明義理之學，以氣節自厲。光緒二十四年，初任山東道監察御史，正值俄國威脅割占旅順大連，他的第一疏就是談論國際大勢，請求政府聯合日本、英國來抵抗俄國，言辭非常肯切。當時京中的大臣都知道楊深秀有極深的舊學功底，卻不知道他也通達時務，洞見國運，由此眾人都十分佩服他。楊深秀與康廣仁的交情最為深厚，康廣仁堅持認為廢除八股制度是中國改革的頭等大事，並為此殫心竭慮，而楊深秀也上書皇帝請求變更文體。他提出，考試仍以四書五經命題，但文章中則應結合時事來論述，不能依舊繼承八股文的體式。
楊深秀的主張體現了其深謀遠慮：八股文的弊端在中國已經積累了幾千年，想一朝掃除，決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只能循序漸進，才有可能徹底根除八股制度。由於楊深秀提出了這些改革的措施，因而遭到了朝中大臣的嫉恨和排擠。楊深秀在此後又上書朝廷，請求選擇通才召見試用，把那些老弱庸愚之人全部罷免掉。此書一上，朝中的守舊大臣更對他恨之入骨。湖南巡撫陳寶箴力行新政，成效顯著，但湖南守舊黨卻與之為難，紛紛上書彈劾陳寶箴。朝中大臣唯有楊深秀一人為陳寶箴剖辯，陳寶箴因此才能得以重新施行新政。戊戌政變後，維新派被朝廷緝捕，京中人人恐慌，沒有人敢與清廷守舊黨相對抗。楊深秀卻不畏清廷之殘暴，毅然上書質問光緒皇帝被廢的原因，援引大義，切陳國難，要求慈禧太后撤簾歸政，因此而被捕入獄。在獄中寫成詩作十幾章，愴懷皇帝，憂念外患，那種忠誠的氣節，溢於言表。楊深秀為官清正廉潔，取與之間，一絲不苟。做御史時家裡仍然很窮，衣食有時都供應不上，只有靠詩文自給，雖然如此，卻不曾稍改其志。在京城住了二十年，惡衣惡食破車老馬，生活艱苦，對自己要求很嚴，高尚的氣節無與倫比，有古君子的風範。
◇第三篇：《楊銳傳》。
楊銳，字叔嶠，又字鈍叔。性情篤直嚴謹，不妄言亂語。楊銳是張之洞的學生，因其謹慎周全，張之洞很信任他。張之洞出任邊疆近二十年，而楊銳則在京城任職。張之洞的兒子也在京城，但京城裡的事，張不託付給其子而是託付給楊銳，可見此人極可信賴。楊銳性格耿直看重名節。自己未議和以後，他慷慨陳辭談論時事。當時康有為在京城，與楊銳來往密切。康有為與維新派志士倡議設立強學會，楊銳積極支持，而且出力很多。同年十月，守舊派大臣楊崇伊上書彈劾強學會，清廷於是下令封禁。強學會中的志士聯名抗爭。按慣例，凡聯名之書，其名交都按衙門排列先後順序。楊銳官居內閣，應當首署，而會中另有一人也官居內閣，於是爭先署名，最終楊銳還是署名第一。
這時強學會已經被封禁，京城中四散訊息，說要逮捕強學會的人，而楊銳仍然毫不畏懼，首先署名，率領眾人向清廷抗爭，可以說不畏強暴。此後，康有為又在京城設立保國會，楊銳與劉光第同為該會會員。同時，楊銳還自己創立了蜀學會，集資數萬，很快就在四川會館形成一定的規模。楊銳的這些舉動引起了朝中守舊大臣的嫉恨，加之被皇上任命為軍機章京，守舊派更與之勢不兩立。戊戌政變前夕，光緒皇帝召見楊銳，賜以衣帶詔，命康有為等人設法救護皇上。楊銳久居京師，對於朝局早已瞭然於心，而且常常聽說宮廷中的事情，知道二十年來的國運都斷送在慈禧太后手中，因而憤懣之情難以自抑，往往義氣形於詞色。由於楊銳早有對慈禧太后的不滿，因此接到皇上的詔書之後，立即與維新派諸人共謀護衛皇上的大策。由此在戊戌政變之後被逮捕入獄。楊銳平日待人接物沖淡平和，言談舉止溫和不躁，但遇到大事則重氣節，明大義，立身不苟，臨危授命，實在令人欽佩。
◇第四篇：《林旭傳》。
林旭，字暾谷，福建侯官人。兒童時代就聰穎絕倫，極有才氣，十幾歲時參加鄉試，成績位列全省第一。人們讀他的文章奧雅奇偉，沒有不驚服的。因此許多德高望重的長者學士都願與他結為忘年之交。乙未年清政府割讓遼東半島和台灣，林旭發憤上書，請求政府拒絕和議，意氣十分慷慨。後來官居內閣時，聽說康有為學識淵博，十分欽慕，於是拜康有為為師，受業於康。康有為認為，振厲士氣，是保衛國家的基礎。於是在京師先後創立粵學會、蜀學會、閩學會、浙學會、陝學會等。而林旭則是閩學會的領袖。創立保國會，林旭也出力甚多。榮祿想將他拉攏到自己身邊。戊戌年五月，榮祿到天津，於是招林旭入幕府。林旭向康有為請示，問是否可以就任此職。
康有為認為，如果能夠向榮祿闡明大義，開導其迷謬，消遏其陰謀，也是一件好事，於是林旭接受了榮祿的聘任。維新變法之時，光緒皇帝任命林旭與譚嗣同等人進入軍機處，參與新政。新政的十天當中，林旭所呈的奏章最多，頒布的上諭也大多採用他所擬定的奏章。光緒皇帝在戊戌政變之前，交給康有為、譚嗣同等人密詔。譚嗣同等人打算聯合袁世凱對抗慈禧太后，林旭卻認為此舉不當，並作了一首小詩交致譚嗣同：“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立恩。願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詩中暗指東漢何進之事。戊戌政變後，與譚嗣同等人一起被捕。臨斬前質問監斬吏自己罪名何在，神色自如，不曾稍變。
◇第五篇：《劉光第傳》。
劉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順縣人。性情端重敦篤，不苟言笑。志節凜然，治事精節。光緒二十年，因父親去世而辭官，教授鄉里，提倡實用之學。在京師做官時，閉門讀書，不與當時所謂的名人雅士來往。康有為創立保國會後，劉光第加入該會。維新變法之時，劉光第與譚嗣同等人任軍機章京，參與新政。譚嗣同認為，京師中的高潔篤行之士，很少有比得上劉光第的。按慣例，初入軍機處的人，內侍要向他索要賞錢，唯獨劉光第一人持正不給。禮親王生日祝壽，同僚都去拜壽，唯獨劉光第不去；軍機大臣裕祿升任禮部尚書，同僚都前去祝賀，唯獨劉光第不去。他還對人說：“時世艱難，我輩在朝為官，應當勤於政事，哪還有閒暇讒媚權貴呢？”其氣節嚴厲，可見一斑。戊戌變法後，劉光第被捕入獄，未經審訊。臨刑前嘆息道：“我輩一死，正氣將盡。”於是慷慨就義。
◇第六篇：《譚嗣同傳》。
譚嗣同，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省瀏陽縣人。幼年喪母，為父親所虐，備極孤孽苦，但從小就懷有大志。1884年，譚嗣同正好二十歲，他離開家庭，到新疆在巡撫劉錦棠幕府中任職。不久，劉因故離職，譚嗣同便離開了新疆，開始十年漫遊。從1885年以後的十年中，譚嗣同漫遊中國各地，足跡遍及大江南北、黃河上下，往來於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目的是為了“察視風土，物色豪傑”。同時，譚嗣同還研究了王夫之、黃宗羲的著作，探索西方傳入的“新學問”。1886年至1887年，譚嗣同將佛學、西學和王夫之、黃宗羲等人的思想，以及過去學到的儒家、墨家等學說，雜糅在一起，寫成《仁學》一書。在譚嗣同寫作《仁學》期間，維新運動正在各地開展起來，譚嗣同一面趕寫《仁學》，另一方面，他以更多的精力，關心和參與湖南省的維新運動。
1897年，唐才常等倡議在省城辦時務學堂，以培養精通中外的人才和更好地推動全省的維新運動。譚嗣同對這件事很讚賞和關心，積極促其實現。在時務學堂創辦的一年時間中，曾經培養了一批變法人才，有些人後來轉向了革命。在創辦期間，它是梁啓超、譚嗣同等人宣傳變法思想的重要場所。譚嗣同雖然始終未在裡面任職，在它創立後的一段時間裡，他也不在湖南，但他積極參與了學堂的創設，又在學堂里宣傳過變法。因此，他對於這個學堂的設立和活動，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
譚嗣同還倡議設立“南學會”，他作為“南學會”的中堅分子，具體參加了其他許多組織和學會的創立工作，對於湖南維新運動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維新變法之時，譚嗣同受詔入京，被授以四品官銜，任命在軍機處章京上行走，參與對新政的籌劃。這時，以慈禧太后、榮祿為首的反對變法的勢力，已經作好了準備，要借秋季去天津閱兵的機會，發動兵變，罷黜光緒，推翻一切新政。光緒帝和維新派知道這一訊息後，驚恐不安，積極籌劃對策，他們把希望寄托在當時掌握兵權的袁世凱身上。光緒皇帝發下密詔，說自己“位且不保”，要康有為等人趕緊設法相救。譚嗣同自告奮勇去說服袁世凱舉兵勤王，殺榮祿，包圍頤和園，他們把自己的命運、連同整個新政的命運都寄托在袁世凱身上。
1898年9月18日，譚嗣同夜訪袁世凱，拿出光緒的密詔給袁看，對他說：現在可以救皇上的只有你，你願意救他就救他。譚嗣同說到這裡，摸了摸自己的頸項，繼續說：如果不願意的話，請到頤和園報告西太后，殺了我，你可以升大官。袁世凱裝模作樣地說：你把我袁某當作什麼人，聖主是我們共戴的，保駕的責任你有、我也有。後來譚嗣同還說：對付榮祿怕不容易。袁世凱回答：皇上閱兵時只要在我的營里，那殺榮祿就象殺一條狗。最後，袁世凱表示，要先回天津調換幾個守舊的軍官，準備槍枝彈藥。
袁世凱騙過譚嗣同，回到天津後就向榮祿告密。榮祿得到密報後，向西太后告發。西太后發動政變，宣布“臨朝聽政”，軟禁光緒帝，一切新政都被推翻。維新派慘遭迫害，康、梁逃亡國外。譚嗣同拒絕出走，慷慨就義。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譚嗣同被捕後，在獄中只關了三天，他在獄中寫下這樣一首詩：“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譚嗣同、楊銳、林旭、楊深秀、劉光第、康廣仁等六人，以“大逆不道”的籠統罪名，被斬首於北京菜市口刑場。臨刑前，譚嗣同叫監斬官剛毅走過來，說“我有一言要對你說！”但剛毅不予理睬。譚嗣同口中念著“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而就刑，時三十四歲。
戊戌變法之後，梁啓超的著作概被禁毀，此書也當然不能例外。
